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那支天生健笔,似乎随时都在不停地挥洒,学问既渊博,兴趣又那么广泛,所以著述之丰,虽经长时期“元祐党禁”的摧毁,传世之作,还真不少。如以文集而言,明成化吉安知府程宗刊《东坡全集》,源出苏门定本,其内容包括《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一卷、《外制集附乐语》三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合为七集,总计有一百零一卷之多,而集外的书简、题跋、杂文短记之类,还不在内。

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之第一手好材料。不过,做文章的目的,总是以写给别人看的为多,大抵是对身外的事物,发表其一定范围内的主张或意见。其间不免受环境的拘牵,地位的限制,不能完全是作者的本来面目,与纯粹发挥个人性情、抒写内心情感的诗歌,就塑造人物形象的资料价值而言,其质地精纯的程度,文不如诗,显然可见。

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综自青年时代,自蜀入汴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我写东坡新传,取材于他的诗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

因为要运用苏诗做苏传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讽诵一样,兴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时,须从一字一句之间,推敲诗中蕴含的真意。我在着手之后,始觉此事,大不容易。

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西洋不同,抒情与叙事并重。东坡和杜甫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而以写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懂他的诗意。

而东坡一生的遭遇,却又甚不平凡。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的师傅,开府州郡为封疆的大吏;穷则为大庾岭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饮水的流人。他见识过贵族门第里的骄奢淫乐,也体验过闾巷小民们的贫困和无助。很少有人的生活经验,像他一样复杂,以一身而贯彻天堂和地狱两个绝对的境界,所以要熟知他的经验,就成为非常不易的功夫。

不能熟知他的经历,就不能充分了解苏诗;不能充分了解苏诗,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高文典论,常是披在外面的锦绣袍褂而已,不足尽以为据。

说到读苏诗之类,前人言者甚多,而以南宋人陆放翁,知之最审。

东坡逝世七十余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陆放翁在成都安抚使衙门里做参议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来做四川制置使。这两位诗人聚合在一起,便常谈诗说艺,屡屡论及东坡。因为放翁是个闲官,富有时间,石湖居士就劝他研究苏诗,以遗后学。放翁逊谢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两联坡诗:“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又:“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问他该作何解,范答:

“东坡被窜黄州,自忖不复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复元祐旧臣,所以说‘已致鲁诸生’。想来不过如此。”

“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放翁慨然道,“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储备将相之才。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把三馆一起撤销了。东坡旧时曾直史馆,但自谪为散官,史馆之职,削去已久。至此,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东坡用事之严如此。”

至于“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再度过大庾岭时,所作次韵诗的最后一联。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当时有两个鲁生,拒不应召,还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东坡写此诗时,他两兄弟的情况,正如放翁所言:

“建中初年,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尽量收用元祐旧臣,即使无法在朝中位置,也都任为封疆大吏;唯有东坡兄弟,只领一份宫观祠禄的干俸,不被重用。……”东坡诗只从正面说“朝廷已经征召了鲁国诸生”,暗中却隐藏着“不能致者二人”,自嘲与子由该为“不知时变的鄙儒”。放翁感叹道:

“如这两句诗,意深语缓,若不明了当时情况,更不容易窥测。”

放翁随后又举了一个“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的例子,认为若未读故老孙勰的诗跋,便不知绿衣所指何人,她又说了什么话,就无法看懂这两句诗语。所以放翁的结论是:

“……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

石湖居士听了,也叹息道:“如此诚难矣!”

理解苏诗,在陆放翁、范石湖那个时代,确然如此;但后来以爱读苏诗者之众,从事批注苏诗的人,传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细读注,困难未必不解。

注苏最早的本子,当以崇宁大观年间(1102—1107)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为先,距东坡谢世还不过几年;次则南宋绍兴初年赵夔等的《苏诗十注》、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等,皆其著者。

注本虽多,但是并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劝放翁再事研究,放翁当时不敢担当这一工作。后来有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以两代数十年不断的努力,综核前人诸说,重新增编补订,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诠解详备,称誉士林。这个规模大具的注本,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放翁作序。前面那段与范成大对话的回忆,就见于放翁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这时候,政治上的元祐党禁,虽已解除,但治苏学还是忌讳。施宿因为出版此书,遭人非议,而被罢官,所以传本甚为稀少。

明人好选评而薄笺注,但他们的“选评”,事实上只是借东坡这块招牌,来发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晚明公安派诸君子虽极推重东坡,但在研究上,却不甚有用。

清代学者才将施注本发掘出来,各以其专门知识来加以补充。如海宁查慎行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以详于考证地理,为其特色;冯应榴编《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则精于考古。两书皆颇流行。

后来商丘宋荦(牧仲)得施注宋椠本于江南藏书家,他便动员门人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和儿子宋至等为之删订编补,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遗诗四百余首,为《苏诗续补遗》上下两卷。邵长蘅承担此一工作时,又发现放翁所说难处之外的另一重困难。

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因此,他的知识范围,无边无际,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见闻宽广,皆非常人所及。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可以不限题目,牛溲马勃,皆以入诗,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嘻笑怒骂,街谈巷议,信手拈来,皆成佳咏。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曰:“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但是后世读者,学问识见,两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苏诗内容,时遇困难,依然不免。如邵长蘅作“注苏例言”十二条,其中一条便说——

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曰:注诗难,而注苏尤难。

所幸施氏父子合数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征引必著书名,诠诂不涉支离”,详赡疏通,学者都认为是自有苏注以来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长蘅等的删补和整理,稍后复有乾隆名士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八卷,考订尤称精详;至清嘉庆二十四年,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更是综合苏注之大成,附载《总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这一方面,贡献更多。大家之诗,从来以热心注杜(甫)者为多,但亦不过数家,内容芜杂肤浅,不为识者所取;而苏诗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树,后有清代学人不断地整补,这份丰富的前贤业绩,在研究东坡生平这个工作上帮助很大,这是必须要先加说明的第一点。

东坡事迹之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宋人笔记。

两宋之人,好写杂记短文,而且凡有著录,几乎是没有不道及东坡的。历史人物中,像他这样被人津津乐道,有那么丰富的记录传下来者,实在不多。这表示东坡立身行事、言论风采,都深深印入同时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对他具有真诚的爱慕,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

但也有人说:此乃由于东坡主盟当时的文坛,凡是弄弄笔杆的,直接间接都曾沾过苏门雨露,所以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如欧阳修,岂不是开创一代文运的宗师,道德文章,无懈可击,但其身后,虽不如他自料那么凄凉,“三十年后,世上更不道着我也”,但宋人著录中说到他的,便满不如他这门生,那么风光热闹。

东坡为人,胸怀旷达,谈笑风生,使得所有亲炙过他的风采的人,毕生难忘这位光风霁月的长者,欢喜记述他的遗闻轶事。即使没有著录,好多年后,也要向自家子弟谈论当年旧事,珍视这份记忆。而这些晚辈又根据父兄的传述,笔之于书,虽然并不一定皆是“实录”,但除东坡自己的写作外,这类同时代人的记录资料,自然值得重视。

首先要注意的,应是苏门弟子的著作。他们有最多的机会,与老师朝夕从游,亲承言笑,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人可比。而且传统上,门人弟子的记述,其价值亦常仅次于自作。此中,如黄庭坚晁补之,就有很多题跋短文,记及师门。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张耒有《明道杂志》,李廌有《师友谈记》,张舜民有《画墁录》等,皆其著者。不过《后山丛谈》这本书,有些记事却不真实,有人疑是后人羼入的传说,甚至怀疑它是托名的伪书,所以引用之前,仍须斟酌。

至于东坡朋友的著作,如王巩有《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谈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说之有《晁氏客语》;曾为东坡僚友者,赵德麟有《侯鲭录》《宾退录》两书,李之仪有《姑溪集》等,他们都是曾与东坡同游共事的朋友,见闻真切,所记应皆可信。

东坡的世交后辈,将得自父兄的传述,作成著录者,亦复不少。如《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他是北宋名兵学家何去非的儿子,东坡非常欣赏去非的兵学,元祐间曾向朝廷奏荐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等书的叶梦得,是东坡进士同年叶温叟的侄孙;作《萍洲可谈》的朱彧,是东坡旧识朱行中(服)的儿子;作《冷斋夜话》的惠洪和尚,与黄山谷交好,所记以闻诸山谷者为多;刘延世的《孙公谈圃》,系孙君孚(升)的语录,君孚与东坡是元祐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旧闻》,记事最为谨严,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挥麈前后录》的王明清,他的母亲是曾布的孙女,故家旧闻,所记亦多可采;蔡京的儿子绦,有《铁围山丛谈》,传述东坡遗事,态度也还公正。

邵雍后人邵伯温邵博父子作《闻见前后录》,一个主王(安石),一个主苏(轼),态度不同。伯温对荆公成见甚深,甚至冒苏洵名伪作《辨奸论》,冒张方平名伪作《苏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讦王安石,为清人李绂所揭破,其作伪也如此,所以即使热烈誉苏,其言也不可随便相信了。

邵书中有广被流传的,说东坡自黄州过金陵见王安石,剧谈“大兵大狱”那一段故事,实在非常荒谬。就当时两人的地位情况言,一个是政治理想落空,韬晦金陵的隐者,一个是性命几被现实政治所吞噬,甫自谪所归来的罪官,绝口不谈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况王苏二人,以前政见相左,正因此时皆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才有这次私人会晤,怎会一见面就放言高论时政起来,且被描写得戟指誓言,口沫横飞的腔调,又岂是同为历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荆公与东坡的风度。然而这个故事,连正史本传里也采用进去了,《宋史》之为人诟病,绝非无故。

又如费衮的《梁溪漫志》,记述一个买屋焚券的故事,说东坡从海外北归,住在阳羡(宜兴),托邵民瞻代买一座住宅,尚未迁住进去之前,一夜,与邵月下散步,听得有一妇人在屋内恸哭,其声甚哀,问知即是所买宅子的旧主,在那里伤心,东坡心生不忍,就在这老妪面前,焚毁屋券,也不收回产价云云。

这个故事,写得甚美,惜非事实。东坡确然是个同情心浓厚,不辞“从井救人”的人;但他北归行程,舟至仪真,即已患病,止于常州,就遽尔谢世了,根本没有到得宜兴,又何来月下散步,对妪焚券之事?

凡人都有英雄崇拜的潜意识,喜欢为历史人物造作神话,表示欢喜赞叹,这不过为满足自己的情绪而已。虽是好话,亦不能尽信。另一方面,也有浇薄文人,捏造东坡违反伦常的畸恋故事,胡说东坡自少好赌,以诬枉古人,惊世骇俗,自高身价。这两种不健全的心理,都足以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东坡一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自己从不在乎毁誉,毁誉亦不足以轻重东坡。不过我们从史论人,总须求真求实;而前人著录,真赝杂糅,甄别取舍之间,确也煞费心力。

披沙拣金,虽是辛苦,但在笔记资料中,确也偶有片言只事,恰如灵光一闪,有“风神尽见”之功,此在皇皇巨著中,每不易得,是中亦有佳趣。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纪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形;赋颂所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传记兼收图录,要以传主的画像为先。

东坡名满天下,生前死后,流传人间的画像,原不在少。

宋代民间风习,州郡长官稍有善政者,老百姓们就会在当地祠庙里,留像供奉,以表示他们的感激和怀念。东坡第二次在杭州时,竟然家家供像。《宋史》本传说:“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祝之。”至其身后,人们为崇敬他的忠节,欣赏他的文学,凡他住过的地方,尝游的名胜,几乎都有留像。据前人著录,单是杭州西湖一地——孤山竹阁、苏堤三贤堂、灵隐眉山祠、龙井方圆庵、葛岭智果院,都曾奉藏过苏像。

这些画像,有的且出自同时代画像名家苏州何充、南都程怀立传写的真迹。如镇江金山寺、江西双井所藏,更是画坛宗匠龙眠李公麟的大手笔,可惜经历几次改朝换代的战火,到了明朝,已荡然无存。我们现在所能见的原本画像,只有赵孟頫于其所书《赤壁赋》册子卷首,有一帧他所摹写的立像,旧藏南熏殿,为内府珍秘,幸免劫火,大家认为个是硕果仅存的东坡真像。

此像,东坡面貌略显清癯,气度却甚从容,眉宇间别有一番逼人的英气,虽非觌面传真,毕竟是画有所本的、一代高手的杰作。

王文诰根据旧摹本,用简单的木刻线条,将东坡面貌勾勒出来,作成特写,印在他所编撰的《苏诗编注集成》里,显然见出东坡两颊颧骨特别丰隆的这个特征。东坡在《传神记》里自述:人于灯影下见其颧颊,即知是他,不必定是目睛。又《表弟程德孺生日》诗中,也说:“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

德孺是苏母程太夫人的内侄,诗自注曰:“余与君皆寿骨贯耳,班列中多指余二人,不问而知其为中表也。”可见东坡这个得自母家遗传的生理特征十分显著,则此木刻面像,确然能传其真,十分珍贵。

此外,李公麟有一东坡坐像,《嵩阳帖》中,传此石刻。周必大《益公题跋》记黄山谷之言曰:

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

元祐朝时,东坡与公麟同在京师,往来密熟,他有机会充分掌握东坡一动一静间的神情笑貌,所写之“真”,当然不同凡手;所可惜的,龙眠真迹,早已湮灭。所幸翁方纲据石刻摹出的这个复写本,却画得非常细腻,连右颊上几点黑痣,都清晰可数,使我们于千载之下,还得见东坡凝眉敛目的酒后情态,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欣赏。

东坡是不大热心为自己留像的,如何充要求为他“写真”时,他说,唐明皇挂箭横弓的神武,孟东野耸肩苦吟的寒酸,而今“饥寒富贵两安在,空有遗像留人间”(《赠写真何充秀才诗》)。东坡认为人的形体,是终将随浮云以俱逝的“外物”,朽与不朽,不待留像而得。

诚然,人不能借“留像人间”而致不朽,但在后世的我们,诵其言,景其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望其风采与仪容。所以,真正不朽的人,还是需要留像的。

我开始写这本新传,时间还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头上几年。其间人事牵扯,时作时辍者好多次。直到1979年的冬天,才算写完最后一章。自己从头检阅一遍,深感学殖荒落,老而无成,居然要写像东坡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人物,颇似瞎子摸象,实在有点荒谬,未免愧汗,本来不敢出手示人。

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家门,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当时的心情,充满了茫然空虚的感觉,检点旧居,所幸环堵萧然,只有几册破书,别无长物,倒还没有什么麻烦。只是书架下面积此一叠千余页的原稿,偏觉处置为难:携带它飘洋过海,非但不便,而且毫无意义;寄存他人的地方,时日久长,怕又难免“用覆酱瓿”的命运。

设想至此,马上记起我写东坡在常润道中,初赏江南地方骀荡春光的这一段时,适值台北盛夏,挥汗如雨,我则伏案走笔,如从坡公同游罨画溪上,浑忘酷热,直至衣巾尽湿,而不改其乐。又有一次,狂风过境,窗外风声怒啸,一灯如豆,我则绕室徘徊,一心体味东坡渡海,“子孙恸哭于江边”的那幕惨剧。此情此景,都还如在眼前。于是我想,无论如何,这部稿子,总是真诚落笔,费了好几年心力的结果,不能轻自抛弃。

行前,偶然和朋友说起此一烦恼,即承吾友刘显叔兄和陈烈夫人为我热心介绍联经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顿觉两腋生风,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台北。此时回想起来,也实在有点好笑,人都有自寻烦恼的毛病,譬如当年我不做这件写书的傻事,则也没有后来那段烦恼。若无刘兄伉俪慨然相助,则我现在还要为这份稿子牵肠挂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须于此,对帮助我的朋友郑重志谢。

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

198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