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孔子者，但学其出妻；学子路者，但学其愠见；学颜子者，但学其箪食瓢饮；学曾点者，但学其嗜羊枣，浴乎沂、风乎舞雩，而谓吾学圣贤矣，可乎？
不学齐桓之尊王攘夷，而学其杀公子纠；不学晋文之创业定霸，而学其恋齐姜；好酒及色者，谓吾学汉高祖；喑呜叱咤者，谓吾学楚霸王，而谓吾学英雄矣，可乎？
语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见过者，为人所难免也。虽然，吾敢曰，人虽圣贤，亦不能无过，盖圣贤不过寡过而已。故孔子曰“假我数年，五十而学易，亦可以无大过矣乎”，蘧伯玉但求寡过未能。此可见圣贤一生，亦不外求寡过、求无大过耳，岂敢曰无过乎？
过既为圣贤所难免，则古今以来，欲求一完全无过之人难矣。古今既少完全无过之人，然则古今之圣贤豪杰，岂皆不足学乎？曰不然，古今圣贤豪杰皆彼此相学而成也。苟以圣贤豪杰不能免过，而不屑学之，则圣贤豪杰，将绝迹于天下矣。
圣贤豪杰，既不能免过矣，而吾又不能不学圣贤豪杰矣。今敢问学之之法奈何？只学圣贤豪杰之过，而可以为圣贤豪杰乎？抑学其圣贤豪杰，而又必须兼学其过乎？如谓只学圣贤豪杰之过，而可以为圣贤豪杰，则当吾未学圣贤豪杰之过时，吾身本为有过之身。今又从而益之，是适成为过失重重之人，更何圣贤豪杰之有？如谓学其圣贤豪杰，又必须兼学其过，则圣贤豪杰有过，本为圣贤豪杰之不幸，非谓凡为圣贤豪杰者，必须有几许过失，而后圣贤豪杰之格乃为完全。吾苟幸得免过，岂不较彼更善，则又何苦故为白璧之瑕也。
今天下有一多过之人焉，当其犯过也，彼亦自知不能掩人之耳目，于是先于古今中外之所谓圣贤豪杰中，择其一人，曾亦有此过失者为彼之保护。有人指其过失彼即借口曰：某圣贤某豪杰不尝有此乎？吾学某圣贤某豪杰也，吾又何惧？
夫圣贤豪杰之有过，此为圣贤豪杰之不幸。然亦因彼于犯过之后，能力改其过，而又卒能变成为圣贤豪杰，然后其过始为人所传。不然，圣贤豪杰之过固为常人所恒有。彼常人者，何不以过而传其名，而圣贤豪杰之过，转载在青史也。彼犯过者，既不学圣贤豪杰之学问事业，而反以彼偶犯之过失为借口。呜呼！圣贤豪杰，苟犹有知，当必益增遗憾矣。
或问曰：此人犯过，既每以圣贤豪杰为借口，然则自来之史家。记圣贤豪杰之事者，何不但记其善，而举此一二不检之细行，付之阙如？或可免滋流弊也。应之曰：是不然。史家记一人物，而不欲遗其细行者，盖有数意焉。
史家与画家同，史家最要者在于传信，画家最忌者在于失真。故画家之画山水，不但画其明媚而已，凡山旁之破屋秃樵，水边之破船老渔，皆为一一描出。盖以描破屋破船，愈足以衬山水之明媚也。若于山旁而添一广厦华屋，水边而添一画舫彩船，饰渔翁为美人，改樵子为显者，则山水之真景失矣。人物者最与山水相类也，故史家之记人物，每当搜其一二逸话，为文章材料者，亦传信之意也。
历史者，人生之宝鉴也，亦人生之模范也，标准也。故史家之记一人物，必须举一人物之事迹，始末巨细，悉载之于书，且旁及于其朝代之关系。俟后之读者知其人物之所以成为人物者，或由其朝代所造成，或由其境遇所造成，而可以推定其人物之价值。至于其少年之逸事，及其生平之细行，所以不欲掩之者，史家之意，盖谓此等逸事细行，无论为善为恶，皆足为读者之宝鉴、模范标准。何也？凡成年以上之男女，无不具有识别之脑力。观古人之善，未有不知其为善；观古人之恶，亦未有不知其为恶者。人类既具有此识别善恶之脑力，则当其读人物传记时，见其善者，未有不动欢欣钦慕之情；见其恶者，自未有不生嫌恶悼惜之念。且同时又必发生一心理焉，以为以彼之如许圣贤、如许豪杰，犹不免有此遗憾，难逃直笔。吾侪苟不鉴彼之善，而知其恶，则不特增彼圣贤豪杰之遗憾，抑亦非作史者之意也。
且古来人物之所以成为人物者，大半皆因其生平偶陷一二之过失，后知所悔，乃急急于改过，又同时急急于立功，冀以自补前过，而其结果乃成为圣贤豪杰矣。故作史者之意，更欲以是有过之事，摭拾而录之，俟读者自知凡人遇有过失之后，不可自馁其志气。苟不馁其志气，能力改其过，而臻于善，则其结果仍可以为圣贤为豪杰也。
史家之用意，盖不外于以上所述。故其记一人物也，遇其人道德之完全者，则记其完全，遇其人道德之不完全者，即记其不完全，从无讳饰之事，以待读者之识别去取。而不料后世之人，日巧于为恶，乃至不学古人之善，而专刺取其一一恶行，以为自己之护符，使得利用古人，以为抵抗舆论、防御清议之具。虽然曹丕逐君，亦自谓学伊尹；王莽篡汉，亦自谓学周公，而后世终以莽丕为乱贼，不闻颂莽丕为伊周，可见美名终不可以盗取也。
此等道理，本为至浅。然读书者，必先识此浅理，而后任读何书，皆受其益矣。孔子不云乎：“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夫世有善不善皆萃于一人之身，使读者见其善，不能不从，见其不善，亦不能不改。此其人为谁？曰是惟德国宰相毕斯麦。
有些学习孔子的人，往往只知道效仿他离妻远家的行为；有些学习子路的人，往往只知道效仿他遇事后的愤愤不平；有些学习颜渊的人，往往只知道他安于贫困；有些学习曾点的人，往往只知道他喜欢吃羊枣、与朋友游乐于沂水之间、临风于舞雩之台。如此只了解一些圣贤的轶闻故事，就说自己已经学习了圣贤，这样可以吗？
不学习齐桓公尊奉周朝王室、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丰功伟绩，却学习他为争权杀死自己哥哥公子纠的行为；不学习晋文公历经艰辛磨难成就春秋霸业，却学习他沉醉齐姜美色、不思国事；自己吃喝玩乐却说是学习汉高祖的行事风格；对人动辄厉声呵斥却说是学习楚霸王的处世方法，如此取短避长，就说是自己是学习英雄所为，这样可以吗？
古人说：“一般人达不到圣贤的境界，谁又能没有过失呢？”因此，生活中人们都难免出现过失。尽管如此，我仍然敢断定，人即便是能达到圣贤的标准，仍然不可能不犯错误，不过是圣贤之人所犯的错误较少而已。因此孔子说，假如再借给他几年时间，在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易经》，应该可以做到不犯大错误了。春秋时卫国有名的贤人蘧伯玉也只是尽量减少犯错误，没能完全做到。由此可见，纵览圣贤之人的一生，也不过是努力避免错误、尽量不犯严重的错误，哪敢妄言自己不犯错呢？
既然圣贤都难以避免犯错，那么古往今来，想找到一个从来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太难了。那么自古以来既然没有完全不犯错的人，是不是以往的圣贤豪杰因为犯过错就不值得学习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历代的圣贤豪杰都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提升自己。如果因为以前的圣贤豪杰都犯过错误，就不屑于向他们学习，那么从此世界上就不会再出现圣贤豪杰了。
圣贤豪杰既然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我们却不能不或者说是不得不学习他们。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向他们学习？仅仅学习圣贤豪杰做的不对的地方，可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吗？又或者是学习圣贤豪杰的过程中应当连同他们的不足之处一并学习？如果只是学习圣贤豪杰的不足，从而就可以达到圣贤豪杰的标准，那么我们还没有学习效仿他们的过错之前，自身本来就已经存在很多过错，现在又学习沾染了更多的毛病，则恰恰成为了有严重过错的人，这哪里谈得上是圣贤豪杰呢？又或者学习圣贤豪杰必须在学习的过程中将他们的优缺点“兼收并蓄”？实际上，圣贤豪杰犯错对他们而言原本是一种缺憾，而不是说凡是圣贤豪杰就一定要有些过失才行，只有这样才符合圣贤豪杰的标准。那么，如果我们只学习了他们优秀的品质，同时又避免出现他们那样的过失，岂不是比以往的圣贤豪杰更高一筹？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画蛇添足，非要在纯洁的白璧上添上一点瑕疵呢？
假如现在世上有一个经常犯错的人，当他犯错的时候，他也很清楚自己所犯的错误不能骗过别人，于是就从古今中外的圣贤豪杰中挑出一位犯过类似错误的人作为说辞，一旦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以此为借口，说“历史上某位圣贤某位豪杰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吗？我这是学习某位圣贤某位豪杰的做法，我犯错又怕什么”？
圣贤豪杰犯错，也是他们不希望发生的。但是对他们而言，正是因为犯过错误后能够尽力改正自身错误，才逐步蜕变成为圣贤豪杰，然后圣贤豪杰所犯的错误才在人们中间流传。不然的话，圣贤豪杰的错误本来也是普通人所经常犯的，那么这些普通人为什么不能因为犯这些错而被世间流传？相反，圣贤豪杰犯错则被记载在历史上。那些犯错的人，不学习圣贤豪杰的学识修为和事业成就也就算了，反而以他们偶尔犯的过错作为自己犯错的借口。唉，如果圣贤豪杰泉下有知，应该会感到非常遗憾吧。
有人可能问，这些人犯错既然总以圣贤豪杰的作为为借口，而这些内容又来自史学家记载的圣贤豪杰的轶闻故事，那么史学家为什么不仅仅记载他们的优点善行，对于一些不端的行为直接略过呢？或许能够避免产生不好的影响。回应这个问题，其实这么做是不对的，史学家记载一个人物，不愿意放过每一个细节事件，是出于多个方面考虑的。
史学家与画家一样，史学家最核心的追求是在于记载真实的历史，画家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描绘失真走形。因此画家画山水画，不仅仅画山清水秀的靓丽一面，但凡山脚的破房子、穷困的樵夫、水边的破船、年迈的渔翁，都要逐一描绘出来。因为描绘这些破房破船，更能够衬托出山水的明媚秀丽。如果山的旁边画一栋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水边再添一艘装饰华丽的大船，把老渔翁画为妙龄美女，把穷樵夫画成达官显贵，那么山水的真实景色就荡然无存了。描绘人物与描绘山水的性质最为接近。所以，史学家在记载一个人物的时候，总会搜集一些关于他们的逸闻轶事，作为传记的一部分，这也是出于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具立体感的目的。
历史，是人们生活中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也是人们一生中学习的榜样和处事的标准。因此，史学家记载人物就一定会记叙一些人物过去所做的重要事情，从起始到结束、从大事到小情全部都记载在书上，而且旁征博引，到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等到后世的读者能够理解历史人物之所以能成为有才能的人，或者是由于时势造就，或者是由于自身的经历所形成的，从而可以明确历史人物的真实价值。至于这些人物年少时候的琐事和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小事，之所以不愿意进行掩饰，史学家认为，主要是考虑类似的小事小节，不管其性质是好是坏，都能够作为读者借鉴的宝贵经验教训和处事的参照标准。为什么呢？只要是正常成年人，全部具有分辨善恶的认知能力。看到古人所做的善行义举，没有不知道这是好的；看到古人所做的恶行劣迹，也不会不知道这是坏的。人既然拥有认知善恶的能力，那么当他阅读人物传记的时候，看到记载的善事都会引发高兴倾慕的情绪，看到记载的坏事自然都会产生厌恶惋惜的感觉。与此同时，又会产生这样的心理认识，即便达到如此圣贤的高度，做出如此豪杰的壮举，仍然免不了留此遗憾，难以逃脱历史如实描述。我等之辈如果不学习他们的优点，避免他们的过失，那么不光是增加了那些圣贤豪杰的遗憾，也枉费了史学家的一片心意。
况且古今以来，那些之所以能成为大人物的，多数是因为他们人生中偶然犯了一些过错，然后产生悔意，于是迫切改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同时又迫切于建功立业，希望以此弥补自己以前犯过的错误，于是最终成为了圣贤豪杰。因此，撰写历史的人的本意，更主要是希望有选择地拾取摘录古今人物出现过错的故事，使读者能够明白人一旦遇到挫折失败后，不能妄自菲薄，失去信心。如果不失去信心，而是竭力改正自己的过错，逐渐完善提升自己，那么最终仍然可以成为圣贤豪杰那样的人。
史学家的意图，基本不外乎以上所说的几点。因此，在记载一位人物时，如果他的道德品行尽善尽美，就记载他尽善尽美的地方。当这个人道德品行存在不足之处，则连其不足之处一并记录，而从不存在避讳修饰的事，来让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辨别取舍。但是没有料到后来的人越来越善于学习不好的地方，甚至于不学古人的优点而专门逐一挑选学习古人的恶行，作为辩解自己犯错的护身符，用古人犯错的事例来阻却舆论批评，当做防止时政议论的工具。虽然曹丕迫使汉献帝禅位，也自称是效仿伊尹外放周王太甲的故事，王莽篡夺汉室皇权，也自称是效仿周公摄政称王的故事，但后人始终认为王莽、曹丕是乱臣贼子，没有听说称赞王莽、曹丕为伊尹、周公的。可见，美好的声誉终究是不能靠说辞来窃取的。
上面这些道理，本来是非常浅显的。然而读书人必须首先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然后不管读什么书，都能够受益。孔子不是说过吗，“别人的言行举止，必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选择别人好的学习，看到别人缺点，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如果有就加以改正”。这个世上有这样一个人，他身上集善恶于一身，使读者看到他的优点不能不学习效仿，看到他的缺点也不能不反省自改。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德意志帝国的首任宰相毕斯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