苏文忠公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又号东坡居士(按:世于东坡称号不一,如髯仙、长帽翁之类,诗家习称之。山谷诗“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赵德麟《侯鲭录》记之云:“谓东坡也。”同时与东坡往来诗,又有呼为“子平”者。文与可诗云:“子平谓我同所嗜,万里书之特相寄。”注云:诗中子平,即子瞻也),世又称长公(称其弟辙为少公),或谓大苏或谓二苏(按:老苏之长子景先早卒,见欧阳公《墓志》;黄山谷《避暑李氏园》有句云“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诗仙苏二来”,谓东坡也。山谷又私东坡为二丈云),世家眉山,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纱縠行私第,比长,修髯朗眉,背有黑子,若星斗状,七、八岁知读书,入乡校,奉道士张易简为师。

有自京师来者,以石守道《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文忠从旁窃窥,问:“诗中所云之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文忠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之,尽以相告,且曰:“韩、范、富、欧此四人者,人杰也。”比长,追忆此事,常云:“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数公矣。”

文忠生十年,父洵宦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问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母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文忠问曰:“轼若为滂,吾母亦许之否乎?”母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后汉书·党锢传》:范滂,字孟博,少属清节,为州里所服。建宁二年,大诛党人,滂临刑,其母就与之诀,滂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文忠亦奋励有当世志,母喜曰:“吾有子矣!”及出仕,早得谤誉,晚罹党禁,追念此言,能不感慨系之耶?

少与弟辙同师其父洵,兄弟间又互为师友,辙每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又曰:“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六十年中,仕隐语默,忧患欢愉,两人无不共喻相关,有如手足。尝与家氏兄弟并从学于西社刘微之,理宗所谓“西社同门友”者也。

仁宗嘉祐二年,文忠年二十二,春赴礼部试,仁宗笃于求士,进士诸科一举而获选者至千三百余人。士子习尚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时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痛抑新体,梅圣俞与其事,得文忠《刑赏忠厚之至论》以示修,修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门下士曾巩(字子固,南丰人)所为,因避嫌,抑置第二。后以春秋对义居第一,及殿试,与弟辙中进士乙科。仁宗读二人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欧阳公谓文忠必名世,且为书抵圣俞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已,久乃信服。)

登第后,自谓报亲之日方长,不意其年四月,遽遭武阳君程氏之丧。幸老苏公尚健,服除,侍父舟行出游,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二十有六,自荆州陆行至京。

授河南府福昌主簿,会朝廷求直言之士,欧阳公以文忠荐,天章阁待制杨畋亦荐之,上文忠文五十篇,遂入选,比答制策,复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知凤翔府者为中书舍人宋选,初意文忠文人,未历吏事,及见文忠判狱如流,乃愈重之。

治平(英宗年号)二年,转殿中丞,遂自凤翔还朝。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为宰相韩琦所止。未几,遭父丧,英宗亦即崩。

【批评】

《庆历圣德诗》者,石介颂仁宗登用富弼、贾昌朝、余靖、欧阳修、韩琦、范仲淹蔡襄、杜衍、王素、王拱宸十一人而作也。君明臣良,赓歌喜起,真盛世景象。其时既无报纸,乃一首新诗,已不胫而走,虽蜀道中冬烘村塾,亦已见之,与小学生口讲指画,津津乎有余味焉,宋之盛于斯为极矣。

韩、范、富、欧为时名臣,庐陵尤以文章重天下,草野小生皆知其名,宜也。乃以童年梦想之人,及乎壮岁,徒步上京拾取科第,一一结识之,使老成发后生可畏之叹,岂非人生第一得意事哉!

宋人王宗稷撰《东坡年表》,记其干支为“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因曲为之说云:“丙子、癸亥,水得东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东坡亦云:“退之以磨蝎为身宫,仆以磨蝎为命宫,生平多得谤誉,殆同病也!”星命之说,近于迷信,今故不取。

欧阳公与其子棐论文,因及东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及我也!”其推许至矣!公殁,文忠为铭其墓。

苏洵在京修《礼书》,东坡、子由二人均外任,念老苏左右无侍子,子由奏乞留京师养亲。老苏临死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心常耿耿,东坡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一门孝友如此,三苏之所以为三苏也,岂徒文章而已哉。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按:世间对于东坡的称号很多,比如髯仙、长帽翁之类,诗人习惯这样称呼他。黄庭坚的诗就说:“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赵德麟《侯鲭录》记载这句诗,解释说:“是说苏东坡先生。”同时代的人跟苏轼交往唱和的诗中又有称呼他为“子平”的。比如文与可的诗说:“子平谓我同所嗜,万里书之特相寄。”注解:诗中的子平,就是说的苏轼),世间又称呼他为苏长公(称他弟弟为苏少公),有的称他为大苏或者二苏(按:苏洵的长子苏景先早早去世,记载于欧阳修的《苏洵墓志铭》;黄庭坚的《避暑李氏园》有诗句说“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诗仙苏二来”,就说的苏东坡了。苏轼又私下被黄庭坚称为二丈),世代居住眉山,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苏轼出生于纱縠行私人府邸,成年后,留着大胡子,眉毛清朗,背后有黑痣,就像北斗七星,七八岁就会读书,进入乡间学校,拜道士张易简为师。

有从京城归来的人,将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拿给乡先生看,小苏轼从旁边偷看,问道:“诗里面讲的十一个人是什么人呀?”先生道:“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小苏轼说:“这若是天上的人呢,我自然不敢过问;如果也是人的话,为何不能让我知道呢?”先生认为小苏轼很特别,便全部告诉他,而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世间的杰出人物。”等到苏轼长大以后,回想当年这件事,常常说:“当时虽然不是十分了然师傅的话,可是已经默默记住了这几位先生了!”

苏轼到十岁上,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问苏轼关于古今成功失败的教训,总是能讲出大概。母亲曾经读《东汉史·范滂传》,感慨叹息,小苏轼问:“儿子如果做范滂,母亲大人也会允许我这样做吗?”母亲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做不得范滂母亲吗?”(《后汉书·党锢传》记载:“范滂字孟博,少年时代就有高尚品节,被州里所敬服。建宁二年,朝廷大肆诛杀党人,范滂临刑前,他母亲前来跟他诀别,范滂说:‘希望母亲大人割舍不能忍心的慈爱之恩,切勿增添悲感和哀戚。’母亲说:‘你如今能和李固、杜乔齐名天下,就算死了又有什么遗憾!既然有了美好名声,又想求取长寿,怎么可以鱼掌兼得呢?’范滂跪下听母亲的教导,拜了两拜,跟母亲作别。”)苏轼也奋发自励,要在世上做一番大事业,母亲欢喜地说:“我儿子有出息啊!”等到后来苏轼步入仕途,早年遭受各种毁谤,晚年遇到党禁的祸患,回想当年这段话,怎么能不对之感概万千呢?

少年时和弟弟苏辙一起师从他们的父亲苏洵,兄弟两个既是朋友,又互相为师傅,苏辙常常说:“哥哥子瞻读书,有的心得跟别人讲,有的心得不跟别人讲,可是都跟我讲,而且说我懂得他。”苏辙又说:“子瞻爱护我时就是哥哥,教诲我时就是师傅。”兄弟二人在六十年里,无论做官隐居、发言或缄默、忧患和欢乐,没有不是息息相关的,就像是一人的手和脚那样关系密切。他俩曾经跟家氏兄弟一起从学于西社的刘微之,这就是宋理宗所说的“西社同门友”了。

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年22岁,春天赶赴礼部科考。仁宗皇帝求才心切,进士等科一次及第的人数多达1300多人。士人素习崇尚奇险、怪癖、生涩的文风,号称“太学体”。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贡举,对新出的“太学体”大加贬抑,梅圣俞也参与改卷,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喜出望外,认为作者是个很特别的学生,想将他列为众多举子的的魁首,又疑心是门下的学生曾巩(字子固,是南丰人)所作,因此为了避嫌,委屈放在第二名。后来苏轼参加春秋对义又获得第一名,等到殿试,与弟弟苏辙二人双双高中进士乙科。仁宗皇帝读到兄弟二人的制策,退朝回到后宫跟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谋得两个宰相!”(欧阳修说苏轼一定能知名于当世,而且写信给梅圣俞说:“读苏轼的文章不觉热汗直流,痛快痛快!老夫应该让出地步,给这个青年出人头地的机会。”听闻的人们开始都哗然不止,很久以后才信服欧阳修的话。)

及第以后,苏轼自以为报答双亲的日子很多,谁料当年的四月份,母亲程氏突然就去世了。幸而父亲苏洵还康健,苏轼兄弟守丧完毕以后,侍奉父亲乘船出门游历,从蜀地到楚地,坐船六十天,经过十一个郡,二十六个县,然后从荆州陆路抵达京师。

不久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主簿,正当朝廷寻求直言进谏的士人,欧阳修推荐了苏轼,天章阁待制杨畋也推荐他,并呈上了五十篇苏轼的政论文,于是苏轼入选制科考试,到制策问答时,又进入第三等,被授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当时做凤翔府知府的是中书舍人宋选,开始想苏轼一介文人,哪有什么办案经验,等看见苏轼判决案件非常敏捷,才愈发重用他。

宋英宗治平二年,苏轼升任殿中丞,于是从凤翔回到朝廷。英宗皇帝在做皇子时就听说苏轼的大名,想用唐朝的旧例将他招入翰林院掌管制诰,被宰相韩琦劝止。不久,父亲苏洵又去世了,英宗也驾崩了。

【评论】

《庆历圣德诗》是石介为了歌颂宋仁宗任用富弼、贾昌朝、余靖、欧阳修、韩琦、范仲淹、蔡襄、杜衍、王素、王拱宸等十一个人而创作的。君王圣明,臣子贤良,互相酬唱诗歌,真是一派盛世景象。当时没有报纸,竟然一首新诗,能传遍天下,即使是四川那边偏远落后的乡村私塾也能见到这诗,先生向学生津津有味地讲解指点,宋代在这个方面可谓是最繁盛的了。

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是当时的著名大臣,庐陵欧阳修尤其以文章名重天下,穷乡僻壤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大名,是应该的。可苏轼竟然能将童年时代梦想的大人物,在他成年以后徒步上京城赶考,获取功名以后一个一个地认识,使得功成名就的欧阳修等人发出后生可畏的感叹,这难道不是人生第一件值得得意的事情吗?

宋代人王宗稷撰写的《东坡年表》记载苏轼出生年月的天干地支为“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因而勉强地解释道:“丙子、癸亥,水向东流,所以才华浩瀚而清澈爽朗,子卯互相伤害,晚年会多灾多难。”苏轼本人也说过:“韩愈是以磨蝎为身宫,我以磨蝎为命宫,平生的毁谤和赞誉无数,大概是有同样的忧患呀!”星辰命运的说法近于迷信,因而如今不采纳。

欧阳修跟儿子欧阳棐讨论文章时提到苏东坡,感叹道:“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以后世上的人再也不会提及我了!”这可谓极大的推许了!欧阳修死后,苏轼给他撰写了墓志铭。

苏洵在京城撰写《太常因革礼》,苏轼和苏辙兄弟俩都在地方任职,考虑老父亲身边没有服侍的儿子,苏辙启奏皇帝请求留在京城赡养老父亲。苏洵弥留之际还因为自己的兄长苏太白早早亡故,其儿子孙子还没有立业,自己的妹妹嫁给杜姓人家,死了还没安葬,心里常常愧疚不安,念念不忘。苏轼守孝完后就安葬了姑姑。后来官职可以荫袭,便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一家孝顺友爱以至于此,三苏之所以为三苏,难得仅仅凭借文章而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