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一些人对于曾国藩怎样痛恶,按他的时代的标准去衡量,他可算得一个并世无两的伟大领袖。凡伟大领袖所必具的美德之一是能够鉴识、培植并且善用人才。就这点而论,曾国藩的特长是很显著的。他的弟子薛福成说他“知人之誉超轶今古,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尝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曾以西学干谒曾国藩的容闳也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府幕中亦可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官员。怀才之士,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才之精华汇聚焉。”他识拔并且培植人才的主要地方自然是他的幕府。晚清同光间比较重要的人物很少不是从他的幕府出来的。我们试将他自治军长沙以来二十多年间幕府里的宾僚作一统计,看他们怎样被他吸引来,怎样受他的影响,怎样影响他,怎样被他提拔,则我们对曾国藩的伟大可以得到更深切的认识。而想转移风气,甚至转移运会的人也知所取法了。昔薛福成有《叙曾文正幕府宾僚》一文,所举自李鸿章以下凡八十余人,但仅系以爵秩和籍贯而已。本文的作者之一(李鼎芳)曾根据这个名单,稍加增补,参以此诸宾僚的碑传和著作、曾氏的全集和其他载籍,详考诸人和曾氏的关系。兹撮其要如下。

曾经供职在曾国藩幕府,或者往来其中的,据现在我们所知,有九十来人,其中最著的,在军政方面有左宗棠、李鸿章、李瀚章、彭玉麟、刘蓉、李元度、郭嵩焘、薛福成等;在学术方面有俞樾莫友芝、吴敏树、汪士铎、张文虎、华蘅芳、李善兰、徐寿、张裕钊、王闿运、吴汝纶、戴望、黎庶昌等。这许多人中,固然有的是国藩早年的朋友,有的是他学生,也有建策献图,自己投效的(如李元度、薛福成、屈蟠、林长春),好些是曾国藩寄书请来的。不过他们所能够受到曾国藩的知遇,也不是凭空的,好多人在入曾国藩幕府以前是建过功的。

在未入曾国藩幕府以前,这些人所做的事,大概可分两方面。

一是办团练或参加战事的。如李鸿章本来是跟着吕贤基在安徽办团防的。周开锡是在湖南益阳办团练的,吴嘉宾也因办团练有功赏内阁中书加侍读衔。高心夔到曾国藩幕府来,也是自己从江西湖口带了五营团练来的。又如萧世本在四川办保甲,坚壁清野,太平军不敢相犯。程鸿诏在黟城也以办团练著义声。梅启照在南昌也曾用团练和太平军战过不少次。其他像李兴锐、吴坤修都是打过仗的,而最有名的要算彭玉麟在湖南耒阳的战绩。后来曾国藩就是因此而请他入幕。当时对于办团练最热心的要算罗汝怀。他曾作过一篇《团防刍说》。他的重要的主张是:“当舍目前而谋后日,当置小补而思永图,当舍成法而求更张。若现募之兵果精,则当汰额兵而以新兵充任。而额兵之积弊,不在兵而在将,及绿营循例操演之法。不能选将而新筹操法,弊何由除?”(《绿漪草堂文集》卷五页二)这主张于曾国藩很有影响的。国藩在长沙办团练,事事更始,用儒生来做将领,另筹操练的法则,当是采纳罗氏的主张。二是参赞他人的幕府的。曾国藩幕中的人,很有从别人幕府来的。最著名如左宗棠,本来在张亮基(湖南巡抚)幕府的。张亮基一切都委托宗棠,所以宗棠便专管湖南的军事。当时湖南援兵回兵,宗棠尤尽力于策应曾国藩的军队。湖南的厘金征收、地方军事善后等,大都是左宗棠主持的。又如郭嵩焘,本来在江忠源幕府,助江忠源创办水师,是后来湘军水师的先驱。嵩焘的弟弟昆焘,起先也和左宗棠同在张亮基幕府,管理文檄函牍,调发兵食等事。他如汪士铎、莫友芝、李鸿裔、洪奎、周开锡等,都是参与过胡林翼的幕府。胡林翼死后,才都到曾国藩的门下。胡林翼的《读史兵略》,是汪士铎和莫友芝等替他编辑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幕府来的人,多半先立了小小的功名,或者积了丰富的经验的。他们的出身,大半是举人、进士或者拔贡。他们在幕府中所做事业大体上可以从下几方面说:

1.帮国藩鉴拔人才。国藩初出治兵,苦乏人才。当时邓辅纶在他幕中,早著才名。一时湖南的宿儒硕彦,都与交流。他更保荐给曾国藩许多英能强干的人。又有陈士杰,是国藩初起时入幕的。国藩在招请他的信中,便说他“于御众之道,得古人之遗意”。所以后来在幕中,“唯以人才为大计”。国藩所部文武吏士初来时,必先令与士杰会面,阴使相其能否,然后决定分别任用。

2.设计。从许多曾氏幕僚的传中,可以看到参与机要的记载。举其著者,薛福成初入幕时,便上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策。后来国藩克服南京后,这些计划差不多都实行了的。国藩规南京,先清后路,使脚根稳固,再进兵大攻(《曾文正奏稿》卷十五,三四页),这是汪士铎策划的(《汪梅村先生集》卷十五页)。克南京后,与彭玉麟设立长江水师,也是汪氏的计划(《汪梅村先生集》卷十七页)。国藩要裁遣湘勇,吴敏树曾寄书信献议,兵士就地垦荒。这事后来恐怕也做到的,因为现在江浙地方有好些湖南人是垦荒致富的。

3.治理军饷。曾国藩初出治军,规模狭小,并没有计及别省的事,更不料湘军将来会成全国的军队。所以起初一切都是自己请地方绅士和幕僚管理。就是军饷,也没有请朝廷派人来经理粮台。从咸丰三年初办团练到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粮台都是派幕僚经理的。始终其事的是李瀚章和甘晋。咸丰七年以后,虽然把粮台撤毁,归并江西省局由司道办理,筹饷的还是李瀚章他们。此外如郭嵩焘、昆焘兄弟,杨象济、李兴锐等,或是替他办捐输,或是替他收集厘金。尤其是厘金,到咸同之际,因为战争持续了好多年,各省糜烂,它便成了惟一的饷源,经理厘金局的都是幕中的宾僚。所以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受他们的帮助要算最大了。

4.带领军队。从战争方面而言,曾国藩幕府的人,亲自将兵出战的很多。最著名如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吴坤修、李元度、唐训方,或领陆军,或领水师。而曾国藩改变了清末的兵制,这是一例。不过左宗棠从咸丰十一年以后,专任了浙江的军事。李鸿章从同治元年以后也专任了江苏的军事,便都脱离了幕府,独当一面去了。李鸿章仿湘军的营规、营制成立淮军,更成了另一集团,这是后话。惟有彭玉麟在曾国藩幕中差不多二十年,专以带领水师为事,所以他在军事方面对曾国藩的贡献是最大不过的。此外从幕府出而将兵的,有李榕、李鹤章、林长春、左楷、屈蟠等。

5.治文书章奏。虽然黎庶昌在《曾文正公年谱》里说文正公一生的书牍奏疏,都是亲自属笔,从不假手他人,但是我从别的记载中,知道曾国藩在这方面借重于他人的正多。幕府中人实以文士居多,而他们所最能做的事还是在笔墨上头。曾在曾国藩幕府里治理文书章奏的人,举几个重要的,有许振祎、刘蓉、李鸿章、吴汝纶、李元度、程鸿诏、向伯常、柯钺、钱应溥、罗萱、冯焌光等。他们不但都是文章的能手,而且有胆识很大的。譬如曾国藩在咸丰四年战败靖港,朝廷革他的职,照例革职人员不能专疏上奏的,李元度却代草奏疏,请出湖南境后,仍许专奏,以速戎机。曾国藩倒迟疑不敢决,李元度竭力坚持,后来朝廷竟许国藩单衔专奏。其中笔翰敏捷的,如许振祎曾经在一个晚上做过八十通官书。曾国藩眼病,自己不能作书,便嘴里说,要罗萱起草。萱随手写下来,往往不必修改。其他如刘蓉、程鸿诏、钱应溥,写文章都有捷如夙构之称。吴汝纶的文章,更是受曾文正的奇赏,常常把他比作汉朝弥衡的。他后来到了李鸿章的幕府,在这方面,李鸿章依赖他的地方很多很多。

上面我们所举出的五点,差不多完全是在军幕方面而言。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成功,受到他幕府的帮助可见是很大的。自从太平天国覆亡后,曾国藩总督两江,便专心注重文事和吏治。他荐方宗诚来做枣强知县,是他用儒术来润色吏治的表征。在金陵,在安庆,都创办书局,校刊古书,恢复遭兵燹蹂躏的各地的文化事业。幕府中的文士如刘毓崧、汪士铎、洪汝奎、唐仁寿、张文虎、莫友芝、倪文蔚、李善兰、成镜蓉、戴望等,都到书局经理,分任校刊。江南学术,乃蒸蒸复盛矣。

国藩在一生事业的几个严重关头里,曾大受他的幕友的影响。

其一,他出来治军,是经郭嵩焘和吴敏树、罗汝怀劝驾的。咸丰二年,曾国藩放江西学政,丁母忧归家守制。这时太平军已经到了湖南,朝廷便命他帮办团练,他坚持守制,不肯出。郭嵩焘到他家里,劝他出来保卫桑梓,同时吴敏树也写了一封信给他,申明“衰绖从戎”的道理(《拌湖文集》卷六十九页),国藩才奉朝命,赴长沙。这是他初出时的事。到了咸丰七年,他又丁了父忧,又要坚请守制。这时太平天国的声势正盛,所以许多地方官都攻讦他畏难而退。他没法,和吴敏树商量。吴敏树又作了一篇《为曾侍郎论金革无辟》的文章(《拌湖文存》卷一十五页)。同时罗汝怀也写信来劝他重新出山。国藩才不坚持终制,第二年便出来了。此二事关系曾国藩的事业甚大。曾国藩倘使起初就坚持不出,朝廷一定会准许的,因为当时他并没有以军功著名。到咸丰七年,太平天国定都甫四年,曾国藩功还未立,他真要不干也可能的。

其二,咸丰四年,曾国藩初率兵从衡阳北上,到岳州便打了败仗。那时候王鑫带了他自己的九百兵死守岳州空城,曾国藩和他意见不合,不愿救他,经陈士杰再三的劝告,才派了水师赴救。王鑫的兵后来归左宗棠,平定浙江定新疆的将领多半是这次遇救的。岳州败了以后,曾国藩自己带了水师,守湘川中流,听天由命。王闿运和陈士杰便商议劝告,要他援救湘潭,图根本立足之地。国藩才飞檄塔齐布救湘潭,大胜,湘军才有再图进取的根据。按这两次战争,是湘军初出时的主要战役,国藩只知感情用事,不审利害。要是没有陈士杰等的劝告,王鑫陷死在岳州城,自在意中。国藩若困守湘川中流,靖港和湘潭的太平军上下都是半天可到,他又何尝不是自处绝域呢?这两次战争,一胜一败,和湘军后来的进展是很有关系的。

其三,国藩初出治军的时候,严刑峻法,手段非常的辣,他和地方官吏又往往不合。但是到咸丰八年再起时,便完全改变了态度。他的老友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卷上十页)里说:“先是文正与胡文忠书,言恪靖(左宗棠)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再起援浙,甫到省,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书篆联以见意,交欢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国藩亦自言,“自八年夏间再起视师,痛改前此客气用事(谓激于一时之意气,非养之有素者)之弊”。(《求阙斋弟子记》二十)这重大的改变似乎与罗汝怀的劝告有关。他第二[次]守制时,罗给他一封十分谅直的信,责他“追寻怨怼,苦索瘢疣,不用雅驯之辞,惟抒愤懑之气,亦何弗游心广大之域。是殆德性学问中或有窒□之未辟,渣滓之未融已”。归结,劝他虚己下人,“使官无怨”为第一要务。这封信是不能不使国藩感动的。盖国藩的幕僚多是他的故友,故遇事敢言,非如后世的枭雄,刚愎自大,所日与处的无非只能说“是”的人,无望其变化气质,改易途径,袁世凯其例也。

以上叙曾国藩所受他的幕僚的帮助和影响,下文将记国藩直接对他的幕僚的影响,同时也就是间接对全国学术和政治的影响。国藩论学,以义理、经济、词章、考据并重而相成,于以调和汉宋之争,故奉国藩为师的学者(多半曾居其幕府的)绝无汉宋门户之见,而多半以调和汉宋自任。这是道光末至光绪初年间我国学术界的风气,经曾氏光大的。国藩论文虽崇姚鼐,然实和他有别。“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办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疏之饰。”(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这是湘乡派文章的特色,而与后来维新派(谭嗣同梁启超等)文体的解放是有渊源关系的。其实湘乡派可以说是对于桐城派的第一度解放和改进,维新派可以说是对于桐城派的第二度解放和改进。传曾氏文派的著名作者如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都是他的幕府中人。

曾氏理学家的修养法很自然地会影响他的幕僚。他一生操行的宗旨可以“诚敬”二字包括。诚是不欺己欺人,敬是勤慎有恒。“居敬”“存诚”原是孔门修养论的总原则。敬是礼的原则,诚是仁的原则。礼是外的,仁是内的。仁是礼之本,礼是仁之用。宋儒的贡献,从行理的观点看来,是将这两原则深刻化、具体化、理论化。曾氏从宋儒得到这两原则的深切认识,而一生咬实牙龈地坚守力行之,并且得到儒家所希求的理想机会,在政治上发展他的人格。故此我们可以说曾国藩是儒家最典型的人物。他所认定的修养宗旨,他永远不惮烦地拿来向下属或后辈提诲,这是可以从他的书札里看出的。他的幕僚所受的影响我们可以举李鸿章为例。薛福成记:“傅相(李)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但鸿章始终没有把他的诚字传授到家,而只传授得他的敬字。国藩的生活秩序甚严整。我们看手书的日记,每日某时起,某时理公牍,某时见客,某时围棋,某时看书,几如刻板。李鸿章亦然。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里记他“每日起居均有常度。早间六句钟起,稍进餐点,即检点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圣歌序》一纸。……(午饭后)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晚间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改”。

其他像薛福成的凝重,黎庶昌的勤黾,吴汝纶的忠实,都是受曾国藩的教导和生活上的习染的结果。在出处辞受之际,国藩的宋学的精神,影响于他的宾僚尤其深刻。

从政治方面说,清末采用西“艺”的风气,也是曾国藩开其端,而后来做的幕府旧僚继续发扬的。李鸿章所倡办的新政除开矿、建铁路及关于商业的外,皆秉曾国藩之志而行的。国藩在咸丰四年的时候,便设炮局,仿造西洋水雷,虽然没有什么效果,却是一种创试。到了同治初年,他便派了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创立江南制造局,自造机器和轮船。不久他便提议派学生到美国去留学,清廷许之,同治十一年才有第一批留学生派赴美国。不过在同治二年,总理衙门有委李泰国购买炮船助攻南京一事。李泰国和阿思本定合同,允许阿思本做总司令,总理衙门严厉驳斥,重订合同。结果阿思本不愿,所以炮船买了来又出卖了。这次购船的事曾国藩是反对的。推测他反对的原因似乎在:(1)根本反对洋人助战;(2)南京势在必下,不愿他人分曾国荃等的功勋;(3)畏惧外人索重酬(咸丰十年俄人已经给了一个教训了)。有人说(例如陈恭禄),曾国藩反对雇佣外国海军人员是见识短小,是不对的。总理衙门向外国买炮船没有成功这一年(同治二年,1863),便是曾国藩派容闳到外国去买机器那一年。

讲到晚清的外交,近人多知道称许李鸿章,而不知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根本策略是受自曾国藩的。《庚子西狩丛谈》里保存着晚清外交史的一段重要材料,值得我们全录于下:

公(李鸿章)又曰,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功名事业是老师(曾国藩)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与同他打屁子腔(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屁子腔!屁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占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屁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奉行,真有此理。”

这番话至今还值得我国办外交的人倾听。

以上述曾国藩对他的幕府人物的影响竟。最后让我们看看曾氏关于人才的见解和用人的态度。他在早年的《原才篇》□便□定风俗的厚薄,系于在上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可由处高明之地位的人,依己之所□,陶铸而成。咸丰即位之初,他应诏陈言,即谓当日所须讲求的唯在官吏得人。他又说过,“为政之道在得人,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求阙斋弟子记》卷二)关于广收者,薛福成记他在籍办团练时所用诸人“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尽所长”。(《庸庵文编》卷一)关于慎用者,国藩有云,“将帅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精神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书札》卷十八)李元度赴安徽时,他与约不用好大言的文人,又云“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问样子。办事无警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生气。……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吾欲以劳苦忍辱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始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弟子记》卷二七)关于“教”与“绳”者,国藩有云:“大抵人才约有二种。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略示假□。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务使循循乎规矩之中方好。”(仝上)

国藩待对下属的态度亦不外“诚”。将吏来谒见的没有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的事件,难言的苦衷,必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常通信告诫,像师长督课学生,父兄期望子弟一般。见人有好处,必极口称赞,大而李鸿章虹桥之战,小而钱警石、衎石兄弟的家书,皆引愧不如,而乐为称道。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他部下时,他奏称其才胜己十倍,胡遂受不次的擢用。这些还是表面的。李元度曾两次被国藩参劾,因此终身不得志。但国藩殁后,元度哭以诗云:

记入元戎幕,

吴西又皖东。

追随忧患日,

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

前期我负公。

雷霆与雨露,

一例是春风。

我们于此可以想象曾国藩对僚属的魔力。

李鼎芳与张荫麟合著,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36期,193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