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下数千年中,名人亦不少矣。而一举其名,虽妇人孺子,里老走卒,亦莫不肃然起敬,至拟之为神,拜之如佛者,则惟得两人而已。其一则蜀汉之关壮缪,其一则南宋之岳武穆也。今考关壮缪之生平,其可传者,忠义之气过人,勇武之略盖世,受后人之崇拜,亦固其宜。然与武穆相比,则又后来居上,而武穆之为人,尤足为少年之模范。

亚洲之东,环汉族而处者,种类甚繁,历代以来,常受其祸。北宋之季(从太祖至钦宗,凡九主建都大梁,称北宋),辽、金、夏三国,分峙于北、东、西三方。其人为通古斯、突厥诸种人,言语风俗显与中国不同。是皆黄种之别派,特开化较晚耳。故其性残忍好杀,不知礼义,我先民斥之为犬羊之族。顾汉族对之,虽极厌恨,而三国唯一之目的,皆思并吞南朝(时称宋为南朝)。以优游于丰华富饶之乡,臣仆我礼义冠带之族,弯弓牧马,狡焉思启。宋之君相,因应失宜,往往丧师失地,至于岁奉金缯,结为兄弟,何其衰也!徽宗之时,辽、夏寖弱,而金人崛起,纵横一时。于时南朝,阃内无良平(谓汉之张良、陈平也)之谋,河上有逍遥之帅。御彼方、张之冦,犹以螳臂当车,其不败者几希。

岳飞

钦宗靖康二年(民国纪元前八百二十五年),武穆生二十五年矣(据梁玉绳《岳王年谱》则武穆以徽宗崇宁二年癸未二月十五日生),其年三月,为赵宋一朝,最可怜之时期,而亦我国历史上未有之奇祸也。徽钦二宗与其后妃皇子,见虏于金,槛车而辞龙楼凤阙之天,系组而入毳帐戎氈之地。回忆艮岳之宵(宣和四年造百岁山,更名艮岳,山周十余里,费人工无算,宫庭游观此为最胜。宋人张洖撰《艮岳记》以志其慨),延福之梦,清歌排日,妙舞回风,既渺不可追矣。而天潢亲贵,后宫美人,亦复鞭笞就道,飘零可怜。以一国之元首,负辱至此,国民之悲痛何如!国民之悲痛何如!

当此时也,金人挟战胜之威,即命将江东,尽收南朝之地,入其版图,夫亦何不可之有。乃俘虏其皇室搜括其金帛,要其割地称侄之后,即立张邦昌而去。岂黠虏亦知今之所谓“灭国新法”,而以虚名还中国。金人惟遥执其财政兵权,以制汉族之死命,而不屑以蛮力征服耶?曰:非也。虏人初至,本无大志,不意宋之君臣自误至此,使金人得以成功。旷日持久,勤王之师大至,则犹虎豹投陷井,此危道也。故一遂其欲,即仓皇北遁。高宗苟好自为之,何难还我河山(本武穆语),报仇雪恨?乃其心有一不可告人之秘,则惟恐徽、钦归国,皇位不能长据,故虽有张、韩、刘、岳(张俊、韩世忠、刘锜及武穆也)为之将,而宁愿割地求和,不思恢复。武穆处此事与愿违之境,虽无秦桧,亦必惨遭奇祸而死,此后世之所以叹息痛恨于专制之朝也。

武穆烈烈轰轰,洒热血以报国也,前后约十年。脱无武穆,则临安之小朝廷,不能延须臾之命。更有一大事,于汉族有极大之关系者,则中原之文献是也。我国文化大盛于唐,经五季之乱而文化大衰。宋祖开基,休养数百年,文化复进,金元迭起,则又衰矣。昔希腊人之遇罗马也,老师宿儒逃至亚洲,抱残守缺,以待时机。后十字军东征,复一一传至欧洲,古学中兴,得有今日之强盛,其关系之重如此。我国古学,未尽亡于北宋之后者,幸有武穆御戎马之足,南方之学者,固得晏然;北方之学者,亦渡河南徙,有以自保汉族之至今为东亚文明之主者,虽谓之尽由于武穆之力可也。

【批评】

神之有无不可知,然普通人之心理,于其人之至正至大者,则以神尊之。自古至今,名人何限,而普通人之心理,以为死后足以成神者,惟有关岳二公,可见公道自在人心。然拜之尤当学之。学关不成,恐有画虎之诮,惟学武穆,则文武皆当,出处咸宜矣。

蒙古、满洲、西藏,在七八百年前,文化甚低,汉族又习于文弱,故常受其害,至诋之为犬羊,为胡夷。今则非其时矣,五族共和,亲如手足,亟宜合力共济时艰,而为我昆弟之满洲、蒙古、西藏,近亦日进于文明。五族平等,共相努力,以御外侮,此其时矣。

靖康元年(哲宗年号)十一月,金将斡喇布自真定趋汴(今河南开封府宋之都城),仅二十日而至城下。尼吗哈自河阳来会,屯于青城(青城有二,一在开封府城北,一在城南,宋南北郊斋宫也),使刘晏来要帝出盟。时西南两道援兵,为唐恪、耿南仲遣还。于是四方无一人至者,城中惟卫士及弓箭手七万人。乃以万人分作五军,备缓急救护,遣使以蜡书间行,出关召兵。又约康王及河北守将来援,多为敌人所获,使命不得达。唐恪计无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今宜举景德故事(景德,真宗年号。时因辽警,寇准奉帝渡河,次于澶州,辽人即退),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连据秦雍,领天下兵,亲征以图兴复。”帝将从之,开封尹何栗入见,引苏轼所论,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既而京城破,帝如金营请降,北宋遂亡。今按当日情势论之,唐恪之见,实较何栗为高。纵战而不胜,如明土木之变(明英宗与额森战于土木,兵溃,英宗被虏。未几,即议和还宫,额森旧译也先,或作乜先),亦不至动摇国本,酿成南北之局。乃泥国君死社稷之义,卒演成蒙尘之惨史,明之怀宗复蹈其覆辙,身死国亡哉!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出名的人很多。但是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即使是妇人、孩子,以及里巷中的老人、街边的走卒,没有一个不对他肃然起敬,甚至是视为神明、拜为佛祖似的,这样的人那就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蜀汉时期的关羽,一个是南宋时的岳飞。现在来看关羽的生平,他让人传诵的,是他过人的忠义气节,盖世的勇武胆略,因此受后人的崇拜,那是当然的事。但是将他同岳飞相比较,似乎岳飞又更胜一筹,而岳飞的为人,更足以成为青少年的模范。

在亚洲的东部,围绕我们民族定居的种族有很多,历代以来,我们常常受到他们的侵犯。北宋时候(从太祖至钦宗,凡九主建都大梁,称北宋),辽、金、夏三国,分立在北、东、西三方。他们的人民属于通古斯、突厥等种族,言语、风俗,完全与宋朝不同。这些都是黄种人的支派,只不过文明程度太低,开化的比较晚罢了。他们的性情残忍而好杀,不懂得礼义为何物,我们祖先将他们贬称为牧羊的民族。我们汉族人对他们虽然极为厌恨,可他们唯一的目的,却都是想着吞并宋朝(时称宋为南朝)。悠闲自在地生活在物产富饶的地方,想奴役我礼仪文明之邦,弯弓牧马,心图谋掠中原。宋代的君王大臣,因为应对失策,常常被他们打败,失去了许多土地,甚至于每年还得纳岁币给他们,并与他们结为兄弟盟友。这是何等的孱弱无能!到徽宗的时候,辽和夏都慢慢衰弱了,独有金人最为强盛,称霸一时。当时的宋朝,国内没有像汉代张良、陈平那等谋士,边疆却有逍遥自得的将领。他们就连抵御方腊、张用等贼军都是螳臂当车,不失败的机率极小!

宋钦宗靖康二年(民国纪元前八百二十五年),岳飞已经二十五岁了(根据梁玉绳的《岳王年谱》考证,岳飞出生于宋徽宗崇宁二年癸未二月十五日)。这一年的三月,是宋朝最可怜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祸。徽宗、钦宗,两个皇帝同他们的后妃、皇子们都被金人虏去,乘着囚车作别了壮丽的汴梁皇宫,被绑缚着送入胡人的帐篷里受尽凌辱。当他们回忆在艮岳山游乐的夜晚(宋徽宗宣和四年建造百岁山,后改名艮岳,山周十里有余,耗费的人力物力无计其数,宫廷游览之地莫胜于此,宋人张洖撰写过《艮岳传》来记载人们对它的慨叹),延福宫的清梦,清歌妙舞,响遏行云,回风带雪,已经缥缈得不可追寻。而身为大宋国的皇后、王妃、公主以及宫女,也被鞭子抽打着上路,忍受飘零北国的苦楚。徽宗作为一国的天子,遭受这样的耻辱,国民的悲痛该是多么深切,该是多么深切啊!

在这个时候,金人如果趁热打铁,立即派将领跨过长江,侵占所有南宋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这也不是不可能!然而他们俘虏了大宋皇室成员,搜刮了所有皇宫财宝,强迫他们割地赔偿并自称侄子辈,然后便立了个傀儡皇帝张邦昌,扬长而去。难道狡猾的胡人也懂得现在所谓的“灭国新法”,灭了一国后再改一新法令,改头换面,把空头名号还给中国,他们只需遥控宋国的财权和兵权,将汉族置于死地,而不屑动用武力征服吗?答案是否定的。

金人刚打来时,本没有长远的打算,却没想到大宋的君王和大臣自己耽误自己,以至于此,使得金人得以成功。但如果两国对战持续时间一长,等宋国各地勤王的义军大规模赶到,金人就好比虎豹掉入陷阱里,非常危险,他们才不干。所以欲望一满足后,他们便立即向北撤退。宋高宗如果好好应对,恢复大宋江山、报仇雪恨又有什么难处?然而他心中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生怕徽宗、钦宗回国,自己的皇位不能长久。所以虽然有张俊、韩世忠、刘琦、岳飞等名将做羽翼,仍然宁愿割地求和,不谋求恢复故土。岳飞正好生在这种事与愿违的时代,即使没有秦桧,也一定会惨遭奇祸而死。这就是后代为什么对专制的朝廷叹息痛恨的原因了。

岳飞轰轰烈烈、披肝沥胆的报国事业,前后约有十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岳飞,那么临安小朝廷恐怕不能延续片刻的生命。还有一件大事,对于汉族人有极大的关系,那就是中原文献。我国的文化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期,但经过五代战乱,文化大为衰落。宋太祖开国以后修养了一二百年,文化才渐有起色。北方的金国、元国相继兴起,文化又衰落了。古时候古希腊遭到罗马侵略,有学问的人逃到亚洲,守着古籍,等待日后的复兴,后来十字军东征,将这些古籍一一传回欧洲,所以他们的古代学问被复兴、发展,得以有如今的强盛,所以其重大意义就在于此。我国的古典文献,没有在北宋灭亡后完全散佚,幸亏有岳飞的军队保卫,使得南方的学者能有一方安宁,北方的学者也渡过黄河南迁,使得汉族文化得以自保,以致今日仍然是东亚文明的主宰,即使说这全部都是因为岳飞的功劳,也不为过吧!

【评论】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神明是不可能知道的了,然而普通人的心理,对于极为崇高伟大的人物,往往将他们尊奉为神明。从古至今,著名人物有多少,而在普通民众心里,认为死后足以当做神明的,只有关羽和岳飞两个人。可见公道一直在人民心中不曾泯灭。然而膜拜他们,还得效法他们。学关羽不成,恐怕免不了画虎不成反类犬,只有学岳飞才能文武兼备,进退合宜。

蒙古、满洲、西藏,在七、八百年前文明程度甚为低下,汉族人又普遍比较文弱,所以常常受他们的侵害,以至于诋骂他们是畜生、胡虏。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五族共和,亲如兄弟,亟需并肩合力共度难关。而作为我们兄弟的满洲、蒙古、西藏等民族近来也日趋文明。五族平等,共同努力抵御外辱,正在今日。

宋钦宗靖康元年(哲宗年号)十一月,金国将领斡喇布从真定打到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府,大宋的都城),仅仅花了二十天就兵临城下。尼吗哈从河阳赶来汇合,在青城(青城有二,一在开封府城北,一在城南,宋南北郊斋宫也)安营扎寨,派遣刘彦来强迫钦宗出城会盟。当时西南两道的援兵被唐恪、耿南仲遣散回去了。因此大宋全国没有一个援兵前来,汴梁城中只有皇宫卫兵和弓箭手七万人。于是将一万人分作五个军,作为紧急救驾的预备军,派遣使者携带皇帝诏书从小路逃出城外,到关外招救兵。又和康王赵构与守卫河北的将军约定前来援救,全部被敌人发现,皇帝使命不能传到。唐恪没有办法,秘密向皇帝进言:“唐朝从天宝以后,京城屡次被侵占却失而复得的原因,就是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

如今应该效仿景德(景德,真宗年号。时因辽警,寇准奉帝渡河,次于澶州,辽人即退)的成例,将太子留京居守,陛下亲自行幸西都洛阳,控制关中地区,总领天下兵马,然后御驾亲征,图谋光复神州。”钦宗准备采纳这个建议。这时开封府尹何栗觐见,引用苏东坡的言论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首都更糟糕的了。钦宗因此立即改变主意,用脚踏着地说:“如今应当拼死守护社稷。”不久,京城被攻破,钦宗到金国军营请求投降,北宋因而灭亡。现在按当时的情势来看,唐恪的见解实在比何栗要高明许多。即使战而不胜,像明代土木之变(明英宗与额森战于土木,兵溃,英宗被虏。未几,即议和还宫,额森旧译也先,或作乜先),也不至于毁坏国家的根基,造成南北分裂的局面。这完全是拘泥于君王应当与社稷共存亡的道义,最终演变成了皇上被俘虏到北方的悲惨历史。明末的崇祯帝又重蹈覆辙,致使人死了,国家也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