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举法改正案之由来

先是英国政界紊乱,国中贵族平民,迭生轧轹,以是人心纷乱,法律不能奏其效。识者忧之,欲乘机定王家之地位,杀贵族之权利,以保护国民幸福。因议改选举法。贵族反对其事者甚多,议久不决。自佐治三世以来,五十年间,选举之法,卒未尝议决改正。

当时英国国会议员,分为三种。其第一种,为封建时代武士之代表,每州必出二人,以代表每州之武士。第二种为五港之代表,即英国各海港中有特权之人民,例如战时能出军舰为国家助力者是也。第三种谓之保罗,保罗者,不归贵族领有,而有独立特许状之市府也。然而岁序变迁,此等自由市府,日就衰弱,而新开市府,间有日趋繁盛者。顾所出议员员数,不能与保罗平均。国民忿之,屡与政府争议。济查母等十余人,前后五十年间,相继提出选举改革案于议会。前王济母士四世晚年,此论益盛,贵族反对之,下院议决,辄为上院所否。及济母士崩,威里亚母四世即位,选举改革之论益嚣,议案已通过于下院,上院复却之,如是者凡数次,上院仅略加修改,已足以塞责矣。于是下院怒,罢其议。选举人闻之大哗,小民群起迫王宫及围攻贵族邸第。上院议员睹事势至此,知不可遏,乃可其议。议定:市府中人口少者,减其所出议员员数,以让他市府之不能出议员者。更为之定相当之额:凡在市府,岁纳十镑以上之家屋税,在村邑岁纳五十镑以上之地租者,即有被选举资格。自此改革,五十万中等工商之民,皆得选举权,此实英国宪法之一大纪元,而是时格兰斯顿方在意大利眺挨多那火山喷火时也。

(二)选举准备

时英国保守党与自由党,大争势力。保守党之代表为贵族党,而自由党之代表则属民权党。自由党自选举改革案通过后,其势力弥张,保守党乃于选举执行时,振全力以与之抗。

纽卡斯侯者,故为保守党人物。侯有领地,其所佣农人曾于选举时,举出与侯反对者百数十名,侯尽逐之。人有尤之者,侯曰:“以吾领地佣农人,宁不当从吾意为选举耶?”其横暴如此。顾侯所领纽亚克选举区,为急进派所夺,侯怒,欲复之于保守党,因觅侯补者,而难其人。侯子林可仑者,与格兰斯顿同学,因以格氏荐,侯乃招之归。

格氏得书,自西西里岛归国,时千八百三十二年十一月也。既归,谒侯,与为协议,侯以格氏为候补党之代表者,立于纽亚克选举场。时自由党候补者曰吴尔多,在纽亚克最有势力。格氏本书生,又无名声,而吴尔多为人严正不阿,且有辩才。新闻纸盛赞之,以为本期选举,自由党必占胜著矣。自由党乘大改革之势,雄据政界,保守党之势,远不逮也。

纽亚克既属侯之领地,侯于其间,颇有势力,以是格氏或有中选之望。时格氏年二十有四,黑发覆颈间,前额舒展,颜作苍白色,望而知为能者也。眼大,光炯炯照人,眉目浓秀,口常闭,广耳隆准,举止温雅,威严足以动人,一见而知为思虑沉笃之士。惟气尚未充,盖历练未老故耳。其后英人曾以格氏少年影片,示其少女,女熟视良久言曰:“斯人殆似格兰斯顿者,顾格兰斯顿端重有威,斯人又何其怯弱耶?”其父乃告以:“此为格氏少年之影。”足见格氏少时,其貌固无以逾人,而他日竟能为有名之政治家也。

格氏既为候补者,名字载于新闻纸中,人见之皆不识。或问:“格兰斯顿何人乎?”答者皆谓:“彼与纽卡斯侯之子同学,里巴布尔之商人子耳,其余无所表称。”及格氏至纽亚克,奔走数旬,乃渐为人所识。于是论者纷起,或谓:

“格兰斯顿富于学识,长于辩才,有百折不回之气。”或谓:“格兰斯顿为奥特克大学之铮铮者,少壮政治家中,罕有其比。”时各党人咸设俱乐部,自由党以绿为识,保守党则以赤为识,各援其候补者,互为运动选举,竞争至烈。

(三)意外之当选

千八百三十二年十月九日,格氏乃发宣言书一通,题曰《告纽亚克独立议员》。其中所持论,先论培养国民道德,维持社会秩序,宜使政府与教会之关系密接,并力以防其害;次乃痛斥当时社会进取过锐,动流于轻举之弊;又论工人营谋生计,不可无相当之赁金。盖格氏曾持保守主义,固亦兼采自由之旨者,次乃更于奴隶解放问题,为之论曰:

“吾人固知压制奴隶之自由,而与以精神及肉体之束缚者,终不可不废止。虽然,于斯二者何先乎?正今日之疑问也。以经典之言推此疑问,则吾辈视去其肉体之束缚,宁去其精神之束缚为急也。精神上束缚之弊,更甚于肉体之束缚,盖无俟论矣。彼之日以束缚肉体为苦,急谋解放之说者,其论旨果安归乎?亦以束缚肉体之害,必及于精神而已。虽然,彼之为急进解放论者,欲遽解放奴隶使彼身心皆得与自由民齿,而不知其所得之害更有甚于今日奴隶之害者。盖彼奴隶,久受人之箝束,卑劣之质传于子孙,今忽于身心两获自由,彼等必不能自存活,其甚乃至于乱社会之秩序,而遂受社会之屠戳,是使奴隶陷于更苦之境也。以是之故,吾人欲解放奴隶,必先使奴隶独立独行,有不倚赖他人之资。果如是,则可以无流血之惨、贫乏之患,于奴隶乃有益而无害。奴隶解放之事,斯其时矣。”

由此宣言书观之,可以知格氏之能辩矣。选举先一日,格氏乃与反对党候补者吴尔多氏同为演说,吴氏挥其党论,盛言奴隶当废,且陈奴隶买卖制度为文明国之玷、道德之贼,演说亘四时间乃已。其时英国国民人人怀自由思想,主持废止奴隶之说者居其多数,故于吴氏之论,无不和者。吴氏演说既终,听者已倦,至格氏登台时,反对党号呼之声骚然,间以嘲笑,相率退场者甚多,格氏遂不能终其说而止。会长令听众表赞成之意,众皆赞吴氏,与格氏表同情者仅数人而已。

欧洲诸国,皆为立宪政体,而选举之际,多舞弊者。盖政党既多,各党咸思张其势力,欲张势力,专视其党议员之能占多数与否。故当选举时,各党必互相竞争,群为运动。或以蜚语中伤反对党,以破坏反对党之名誉;或行恐吓;或施贿赂,甚乃公然以资购买投票者,此各国选举之流弊,往往如是也。当时伦敦选举,亦多沿此陋习。顾纽亚克之选举,自由党期吴尔多必胜,乃不用此等诈术。至选举期届,检投票之数,则格氏得八百八十票,而吴氏得票仅七百十九,格氏因竟当选。保守党新闻祝之曰:“天未厌英国,于纽亚克乃得今回之胜利,从此人望归向,维持现在政府,而保其秩序。格氏一日而存,恐彼吴尔多辈,不复能再现于政界也。”反对党新闻纸怒而詈之曰:“今日之选举,彼格兰斯顿竟能当选!彼人为里巴布尔之商人子也。啜奴隶之血以果其腹,宁知治国之道,宁复有经验,宁足以餍人望,彼殆为纽卡斯侯之傀儡而已。呜呼!纽亚克人,无独立自治之精神,何一至于是!而乃任彼侯蹂躏其权利,而不以为羞,竟选举一木偶,以供国会议场之玩弄耶?”

以格氏之雄辩与学识,而当时受人嘲弄者如此,顾格氏曾不为动。其后在议会提出议案,遇失败时,辄声色俱变,如怯者之临战然,然格氏不以其失败而生退沮。至第二次会议时,则以数十倍之锐意,牢不可破之方略,而再提出其议案。故人每望之而生怖,此亦可见格氏之毅力矣。

(四)国会议员

选举法改正案通过后之第一议会,实以千八百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召集。自由党内阁,既为舆望所归,议会中当选者,自由党每占多数。时古礼伊伯为大宰相,率上院,亚尔孛为下院首领,大法官安布罗,内务大臣米尔保伦,外务大臣来塞尔等,皆自由党名士。在野保守党者,以威灵吞为上院大将(言在上院中指挥其党),下院则以罗保率其党。而此外则更有阿康捏者,率爱尔兰党,鼎足而峙。此当时议院形势之大略也。

自此时至千八百三十四年十二月,卑尔内阁组织前二年间,虽有爱尔兰镇压案、大学免许案等种种问题,而其中最著名为奴隶解放问题一事。奴隶买卖制度成立已久,自佐治三世以来朝士多不韪其事,屡出严令禁之。顾其所已畜者,则恐其生计穷乏,不遽解放。其中奴隶娶妻治家业,子孙相袭,往往而有,非厉行解放之令,不足以绝其根。自由党内阁思副国民之望,乃使其党员建议,奴隶实时解放,议会遂可决其事。然当时奴隶之数达八十万人以上,奴隶解放,为主人者蒙害颇多,国会乃更议出金二千万镑,以偿其损失。

先是,殖民大臣某提出殖民地奴隶解放之决议案,谓凡六岁以下之儿,及条例通过后所生者,得脱奴籍。余者于数年间,每日以其时间四分之三,供主人役使,其四分一之时间,则为主人役使,当受赁金。畜奴主人,所有损失,国库更以金偿之。而殖民次官何伊光氏,亦盛倡废止说,举西印度奴隶劳役过度,致多死亡例甚多,更引格氏父所领地中,使用奴隶之事。翌日格氏驱马过一公园,行人指而言曰:“此即格兰斯顿也。今夕会议,此君必为演说,当往听之。”是夕格氏果为演说,先驳何氏所言“西印度奴隶由于劳动过繁,卫生不讲”之说,次乃辩明其父所有地中,奴隶减少之事曰:

“吾父所有之领地中,奴隶减少,非由于残酷役使,而致死亡之灾,实因岛中殖产之业,利益殊少,乃移之他岛耳。试观印度在留人之书翰,即可以知其概矣。盖诸岛中,役使奴隶之法,实未尝用残酷手段,惟不得不施鞭挞而已。因其地奴隶愚昧无智,无良心之制裁,苟待之过宽,将肆其欲情,而不知所止,故有时加以鞭挞,殆出于万不得已,不得遽谓为不正也。夫世间执业之困难,岂独限于奴隶哉。水夫之于海上,矿夫之于矿穴,其所为之事,何一于生命无危险之虞,且有视奴隶更甚者矣。况怠于职务而蒙罚者,社会之通则也。人虽极其宽仁,决不能废此通则,于奴隶宁独有所异耶?今者不问情实,而以传闻之称,拘泥名义,欲为禁止,此不特害畜奴者之利益,且亦损彼奴隶之幸福矣。何也?彼奴隶者,概不知自立之道,舍受他人指挥之外,不过穴居山中,与禽兽为伍,以终其生耳。纵更让一步,奴隶得以禁止,然彼主人皆以相当之金钱购来者,固不能不谓之为适法之财产,然则奴隶之主人,岂独无所有之权耶?以故欲解放奴隶者,不可不先赔偿购买奴隶之价额于所有者,不可不使奴隶自进而从事于实业,若计不出此,则吾人既不与以精神之教化,而徒使彼奴隶得此可怜之自由,岂特不得谓之幸福,抑转以为灾害之媒耳。”

格氏演说毕,议院不采之,乃决议解放。格氏此时之演说,虽未能发扬精彩,而声音明晰,抑扬自在,身体动作亦活泼。其在议场演说酣时,辄目视其党员,促其喝采。其言辞之丰,点缀之巧,不及卑特托,弊在过于流畅,间有辞冗而复者,排偶亦太多。故当时之格氏,犹未足以雄辩称也。顾其讨论之伎俩,世人久已称之。时有批评家评格氏曰:“格兰斯顿演说,对于敌党,非常警敏,见敌之弱点甚速,而其摘发之也至巧,又善自藏其拙,使人不之知。彼每遇适于一己、利于其党之论点,固执之甚坚。然苟避此论点而有利于政界时,则亦决然远此论点。此固非他人所得及者。”观此批评,格氏他年之能为雄辩家者,已于此见之矣。

(五)保守党之领袖

自由党内阁,旋以爱尔兰问题生内讧,遂致解散。卑尔氏乃代之,组织保守党内阁,以格氏为大藏理事官。时格氏年二十六岁矣。

已而内阁交迭,议员又解选,格氏又与焉。翌年二月开会,格氏亦临场,旋登用为殖民次官。其时格氏所提出之《欧洲及北美诸岛商船运输规则改正案》,大为议院所欢迎。然当时选举,自由党最占多数,政府甚危。未几,自由党首领来塞尔欲以爱尔兰教会收入之剩金,充英国全国之教育费,因提出《爱尔兰教会寺产调查法案》。格氏以为适以伤英政府与爱尔兰教会感情,反对其议。然其后自由党赞者多数,卑尔内阁遂辞职,米尔保仑入,组织自由党内阁。实其年三月也。

自是至千八百四十一年八月卑尔第二次内阁前,凡七年间。格氏去政府,从事于读书著述,及旅行结婚诸事。时政界沉静,无可纪者,其中最著之事,惟鸦片战争而已。

千八百三十七年六月,威里亚母四世崩,女皇维多利亚继位。以新皇登极,改选议员,格氏复与焉。时格氏为保守党中有数之政治家,甚为其党所属目。先是,英国商舶载运鸦片入吾国,易吾国之茶叶而归。吾国政府屡禁之,令不行。两广总督林则徐,愤英人违禁,以毒遗我国人,乃率兵围英人商馆,逐商人,焚其鸦片二万余箱。英人闻报大哗,乃诘问吾国,吾国不应,英遣兵舰攻我沿海之地,战端遂开。格氏友人古拉哈母,以为罪在英国商人,以是启战端,殊害正义,格氏赞其说。时马克礼卿亦演说兹事,主开战之论,格氏乃于议会驳之曰:

“忠诚有名誉、吾国之马克礼卿,卿之言曰:‘吾英国之国旗,今以荣辉之光,翻于广东海港,是足以表吾国兵士不屈之概,无论何国,我决不轻让一步。’虽然,吾闻此说,吾思之。夫见英国之国旗翩翩,而动敌忾之心者,果安在哉?毋亦以吾国之国旗,惟正义是兴,惟暴氛是扫,贵重之国权,因是而扩张,公正之商业,因是而振起,而望之者,遂油然生兴起之志耳。然今者吾之政府,滥用其威,无端而与中国开战,以保护此不法之商业。呜呼!堂堂英国国旗,闪于中国海港之外,为此不义之举,吾人实不得不以满身之战栗,遮映于吾人眼中之国旗之光。且吾于既往数年间,见吾国旗之闪闪于云表,每使吾人胸中兴无量之雄志。自是之后,吾人当不能复见如此之国旗矣。”

格氏之言,本于正义公道之言也。顾当时英人不采其议,于是鸦片战争之事起。而鸦片之毒,乃延至吾国今日,犹未息焉。

(六)格氏之财政改革

其年议会休期中,自由党内阁渐有摇动。千八百四十一年,议会开会,内阁以失政故,岁入短少。五月二十七日,卑尔以《内阁不足信任》提出议会,而米尔保仑(当时内阁)以为是不足以卜内阁之信用,更欲诉之国民舆论,乃解散议会。然改选后,与内阁反对者,仍居多数,于是自由党内阁遂辞职,卑尔乃再入组织保守党内阁,格兰斯顿亦为内阁阁员。时格氏于爱尔兰宗教及土地问题,甚为注意。卑尔以当时紊乱,非格氏莫能理,乃以格氏任商务局次长,并造币局长,使参枢密院事。

其时国库贮金,缺额二百七十万镑,而租税既已尽课,民间职业停滞,怨叹之声,满于四方。卑尔以为不如减原料品输入税,以去制造业者之桎梏,而轻劳役者之负担,国家岁入,则当取之于富豪之手。然财政改革案中,最烦劳者无过于关税改革。格氏身任其事,废千二百种课税品之税,其他减少者,亦不下七百五十种。会期时,议员质问其事,格氏一一说明之,至于一百二十九回之多,亦可以知其劳矣。卑尔氏曰:“格兰斯顿于课税一事,可谓显其拔群超伦之才矣,欲使之不入内阁不能也。”千八百四十二年之财政改革,殆与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选举法改正,同为政界之一大纪元,而自由贸易端绪,亦开于是。其时卑尔及格氏所主持,除谷物条例外,过半为自由贸易,此亦足以为趋向自由主义之特征矣。其后格氏渐进自由主义,所历之程甚多,详于后篇。

【批评】

格氏在议会,提出议案,多遇失败,遂至声色俱变,圣贤豪杰,固亦有时不免为感情所役。然至其再提此议案时,则再接再厉,无所悚焉。然则英雄不必常胜,不必有成也。但失而不屈,败而反省耳。

奴隶制度,其害正义公道,固不俟论,然以格氏之贤,乃竟反对废止之说,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此格氏一生最大缺点,读者当引以为鉴也。夫人能一无所蔽者鲜矣。古人为时势所蔽者,其言未必尽足法,即于当时足法,而时迁序异,守旧习者,固不得以之为护身之符也。

凡一群之中,必有二种意见,则保守、自由是也。保守未必非,自由未必是,而折衷之谈,则更误矣。夫是二者,亦不过时势之产物而已。苟社会之人,而果能各各实行其主义,则时势所驱,保守者未必不入于自由,自由者未必不入于保守,政策上本无善恶,要惟适于时而已。最患者,国民无一毫之实心实力,言保守者,永无实行其保守之时;言自由者,未见其有践履自由之日,如是则国必亡。格兰斯顿始而保守,终而自由,亦从其良心之所认仰耳,世之日以守旧、维新自号者,其以格氏为法乎。

人类主义,与国家主义,可以并行不悖乎?是亦一疑问也。格兰斯顿于鸦片战争,所主者惟正义,然卒以与其国利害不协,为众所黜。然则二者之冲突,固今日之世界必不可免之数也。二者既不可调和,则吾人当以视其所处之地位以为断。使吾处折冲樽俎之地位,使吾处行阵战斗之地位,则吾固不能不按其国之国情,而妄以意行事也。若夫个人交际间,则固可不必以异国人而生特殊之感情也。夫世界之不能趋于大同,亦今日之不得已,吾人方当引以为憾,今乃视外人如仇雠,靡特其量太狭,亦社会进步之障碍也。

(一)选举法改正案的由来

在此之前,英国的政界极为混乱,国内的贵族和平民互起冲突,因此人心焦灼纷乱,法律常常失去效力。有识之士对此很是忧虑,便想乘机巩固皇家的地位,削弱贵族的权利,来保障国民的幸福。于是他们因此提议改革选举法。但是反对的贵族很多,提议迟迟未能得到决断。自从佐治三世以来,五十年间,选举法始终都未能决议改正。

当时英国国会的议员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封建时代骑士的代表,每个州必须要推选出两人来代表本州的骑士。第二种,是五港的代表,这属于英国各个港口中有特权的人民,例如能在战争时期供给军舰为国效力的人。第三种叫做保罗,保罗不属于贵族管理,而是具有独立行政能力的市民政府。然而物换星移,这种自由的市民政府也日趋衰落,而新兴的市政府近来大有繁盛的势头,只是所推选的名额无法与保罗平均。这让国民很愤怒,屡次与政府发生争议。济查母等十余人,前后五十年间,相继向议会提出选举改革的方案。在前任国王济母士四世晚年,这种议论愈发炽盛,贵族们纷纷表示反对,下议院通过的决议总被上议院否决。等到济母士四世逝世,威里亚母四世即位,选举改革的言论更加热烈。议案已被下议院通过,又被上议院否决。如此反复几次,上议院仅对议案略加修改,便认为足以敷衍了事了。因此,下议院的人们愤怒不已,取消了议案。选举人听闻后一片哗然,老百姓聚集起来逼迫王宫,又进攻贵族的府邸。上议院看事态发展至此,明白再也阻止不了了,便通过了议案。议案决定:市政府之中人数较少的,减损选举议员的名额,补贴给其他不能推选议员的市政府。又为此规定了相应的名额:凡是在市区的每年缴纳10英镑以上房产税,和在村郊的每年缴纳50英镑以上地租的人民,就有被选举的资格。从这次改革以后,五十万中等工商业人士都拥有被选举权了,这实在是英国宪法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而此时的格兰斯顿还在意大利山脉眺望火山喷发呢!

(二)选举准备

此时英国保守党与自由党,正在争权夺势,异常激烈。保守党的代表是贵族党,而自由党的代表属于民权党。自由党自从选举改革议案被通过以后,势力愈发强大。因此,保守党于是在大选之际倾尽全力与之对抗。

纽卡斯伯爵以前属于保守党的人物。他拥有领地,领地里雇佣的农民,因曾经在选举时有近百人投票投给了自由党,伯爵便把那些农民全部驱逐了。有人批评他,伯爵说:“在我领地被我雇佣的农民,他们的选票我不能做主吗?”他就是如此蛮横凶暴。只是如今伯爵管辖的纽亚克选举区被激进派的人夺去了,伯爵极为恼火,想将选举区还给保守党,因而寻觅候选代议员,却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巧合的是伯爵的儿子林可仑跟格兰斯顿是同学,林可仑便将格兰斯顿推荐给父亲,因此伯爵急忙招他回国。

格兰斯顿收到书信后,从西西里岛启程回国,此时是1832年11月。回来后,他便去拜见了纽卡斯伯爵,与他进行了商议,伯爵推举格兰斯顿作为保守党的候选代表,在纽亚克选举区参与选举。这时自由党的候选人叫吴尔多,此人在纽亚克最有势力。格兰斯顿本就是个学生,又没有名声,而吴尔多为人又严肃端正、刚毅不阿,且极具雄辩之才,新闻报纸盛赞他,认为本轮选举,自由党必然胜券在握。自由党人乘着大改革的势头,雄霸政坛,保守党望尘莫及。

纽亚克既然属于纽卡斯伯爵的领地,伯爵在其中自然具有一定势力,因此格兰斯顿或许有选举成功的希望。这时格兰斯顿二十四岁,浓黑的头发覆盖了脖子,额头宽大舒展,面色苍白,一望即知是有能力之人。他眼睛很大,炯炯有光,神采照人,眉宇清秀,嘴唇紧闭,高鼻梁大耳朵,举止温润典雅,威而不怒的神情足以使人敬畏,一看便知道他属于有深厚思想之人,只是气度尚未充盈,大概由于阅历尚浅之故罢了。后来有个英国人曾将格兰斯顿少年时期的照片给自己小女儿看,小女儿仔细看了半天,说:“这人长得很像格兰斯顿。不过格兰斯顿本人威仪堂堂,这人却怎么这么文弱。”父亲便告诉女儿:“这是格兰斯顿少年时代的照片啊!”由此可见,格兰斯顿青少年时期相貌并不出众,可是后来却成为了一代大政治家。

格兰斯顿成为候选人后,名字悄然出现在各大新闻报刊上,见到的人都说不认识这人。有人问:“格兰斯顿是什么人?”有人回答道:“听说他是纽卡斯伯爵儿子的同学,里巴布尔商人的儿子,其余没啥称道的。”等格兰斯顿到了纽亚克演说了几十天后,才渐渐为人所熟知。于是舆论纷纭,有的人说:“格兰斯顿富于才学,善于辩论,为人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又有人说:“格兰斯顿是奥特克大学的杰出者,新一代年轻政治家中罕有其匹。”此时,各党派中的人都开设了俱乐部,自由党的标识为绿色,保守党为红色,互相支持各自的候选者,各自操纵选举,竞争极为激烈。

(三)意外之当选

1832年10月9日,格兰斯顿发表了一篇题为《告纽亚克独立议员》的宣言书。其中所持观点认为,首先要培养国民的道德品格,维持社会秩序,应让政府与教会之间关系更加密切,齐心协力防止社会祸患;其次,他猛烈斥责当时社会追求进步过于猛烈,往往有轻举妄动的弊病;其次又讨论工人的经营生计不可以没有相应的雇佣金。因格兰斯顿虽曾坚持保守主义,当然也会汲取自由党合理的部分,其次又再次对奴隶解放问题发表阐述:

“我们当然知道压制奴隶自由,给他们在精神上、肉体上双重束缚的规矩,最终不得不废除。既然如此,那么对肉体与精神的束缚,应当先去除哪个?这恐怕就是问题所在了。以经典里的道理来推究答案的话,那么我们会认为解除肉体上的桎梏,不如先去掉他们精神上的枷锁更为急迫。精神束缚的弊端比肉体束缚的弊端大的多,这大概不用讨论了。过去那些说‘奴隶们每天苦于肉体束缚,须尽快谋其解放’的言论,他们的宗旨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不过说‘束缚肉体的伤害必然影响到精神上’罢了。虽然他们的持论有一定道理,可那些持激进解放论的人,想立马解放奴隶,使奴隶的身心与自由公民相等,殊不知这样冒进的危害,恐怕比今天奴隶的隐患更大。因为那些奴隶长久以来受人钳制管束,卑下顽劣的本质代代相传,如今忽然获得肉体、精神的双重解放,他们必然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甚至可能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社会的惩罚,这分明是让奴隶陷入更加苦难的境地。因此之故,我们想要解放奴隶,必先教育奴隶有独立的能力,不倚靠他人生存的资格。果然能这样,那才可以避免流血惨剧的发生,也使他们免于饥寒交迫,这对于奴隶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谈奴隶的解放啊。”

从这封宣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格兰斯顿是多么能言善辩了。选举日前一天,格兰斯顿与反对党候选者吴尔多一同做演讲。吴尔多发挥自由党的理论,强烈要求奴隶制应当被废除,而且还说奴隶买卖制度是文明国家的污点,是道德仁义的仇敌。演说持续了四个小时才结束。当时英国每个国民都怀抱自由民主的思想,赞成“废止奴隶制学说”的居其大半,所以对于吴尔多的演讲没有不应和的。吴尔多演讲结束后,听众已经很疲倦了,等格兰斯顿登台时,反对党的喧哗声非常吵闹,且杂以嘲笑,相随退场的人极多,格兰斯顿最终未能完成演讲就结束了。演讲大会的会长让听众投赞成票,众人全部赞成吴尔多的演说,赞成格兰斯顿的仅仅几个人。

欧洲各国都是立宪政体,每当选举时多有作弊。大约政党太多,每个党派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扩张势力就只看本党派能不能占议员的多数席位。所以每当大选的时候,各党派必然互相竞争,大规模的操纵运作。有的用流言蜚语中伤对方党派,以破坏对方的清誉;有的用恐吓手段,有的施行贿赂,甚至有光天化日之下用钱收买投票人的情况,各国选举的弊端往往如此。当时伦敦大选也沿袭了此等陋习。不过纽亚克的选举,自由党预计吴尔多必然胜出,便没有用这些欺诈之术。等到选举之日,检查投票情况,格兰斯顿竟然得了八百八十票,而吴尔多才得了七百一十九票,格兰斯顿因此竟然当选。保守党的媒体在报纸上庆祝说:“上帝未曾抛弃英国,才让我们在纽亚克夺回了胜利,从此以后保守主义是民心所向,我们要维持现在的政府,确保正常的社会秩序。格兰斯顿只要一天活着,恐怕那些吴尔多们不可能再出现于政坛了!”反对党的新闻报纸也怒骂道:“今天的大选,那个格兰斯顿居然能够当选!那人可是里巴布尔商人的儿子啊。从来是吮吸奴隶的血液来填饱肚子的,哪里会懂得治理国家?哪里会有政治经验?哪里会满足民众的期望?他大概只是纽卡斯伯爵的傀儡罢了!悲哀啊!纽亚克的人民,缺乏独立民主的精神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竟然任由那个伯爵蹂躏自己的权利而不知羞耻,反而选举一名木偶,想提供给国会作为玩具吗?”

凭着格兰斯顿的辩才与学识,在当时竟然受人如此嘲弄,不过格兰斯顿不曾介意。之后在议会提议案遭受挫折时,他的声音和脸色虽然都变了,仿佛怯懦之人登上战场一般,然而格兰斯顿没有因为失败而退缩。到第二次会议的时候,他便用数十倍的锐气、无懈可击的策略再次提出他的议案。所以人们每每看到他,都会害怕,这也可见格兰斯顿的毅力之强大了。

(四)国会议员

选举法改正案通过后的第一次议会,于公元1832年1月28日召开。自由党内阁成员,本就是众望所归,议会中当选的自由党派人士最多。此时古礼伊伯爵身为首相,掌管上议院,亚尔孛作为下议院首领,大法官安布罗,内务大臣米尔保伦,外务大臣来塞尔等,都是自由党著名人士。在野的保守党成员,以威灵吞作为上议院大将(是说他在上议院里指挥自己的党派),下议院则是罗保率领的党派。此外还有阿康捏率领的爱尔兰党,与其他党派鼎足而立。这就是当时议院的大概情况。

从这时一直到公元1834年12月,卑尔内阁政府组阁的前两年之间,虽然有爱尔兰镇压案、大学免许案等种种问题,但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奴隶解放的问题。奴隶买卖制度成立已经很久了,自从佐治三世以来,中央官员们都不认可买卖奴隶的事,屡次下发严厉的命令禁止。不过已经养在家里的奴隶,主人怕他们生计困难,便没有马上解放。其中还有些奴隶都已经娶了妻子,置办了家业,子孙沿袭,若非严厉的解放政策,不足以斩草除根。自由党内阁想要满足国民的期望,于是让自由党员提出议案,立刻解放奴隶,议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可当时奴隶人数多达八十万以上,被解放的奴隶,其主人蒙受的损失非常多,国会因而再次提议拿出2000万英镑,来补偿他们的损失。

在此之前,某殖民地事务大臣提出了让殖民地解放奴隶的决议案,规定凡是六岁以下的小孩,以及解放奴隶的条例通过后所生的孩子,可以除去奴隶身份;其余奴隶在几年时间里,每天四分之三的时间给主人提供服务,其余四分之一时间被主人差遣的,应当获得报酬;奴隶主所有的损失,由国家用国库里的钱加以补偿;而殖民地的次官何伊光,也全力倡议废止奴隶制的提议,他例举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因为劳动过度,致使很多人死亡,还援引格兰斯顿父亲的领地里面,大量使用奴隶的事情。第二天,格兰斯顿骑马路过一家公园,路人指着他对人说:“这就是格兰斯顿。今晚的会议,他一定会做演讲,我们应该去听听。”那一晚,格兰斯顿果然发表了演说。他首先驳斥了何伊光所谓的“西印度群岛上的奴隶,因为劳动量过大,卫生条件极差,奴隶主不把他们的命当回事”的说法,其后他才辨明在他父亲的领地里,奴隶减少的事情。他说:

“我父亲的领地里,奴隶之所以减少,并非由于残酷的奴役而造成了死亡的灾祸,实际上因为岛上养殖产业利润太少,才把他们移到别的岛上去了而已。你们看看印度在留人时所写的书信,即可知道其大概了。在各个岛上,役使奴隶确实没有使用残酷的手段,只是不得不用鞭子抽打来管理他们而已。因为那地方的奴隶愚昧无知,没有自控能力,如果对待他们太宽容,恐怕将使他们放纵到无所不为的程度。故而有时候用鞭子抽,大抵出于万不得已,不可以武断地定为不公正的事。世间从事任何行业,哪个没有困难,难道仅仅是奴隶的问题吗?水手在海上,矿工在矿洞里,所干的活哪个没有生命危险?甚至比做奴隶更危险!况且懈怠工作受到惩罚,这是社会的通例,即使某人非常宽厚仁爱,决不至于废除这个通例。那么对奴隶就偏偏要例外么?现在不问事情真相,只听凭传闻,捕风捉影,拘泥于名词的含义,便想着废止奴隶,这不仅损害奴隶主的利益,同时也葬送了奴隶的幸福。为什么?那些奴隶对独立自主一概不知,除了受别人指挥劳作外,也不过是穴居山洞跟飞禽走兽打交道,以度过漫漫一生罢了。退一步讲,奴隶制度得到废止,可是那些奴隶主当初都是花相应的金钱购买他们的,自然不能不说奴隶是他们的合法财产。那么主人对于奴隶,难道就没有所有权么?因此,想解放奴隶,不可以不先按购买奴隶的价格赔偿给拥有者,也不可以不教奴隶上进,自主从事于实业。如果想不到这些,那么我们既然不给予奴隶精神的教化,仅仅让奴隶获得可怜的自由,那么岂止不能称之为幸福,只怕反而会成为转变为灾祸的媒介!”

格兰斯顿演讲结束后,议院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决议解放奴隶。格兰斯顿这时候的演讲,虽说没有发挥得十分精彩,但是声音清朗,抑扬顿挫,身体语言丰富活泼。他在会场演讲到高潮部分,总是拿眼睛去瞟本党的党员们,暗示他们为自己喝彩助威。他语言的丰富、点缀的精巧,不如卑特托,主要弊病在于太过流畅,时而有重复的句子,排比也太多。所以当时的格兰斯顿,还不足以称为大辩论家。不过此时他讨论的方式手段已经为世人称赞了。当时有评论家评价格兰斯顿说:“格兰斯顿的演讲,对于敌对党,总是非常机警敏锐,能快速发现对方的弱点,而指摘的也十分巧妙;又擅长隐藏自己的弱点,不让对方看出。他每遇到适合自己、利于自己党派的论点时,总是会坚定不移地坚持。可如果避开这个论点而有益于政治时,他又会毫不犹豫的放弃这个论点。这一点可不是其他人能够比拟的。”看了这个评价,格兰斯顿日后能够成为大辩论家,从这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了。

(五)保守党之领袖

自由党内阁,不久因为爱尔兰问题发生了内讧,最终导致解散。卑尔氏接管了内阁,组织了保守党内阁,任命格兰斯顿为大藏理事官。这时格兰斯顿才26岁。

不久内阁更迭,议员又被解职再选,格兰斯顿又再次入选。第二年2月,召开了内阁会议,格兰斯顿也出席,不久便升任为殖民次官。当时格兰斯顿提出的《欧洲与北美诸岛商船运输规则改正案》,非常受议院的欢迎。可当时选举进入议会的自由党人数最多,政府十分危险。没过多久,自由党首领来塞尔想把爱尔兰教会收入的剩余资金,充缴国库作为全英国的教育经费,并因此提出了《爱尔兰教会财产调查法案》。格兰斯顿认为这正好会伤害英国政府与爱尔兰教会之间的感情,故而持反对意见。可后来自由党赞成法案的人占多数,卑尔内阁因此辞职,米尔保仑上台,组织了自由党内阁。这时正是当年的三月。

从这时直到1841年8月卑尔第二次主持内阁前,一共经历了七年时间。格兰斯顿离开了政府,从事读书、创作工作,以及旅行和结婚。当时的政坛安宁,没什么可记述的,其中最重要的事,只有鸦片战争而已。

公元1837年6月,威里亚母四世去世,女皇维多利亚继位。因为新皇登基,必要改选议员,格兰斯顿再次被选入。当时格兰斯顿是保守党中为数不多的有名的政治家,很受本党的关注。在此之前,英国商船运载鸦片进入我国,交换我国的茶叶而归。我国政府多次下令禁止,却屡禁不止。两广总督林则徐愤恨英国人违反禁令,用鸦片来毒害我国人,于是派兵把英国人的商馆围起来,驱逐了商人,焚毁了两万余箱鸦片。英国人闻讯后一片哗然,于是诘问我国政府。我国政府没有回应,英国人便派遣军舰进攻我沿海地区,战争由此拉开帷幕。格兰斯顿的朋友古拉哈母认为罪在英国商人,由于贩卖鸦片开启战端,对正义伤害极大,格兰斯顿赞同他的观点。这时马克礼也对此事发表演说,主张对中国开战,因而格兰斯顿在议会上驳斥他说:

“我们忠诚而有名誉的马克礼阁下,您说‘我大英帝国的国旗如今以荣耀的光辉飘扬在广东的海港,这足以表明我国军人不屈的气概,无论对哪个国家,我们决不轻易退让一步’。虽然您说的是对的,但我听到这话后,还是想了又想。我们国人望见国旗飞舞飘扬而产生了同仇敌忾的决心,到底原因何在?不也是因为我国国旗代表着正义,坚决扫灭强暴,使得高贵的国家主权得到扩张,公正的商业得到振兴,所以我们望见国旗,奋斗的志气才会油然而生吗?然而如今我国政府滥用威权,无缘无故地跟中国开战,用以保护这些不法的贸易。可叹啊!堂堂的英国国旗在中国海港外面闪动飘扬,做这番不正义的举动,我等实在不得不用满身的恐惧,来遮映我们眼中国旗的光辉。况且我在过去几年,每当看见国旗飘扬在天空,我的心中总会兴起无穷的雄心壮志。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看见那样的国旗了。”

格兰斯顿的话,是根据正义公道而说的。不过当时的英国人没有采纳他的提议,因此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鸦片的流毒,蔓延到了我国的今天,现在还没能消灭(指作者当时而言)。

(六)格氏之财政改革

这一年议会的休会期间,自由党内阁渐渐有所摇动。1841年,议会召开会议,内阁因为政策失误的缘故,导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足。这一年的5月27号,卑尔在议会上提出了《内阁不足信任》的提案,而米尔保仑(当时的内阁首相)认为前面所述的原因不足以衡量内阁的信用,想要再诉诸国民舆论,由国民决定,于是便解散了议会。然而改选后,与内阁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仍然占居多数,因此自由党内阁首相最终不得不辞职,卑尔因此再次上台,组织保守党内阁,格兰斯顿也成为了其中一员。此时格兰斯顿对于爱尔兰的宗教、土地问题颇为用心。卑尔认为当时财政经济紊乱,除了格兰斯顿没人能治理,于是任命格兰斯顿为商务局次长,兼任造币局长,同时让他参与内阁事宜。

当时国库的库金,亏空达270万英镑,而全年的租税都已经收完了,民间的工商业者大量失业,全国上下,怨声载道。卑尔认为不如减少原料商品的关税,以此来来解除制造业的枷锁,从而减轻劳动者的负担;国家的年度财政收入,则应该从富豪那里收取。然而在财政改革里面最麻烦的就是关税的改革。格兰斯顿亲自主持关税改革,废除了一千两百种进口物品的关税,其他的关税,也减少了不下七百五十种。议会期间,议员们质问关税改革的问题,格兰斯顿一一进行了说明,以至于来回解释达到了一百二十九次之多,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辛劳了。卑尔说:“格兰斯顿在税收事务上的才能可谓出类拔萃,想不让他进入内阁都不行。”1842年的财政改革,大概与1832年的选举法改革一样,同样是英国政坛的一大开创性举措,而自由贸易的发端,也是由这开始的。当时卑尔和格兰斯顿所主持的改革,除了《谷物条例》以外,多半是关于自由贸易的,这也足以看出格兰斯顿趋向自由主义的特征。后来格兰斯顿弄好慢慢信奉自由主义,其历程太多,详细情况记述在后。

【评论】

格兰斯顿在议会提出的议案,常常遭到否决,竟然以至于声音脸色都变了。可见伟大人物终究也不免被感情左右。然而当他再次提出这个议案的时候,反而一次比一次努力,无所畏惧。如此可知杰出人物不一定百战百胜,事事成功,他们只是在失败后没有屈服,自我反省原因而已。

奴隶制度违背了公道和正义,这自然不用说了,可是以格兰斯顿的贤能,竟然也反对废止,可见人一旦受到习俗影响,连贤者也不能避免。这是格兰斯顿一生最大的污点,读者应当引以为戒。能够不受任何事物蒙蔽的人太少了。古人被时代形势蒙蔽,说的话未必都值得效法,即使在当时值得效法,但随着时代变迁,守护旧习俗的人自然不能用古人来作借口了。

凡是一群人,肯定有两种以上观点,于是便出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保守一派未必全错,自由一派未必全对,而想对二者进行折衷就更不对了。这两派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罢了。如果社会上的人果真能各自实行自己尊奉的主义,那么受形势的影响,保守一派的人未必不会成为自由党,自由一派的人未必不会成为保守党。政策本没有善恶之分,只要适用于当时时局就可以了。让人最为担心的是国民没有一点实干的心思,信保守主义的永远不去实行保守派的主张;谈自由主义的也看不见他去实践自由主义,这样下去,国家必定灭亡。格兰斯顿开始信奉保守派,最终转向自由派,也只不过是随着良心所安而行罢了,世界上每天号称“守旧”、“维新”的人们,还是效法格兰斯顿吧!

人类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者能够并行不悖吗?这是一个问题。格兰斯顿在鸦片战争期间所信奉的是正义,可最终还是与本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被众人排挤。如此说来,这两者的矛盾固然成为当今世界必不可免的定数了。两者既然不能调和,那么我们应该按照他所处的地位来作出判断。假如我处在外交家的位置,处在军事指挥的位置,那我固然不能不按国家的国情行动,决不可意气行事。如果是个人之间的交往,那固然不用因为国籍不同而产生异样的感情。世界不能趋向大融合,也是今天时势的无奈,我们应当将之视为遗憾。如今反而把外国人当做仇敌,不但显得气量狭小,恐怕也会阻碍社会的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