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六年——五八一年
第一节北朝魏、齐、周的兴亡魏三八六年至五三四年
一统一黄河流域以前的代国
东汉时期，匈奴衰落，鲜卑族逐渐兴起。自东汉至魏，鲜卑大人檀石槐、轲比能征服许多游牧部落，相继组成巨大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西接乌孙国，东到辽河流域，东西一万二千里，南北七千余里，塞外匈奴旧地，全被鲜卑族占领。鲜卑连年侵扰幽（河北省北部）并（山西省）二州边境，成为汉魏北边新起的大敌。鲜卑族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上，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单朴野，刻木作符信，没有文字。檀石槐以后，开始行世袭制度，各部大人不再推选。轲比能得中原降人，造兵器甲盾，并学文字和兵法。檀石槐、轲比能两部，魏晋间隐没不显，继起的强部有宇文氏、慕容氏和拓跋氏。慕容拓跋两部在东晋时期，先后参与中原争夺战。慕容部接受汉文化，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在辽河流域建立燕国，占领中原五六十年。拓跋部比匈奴、羯、慕容鲜卑、氏、羌都落后，对汉文化有缓慢的接受又有顽强的抵抗，尽量保持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凭借它的高度野蛮性——残酷的屠杀和贪婪的掳掠，终于战胜大小割据者，宋文帝元嘉年间，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十六国混乱的局面。
据魏收的《魏书》所记，拓跋部的酋长毛，曾组成三十六个部落，其中包括九十九个氏族的部落联盟，毛被推选为大酋长。东汉击走北匈奴，拓跋部酋长诘汾正在这时候南迁，经历“九难八阻”，走出了高山深谷，率部众进入匈奴旧地游牧。诘汾立了这个大功，在部落间颇有威望。他的儿子力微，并吞强大的没鹿回部，其他部落大人都来归附，力微成为统率骑兵二十余万的大酋长。力微迁居盛乐城（山西大同市西北三百余里），祭天，表示自己拥有大权力。诸部大人来助祭，只有白部大人不来。力微杀白部大人，诸部畏服，拓跋部从此正式取得了统率权，力微也取得了大酋长世袭权。由于贵族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形成，部落联盟也就进化为原始的国家。在这个原始国家里，原始公社的制度并无大改变，大酋长和四部大人共同管理诉讼事，没有法律和监狱，议定了就判决。没有文字，只在木片上刻花纹用以记大事，号令约束全凭言语。但大酋长既然世袭，表示财产私有制已在发展，不同于财产完全公有的原始社会，应该说是国家的开始。
二六一年，力微遣长子沙漠汗到魏都洛阳当质子，魏国给与金帛等赏赐，并允许互市。晋武帝时，沙漠汗归国，诸部大人在路上迎接。沙漠汗用弹弓射落飞鸟，诸部大人大惊，说他学得晋人的异法怪术，如果继位，一定要改革旧俗，对大人们不利。力微也怀疑沙漠汗晋化，允许诸部大人在路上杀死沙漠汗。拓跋部一开始就表现了拒绝高级文化、保持旧习俗的顽固态度，和慕容部走着不同的道路。
力微死后，属部离散，经过内乱十七年，二九五年，力微少子禄官继承大酋长位。这个继承权本来属于沙漠汗，禄官不敢违反长子继承的惯例，分国为三部，自己率一部在东，居濡源西（濡音nuān河北宣化县西）；沙漠汗长子猗率一部在中，居参合陂北（山西大同市西）；猗弟猗卢率一部在西，居盛乐。这时候正是西晋八王作乱，代郡失意士人卫操、卫雄、箕澹等十余人投奔拓跋部，猗用这些士人作将相，并多招避乱晋人来归附。猗出巡，有洛阳大商人携带金帛货物跟随着做买卖。繁畤（山西繁畤县）巨商莫含得猗卢器重，常参与军国大谋。猗猗卢得到汉人的帮助，国力愈益强盛。猗、禄官先后死去，三○八年，猗卢总统三部。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和前赵对抗，主要是依靠猗卢的助力。三一○年，刘琨请晋朝封猗卢为代公，割陉岭以北地（山西代县西勾注山以北）给猗卢。三一四年，进封代王。猗卢得晋人辅助，已经是封建专制性质的国王，可是拓跋部还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这就是说，拓跋本部和附属部的贵族及平民，自力微以来，仍保持原始社会的旧习惯，君与臣、官与民的关系，并无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区别尊卑主从。猗卢做了国王，对各部大人不能行施绝对的权力，各部大人依惯例要同掌政权，也不能容忍国王一人专断。猗卢为提高国王的地位，用极残酷的刑罚压服部属。违犯了他的军令，全部落都被杀死。前后杀死上万人。拓跋本部和属部惊骇思乱。三一六年，猗卢子六脩违令，猗卢往讨，被六脩击败。猗卢逃匿民家，有妇人认识他，告诉六脩，猗卢被杀死。猗卢的战败和被杀，正反映着封建国王的权力和鲜卑旧俗间的对抗。
猗卢死后，国中大乱，新旧猜忌，互相残杀。所谓新旧，就是鲜卑人称旧人，归附的晋人及乌桓人称新人。新旧斗争主要是晋人与鲜卑人间的斗争，也就是封建势力与原始社会残余势力（各部大人）间的斗争。猗卢信任新人，引起旧人的憎恨，这时候旧人起来压迫新人，新人首领卫雄、箕澹率晋人及乌桓人三万家逃归刘琨，原始社会残余势力在代国又占优势。
代国经过多年内乱，三三八年，什翼犍即代王位。什翼犍在石勒都城襄国作质子十年，受汉文化影响，即位后，始设官职，分掌政务；始制法律，规定叛逆、杀人、奸盗等罪的刑罚；用汉族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代国开始确立了国家的体制。国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部大人的议政权比过去缩小了，但仍统治着自己的部落。三三九年，什翼犍召诸部大人议建都，连日不决。母王氏说，我们祖先，一向游牧为业，现在筑城定居，如果有敌兵来，往那里逃避。三四○年，什翼犍建都盛乐，在故城南筑盛乐新城。定居以后，农业也逐渐开始。三六七年，前燕兵经过盛乐附近，损毁穄（高粱）田，什翼犍怒，出兵击燕兵。当时在代国的非鲜卑人，统被称为乌桓，其中自然有汉族人。鲜卑人以畜牧为业，种穄田的人应是汉人和汉化的非汉族人。代国开始有农业，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总是一个进步。
三七六年，前秦苻坚出大军击代国，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御秦军，都被秦军击败。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率骑兵十万御秦军，又大败。什翼犍率诸部逃漠北，遭当地高车等部攻击，不得游牧，闻秦军稍退，还归盛乐。不久，庶长子寔君杀什翼犍，并杀诸弟，部众溃散，国中大乱。秦军灭代国，分为河东河西两部。苻坚命刘库仁统率河东部，后来又兼统河西部。什翼犍长孙拓跋珪得到刘库仁的保护，待机恢复代国。
鲜卑拓跋部一向在北荒游牧，诘汾以前的酋长推寅和诘汾的父亲邻，都曾谋南迁，两人都被部众称为推寅，意思是钻研有智慧。南迁是拓跋部的共同愿望，诘汾南迁成功，威望和权力自然要增进；新牧地远比北荒肥美，生产力前进了，自然要推动部内贫富的变化。力微取得大酋长世袭权，开始形成了雏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奴隶制度应是它的发展道路，可是，它所接触到的却是封建制度的汉族社会。猗卢得汉族士人商人的辅助，又受晋朝的封爵，想做一个封建专制独掌大权的国王是很自然的。这对诸部大人所代表的原始社会残余势力不能不发生矛盾。什翼犍引用汉族燕凤许谦等人作辅佐，在盛乐附近出现农业，意味着代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经济上主要依靠鲜卑人的畜牧业，其次才是乌桓人（主要是汉人）的农业；军事上主要依靠鲜卑诸部大人，政治指导上主要依靠汉族士人。三五○年，后赵国崩溃，什翼犍主张乘机进兵中原，争夺霸权，诸部大人反对出兵，什翼犍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进兵中原，是国王和政治指导者的想法，出战怕损失，是诸部大人的想法，这也反映国王和诸部大人间的矛盾，而诸部大人的势力是不弱的。沙漠汗的被杀，猗卢、什翼犍的兴起和死后的离乱，都是封建势力和原始社会残余势力间斗争的表现。什翼犍在位三十九年，有利于封建势力的发展和巩固。九年后拓跋珪又得复国，并且开始进行黄河流域的统一战，力量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个封建势力。
二强盛的魏国
三八六年，拓跋珪受诸部大人的推戴，即代王位。拓跋珪用张衮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政治指导者仍属汉族士人。同年，拓跋珪改国号为魏，表示不再受晋朝的封号。拓跋珪的首要措施是务农息民，取得后燕（慕容垂）的援助，借以抵御内部诸部大人的不稳定性。这些过着游牧生活的部大人，叛服无常，不懂得在一个固定的国家内服从一个国王对自己有什么利益。三八七年，拓跋珪定出一条有效的办法，就是颁赐群臣将士各有差（每次战胜后，按战功分赏虏获物）。从此拓跋部成为坚强的好战集团。三八八年，魏攻库莫奚（奚是东胡种），大胜，获杂畜十余万头。三八九年，大破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余万口，又大破高车（高车本名敕勒，也写作铁勒）诸部落。三九○年，大破高车袁纥（回纥）部，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口。三九一年，大破拓跋部的世仇刘卫辰部（南匈奴的别支），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黄河以南（河套）各部落都来归附，魏占有河南广大牧地，国富兵强，准备进取中原。三九五年，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太子慕容宝军，俘获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资财无数。三九六年，拓跋珪率大军四十余万人攻后燕，夺得并州。又率大军出井陉（河北井陉县），与后燕军连年大战。三九七年，攻破后燕国都城中山（河北定县），大河以北诸州郡全为魏有。是年，拓跋珪建都平城（山西大同市）。三九九年，改号称皇帝（魏道武帝）。南北朝对立的形势，基本上形成了。
魏道武帝有战必胜，迅速建立起封建大国，是由下列几个原因造成的。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利用班赐群臣将士各有差的办法，使得诸部大人和鲜卑兵知道战争中掳掠的利益比游牧大得多，愿意跟随他力战，很少发生叛逃事。在班赐物中，自然包括奴隶。许谦从军攻刘卫辰部，有功，受赏得僮隶三十户（僮隶户也称隶户，是失去自由但有自己的家室的人，还不算是奴隶，这种人的来源主要是被俘的敌国民户）。大将长孙肥屡立战功，受赏得奴婢数百口，牲畜上千头。王建有功，受赏得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头，又受赏得僮隶五千（千疑是十的误字）户。安同有功，受赏得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张济有功，受赏得奴婢百口，马牛数百，羊二十余头。李先有功，受赏得奴婢三口，马牛羊五十头。依据这些事例看来，受赏数量并不大，为什么能够激发好战心呢？崔浩谏阻魏太武帝攻宋的信里说，“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夏），北破蠕蠕（柔然），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攻宋），以取资财”。这里说得很清楚，好战的目的在于大肆掳掠，班赐只是承认掳掠为合法的一种形式。魏自四八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起，才制定俸禄，在这以前，文武百官以掳掠贪污为正当生活。掳掠人口尤为武官致富的重要手段，最大的人口掳掠者就是魏皇帝。东晋安帝时（与魏道武帝同时），仇池公杨盛上表叙述魏国情形，说魏国妃妾都住瓦屋，有婢女千余人，织绫锦，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蔬，贩卖谋利。魏皇帝利用婢女来养活妃妾，可以推想文武百官也是靠奴婢、隶户来养活。魏国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下至一部分鲜卑士兵，各占有多少不等的奴隶，有向奴隶制度发展的趋势，这对一个暴发的落后社会说来，走奴隶制度的道路，是很自然的。可是，它受到汉族封建制度社会的影响，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来。虽然如此，这种趋势却一直保持到鲜卑统治最后崩溃（北周）的时候。
在政治制度方面，也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魏国占领了汉族居住的广大土地。要统治汉族，首先得接受封建制度。猗卢、什翼犍在汉族士人辅助下，封建制度已经在代国起着推进社会的作用。魏道武帝得并州，开始成立正规的政治机构，自刺史、太守（地方长官）、尚书郎（中央办事官）以下官，一般都用文人（汉族士人）。他留心招纳，士大夫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尽量录用。三九九年，在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增生员共三千人。命郡县大索书籍，送平城。四○一年，亲祭先圣周公先师孔子。魏国用大量汉族士人作文官，魏皇帝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封建政治制度的统治机构。这个机构所统治的人，自然，主要是汉族劳动民众。三九七年，魏大军攻后燕国都中山，屡战不胜，军中大疫，兵士死去什之五六，诸将都想北归。魏道武帝说，有民就有国，我不怕没有民。意思是说，鲜卑人走了，我有汉官汉民也可以立国。诸将听了这些话，才不敢再说北归。这里说明魏皇帝的支持者，固然鲜卑族是主要的，但已经不是唯一的支持者，也说明军事上依靠鲜卑族，政治上却必须依靠汉族士大夫，否则，就无法在中原立足。
在经济方面，以旧都盛乐新都平城为中心的魏国本土，农业的重要性愈益增进，鲜卑族的贵族也逐渐转化为地主，畜牧业渐转到次要地位。什翼犍时，代国已有穄田。拓跋珪即代王位，首先重视农业（“务农息民”）。三九五年，后燕慕容宝攻魏，收魏穄田百余万斛，说明魏国本土已有相当规模的农业。三九八年，灭后燕，徙后燕境内吏、民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到魏京，给内（魏本土）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又徙后燕国太守、县令、豪强二千家到魏京，无疑也要给予田地。当时划平城周围为畿内，畿外分四方、四维，置八部帅各管一方一维。这种方、维帅是朝廷派遣的地方官，不同于原有的部大人。在方、维内居住的部落，被解散为普通民户，分地定居，不许自由迁徙，部落君长大人也被当作普通民户看待。四○四年，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当是对这些部落君长大人的不满表示让步。方、维帅功课农耕，按农业成绩定方、维帅的功过。四○○年，魏道武帝亲耕藉田，为百姓作表率。贵族和跋将死时，告诉诸弟说，�水北土地瘠薄，你们可移居水南，耕种良田，广兴产业。农业比畜牧业利厚，足见贵族在有农业条件的土地上，兴农求利，不愿继续保持畜牧业。耕田人里大多数是从中原迁来，计口授田的新民和分地定居的鲜卑人，他们耕种小块土地，每年给皇帝（最高地主）缴纳租赋；还有一部分是为贵族豪强种地的佃户和隶户。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下的关系，因此魏国是封建制度的国家，虽然原始社会的残余和奴隶制度的趋向同时并存，但并不能阻止鲜卑社会的封建化。
魏道武帝建立起由鲜卑人汉人组成的大国以后，迫切地寻求稳定皇帝统治权的方案，任用大批汉官为魏国制定各种制度，提倡农业，解散游牧部落，都是这种方案的表现。这方面，他取得了成就。但在另一方面，汉族与鲜卑族间的矛盾，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却迫使他陷于精神失常，直到发狂被杀，成为鲜卑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牺牲者。
张衮是魏道武帝的第一谋士，最得信任。张衮荐中原名士崔逞，崔逞即被重用。魏道武帝攻中山，军中乏食，向群臣问计。崔逞说，桑椹可以补助食粮，古人说过，鸮鸟（鸣声恶劣的一种鸟）吃了桑椹，鸣声会变好。崔逞说这些话，可能是出于无意，也可能是讥刺鲜卑军的残暴。他听从崔逞的献计，令民缴桑椹当租，心里却痛恨崔逞有意侮辱。又命张衮崔逞写信给东晋雍州刺史郄恢（郄音戏xì），指定要在信里侮辱东晋皇帝。张衮崔逞只称为贵主（指晋帝），他看了很不满意。不久，杀崔逞，贬张衮。后燕大官封懿来降，他询问燕国的事情，嫌封懿对答简单，认为士人看不起自己，不让封懿做官。魏道武帝出身游牧部落的大酋长，性情凶暴，习惯于杀人。三九五年，俘获慕容宝军四五万人，在参合陂一起杀死。后来攻中山城，城中军民死力防守，魏军不支，几乎溃败。他使人到中山城下问守城人，你们为什么死守不降？守城人说，我们宁愿战死，不能象参合陂那样被杀。他得到这个教训，以后作战，不敢任意惨杀。四○二年，桓玄在东晋作乱，一批晋官要奔降魏国，魏道武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喜欢。等了好久，这批晋官分别逃到南燕和后秦去了。他很奇怪，派人去探问原因。答复是，晋官原来是想投奔魏国的，半路上听到崔逞被杀事，临时改变主意，决计到燕秦去。魏道武帝深为懊悔，也算是得了个教训，此后对士人不得不宽容些。他要取得汉族士人的助力来统治汉族民众，可是汉族士人和民众，对鲜卑族的统治，总是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矛盾，他无法消除这个矛盾，而且还必须压抑自己所体现出来的游牧族的野蛮性，抑郁久了，会变成神经失常的人。
尤其紧张的是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鲜卑族原始社会的残余势力，猗卢以来，虽然逐渐在削弱，但对皇帝集权仍是一个有力的阻碍。魏道武帝在政治、经济上的措施，是要解散部落势力，催促鲜卑社会加速封建化，在这样急剧变化中，皇帝与贵族间表现出特殊的紧张状态。四○六年，他下了一道诏书，说人们以为汉高帝起于布衣（平民）而有天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汉高帝受天命做皇帝，决不是凭争夺得来。他劝臣下安分知足，才能“保荣禄于天年（善终），流余庆于后世（死后有子孙）”。接着又下一道诏书，劝臣下不要争夺名位权利。这都反映当时贵族争夺官爵甚至要夺取帝位，使得他惊慌失措，烦闷不安，或几天不吃饭，或通宵不入眠，自言自语，见神见鬼，觉得朝官和内侍，都怀有恶意。事实上鲜卑大臣穆崇、拓跋仪也确实想杀死他。他留心臣下言语行动，一有可疑，便亲手击杀。只有汉族大臣崔宏、崔浩父子不被猜疑，其余朝臣人人自危，不敢见他的面。四○九年，他被儿子拓跋绍杀死。《魏书》说魏道武帝是因为吃寒食散得的病，其实这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无法解决上述两个矛盾特别是对鲜卑贵族的矛盾。
魏道武帝是有力地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积极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的魏国，为结束十六国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在这一意义上，他对中国历史也是有贡献的。
四○九年，魏明元帝杀拓跋绍，即魏帝位。他采取拓跋部四部大人与大酋长共同管事的惯例，命长孙嵩、安同、崔宏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号称八公。又使燕凤、封懿等共议政事。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都有人参与朝政，魏国紧张局面得以缓和。四一五年，魏国连年霜旱，畿内民多饥死。有些朝官建议迁都邺城。崔浩周澹二人反对迁都，说，山东人（指太行山以东的汉人）不知鲜卑人虚实，以为人畜众多，称为“牛毛之众”（象牛毛那样多）。如果现在迁去，山东人看到鲜卑人数有限，一定要发生轻侮心。不如等待明春草生，取马牛乳和蔬菜充饥，挨到秋熟，难关就渡过了。魏明元帝赞成崔浩的意见，说，只有崔浩周澹二人合我的意，但怕挨不到来秋。最后决定挑选最穷困的国人（鲜卑人）到山东定、相、冀三州，令汉民每户出租米五十石来养活这批穷国人。从崔浩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首先是鲜卑统治者深怕汉族民众窥见底细，因为鲜卑人数比汉民少得多；其次是魏国本土农业已经远比畜牧业重要，并且有一批脱离畜牧业又不农耕的穷国人。这批人是鲜卑兵的主要来源。明元帝时，北方柔然已成强敌，魏处于防御地位，无力大举进攻（四二三年，筑长城二千余里，保卫平城）；南方后秦姚兴，占有黄河以南诸州郡，国势正盛。四一七年，宋武帝灭后秦，取黄河以南州郡，魏守黄河北岸，无力渡河争夺土地。魏用兵机会大减，穷国人也就愈益增多，遇天灾就要饿死。四二二年，宋武帝死，魏明元帝立即大举渡河攻宋，崔浩极力谏阻，他坚决不听。显然，鲜卑统治者和穷国人上下一致的好战心，决不肯放弃攻宋的机会。和宋军经过多次苦战，四二三年，魏夺得司州（治洛阳）全部，兖州、豫州的大部分。魏在黄河以南取得许多州镇，确立了南北朝对立的形势。
四二三年，魏明元帝死，魏太武帝继位。鲜卑族到魏太武帝时期，武功达到最高峰，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魏太武帝和魏道武帝一样，是魏国杰出的皇帝。
魏太武帝依靠崔浩的谋略和鲜卑人的慓悍，战无不胜。四二四年至四二五年，大举出击柔然，迫使它逃奔漠北，暂时不敢南侵。四二六年，出兵攻夏国，取长安城。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统万。四二八年，俘获夏主赫连昌。四三一年，攻取夏最后都城平凉，夏国亡，魏取得关中。四三二年，出兵攻北燕国，围龙城，不克。四三六年，灭北燕国，魏取得辽河流域。四三九年，出兵灭北凉国，魏取得凉州。自三○四年开始的十六国大乱，到这时候黄河流域才得到统一，劳动群众比割据时期多少安定了一些。
魏国在战胜中，俘获人畜财物不可数计，诸将受皇帝班赐，再加上私自掳掠，正如崔浩所说，“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个个成了大富豪。早在四一三年，魏明元帝遣将击破越勤、倍泥部落，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人二万余家。这些被俘的人，计口受田，不当作奴隶看待。可是战胜军归来时，班赐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这里所赐的奴婢，当是战争中在另一种情况下俘获的人，被贬为奴婢。《魏书》记俘获，有些称男女或新民，有些称生口，前者指民户或隶户，后者指奴婢，身分自有区别。将士私自俘获的人，应是属于生口类。魏太武帝时俘获的生口数量更大，不仅班赐给出战的将士，而且还班赐给留台文武（未出战的在朝文武官）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出战和未出战的文武官都分到生口，出战将士又有私有生口，再加上鲜卑兵受赐和私有的生口，魏国在魏太武帝时，奴隶制度的趋势，比魏明元帝时又大进一步，也就是说，魏国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从事生产来供养文武官和鲜卑兵。
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后，连年出击柔然和西域诸国，获得多次胜利，最后自然要进攻南方，企图削弱宋国并掠夺更多的生口和财物。四四九年，魏太武帝出兵大破柔然，掳获人口和牲畜共一百余万。柔然大败后衰弱，再不敢大举来侵犯魏边塞。四五○年，魏太武帝亲率大军攻宋。这时候正是宋文帝在位，国力强盛。魏宋大战，魏军不能攻破宋国重要城镇，只能在城镇外大杀大掠，尽量破坏，使居民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害。宋军民痛击魏军，魏军也死伤大半。四五一年，魏太武帝只得退兵回平城。他用兵没有受过这样的挫败，大为国人所怨恨；鲜卑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死伤，此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四五二年，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杀死。
鲜卑拓跋部人数本来不是很多。魏得黄河南北州郡后，更显得本部人太少。每有战争，驱迫汉人和非鲜卑人（所谓“杂夷”）临前敌，让鲜卑骑兵在阵后督战，不顾前面士兵的死伤，一味强迫前进，战败了，鲜卑骑兵便首先逃走。魏国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存本部人，使得鲜卑人只发扬游牧族的残暴性，却消失了游牧族的悍战性，再加上不牧不耕，专事掳掠，多年来养成的堕落性，鲜卑拓跋部实际上已经衰弱了。经攻宋一战，它的衰弱现象暴露出来，从此，魏国由强盛转到衰弱的阶段上。
三由衰至乱的魏国
魏太武帝的继位者魏文成帝在位时（四五二年至四六五年），是魏国衰弱时期的开始。这时候，对外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内汉族劳动民众和鲜卑统治者间的矛盾便升到第一位。魏文成帝屡次下诏，斥责地方官侵害百姓，以营家业。又斥责地方官串通大商富贾，重利盘剥民财，共同分赃，规定官商犯赃十匹布以上，处死刑。又诏令平民（良家）因穷出卖子女为奴婢，得赎还子女。又禁止贵族和士族与百工伎巧卑姓通婚，理由是“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奉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所谓贪利财贿，就是贵族士族和大商富贾通婚，官商勾结来盘剥民众。他下了这些诏书，并不能减轻民众的痛苦。魏文成帝亲到河间郡鄚县（鄚音莫mò河北任丘县北）镇压攻取富户的贫民，十五岁以上男子全被惨杀，十五岁以下男子，当作生口班赐随从各官，这也并不能抑止民众的反抗。到魏孝文帝时，汉民的反抗，规模愈益扩大，有政治才能的魏孝文帝采取各种措施，暂时和缓了这个危机。
鲜卑拓跋部从来就是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集团。军事上靠掳掠来鼓动军心，政事上也同样靠掳掠（表现的一种形式是贪污）来使用百官。史称“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清白）自立者”，确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地方官直接统治民众，经常的、普遍的、残酷的贪污行为，民众受害尤为深切。在拓跋部武力削弱的时候，民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活动便广泛地开展起来。四七一年，魏孝文帝即位。就在这一年，青州人封辩自号齐王，聚众千余人起事。平陵（山东历城县东）人司马小君聚众起事。此后，民变连年发生，有的聚众至五千余家。至于攻取富户财物被称为劫盗的贫民，更是遍地蜂起。四七三年，魏国定出一条法令，就是：县令能平一县劫盗的，兼治两县，能平两县的兼治三县，三年升为郡守；郡守能平两郡至三郡的，三年升为州刺史。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四七七年，下一道诏书说，诸州刺史以下地方官，纵奸（豪强）纳贿，违法营私，闹得盗贼并起，攻掠愈甚，你们百官都替我想个办法。四八○年，出布帛一百万匹及伐齐所得俘虏班赐群臣。四八一年，攻齐，获得三万余口，以一万余口班赐群臣。从敌国掳掠人口，分一部分给群臣，想阻止群臣的贪污，鲜卑统治者就是用这种暴行来处理政治问题的，当然丝毫也不能阻止贪污。四八三年，魏孝文帝下诏说，我很想知道百姓的疾苦，每有从州郡来的人，我问他们地方官苛虐的情况，他们都不肯说实话。本该斩首，现特从宽放他们回去，以后不得再欺骗。这种聊以解嘲的诏书，对贪污现象确实到了无法可施的地步，但是，民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浪潮，迫使魏国不得不寻找可施行的办法。
四八四年，魏孝文帝才决心实行俸禄制。魏国旧制：户调：帛二匹（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许多州郡县不产丝帛，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由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的费用。这里就有一批商人在为官府调换布帛的形式下同享贪污的利益。魏孝文帝所定新制是，每户增调帛三匹（疑是原调二匹外新加一匹），谷二石九斗，作为百官的俸禄。产麻布各地即用麻布充税，不再换丝帛。另增调外帛二匹（一匹二丈，外再加二丈，凑足二匹），作为废除商人的费用。班禄以后，官得赃一匹，即处死刑。地方官刺史以下各官，犯赃发觉，被杀死四十余人。行均田制后，规定地方官得收公田租，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县官六顷。地方官不愿意受禄，淮南王拓跋佗出面，请求恢复断（无）禄制。魏孝文帝坚决执行新制，严厉惩罚贪官，开国以来的贪污积弊，一时显得颇有变化。
史书都说魏孝文帝于四八五年，采取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制，又于四八六年，采取李冲的建议，立三长制。按李安世疏中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荒年）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故乡）”。这里明说立三长在前，建议行均田在后。事实上也只有校正户籍以后，才有可能按户口奴婢牛具分配田地，如果按照立三长前的大户（三五十家成一户）分田，每户得田太少，无法进行耕种，因此，两事先后，当有错误，这里假定立三长在四八五年，行均田在四八六年。
魏孝文帝在三年内实行班俸禄、立三长、行均田三大改革，民众对鲜卑统治的反抗，多少有些趋于缓和。当然，反抗还是继续着。四八七年，魏孝文帝问高祐如何止盗。高祐说，要精选地方官，更要停止勋臣贵族作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太守），足见改革的实效并不大。
魏国的本土，即平城周围的畿内，形势也很不稳定。鲜卑平民不畜牧不耕作，三分之二是游手浮食人。鲜卑贵族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工商人家（魏道武帝灭后燕时迁来）积储大量财富，连一些奴仆也衣食精美。这样的现象，畿内特别显著地呈现着：农夫吃不到糟糠，织妇穿不上短衣，无力进行生产；另方面却是官库里谷帛充盈，商市上宝货满列。到街上看，很多是衣服华丽的人，到家里看，更多的是衣食匮乏的人。一遇荒年，就有许多人饿死。四八七年，大旱，魏孝文帝只好让大批贫民出境去求食。魏国本土鲜卑兵力已经衰弱，农民大都穷困不能生活，作为根据地的畿内，不再有控制山东的实力，如果山东诸州郡有大变，鲜卑统治的崩溃将很难避免。
鲜卑统治者利用汉族士人来统治汉民，汉族士人也利用鲜卑统治者来保持士族压迫汉民众的利益。但是，汉士族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士族处在屈服地位，并不是甘心愿意的。崔浩的遭遇，可以表现士族与鲜卑贵族的关系。崔浩出身北方第一名门，是魏太武帝最信任的谋士。他力主恢复五等封建制，认为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是弊政。道教主寇谦之也赞成他的主张。本来魏道武帝已定王公侯子（废伯男二爵）四等封爵，崔浩的父亲崔宏受封为白马公，他自己也曾封为武城子，后来又袭封白马公。显然崔浩的主张，不是要改四等为五等，而是要世家大姓的首领在本人势力所在地，按势力大小受五等爵号，也就是要魏皇帝承认世家大姓历代相传的割据势力为合法。这种议论反映汉族割据势力受鲜卑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太守很多是鲜卑贵族）的压制，要求象西周那样，诸侯各治自己的国，对王室只保持朝贡关系（崔浩力争用汉族士人数十人作郡守，也有反对鲜卑贵族的意义）。汉士族最讲究礼制，鲜卑族却非常落后。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男女服装便于骑马，汉士族以衣冠自诩，当然看不惯游牧人的习俗。拓跋部人同姓通婚（四八四年才下诏禁止），更被看作野蛮。其余不合汉族礼制的事自然还很多。魏太武帝令崔浩撰国史，崔浩把拓跋部丑事都直书不讳，《魏书·崔浩传》说
他“尽述国事，备（详尽）而不典（不雅观）”，并且刻石立在大路边，让来往的人都看见。魏太武帝和鲜卑人大怒。四五○年，崔浩被囚，受尽侮辱后（崔浩排斥佛教，也是被报复的一个原因）才灭族。他的亲戚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灭族。崔浩智谋无双，善于估计利害，他做这个危险事，也反映出汉族和鲜卑族在文化上的尖锐矛盾。崔浩被惨杀，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不和却并未中止。鲜卑人自四五○年大战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当时北方的柔然早已衰弱，南朝成为唯一的敌国，如果北方士族响应南朝的北伐，鲜卑统治将很难应付这个危局。四八九年，魏孝文帝向群臣访问安民的方法，李彪提出几条，其中一条是应在河表七州人中，选择高门，召来京城，同中州人（鲜卑贵族）平等待遇，给予官做。这样，可以调和新（新选七州高门）旧（鲜卑贵族），也可以阻止士人投向南朝。李彪所称河表七州，就是荆、兖、豫、洛、青、徐、齐七个与南朝接近的州。魏孝文帝很注意李彪的建议，此后行政着重在利用汉士族和调和汉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关系。
大河南北诸州郡是魏国的真实根基，居住在这个地面上的是汉士族和汉民众，鲜卑统治者依靠偏远的畿内和不多的鲜卑人想控制全国，事实上有极大的困难。四九三年，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实行与汉族同化。魏孝文帝深慕汉文化，所以要变鲜卑俗为华风，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因之排除阻碍，决计迁都。
魏孝文帝不敢提出迁都的主张，召集群臣，宣称要大举攻伐南朝。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反对。魏孝文帝发怒道，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想阻挠用兵么！拓跋澄反驳道，国家固然是你的国家，但是，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有危险，怎能不说话！退朝后，魏孝文帝召拓跋澄到宫中谈真心话。魏孝文帝说，我们鲜卑人起自北方，徙居平城，这是用武的地点，不能作文治的中心（意思是说，现在武力已不可靠，必须用政治来维持国家）。我想以用兵为名，率领众人迁都中原，你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改为全力拥护，赞助迁都大计。魏孝文帝出动二十万人（号称三十万）的大军，宣称南伐。到了洛阳，仍骑马上路，表示还要继续进军，群臣跪在马前，叩头哭求不要再前进。魏孝文帝说，你们既然不愿南伐，那末，就得听我的话，迁都到洛阳。群臣不愿迁都，但更不愿南伐，只好承认迁都。
魏太武帝灭夏国，在河西建立大牧场，养马二百余万匹，牛羊无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四九四年，就建立起河阳牧场（在河南汲县地），养军用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牧场选马到并州牧场，过些时又迁到河阳，使马匹习惯内地水土，不至死伤。四九五年，选鲜卑勇士十五万人组成宿卫军。同年，魏宫人和文武百官全部迁到洛阳。魏孝文帝准备了自卫的武力，同时着重进行鲜卑族的汉化和诸州士族门第的评定。按照“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规则，官职按门第高下来分配。低级地方官（县官）从低级士族中选取，让这些士人也有仕途。魏国经这次大改革，政治制度与南朝完全相同，汉士族满意了，魏国统治权也确实稳定下来了。鲜卑贵族和一般鲜卑人不甘心对汉士族作这样的让步，四九六年，魏太子元（本年，改拓跋为元）恂谋逃回平城，许多高级贵族数次谋据平城自立一国，都遭到魏孝文帝的严厉镇压。此后，汉士族（包括南朝文武降臣）成为魏国的有力支持者。
魏迁都洛阳，与南朝邻近，更显得南朝对自己的威胁。四九七年，魏孝文帝亲率大军攻齐，想扩大疆域，无功退回。四九八年，魏孝文帝起大军攻齐，又无功退回。四九九年，齐将陈显达攻魏，魏孝文帝带病去抵御，陈显达败退，魏孝文帝也在归路上病死。这三次战争，说明魏国武力已经衰弱到和南朝相等的程度。
魏孝文帝死后，魏国进入内乱时期。
四九九年，魏宣武帝继位。他宠任奸佞，国政大坏。贵族豪门，竞尚奢侈，魏宣武帝下令严立限度，节制放荡，可是最放荡的就是他本人。他迷信佛教，养西域僧三千余人，择嵩山形胜处造闲居寺，备极壮丽。贵族仿效，佛教大行，洛阳城内造五百余寺，州郡共造寺庙一万三千余处。宠臣元晖作吏部尚书，定价卖官，大郡二千匹，次郡减半，下郡又减半，其余各官都按等级出售。佛寺的发达和官吏的贪污，说明民众遭受严重的剥削。四九九年，幽州人王惠定聚众起事，自称明法皇帝。此后，连年有人聚众起事。五一四年，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起事，自称净居国明法王。起事人揭出明法做号召，足见民众深感政治黑暗的痛苦。
五一五年，魏孝明帝继位。胡太后擅权，荒淫残虐，无恶不作。她相信佛法能减轻罪过，大兴寺塔，在宫侧造永宁寺，又在伊阙口（在河南洛阳）造石窟寺，土木工都极壮丽。永宁寺尤为宏伟，有高丈八尺的金像一躯，普通高度的金像十躯，玉像二躯。九层浮图（塔）高九十丈，上刹（相轮）又高十丈。夜静，塔上铃铎声可闻十里。僧房一千间，都用珠玉锦绣作装饰。自佛教传入中国，这样的塔庙，还是第一次出现。魏宣武帝初年，在龙门山凿一百尺高的佛龛（音堪kān）两个，魏孝明帝又凿一龛，前后凡二十四年，耗费八十万余工。其他营建寺塔，布施僧众，赏赐宠臣，所费不赀，却从不对贫民施些小惠。宗室权豪，也竞赛淫侈，穷极享乐。
高阳王元雍有奴仆六千，使女五百，元雍吃一顿饭要费钱数万。河间王元琛与元雍比富，骏马十余匹用银槽喂养，招集王公宴饮，食器有水晶（玻璃）锺、玛瑙碗、赤玉壶，制作精巧，都不是中国产物。章武王元融看了懊恼，卧床三天不能起，其实元融财物并不比元琛少。魏君臣骄奢如此，不待言，民众遭受的是什么灾难。
魏孝文帝为统治汉民众，对汉士族大让步，迁洛以后，内迁的鲜卑贵族同汉士族融合在一起，统治力加强了。但是，鲜卑族内迁部分和守边部分间却因此发生冲突。早在魏明元帝时，魏筑长城防柔然，自赤城（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长二千余里。魏太武帝在长城要害处设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六个重镇，保卫平城。六镇外，又有沃野（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右翼旗境）等镇。任镇将的都是朝廷亲贵，镇将部下各军官也都是鲜卑贵族。这些守边军官不仅受优厚的待遇，而且官职众多，升迁容易，例如沃野镇自镇将以下各官多至八百余人，至少有五分之二是冗官闲职。魏太武帝大破柔然以后，边镇战事稀少，守边官不再留意边防，却专心发财致富。各官选部下精壮兵，迫使到边外掳掠，有时被柔然掳去当奴隶，有时掳得财物归来，全部被各官夺去。老弱兵里面，如有人略会一些技艺，便被迫作手工，苦役百端。其余老弱兵或入深山伐木，或在田地上耕耘，或经营商业，一切利益全归各官所有。守边兵一部分是鲜卑平民，一部分是鲜卑化的各族人（包括汉人及其他非鲜卑人）。他们应得的军食军衣都被各官扣去，穷得无法生存，往往在路上倒毙。守边官与守边兵之间，关系一向是恶劣的。魏孝文帝迁洛以后，内迁贵族仕途通达，排斥守边贵族，号为“府户”，当作仆役看待，一生不得上进。朝中权贵还刻剥各镇，少给衣食，各镇军官自然更残酷地刻剥守边兵。守边兵对守边军官切齿，守边军官对镇将和朝官（内迁贵族和汉士族）切齿。此外，随从魏孝文帝内迁的普通鲜卑人和宿卫军人，被看作寒人或武人。寒人永无入仕的希望，武人不列清流，不得任高官美职，这种人也对朝官切齿。为各方面所切齿的朝官，分成派别，争夺权位，又互相切齿。这样，鲜卑族内部的分裂，愈来愈深刻，到魏孝明帝时，鲜卑政权已经失去大多数鲜卑人的支持，并且为守边兵所仇视。
魏孝文帝死后，贪污政治又盛行。贵族士族求官的人太多，吏部尚书（掌选用人才）不敢选拔招怨。五一九年，魏国行停年格，只按求官人的年资依次序补官，不再论人才高下。又削减百官俸禄，补助皇室的浪费。这种措施，实际是正式恢复贪污政治。后来，索性按纳货多少出卖官职，只有贪污人才得做州郡长官，郡县小吏职也得出钱购买，自然，小吏也全是贪污人。民众穷困，人心浮动，本来汉民众和汉族以外的一切非鲜卑族民众，都是反对鲜卑统治的，到魏孝明帝时，民众推翻鲜卑统治的要求愈益迫切了。
魏朝廷专力防备民众的反抗和南朝梁兵的进攻，却没有注意边镇守兵的起事。五二三年，怀荒镇人（守边兵）杀镇将于景。接着沃野镇人破六韩（姓）拔陵（名）聚众起事，杀镇将，改元真王。破六韩拔陵开始发出反魏的号召，各镇人纷起响应，各地也纷纷聚众起事。五二四年，高平镇（甘肃固原县）人赫连恩等起事，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破六韩拔陵攻破武川、怀朔两镇。其余四镇也起事反魏。秦州（甘肃天水县）人莫折（姓）大提（名）起事，杀魏刺史，自称秦王。南秦州（甘肃成县）氏人张长命等起事，杀魏刺史，据城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攻破高平镇，杀魏镇将。莫折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凉州小军官于菩提等杀魏刺史据城起事。秀容（山西忻县）人乞伏（姓）莫于（名）聚众起事。南秀容牧子（地位类似奴隶的牧人）万于（姓）乞真（名）聚众起事。营州（治龙城）人就德兴聚众起事，自称燕王。夏州（治统万城）一带胡人起事，围统万城。关中一带蜀人（被迁徙到夫中的蜀人）起事，攻长安城。汾州（治蒲子城，山西隰县境）一带胡人起事。在这一年里，魏国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发生战事，魏朝廷依靠汉士族的协助，控制黄河南北诸州郡，还可以出兵去抵御，互有胜败。总的趋势则是反魏势力在扩大，魏势力在削弱。
边地上的战事，一时未必就会推倒魏朝廷，只有到了内地也发生战事，在内外夹攻下，魏朝廷的崩溃，才无可避免。五二五年，柔然可汗阿那瓌（音规guī）攻沃野镇，破六韩拔陵军大败，部众二十万人投降魏朝。魏朝使降众到内地冀（治信都，河北冀县）定（治卢奴，河北定县）瀛（治乐成，河北献县）三州求食。柔玄镇人杜洛周起兵，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王，怀朔镇人高欢等人归附杜洛周。五二六年，沃野镇降人鲜于脩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攻定州城，又攻破燕州城（京京昌平）。鲜于脩礼死，葛荣代统部众。葛荣在博野县（河北博野县）境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这时候战事的重心移到河北，魏控制力进一步削弱，汉民众也纷纷起兵反魏。五二七年，葛荣攻破信都城。五二八年，杜洛周攻破定州城和瀛州城。葛荣杀杜洛周，并统杜洛周部众。葛荣所部数十万人号称百万，占有冀、定、瀛、沧（治饶安，河北盐山县西南）、殷（治广阿，河北隆尧县）五州地。沃野镇和六镇的鲜卑人（包括鲜卑化的汉人）降魏后到三州以及随从杜洛周等大量内迁，数量是巨大的。他们是变兵，是寻求生存的流亡者，是根本不知生产为何事的破坏者。他们毫无纪律，专事屠杀掳掠，葛荣攻破沧州城，居民被杀十之八九。他们横行河北诸州郡，象沧州城那样，破坏都是极其惨重。腐朽昏乱的魏朝廷，造成这个大祸殃，汉族民众又遭受一次大屠杀。
五二四年，秀容人乞伏莫于、万于乞真等聚众起事，都被秀容酋长尔朱荣镇压下去。尔朱荣拥有部落八千余家，马数万匹，散家财接纳豪强，侯景、贺拔（姓）岳、高欢等人先后来投靠，兵势强盛，养成了一个新起的势力。尔朱荣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市），五二八年，魏孝明帝怨胡太后揽权，密令尔朱荣率兵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治壶关，山西壶关县），胡太后杀死魏孝明帝。尔朱荣立长乐王元子攸为魏帝（魏孝庄帝），举兵攻洛阳，杀胡太后，召魏百官二千余人齐集淘渚（在河南孟县），尔朱荣责百官骄侈成俗，贪虐酿乱，下令全部杀死。尔朱荣入洛阳，魏朝百官除了一些残余旧人，其余都由尔朱荣部属任职，元氏的魏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尔朱荣杀朝臣太多，不敢在洛阳久居，率兵归晋阳。葛荣军南下，前队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洛阳受威胁。五二八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阵上擒获葛荣。尔朱荣收用葛荣部将武川镇人宇文泰等，让余众数十万人散居各州郡，归地方官管理。六镇人内迁作乱，算是告一结束。当然，这些不事生产的鲜卑流民，在地方上还是依靠杀掠汉民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以尔朱荣为首的尔朱氏集团，拥有强大的兵力。魏国在凶暴愚蠢的尔朱氏集团支配下，从统一的形式转向分裂的形式。
五二八年，梁武帝遣将军陈庆之率兵数千人护送魏降人北海王元颢至洛阳争魏帝位。五二九年，魏孝庄帝逃往河北，陈庆之入洛阳，元颢改元称帝。梁兵入魏境，一路取得三十二城，接战四十七次，每战必胜，这并不是由于梁兵强大，而是魏国有人拥护元颢。尔朱荣击败陈庆之，杀元颢，尔朱氏势力仍得支配魏国。魏国西境胡深、莫折念生等部，五二六年，都并入万俟（音莫其mòqí姓）丑奴（名）部，攻掠关中，想夺取长安。五三?年，尔朱荣使尔朱天光为雍州（治长安）刺史，贺拔岳、侯莫陈（姓）悦（名）为左右大都督，入关击万俟丑奴。尔朱天光等击杀万俟丑奴，魏国西境全部收复。贺拔岳部将宇文泰镇守原州（即高平镇），他在当时豺狼般的诸将中，较有政治才能，多少留意些民事，在关西取得了一些声望。
尔朱荣想夺取帝位，却只知道暴力胁迫，魏孝庄帝想保存帝位，却只知道杀尔朱荣泄愤。五三○年，尔朱荣自晋阳来朝，魏孝庄帝伏兵杀尔朱荣。尔朱兆等攻入洛阳，俘获魏孝庄帝，送到晋阳杀死。
尔朱兆使部将晋州（治白马城，山西临汾县）刺史高欢统率六镇流民。这种流民就是葛荣余众。葛荣败后，一部分余众二十余万人流入并州，受尔朱部入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大小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尔朱部残酷的镇压，被俘杀将近半数。高欢本是葛荣部属，统率流民，大得流民的爱戴。五三一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得殷州赵郡大族李元忠、冀州大族高乾高敖曹兄弟协助，据有冀殷二州地。高欢对鲜卑流民说，葛荣行军没有纪律，百万人一败就溃散。你们既然推我为主，第一，不得侵犯汉人，第二，要服从我的号令。鲜卑流民表示愿受约束。鲜卑化的汉人高欢，从此成为鲜卑流民汉大姓联合势力的领袖。高欢立元朗为魏帝（魏后废帝），与尔朱氏所立魏前废帝对抗。尔朱兆率大军来攻，被高欢击败。五三二年，高欢取邺，尔朱兆尔朱天光等率大军来攻，又被高欢击败。尔朱兆部将斛斯（姓）椿（名）等在洛阳大杀尔朱氏和其徒党，尔朱氏势力被消灭。高欢入洛阳，取消前后两个废帝的帝号，立元脩为魏帝（魏孝武帝）。魏国的政权，从尔朱氏转到高欢手里，高欢自居晋阳，控制洛阳的魏朝廷。
尔朱天光出关攻高欢，战败被杀。贺拔岳占有关西，以宇文泰为辅佐。五三四年，侯莫陈悦杀贺拔岳。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关西为宇文泰所占有。
魏孝武帝被高欢胁迫，五三四年，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高欢立元善见为魏帝（魏孝静帝）。从此魏分为东西两国。洛阳逼近关中，高欢使魏孝静帝迁都邺。此后，洛阳到潼关路上，成为高氏宇文氏两大势力的决斗场，繁荣超过南朝国都建康的洛阳城，又一次定为灰烬。
四东魏与北齐
东魏五三四年至五五○年
北齐五五○年至五七七年
尽管魏孝武帝只是个拥空号的皇帝，但是，高欢失去了他，也就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宇文泰也就一跃而成为高欢的政治劲敌。高欢深悔自己的失算，拥立魏孝静帝后，形式上竭力表示恭敬，以魏丞相名义积极地铲除元氏势力，培养高氏势力。
高欢的政权，武力主要依靠居住在并州的六镇流民，必须满足这些鲜卑人的贪欲，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可是，鲜卑人的贪欲是无限的，这就必然要过度地侵犯汉士族和汉民众，当时西方宇文泰行西周礼制，南方梁武帝制礼作乐，都在招引中原士族，汉民众更是从来倾向于南朝，如果汉士族和汉民众反抗高氏政权，鲜卑武力也就不能存在。高欢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各种措施，求得相对的一致，完成创业的任务。《北齐书》说他把握时机，变化若神，固然是谀辞，但高欢也确实有些政治才能，足以建立起高氏的齐国。高欢制定为他的继承人所遵行的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高欢确认自己是鲜卑人，他的政权是鲜卑人压制汉人的政权。他以晋阳为主要根据地，和六镇流民结合在一起，作为高氏政权的根基。自认鲜卑人的意思，是想保持鲜卑人的野蛮性。齐文宣帝（高洋）的太子高殷，温和好学。齐文宣帝嫌高殷懦弱，得汉家（鲜卑人称汉族人为汉家）性质，不象是自己的儿子。高殷曾奉命去亲手杀人，高殷割了几刀，还没有割下头来。齐文宣帝大怒，拿马鞭打高殷，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不堪继承自己的帝位。代表六镇流民的高氏一家人，坚守鲜卑人与汉人的分界，按照鲜卑人习俗，以杀夺为能干，以凶暴为英雄，他们的政权，始终是含有高度野蛮性的鲜卑人政权。高欢和他的一家人知道，汉士族与汉化了的元氏政权关系是密切的，要消灭元氏政权的残余，必须取得汉士族的助力，但高氏能给汉士族的待遇，决不能比元氏优厚些，汉士族给高氏的助力，也决不能比给元氏的更多些。这样，高氏政权唯一可靠的支持者，只能是六镇流民，因此决定了高氏政权不能不是鲜卑人政权。
高欢确定鲜卑人是支持自己的第一种力量，同时，也争取汉士族作为支持自己的第二种力量。他对汉人自称是勃海大族高氏的子孙。五三一年，高欢率六镇流民到山东，认信都守将高乾高敖曹为族叔，使长子高澄行族孙礼，拜见高敖曹。嫁女儿给华阴大族杨愔（音因yīn），引用大族清河崔（音灵líng）、博陵崔暹等高级士族。这些士人拥护高氏政权，但和鲜卑勋贵存在着矛盾，高氏统治者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决定政权存亡的意义。高敖曹是高欢部下著名猛将，所率士兵全是汉人。鲜卑人对待汉士人态度傲慢，见到高敖曹却不敢放肆。高欢对军队讲话，总是用鲜卑语，高敖曹如在行列，高欢就改用汉语。高敖曹有武力，为鲜卑人所畏惮，其余士人都是些文官，忍受鲜卑轻侮，当然不会心服，要进行隐蔽形式的斗争。高欢自居晋阳，五三六年，使长子高澄居邺，控制东魏朝廷。五三八年，高澄废停年格，选拔贤能人补官。所谓选拔贤能，就是收买有声名的士族，使脱离元氏政权。高氏政权中汉士族的成分增加了，汉士族与鲜卑勋贵间的矛盾也随着发展起来。汉士族对待鲜卑勋贵的态度大抵有三种。第一种以李元忠为代表。李元忠和高乾是最早协助高欢在山东获得立足地的功臣，后来李元忠常做大官，却不问世事，只是饮酒消遣，得到的财物都分给穷人。高欢曾要李元忠做仆射，高澄说他是醉人，不可任要职。李元忠的儿子劝他节酒，他说，我觉得作仆射并不比饮酒快乐，你爱仆射，你不饮酒就是了。这是消极抵抗鲜卑勋贵的一种表现。另一种以杜弼为代表。杜弼也是辅佐高欢的旧臣。高洋将灭魏称帝，问杜弼，治国该用哪种人。杜弼答：鲜卑人只会骑马坐车，治国还该用中国人（汉士人）。高洋以为讥刺自己，怀恨许久，终于杀杜弼。杜弼轻视鲜卑勋贵，是汉士族的普遍心理，鲜卑勋贵与汉士族总是互相轻视的。还有一种以杨愔为代表。杨愔是高欢的女婿，与鲜卑勋贵有类似的地位，对鲜卑勋贵的斗争也较为显著。齐文宣帝将立汉人李夫人为皇后，高隆之高德政（汉人）想讨好鲜卑勋贵，坚称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杨愔力争，齐文宣帝立李夫人为皇后。李后生太子高殷。高殷即帝位，杨愔辅政，抑制鲜卑勋贵。高演（齐孝昭帝）篡夺高殷帝位时，娄太后（高欢妻，高演母）责骂李后说，我母子那可受你汉老婆摆布！杨愔等都被杀死。这是汉士族与鲜卑勋贵争权的斗争，失败者自然是汉士族。高欢至齐文宣帝还能使用汉士族，得他们的助力，齐孝昭帝以后，汉士族的地位更低，鲜卑勋贵也就不能独力支持高氏政权。
高欢要满足鲜卑勋贵的贪欲，只好让这些人去做州郡长官。鲜卑勋贵残害汉民众，比虎狼更凶毒。五三七年，高欢部将刘贵来见高敖曹，有人进来说，治河役夫多溺死。刘贵说，一钱汉（意谓汉人生命只值一文钱），随他死！高敖曹大怒，拔刀斫刘贵，刘贵奔逃回营。高敖曹发兵要攻刘贵营，各将劝解许久才停止进攻。鲜卑人就是这样看待汉民众的，这迟早会引导高氏政权归于灭亡。高欢也懂得这一点，他采取的措施是：对鲜卑人说，汉民是你们的奴隶，男人为你们耕田，妇人为你们纺织，送给你们粟帛，让你们温饱，你们为什么欺压他们。对汉民众说，鲜卑是你们的雇客，受你们的粟帛，替你们打仗，让你们安居，你们为什么仇恨他们。高欢治军，法令严肃，鲜卑兵卒的凶暴可能有些限制，这种双方劝解，也许有一些作用。不过，汉民众最感痛苦的还是鲜卑勋贵的贪暴。杜弼因文武百官太贪污，请高欢予以惩治。高欢说：“杜弼，我告诉你：文武官贪污，早成了习惯。现在将帅家属多在关西，宇文泰常来招诱，人情去留没有定；江东还有萧衍老翁，专讲究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羡慕，认为正统所在。我如果过急地整顿纲纪，不相宽容，怕将帅都投宇文泰，士大夫全归萧衍，人物流散，我还立什么国！你安心等待，我不会忘记这件事。”五三七年，高欢将出兵和宇文泰作战，杜弼请先除内贼。高欢问内贼是谁，杜弼答，诸勋贵掠夺百姓的就是。高欢说，诸勋贵出入战阵，百死一生，虽然贪鄙，没有他们却不成，那能用常法来要求他们。高欢与宇文泰两次大战后，局势逐渐稳定，五四四年，开始整顿纲纪，惩治贪污。高欢使高澄出面立威，自己在必要时出来和缓高澄与勋贵间的冲突。高澄使崔暹、宋游道严纠贪污，最大勋贵司马子如等人都受到惩罚。当然，这只是表示反对贪污的一种姿态，并不能禁止贪污。远自北魏内乱时起，县官多由权贵派自己的奴仆去做，要他们替自己搜括财物（五六六年，齐武成帝才改用士人做县官，士人未必不贪污，一般说来，比奴仆也许好一些），直接治民的县官是奉命搜括的权贵家奴仆，贪污积习如何能革除。
高欢比较均平地分配田地给民众，这是高氏政权得以建成的重要原因。他虽然无法革除贪污积习，但也定些补救的办法。高欢令沿河各州及渡河津口设立谷仓，分段漕运，供军食并备饥荒。又在滨海各州煮盐，补助军费。五四○年前后，山东连年丰收，谷一石只值钱九文，民众困苦多少减轻了些。地方官收户调，不按旧制，民众尤感不便。高欢确定绢长四十尺为一匹，不许额外勒索。又划一斗尺，禁止私造。五四四年，派遣括户大使，分行诸州，查出无籍民户六十余万，使与有籍民户均平负担徭赋。高欢一方面行施这些补救的办法，另方面保存魏孝文帝所定的三长制。元孝友说，法令规定一百家为族，有族长一人；二十五家为闾，共有闾长四人；五家为比，共有比长二十人，一百家共有长二十五人。长免一切徭赋，还要侵夺所管各家。苦乐不均，羊（被管各家）少狼（长）多。元孝友建议，一闾改为二比，计一族可省十二个长，国家可增加十二个丁的徭赋。高欢不采纳这个建议，因为正需要大量的狼来监视民众。
高欢的敌国，西有宇文泰的西魏，南有南朝的梁国。高欢使侯景为河南大将军，统辖黄河以南诸州郡，将兵十万对付梁国。侯景是高欢部下最有谋算的大将，一向轻视高澄和其他战将，公然对人说，高王（高欢）在世，我不敢有异心，他死了，我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高欢不得已还是重用侯景，以便自己专力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宇文泰。
五三七年，高欢攻西魏，前锋窦泰在潼关内战败，被宇文泰杀死，高欢收兵退去。同年，高欢大举渡河入关中，与宇文泰军大战，高欢军败，退回河东，丧失战士八万人。宇文泰大举进军到洛阳，侯景烧洛阳城内外官府和民居，存留的不过十之二三。五三八年，宇文泰与侯景战，宇文泰战败。五四三年，高欢与宇文泰在邙山大战，宇文泰败，逃回关中。东西魏经两次大战，证明势力相敌，双方利在守不利于攻，消灭对方的企图都暂时放弃，各自注意本国内部的整理。
高欢自五三二年入洛阳，至五四七年死，前后十六年的经营，完成了灭东魏立北齐的条件。高欢死后，侯景起兵反高澄，被高澄击败，投奔梁武帝。五四九年，高澄正准备受魏禅，被奴隶兰京（梁人，被俘后配厨房作奴）杀死。高洋继承高澄的地位，五五○年，高洋灭东魏，自立为齐皇帝（齐文宣帝）。
齐文宣帝重用杨愔，严禁贪污，开始制齐律，分民户为上中下三等，富户税钱，贫户出力。魏孝昌（魏孝明帝年号）以来，豪家大族，公主勋贵，纷纷建立州郡，甚至一百家的小城，便称一州，三四家的小村，也立一邵，州刺史郡守县守为数至多。五五六年，齐文宣帝下诏省去三个州，一百五十三个郡，五百八十九个县。这些政治上的措施，有助于齐国内部的稳定。齐文宣帝选健斗的鲜卑人充宿卫军，号称“百保鲜卑”，又选勇武的汉人充防边军，号称“勇士”。连年出击柔然、突厥、契丹，大部获胜利。五五五年，发民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夏口（居庸关）西至恒州（治平城）九百余里。五五六年，又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大抵十里置一戍，要害处置州镇凡二十五所。这些军事上的战守措施，有助于齐国边境的安静。齐文宣帝虽然残虐淫乱，但在他统治时期，齐国还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五五九年，齐文宣帝死。五六○年，高演夺高殷的帝位，自立为帝（齐孝昭帝）。五六一年，齐孝昭帝死，高湛（齐武成帝）继位。齐武成帝残虐淫乱，又是一个暴君，赋役繁重，民众怨苦，政治情形远不及齐文宣帝时。他怕自己死后，帝位又被诸王夺去，五六五年，禅位给儿子高纬，自称太上皇帝，监护高纬。五六八年，齐武成帝死。高纬比以前几个齐皇帝更奢侈昏暴，民众穷困，无法生活。五七三年，杀朝中上书谏诤的诸汉官。被杀汉官的家属发往北边，妇女罚作官奴婢，幼男被阉割，财产被没收。五五九年，齐文宣帝大杀姓元的人，前后杀死七百余人（《北史》说三千人），只有几家得免。现在高纬又大杀汉官。这两次大杀，表示高氏政权与汉化的鲜卑士族分裂，最后与汉士族分裂，在齐国政治中心的邺城里，高氏政权已经丧失了支持者，它只剩下军事中心的晋阳了。这时候，正是周武帝在位，周国达到最强盛的时期。
五七六年，周武帝率大军向晋阳进军，沿途经多次苦战，逼近晋阳。高纬逃往邺城。周军围晋阳，晋阳人坚守不降，童儿女子也投砖石来抵抗，六镇流民是拥护这个鲜卑政权的。周军攻破晋阳后，向邺城进军。五七七年，周军到邺城下，朝官纷纷出降，士卒莫有斗志，高纬出逃被俘获。周灭齐，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人口二千万余，又得以李德林为首的中原名士。周在文化上比齐落后，周武帝重用李德林，说我从前看李德林为齐朝所作公文，以为是天上人，想不到今天为我所用。周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为隋统一全中国作了准备，自北魏内乱以来，只有这一次战争是有积极意义的战争。
五西魏与北周
西魏五三五年至五五七年
北周五五七年至五八一年
宇文泰据关西，民贫兵弱，势力远不敌高欢。五三四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从此，宇文泰政治上可与高欢为敌。五三五年，宇文泰杀魏孝武帝，立元宝炬为魏帝（魏文帝），宇文泰完全控制了魏朝廷。宇文泰不象高欢那样，有六镇流民可供兵力，又有大批魏国朝臣可供使用。宇文泰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唯一的道路，只能是竭力争取汉士族（主要是关西汉士族）和汉民众，这就使得这个鲜卑人所建立的政权，非力求汉化不可。当然，他并不甘心让鲜卑人融化在汉族里，恰恰相反，他要参加统治集团的汉人鲜卑化，借以保持鲜卑人政权。
五三五年，宇文泰重用苏绰，制定计账（预计次年徭役的概数）、户籍等制度。奖励清廉，厚赏河北太守裴侠，严禁贪污，宇文泰的内兄王超世犯贪污罪，依法处死刑。五四一年，宇文泰改革政治，讲求强国富民的方法，苏绰赞成他的主张，建议减官员，置正长（《北周书》作二长，当是正长之误。苏绰奏上《六条诏书》中说“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又说“夫正长者，治民之基”。隋仍周制，五家为保，置保长；五保为闾，四闾为族，置闾正族正），并行屯田制以补充军资。苏绰又作《六条诏书》：一、清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宇文泰完全采纳苏绰的建议，令百官都得诵习《六条诏书》。州刺史郡守县官不通六条及计账法，不许做官。又设学校，选取小官作学生，白天治公事，晚间入学校讲习。宫门外置纸笔，让士民论时政得失。西魏政治显然比东魏好一些，字文氏政权开始趋于巩固。
五四三年，宇文泰与高欢在邙山大战，宇文泰战败。在这次大战中，诸旧将都无功，只有耿令贵、王胡仁、王文达等三个关西人立战功，宇文泰改三人名，王胡仁赐名勇，耿令贵赐名豪，王文达赐名杰，以表彰功绩。于是广募关中陇上一带的豪强来充实军旅。宇文泰创立府兵制，选拔体力合格的民众充府兵。府兵免本身应纳的租庸调，每岁农闲时受军事训练。府兵一人所用马匹粮食武器，由六家供给。共有百府，每府设一郎将，分属二十四军统率。最高将帅有宇文泰及汉人李弼、李虎（唐高祖李渊的祖父）、赵贵等共八人，号称八柱国。八柱国中字文泰总督中外诸事，元欣是魏宗室，不管军事，其余六个柱国，每人各统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其中汉人有李远、杨忠（隋文帝杨坚的父亲）、王雄等三人。每一大将军各统两个开府，每一开府统率一军。府兵是汉民众，高级将帅有六个汉人，中级军官多是关陇豪强，显然，宇文政权不仅在政治上依靠汉士族，而且在军事上也同样依靠汉豪强和汉民众。因此，宇文泰必须力求汉化。他表示要行《周礼》，令苏绰卢辩依《周礼》改定官制。五五六年，实行新官制，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其余百官，都仿《周礼》。太师、太傅、太保是三公或三孤，地位最高，汉人占两位，足见宇文政权中汉人势力是大的。周武帝灭齐后，又增加了大批汉士族。
宇文泰出身散亡了的鲜卑宇文部，西魏君臣是鲜卑拓跋部人（汉臣及少数宇文部人除外），宇文氏灭西魏，拓跋部人自然并不甘心，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里很多是拓跋部人，宇文部人反居极少数。后来宇文政权轻而易举地转移给隋文帝，汉士族势力的增长和拓跋部人的归附是重要的原因。
宇文泰想用汉人鲜卑化的方法来抵消鲜卑人的汉化。五五四年，宇文泰使改姓元的人（包括魏帝）都再姓拓跋。魏孝文帝改鲜卑人复姓为单姓，宇文泰使改单姓的人一律恢复复姓。宇文泰又使汉将帅改姓鲜卑姓，如李弼赐姓徒河氏，赵贵赐姓乙弗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李虎赐姓大野氏，耿豪赐姓和稽氏，王勇赐姓库汗氏。宇文泰不仅使汉将帅改用鲜卑姓，并且使各将帅所统率的士卒都改姓将帅的鲜卑姓。宇文泰以为自将帅以至所统率的府兵都用一个鲜卑姓，可以恢复鲜卑部落的原来组织，保存鲜卑人的原始面貌，政权尽管汉化，政权的掌握者还是姓鲜卑姓的人，汉化也就对鲜卑政权无害了。事实上宇文泰这一作为，只能引起元氏为首的汉化鲜卑人的不满，更引起广大汉人的不满，杨坚作周相时，下令被改姓的文武官都恢复原姓。
宇文泰处境比高欢差。高欢的拥护者是反对元氏政权的六镇流民，东魏朝廷上的掌权大臣都是高欢自己的部属，又自称是渤海高氏，对争取汉士族也比较容易些。宇文泰的拥护者是贺拔岳旧部，将帅与宇文泰是同僚的关系，魏王公大臣随魏孝武帝来关中，在西魏朝廷上元氏君臣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汉士族绝大多数居住在山东，关西名门较少，不能给宇文泰更多的助力。高洋称帝后，齐国正在强盛时期，宇文泰以讨叛伐罪名义出兵无功，未曾增长自己的威望。但是，宇文泰终究树立了卓绝的威望，这主要是从对梁国战争中取得的。侯景灭梁国，继起的是梁国诸王内部大乱。五五三年，宇文泰遣大将尉迟迥率兵攻蜀，当年就取得全蜀。五五四年，宇文泰遣于谨、宇文护、杨忠率兵五万攻破江陵，俘获梁元帝，据梁国王公以下及百姓家男女数万口作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宇文泰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大胜利，宇文氏有可能代替元氏政权了。
五五六年，宇文泰死，诸子年幼，不能统率诸将帅，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得于谨的全力支持，继宇文泰执掌政权。宇文护使西魏帝封宇文泰的嫡子宇文觉为周公，准备灭西魏。五五七年，宇文觉登天王位，建立周国。这一年，宇文护杀宇文觉，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天王。五五九年，宇文毓改称皇帝（周明帝），显示宇文氏政权已经进一步得到巩固。五六○年，宇文护杀周明帝，立宇文泰子宇文邕为帝（周武帝）。五七二年，周武帝杀宇文护，取回全部政权，周国进入强盛时期。
周武帝是解脱了鲜卑旧俗，真正接受汉文化优良部分的英明皇帝，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周国内释放奴隶和杂户。五六五年，下诏：被俘作奴的江陵人，凡年在六十五以上，一律放免；所有公私奴婢，年在七十以上，官代为赎免。这里虽然只释放一些老年奴婢为庶人（平民），但比掳掠人口为奴婢，死不肯释放的鲜卑旧俗，终究是文明了些。他这样做，也可能是当时还没有亲掌大权，避免触犯鲜卑勋贵的利益。杀宇文护后，他的做法就不同了。五七三年，下诏：凡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官奴婢）的人全部释放为民。五七七年，灭齐，下诏：齐武平（高纬年号）三年（五七二年）以来，河南诸州被齐掳掠作奴隶的人，不问官私，全数放免为民。早在四三九年，魏太武帝灭北凉国，掳掠沮渠氏宗族及吏民三万户，驱到平城供奴役，称为隶户。早在四六九年，魏献文帝夺刘宋青（治东阳，山东益都县）齐（治历城）二州地，掳掠青齐居民，驱到平城，一部分供奴役，称为平齐户（与隶户同类），一部分作奴婢，分赐百官。鲜卑人每次作战，都要掳掠人口作官私奴婢，被掳后得作隶户、平齐户等总称为杂户的人，还算是较为幸运的。这种杂户父子世代相传，为数甚大，遍布在各州郡，与奴隶同是最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大量存在，是鲜卑野蛮统治的一个显著标志。周武帝灭齐，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从此齐旧境内不再有杂户名称。又下诏：永熙三年七月（五三四年，魏孝武帝入关投宇文泰的一年）以来，去年十月（五七六年，周武帝大举伐齐）以前，凡东魏及齐国人被掳掠在周国作奴婢以及江陵平民被掳掠作私家奴婢的人，一概放免为平民。如旧主人还必须共居，可留男子为部曲，妇女为客女。五七四年，周武帝灭佛教，佛寺中所有僧祇户、佛图户（杂户）自然也得到释放，齐国佛教极盛，灭齐后，得释放的僧祇户、佛图户，数量很大，可以想见。十六国大乱时，即使象刘渊刘聪石勒石虎那样的残暴人，都还不大量掳人作奴隶，最落后的鲜卑拓跋部进入山东，才开始大量掳人。自三九七年魏道武帝破后燕中山，二百年间战争频繁，奴隶和杂户不断在增加，周武帝毅然释放官私奴婢和杂户，确实是北朝唯一的英明皇帝。南北朝连年交战，南朝也掳北方人作奴婢，南朝统治者同样表现了野蛮性，周武帝这一英明措施，比南朝统治者也是文明得多。
周武帝生活朴素，勤政爱民，统率将士，赏罚严明。五七七年，颁行《刑书要制》，凡执武器合群强夺布帛一匹以上，不执武器合群强夺五匹以上，各级监管官物的官员自盗官物二十匹以上，诈取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没五户及十丁以上，隐没地三顷以上，都处死刑。这是过度从重的刑法，为禁止贪污特别是齐旧境的贪污积习，行重刑的用意也还是有可取之处。
周武帝灭齐，颁发划一的权衡度量，通行全国。又令山东诸州举贤才，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到朝廷共论政治得失。又令山东诸州保送通一经以上的儒生到朝廷。这些人自然是山东诸州的士人，他们做了官，宇文政权中山东士族的成分增加了。
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他的继位者周宣帝是个荒淫狂乱的人。五七九年，周宣帝传位给儿子周静帝，自称天元皇帝。五八○年，周宣帝死，周宣帝后父杨坚掌握政权。五八一年，杨坚称帝（隋文帝）灭周国，建立起隋朝。
自西汉末王莽以下，用禅让形式夺取帝位，都要经过长时期的执政和排除多种的阻挠，才能新旧相代，象杨坚那样容易而迅速地取得帝位，以前不曾有过，根本原因就在于宇文政权中汉人势力远远超过宇文氏势力。
六北朝北境外的强国
北朝和南朝南北对立。北朝和北境外强国也是南北对立。这些北境外强国都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发展、以掳掠人口和财物为专业的游牧国家，对北朝的威胁是严重的。北朝对南朝要攻、守、和、战兼施，对北境外强国也要攻、守、和、战兼施，所以北朝的处境比较复杂，对付北境外强国，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
柔然国
力微时，拓跋部掠骑（掳掠人口的骑兵）捕获一个不知姓名的幼童作奴隶，给名为木骨闾（意为头秃）。木骨闾长大后，免奴为骑兵。猗卢时，木骨闾逃走，集合逃亡人百余，投奔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儿子车鹿会勇健，自立一部，号称柔然。木骨闾子孙以郁久闾为姓，郁久闾即木骨闾的变声。魏道武帝征服高车等部，独柔然部不服，三九一年，魏击破柔然，迁部众到云中（治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三九四年，柔然贵族社仑率部众数百人逃往漠北。四○二年，社仑征服高车诸部，雄据漠北，兵马强盛，自号豆伐可汗（可汗犹匈奴人称单于，据《通鉴》所记，拓跋部先世酋长也称可汗）。原先柔然人战败逃走时，让母牛在前，驱牛群跟着走。母牛走得疲乏，便伏地不起，牛群也就无法前进。别部人教柔然人改让犍牛在前，柔然人说，母还不能行，何况它的儿子，始终不肯试一试。因此，柔然畜群常被追兵掳去。豆伐可汗学得了一些魏国兵法，开始组织军队，以一千人为军，置军将一人，一百人为幢，置幢帅一人。上阵的人，力战有功，掳获物得归私有，作战不力，就得处死或痛加鞭打。将帅用羊屎记兵数大概，后来渐知刻木记数。豆伐可汗据有西至焉耆（西域），东接朝鲜，南临大漠的广大牧地，逐渐南移，攻掠魏国北境，成为魏国的强敌。
四二三年，魏明元帝要夺取宋河南州郡，先在北境筑长城二千余里，设立戍镇，防柔然侵入。四二九年，魏太武帝怕宋文帝北伐，对群臣说，一定要先灭柔然，免得腹背受敌，我决心大举攻柔然。魏太武帝自率大军袭击柔然，大获全胜。得柔然降人三十余万落，马一百余万匹，牲畜数百万头。柔然可汗率残部逃走。魏军又袭破高车，得降人数十万落，马牛羊百余万头。魏迁柔然高车两部降人到漠南魏边镇上使从事耕牧，缴纳贡赋，大大增加了魏国的人口和财富。魏国获得这一大胜，才能出兵南御宋兵，东灭北燕，西灭夏国，完成统一北方的战功。四四九年，魏太武帝准备攻宋，先出兵击败柔然，掳获人口和牲畜百余万。柔然经两次大败，国力衰弱，不敢侵犯魏边境。四五○年，魏大举攻宋，进兵至长江北岸瓜步山。
魏国为充实畿内，保卫平城，迁徙战败被俘获的柔然、高车等部和山东诸州郡汉人到六镇及平城等地。这种大量移民与鲜卑拓跋部兵民杂居，逐渐鲜卑化，语言习惯同于鲜卑，可以说是鲜卑人了。魏国用鲜卑贵族作镇将及各级军官，对这种移民是当作隶户、营户（杂户的一种）看待的，要他们当兵，也要他们供各种役使，他们是被压迫的鲜卑人。柔然衰弱以后，魏边祸减轻了，可是边镇上兵民和军官间的关系却愈益恶劣了。魏国惯例，边镇每年秋冬两季，分东、中、西三路出边游击，防柔然来攻，仲春收兵归镇。四七一年，魏大将源贺以为游防往来疲劳，不可持久，建议招募健兵三万余人，在三路上筑三个城屯田，冬季讲武，春季耕种。四八四年，高闾以为北方游牧部落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建议在六镇北再筑一条新长城，要害处开门，门旁造小城，置兵守卫。高闾说，筑新长城有五种好处：一是免得每年秋冬出兵游防，二是旧长城以北可以放牧，三是以逸待劳，四是六镇可以安居，五是可以预储粮草。为免出兵游防，源贺高闾两人的建议，应是有利于魏国的良计，可是镇将和军官的利益却在于乘柔然衰弱，以游防为名，驱迫守边兵出境去掳掠人畜。镇将和军官既是贵族，魏朝廷也就不会采纳两人的建议，只会让镇将和军官对边镇兵民尽量进行残虐的压迫。
五○六年，柔然可汗派使人到魏国请和，魏朝廷骄慢地对使人说，你们的祖先社仑是魏国的叛臣。你们现在衰微了，大魏只许你们称藩，不能和你们通和。魏迁都洛阳以后，北边很少有战事，各镇逐渐被看作荒远地区，不再留意边镇内部酝酿着什么祸患。
五二○年，柔然内乱，阿那可汗投奔魏国。魏使阿那居住在柔玄怀荒两镇中间的边外牧地，阿那收集部众，号称三十万。五二三年，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起事，六镇相继响应，敕勒（高车）东西两部附从破六韩拔陵，魏无力进击，只好退守恒州。阿那为魏攻破六韩拔陵，五二五年，击杀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余众二十万人降魏，内徙冀定瀛三州，鲜于脩礼葛荣等人率这些流民在河北起事，边镇居民大量内徙。阿那占有魏北方旧境，仿汉制设立侍中等官，信任汉人淳于罩，使掌管文书，柔然又成为大国。
五三四年，魏分裂为东西两国。高欢宇文泰都要接交柔然，减轻后顾之忧。五三六年，高欢使东魏孝静帝嫁公主给阿那为妻，约两国和亲。五三八年，宇文泰使西魏文帝娶阿那女为后。宇文泰与柔然连兵，谋伐东魏，高欢不得已娶阿那女为正妻。阿那收受东西魏的赠物，不再攻掠边境。
突厥国
《周书·突厥传》说突厥酋长姓阿史那，世代居住在高昌国的北山里。柔然可汗社仑征服高昌国，扩地西至焉耆。突厥部落被柔然役属，迁到金山（阿尔泰山）南，为柔然做铁工。五五一年，铁勒部将要出兵攻柔然，突厥酋长土门袭破铁勒，得铁勒降众五万余落，突厥从此强盛起来。土门向阿那求通婚，阿那大怒，使人去辱骂土门，说，你是我的锻奴（辱骂为奴，并非真奴隶），那敢说出这种话！土门也发怒，杀柔然使者，派人到西魏求通婚，宇文泰使西魏文帝嫁公主给土门为妻。五五二年，土门袭破柔然国，阿那
自杀。土门获大胜，自号为伊利可汗。五五四年，齐文宣帝大破柔然兵，生俘数万口，柔然余众向东迁移，又被齐营州刺史邀击，俘获名王数十人。五五五年，齐文宣帝筑长城防柔然南侵，自率精骑追击到怀朔镇，大破柔然兵，又追逐到沃野镇，俘获酋长及生口二万余人，牛羊数十万头。柔然大败后，已不能立国。五五六年，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国。突厥又西破�哒（音亚达yàdā），东逐契丹，北并契骨（吉尔吉斯），辖地东起辽海，西至西海（咸海），长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长五六千里，突厥代替柔然成为北方的强大国家。
齐与周连年交兵，两国都争取突厥作自己的外援。五六三年，周武帝谋与突厥连兵攻齐，向突厥请婚，愿娶突厥女为后；齐武成帝也遣使向突厥请婚，送礼比周更多。最后，突厥允许与周通婚，出骑兵十万，自恒州分三路进来，会合周兵攻晋阳。齐兵击败周兵，突厥惊骇，引兵出塞。自晋阳以北七百余里，被突厥兵沿路大掠，人畜不留。五七二年，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钵可汗立。佗钵可汗分国为东、中、西三部，自居中部。周国与突厥和亲以来，每岁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人往来长安，每岁常有千数人，周国供给上等衣食，尽力优待。齐国怕突厥入寇，也送给大批贿赂。佗钵愈益骄横，对臣下说，只要我在南的两个儿子（周齐）常常孝顺，我不愁没有财物使用了。周武帝为了专力对齐，屈意交接突厥，灭齐的第二年，五七八年，周武帝亲率大军分五路北伐突厥，在路上病死，周军退回。此后突厥屡寇边境，五七九年，周修齐文宣帝所筑长城，防备突厥。突厥轻侮中国的局势，到隋文帝时才改变过来。
第二节北朝的经济
曹丕《典论自叙》描写东汉末年大乱的情形时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大兴义师，讨伐董卓。董卓迁都长安，山东呈现割据状态，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守）城邑，小者聚阡陌（乡间），互相吞灭。凡是朝廷的统一势力衰退，地方的割据势力便显著地勃发起来。占据几个郡国和占据县城的大中割据势力，终究要被更大的势力吞灭掉，至于乡间的割据势力，在保卫本乡本村的名义下，是会得到本地民众的支持的，它为数极多，任何大的势力也不能逐个予以消灭，因此，乡间割据势力是一个持久的割据势力，其中有些大姓强族，势力足以影响州、郡、县甚至影响全国，并不局限在一乡一村间。
西晋末至隋统一，前后将近三百年的战乱，乡间割据势力愈益巩固，并且起着多种的作用。这里先举例说明战乱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坞、壁、垒、堡等自卫小城。
十六国大乱开始时，汉人就用坞壁来自卫。三○八年，刘渊部将石勒等七人掠魏郡汲郡等地，攻下五十余垒，收壮健人五万为军士。三○九年，石勒攻陷冀州所属郡县堡壁百余，军队扩充至十余万人。三一○年，石勒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三一二年，石勒南侵被晋兵击败，自葛陂（河南新蔡县北）北还，沿路民众都坚壁清野，石勒军掳掠无所获，饿得人相食。到枋头，攻破向冰的壁垒，才得到粮食。三一○年，刘渊部将王弥刘聪等攻掠梁、陈、汝、颍间，陷垒壁百余。三一五年，刘聪部将曹嶷攻掠齐鲁间，陷郡县垒壁四十余所。东晋祖逖北伐，谯郡有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为坞主，樊雅归附祖逖，祖逖得进驻谯城。蓬陂坞主陈川，自称陈留太守，被祖逖击败，投降石勒。祖逖进至陈留，沿河诸坞，先前已降附石勒，祖逖允许两属，坞主都感恩，真心帮助祖逖，黄河以南诸坞，多叛石勒归附祖逖。从这些事例里，可知坞壁是自卫性质的军事组织，有战乱的地方，到处都存在着。它们对强大势力表示降附，缴纳一定数量的赋役；强大势力无法消灭它们，也只好承认它们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大小坞壁间的吞并和小坞壁附从大坞壁，在一个地区内形成以一个强大坞壁为首的坞壁群。大小坞壁的首领，实质上无异于早期封建社会的公侯伯子男，最强大的首领就是霸主，汉魏以来的名门望族，常常被公认为这种霸主。这是大量的封建割据，不过，在战乱的情况下，劳动群众从坞壁多少得到可能有的保护，多少能够抵抗落后族的武装掳掠，应该说是含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割据。从十六国到隋统一，这种割据形势总是存在着，并且基础巩固，成为北方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
魏太武帝时，崔浩力主恢复五等封爵制，与同僚论五等制与郡县制的是非，指责秦始皇汉武帝的错误，同僚们都钦佩崔浩的好古识治。北方社会实际通行的是强有力的割据制，地方官权力受割据者的限制，官威不能很高。崔浩依据这种实际情形，所以主张废郡县，要朝廷承认割据者的合法性，给予五等封爵。同僚们认为崔浩识治，也就因为他认识这种实际情形。崔浩的主张，显然与魏朝廷的利益不相容。郡县制的存在，表示魏国是统一的，是鲜卑人统治的国家，不是汉人割据的国家。魏太武帝杀崔浩并大杀与崔浩通婚姻的高级士族，这也是一个原因。葛荣作乱，赵郡大姓李元忠率诸李数千家，筑垒自保，屡次击退葛荣的进攻。葛荣用全力围攻，捉获李元忠，但也不敢杀害。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私兵）千余人，马八百匹，武装齐备。高氏是冀州大姓，高季式的部曲，给养自然是从高氏保护下的劳动群众取得。其他大姓如冀州刘姓，清河张姓、宋姓，并州王姓，濮阳侯姓，一姓将近万家，势力盛大。依据上列事例，将近万家的大姓到几十家几百家的小坞小壁，是北方汉族的主要组织形式，鲜卑人以外的非汉族人，要得到保护，也只好加入这些坞壁，生活上加速融合于汉族。讲北朝经济措施，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
魏道武帝取得河北，迁徙大量居民到平城及其附近地区（畿内），封建经济在畿内发展起来。四二一年，魏明元帝令六部（四一七年，分鲜卑人为天、地、东、西、南、北六部人，每部置大人一员），民户养羊满百口，出战马一匹。要鲜卑平民按一百只羊出一匹马，是在游牧部落里推行封建制度。不过，畿内兴农业和游牧部落封建化，不是魏国经济的重要部门，支持魏国连年用兵武力强盛的经济，主要是山东诸州郡。
魏赋税制：常赋每户每年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纳帛一匹二丈。常赋外又有杂调。从数量上看，一户负担常赋杂调是烦重的，但一户包含三五十家或多于三五十家，各家分担，国家对每户所取的赋税不算过多。同姓各家合成一户，户主是一户内的豪强，称为宗主。异姓的贫弱小民投宗主家作荫附，得免官役，宗主奴役荫附，赋敛也很烦重。宗主统率同姓各家和荫附，势力较大的宗主就成为坞主壁帅。
魏朝廷一向承认宗主的权利，以便通过宗主来取得赋税，也就是对宗主让步，让宗主与朝廷共分赋税。到魏孝文帝时，才对宗主展开争取民户的斗争。
四八五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冲的建议：创立三长制。五家为邻，置邻长一人，五邻为里，置里长一人，五里为党，置党长一人。三长本身免官役，又邻长家有一人得免官役，里长家有二人，党长家有三人。一百家中有三长共二十五人，免官役人共三十一人，合计五十六人。又改革赋税制，户调每户（一夫一妇）每年纳布或帛一匹，粟二石。朝廷按收入布帛总数，分为十五份，其中十份为公调，二份为调外费，三份为内外百官俸。另外还有杂调。男子年十五岁以上，未娶妻成室，四人出一夫一妇的调数。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出未娶男子四人的调数。耕牛二十头出奴婢八人的调数。朝廷宁愿一百家中有五十六人免役，又宁愿减轻户调，目的在于分化大户为小户，并使荫附自立门户，削弱宗主的势力。三长制初行时，豪强很不愿意，大概当了三长，仍能役属四家（邻长）到一百家（党长），也就相安无事了。四八七年，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说，往年立三长，校定户籍，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仅可给俸，很少能够入仓，虽对民有利，但不可长久。他建议减收布帛，增收谷租，使仓谷充实，有备无患。立三长和减轻赋税，宗主势力在形式上确实发生了变化，魏政治统一也前进了一步，但在实质上，三长依然是宗主的化身。
立三长后，四八六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行均田制。男夫十五岁以上受露田（不种树的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男夫受桑田二十亩。露田不得卖买，身死归还官府。桑田是世业，可传给子孙，也可卖买其中的一部分。奴婢依照良丁受同数的露田，奴又有同数的桑田。牛一头，受田三十亩，一户畜牛不得超过四头。早在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令民一夫治田四十亩，中男（未娶妻的男子）二十亩，均田制无中男受田的规定，当是史文漏略。魏国贵族士族占有大量奴隶，普通地主也卖买奴婢使从事耕织，供主人剥削。均田制给奴婢与良丁同数的露田，奴婢种自己分得的田，未必有余力耕主人的田，即使主人全部取得他们的收获物，主人分得的田，只好自己去耕种。限止牛数（两牛共拖一犁），含有限止使用多数奴隶的意义。奴有桑田，主家妇女未必能替奴养蚕织帛，也只好给奴婚配。当时地旷人稀（《魏书·地形志》载州郡户口数），实行均田，一般不感困难。小豪强占夺的民田，为法令所迫，可能归还原主，大豪强却不受法令的限制。四八八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彪的建议，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民，给予耕地牛畜，使在官地上屯田，每年缴纳粟六十石，免正赋及兵役、杂役。这种屯民，大部分是豪强家的荫附。他们田产被占夺，本身被奴役，为屯民比为荫附，生活自然要好一些。四九○年，魏孝文帝派遣使官与州郡官宣扬法令，劝隐口漏丁，报名立户，如仍愿作荫附，或豪强迫胁孤弱，不让立户，都按法令治罪。魏孝文帝用均田制与豪强争民户，扶助荫附并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实是进步性的重大措施。孟子以来作为一种理想的井田制，晋武帝仅有空名的占田制，到魏孝文帝才以均田的形式付诸实施，不能不是封建经济史上一件大事。隋唐经济比两汉南北朝有进一步的发展，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是起着积极影响的。
魏孝文帝行均田制，似乎不曾遇到什么阻力，原因在于承认贵族士族及有势力的豪强，保持大规模使用奴婢的权利。这从齐武成帝的均田制里可以推见大概，虽然齐均田制不完全与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相同。齐均田制：亲王的奴婢受田限三百人，嗣王（亲王的继位人）限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至庶姓王（不是姓高的王）限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官以上至王宗，限一百人；七品官以上限八十人；八品官以下至庶人（有势力的豪强）限六十人（西汉末年，孔光等奏请限制奴隶，吏民家占有奴隶不得超过三十人。北齐比西汉加一倍，想见北齐奴隶数量很大）。限外奴婢不受田，也不纳租调。齐灭东魏，齐文宣帝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赐奴婢三百人，田一百顷。这时候齐并未创立新制，奴婢三百人和田百顷，当是沿用魏制。自王公百官以至所谓庶人，实际上得无限止地使用奴婢，仅仅是豪强家失去一些荫附，均田制的推行，也就无须阻挠了。
魏末年经长期战乱，豪强盛行兼并，均田制遭受破坏。东魏时分给民田，豪贵都得良田，贫弱都得薄田，经高隆之告发，高欢下令纠正，务求均平。其实，一个命令不可能求得均平。齐三长制和均田制，大体上承袭魏制。至五六四年，齐武成帝始有改革。三长制改为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均田制改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照良人受同数的露田。又每夫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租调：一床（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未娶妻的男丁纳半床租调。受田奴婢的租调比良人减半（半床）。《隋书·食货志》说齐文宣帝时，豪强兼并，户口益多隐漏，可见齐时均田制比魏末年破坏更甚。齐武成帝改制，无非是减少三长人数以增加役夫，承认兼并（露田数比魏制加倍）并增收奴婢租调。《隋书·食货志》称职事（有官职的人）及百姓（豪民）请垦田者名为受田。这里所谓受田，不再是国家分配耕地给农民而是兼并者向国家请垦地。贫弱农民无力自请垦地，只好给兼并者耕种，又回到荫附的旧路上去。
宇文泰据关西，行《周礼》，设司均官，掌管田里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给田一百四十亩，未娶的男丁给田一百亩；设司赋官，掌管租调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每岁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石，未娶的男丁租调减半；设司役官，掌管力役的政令，民自十八岁至五十九岁，都得服役，丰年不过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周男夫受田数等于齐武成帝所定的田数（一夫一妇有露田一百二十亩又加桑田二十亩），关西人口比齐稀少，均田制在周国当是实际行施的制度。奴隶受田不见明文，按隋制，奴婢五口给园宅一亩，单丁（良人）及仆隶的租调比已娶的男夫减半，未受田的不出租调。六○四年，隋炀帝下诏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隋沿周制，可信周也有奴隶受田的制度。周武帝释放大批奴隶和杂户为良民以后，奴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使用，比以前大为缩小。魏孝文帝行均田制，扶助荫附自立门户，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了一步，周武帝释放奴隶，社会生产力又推进了一步，劳动群众在十六国大乱和鲜卑拓跋部统治时期所积累起来的灾祸，经两次改革，得到颇大程度的减轻，因此，他们是这一时期中有功于劳动群众的两个好皇帝。
魏孝文帝立三长，行均田，隶属在宗主势力下的荫附，确实被释放了一部分，可是，寺主势力逐渐兴盛起来，又成为与朝廷争夺民户的一个严重力量。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宗教，特别是佛教，必须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须让寺主分享剥削的利益，分享得过多，朝廷又感到损失太大，对自己不利，其中斗争和联合的情形是复杂的。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参加这个斗争，表现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争论，归根还是地主阶级内部（朝廷、宗主、寺主）为争夺剥削对象（劳动民众）而发生离合变化。
寺院是佛教的坞壁，僧人是寺主的徒众（寺主的爪牙和从事各种劳动的人），寺主是宗主，强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坞主壁帅。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盖吴所率反魏军，在长安佛寺中发现藏有弓箭矛楯，又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此外还有与贵家妇女淫乱的密室。魏太武帝认为是佛寺谋反的证据，大举灭佛。其实佛寺就是坞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财物，都是平常事，说僧人企图谋反，无非是灭佛的一种借口。魏文成帝恢复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数，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允准沙门统（掌管佛教的僧官）昙曜的请求，创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两种名目。所谓僧祇户，就是平齐户及诸民户如能每年送给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称为僧祇粟），即取得这个名义。僧祇户开始时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护，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压迫。所谓佛图户（又称寺户），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发给寺院，为寺院服苦役并种田地。僧祇户即荫附，佛图户即奴隶。寺主有爪牙（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从事各种劳动，又有荫附和奴隶，寺院成为合法的大小坞壁。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国内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州郡有六千四百余所，僧尼七万七千余人，朝廷也感到民众逃避赋役、涌入寺院的严重性。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数，每年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门统）地方官共同挑选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一个僧尼，朝廷便损失一个剥削对象，朝廷设立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在大兴佛教，使得这些限制都归于虚设。五一五年，魏境内有寺院一万三千七百余所。五一八年，洛阳城内有寺五百所。魏末年，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万余所，僧尼多至二百万。大量寺院的存在，说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们的爪牙在进行残酷的剥削活动。首先是侵夺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称，迁都以来（四九四年，魏迁都洛阳），不过二十几年，洛阳民宅，被寺院夺去将近三分之一。州镇僧寺也同样侵夺小民，广占田宅。长安中兴寺有稻田一百顷，还有种梨枣等树的大果园，足见元澄所说是事实。寺院又经营高利贷，如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就贷出钱二十万，济州沙门统道研，贷出钱财，叫郡县官替他索还本息。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诏书里说，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贷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自放，或取利过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贫弱，毫无法纪。一种是借给富家转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户取利。沙门统昙曜曾于四七六年，奏准拨凉州军户（平齐户以外的一种杂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给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户仍留本地，也不专属一寺，魏宣武帝时，僧官违章逼令离乡服役，二百家中五十余人自杀了。寺院是贪图财物，无恶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称八不净物（田园、种植、谷帛、畜奴仆、养禽兽、钱宝、褥釜、象牙金玉饰床及诸贵物），寺院全有，而且很多。凡是世俗间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恶，因为还有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应，在寺院外加强剥削来填满寺院的欲壑。下面略举一些例。
四五四年，魏文成帝在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各长一丈六尺，共用铜二万五千斤。和平年间（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昙曜在平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达七十尺，其次六十尺。四六七年，魏献文帝在平城造永宁寺，有七级塔，高三百余丈，基架宽广，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级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块构成。魏国佛教大盛，还是从魏宣武帝时开始。魏宣武帝在洛阳造瑶光、景明、永明等大寺。瑶光寺有五级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余间。景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七级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住外国沙门三千余人。这些大寺以外，又仿照平城灵岩寺石窟，在伊阙山开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前后开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万余工。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阳城内立永宁寺，有九级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铎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较短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像五躯。僧房楼观一千余间。王公贵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纷纷造像立寺，如贵戚冯熙一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小法灭尽经》说寺院“但贪钱物，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佚浊乱，男女不别”。这自然只是寺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寺院穷奢极侈的情形，比《小法灭尽经》所述更具体，想见劳动民众的财物，几乎被求功德者敲剥净尽了。
齐国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邺）大寺，约有四千所，住僧尼将近八万。齐境内有寺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上。
周国财力不足，寺院较少。周武帝在周齐境内大规模消灭寺院，虽然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打击，但对劳动民众说来，也算是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从魏宣武帝时起，世俗的宗主和宗教的寺主，同时进行着土地兼并，夺取民户，均田制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实在是很难推想。大抵周武帝消灭寺院以后，均田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恢复。
魏孝文帝以前，交易用布帛谷当货币。魏孝文帝始铸钱，称为太和五铢。魏宣武帝又铸一种五铢钱。魏孝庄帝铸永安五铢。齐文宣帝铸常平五铢，制作甚精。周武帝铸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钱并行。又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周宣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钱及五铢钱并行。魏齐周钱法紊乱，权贵豪强私铸劣钱，流行市上，无法禁止。不过，比起魏孝文帝以前用实物交易，显得商业上有些进步。
冶铁业因供给农具兵器，未受战乱影响。相州牵口冶（河南安阳县水冶）用水力冶铁，技术也较高，魏武库中兵器主要在牵口冶制造。齐时綦毋（綦毋音其无qíwú姓）怀文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魏宣武帝时开采铜矿银矿，产量不大。
魏齐周经济是落后的，魏孝文帝行均田制后，农业趋于发展，可能恢复到汉魏西晋的生产水平。依靠农业的恢复，以佛教为主体的北朝文化才得以发展起来。
第三节北朝的文化
鲜卑统治阶级，从迷信方面来接受并提倡宗教，特别是崇奉佛教，是很自然的。儒学生根在汉士族群中，随着汉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北周时，儒学竟压倒佛教。儒、道、佛的相互关系，在北朝，多少反映出汉族与鲜卑族间势力消长的过程。
一经学
北朝经学，《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用郑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完全遵守东汉经师旧说，不尚变通。王弼《易注》，杜预《左传注》偶有传授，不发生显著的影响。北朝少见名儒，自魏孝文帝时起，始有徐遵明最称通博学，讲学二十余年，学徒前后多至万人。《周易》、《尚书》、《三礼》、《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传。徐遵明尤长《左氏春秋》，得西晋旧本服氏《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读数年，撰《春秋义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礼义疏》，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与徐遵明同时的刘献之，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授李周仁、程归则。程归则传刘轨思，李周仁传李炫。李炫撰《毛诗义疏》。刘轨思传刘焯、刘炫。刘炫作《毛诗述议》。北朝著名儒生和主要撰述，大体上也只有这些。大抵北朝经学，学风保守，撰述较少，都缺乏开展的气象，唐朝修《五经正义》，重南轻北，重魏晋新注，轻汉儒旧说，就是因为北朝经学比不上南朝经学。
北朝经学虽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两教不敢争夺的正统地位。魏道武帝进入中原，便在平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至三千人。魏献文帝设立乡学，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最小郡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魏迁都洛阳后，私学尤为盛行，儒生开门授徒，多或千余人，少也不下数百。官学私学的学生，同样可以被州郡选为茂异（州）孝廉（郡），取得官职。魏乱以后，私学仍盛。高欢得卢景裕（徐遵明弟子），使教诸子经学，齐诸帝都是暴君，却照例要选名儒教自己的儿子。宇文泰尤重儒学，以至实行《周礼》。周武帝定三教先后，儒为第一。鲜卑人逐渐革去落后习俗，儒学所起作用是不小的。
二道教
道教自称能羽化飞天，长生不死，其次也能画符诵咒，消灾灭祸。东汉以来，道教流传渐广，张角兄弟三人用太平道教发动黄巾起义，张鲁用五斗米道教占领汉中。士大夫欣慕道教的法术，但也不免有些顾虑，因此，没有人敢大规模提倡道教。西晋时沙漠汗居洛阳，他的侍从务勿尘奉道教，说是在伊阙山成了仙。道教影响，第一次带到了拓跋部。魏道武帝笃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求长生。他和他的儿子魏明元帝都被药毒死。道士寇谦之革新天师道，得到魏太武帝的提倡。它反对佛教也更尖锐化，终于引起了魏齐周两次灭佛、一次灭道的宗教冲突。
寇谦之是嵩山道士，自称太上老君亲自封他为天师，继承天师张陵（张道陵）的地位。他改革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收租米（五斗米）钱税的旧规，解除了士大夫的顾虑。又反对男女交接的妖术，说大道清虚，岂有此事（房中术）。他的新道教以礼拜求度为主，以服气食药闭精练气为辅。他制造许多道经，说是太上老君传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又传服气导引口诀之法；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谦文传给他《录图真经》六十卷，教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指魏太武帝）。寇谦之的新道教，模仿佛教仪式更相似，求功德的方法也力求简便，男女信徒只要在家立坛，朝夕礼拜，就可得到上等功德，不必出家修行。魏太武帝初即位，寇谦之来平城献道经，得崔浩推荐，大为魏太武帝所崇信。魏太武帝在平城立天师道场，亲到道场受符箓，表示受了天命，有权做中国皇帝。崔浩是儒家，利用天师道来反佛教。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教，就是听从了崔浩的力劝。天师道是汉族人自创的宗教，所奉的神是汉族人认为本族的神，不同于外来佛教的胡神，因此，魏太武帝以后的魏诸帝，不管怎样崇奉佛教，即位时总要举行受符箓的仪式，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
齐依靠六镇流民立国，特别强调鲜卑人的优越地位，在宗教上也特别崇奉佛教。高澄准备灭东魏，于五四八年，取消天师道坛。五五五年，齐文宣帝灭道教，强迫道士剃发当和尚，齐境内佛教大盛。
周依靠关西汉族立国，特别强调儒学，道教也被重视。五七四年，周武帝废佛道二教，令和尚道士还俗。
道教排斥佛教，但不主张杀害佛教徒。从寇谦之开始，一直保持着这种主张，因之，佛道斗争仅限于言语攻击，没有引起残酷的报复。四三九年，魏灭北凉，魏太武帝捕获为北凉守城的僧人三千人，下令屠杀。寇谦之替僧人说情，三千人得免死。四四六年，魏太武帝大杀境内僧人，寇谦之对崔浩力争，劝崔浩勿杀，崔浩不听。后来齐文宣帝灭道教，只杀不肯剃发的道士四人，周武帝灭佛教，不曾杀一个僧人。宗教斗争激化的北朝，得免互杀事件，在这一点上，寇谦之是有见识的。
三佛教
佛教造像立寺及广度僧尼等所谓功德事，在经济上都起着破坏的作用。一部分精通佛学的僧徒，阐发宗旨，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却起着开拓的作用。天竺各教派，南北朝时期，大体上都传入中国，中国僧徒各就所学，标举心得，聚徒传授，成立学派，为隋唐佛教全盛时期作了重要的准备。佛学目的在于修行证果，途径不外戒、定、慧三端。南朝佛学偏重智慧（义理），北朝佛学偏重禅定，戒律南北并重，北方戒律尤为专门之学。这样，由于南北的环境不同，佛学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学风。在南北不同学风中，各学派得以充分发挥本派的独到处；在同一学风中，各学派得以互较短长处。在南北不同环境中，佛教与儒学所作入世出世的斗争，佛教与道教所作较量地位高低的斗争，佛教与儒学、道教所作华戎之辨的斗争，都带有不同的特色。南北朝因为佛学的兴盛和儒佛道的争论，呈现战国时期以来的又一次百家争鸣，比起汉朝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西晋）儒学玄学之争，规模扩大得多，论旨深入得多（道教鄙陋，除外）。佛学处于斗争的主要面，所以说，南北朝时期，佛学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开拓的作用。十六国时期，长安是佛学中心，前秦苻坚尊礼释道安，翻译佛经，宣扬佛教。后秦姚兴，得鸠摩罗什，译事更盛，中外名僧云集。赫连勃勃攻入长安，灭佛杀僧，僧徒逃散，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就是鸠摩罗什的学徒，最早到平城传教，受魏太武帝礼敬的一个名僧。凉州自从张轨以来，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人都熟悉西域佛教的旧式（规矩和技艺等），村坞相连，多有塔寺。魏灭北凉，俘掳僧徒三千人，北凉国人三万户（或说十万户）到平城，魏国畿内佛教开始盛行。沙门统昙曜建议魏文成帝开凿云岗石窟，昙曜是凉州僧人，开凿石窟的工匠，大概也有熟悉佛教技艺的凉州人。
凉州是禅学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兴佛后，先后任沙门统的师贤、昙曜，都是凉州禅师，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导源于凉州，凉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禅的意义是澄心静虑，坐禅入定，绝灭一切妄念，专心求解脱。净土是北朝禅学中的一个大宗，流行最广，信徒最多。净土宗分弥勒净土、阿弥陀净土两派，都是念佛修禅定，希望死后往生安乐土（净土）。所谓念，就是一心想念佛的名号、佛的相（形状）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通、佛的功德，等等，心里没有其他杂想，前后相续的想念全部是佛，想念得久了，会在定中看到诸佛。这是可能的，因为精神失常，会看到日常专心想念的东西。心念外还有一种口念佛号，方法比心念简便，流行也较广泛。据说，口念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这就是口念久了同样会精神失常。他们临死时，邀集三五个同道，帮着将死病人口不停声地高唱弥勒佛或阿弥陀佛名号，一直到病人死去为止，说是死者往生乐土了。怕死本是人之常情，净土宗正是依据人怕死的心理，用简便方法取得广大的信徒。心念口念外，还可以让富贵人也得往生乐土，那就是劝他们出钱财，造像建塔，大修各种功德。他们有的是钱财，自然乐于接受这种更简便的方法。北朝大量佛教艺术品，都是净土宗盛行的遗迹。
禅法也是北朝禅学中的一个大宗。禅法主张寂坐修心，不重讲经（义门）。鸠摩罗什译《禅要》，北凉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等书，标示禅法，为禅学者所宗。天竺僧佛陀禅师来平城，得魏孝文帝礼敬。迁都洛阳后，在嵩岳少室山为佛陀造少林寺。佛陀倡导禅法，有徒众数百人。此后，僧徒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大概在魏宣武帝时，南天竺僧菩提达磨自梁国来到洛阳，北朝禅学进入更发达的阶段。菩提达磨所修是大乘虚（空）宗的禅法，称为壁观，意思是外息诸缘，内心无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达磨用《楞伽经》四卷教徒欢，要破除妄想，遗荡一切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无所得，必忘言绝虑。达磨的禅学与老庄清静无为，心如死灰的思想颇相类似。北朝不行玄学，但在欲火炽烈，无可满意的人心里，还是需要老庄一类的思想当作清凉剂。达磨所创始的禅宗，正是代替老庄来供给更寒冷的清凉剂，因而成为禅学的主流。
达磨主张忘言，不随于言教。他是禅宗的始祖，他的继承人所谓二祖三祖以至六祖等人，都只是口头说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禅宗以明心见性一切皆空为宗旨，只有我心最尊，其他都可废弃。老庄学派的嵇康阮籍，要破除礼法和儒经，禅宗也要破除一切名相，连佛菩萨和佛经都包括在内。以空无为宗，自然会发生嵇阮禅宗的想法。玄学禅宗和其他佛教各宗派都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但玄学禅宗在反对不同派别的哲学时，却起着猛烈进攻的作用。
禅宗主张心无执著，遗荡一切执见，使思想从各种拘束中解脱出来，也就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各派别，到后来，空无到极端，连自身也被否定了。禅宗是从佛教内部摧毁佛教的重要力量，达磨创立禅宗，在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五一五年，魏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起事，自号大乘。封勃海人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法庆专毁寺庙，斩僧尼，烧经像，说是“新佛出世，除去众魔”。他教兵士杀人，杀一人称一住菩萨，杀十人称十住菩萨。法庆可能受禅宗一切皆空唯我独尊的影响，因为他的行为，正是空无的一种表现。
四儒佛道的斗争
自寇谦之革新天师道以后，道佛两教相互攻击，儒攻佛不攻道，形势上似乎儒道联合攻佛。攻佛的理由之一是华夷之辨，这就影响北朝非汉族的皇帝，对华夷之辨需要表示态度。宗教斗争含有政治意义，因之表现的形式比南朝剧烈。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固然由于崔浩寇谦之的劝说，但也由于魏太武帝想证明自己亲汉不亲胡。他在灭佛诏里说“朕承天绪，欲除伪（佛）定真（儒道），获羲（伏牺）农（神农）之治⋯⋯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佛）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灭一门）。⋯⋯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后赵石虎说过，胡人该奉胡神，我是胡人，所以兴佛教。魏太武帝排斥胡神，显然是在对汉人说，我是黄帝子孙（拓跋部自称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有权继承羲农的正统。五五四年，齐文宣帝策问秀才说，和尚道士几占民户的半数，国用大感不足，你们认为那个该废除？他作出决定，灭道兴佛，令道士剃发当和尚。他不让道士还俗，足见灭道不是为“有润邦家”（补助国用）而是为尊奉胡神。五七七年，周武帝灭齐境佛教，对僧徒任道林说，佛生在西域，我不是五胡，对他不发生敬心。既非正教，所以该废。魏太武帝周武帝灭佛表示亲汉，齐文宣帝兴佛表示亲鲜卑，其实，佛早就是汉族和非汉族共同崇奉的大神，灭佛兴佛，都不能产生多大的政治作用。
周武帝避免魏太武帝所采取的残杀手段，用比较和缓的方法，经过长期的准备来废佛教。当时有个卫元嵩，曾出家为亡名法师弟子，亡名当是受禅宗和嵇阮影响的和尚，教卫元嵩佯狂求声名。卫元嵩还俗，著佛道二论，崇道抑佛，与道士张宾相结合，共排佛教，大得周武帝的尊信。周武帝一向崇儒，这样，造成了儒道联合攻佛的形势。五六八年，周武帝登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亲讲《礼记》，显示儒学的特殊地位。五六九年，周武帝又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道士和尚等讨论佛道两教教义。会后一个月，正式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二千余人到正殿（当是紫极殿）大会，周武帝亲自校量三教优劣，名儒沈重代表诸儒宣扬儒学。会后五天，又召集大会，讨论三教。会后又号召道俗诸人，尽量表示意见。五七○年，甄鸾上《笑道论》三卷，周武帝召集群臣，说《笑道论》伤害道教，当众烧毁。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攻击道教。周武帝重道轻佛，早有定见，不过形式上还让二教争辩。五七二年，周武帝到玄都观，亲登法座讲道经。五七四年，周武帝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等，判定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由于佛教徒剧烈驳斥道教，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和尚道士一律还俗。别设通道观，选著名道士和尚一百二十人入观学老、庄、《周易》，称为通道观学士。所谓通道，就是要和尚通过学习变成道士，废二教实际是废一教。五七七年，周武帝在邺召集僧徒五百人，宣布废佛，慧远法师抗声争论，最后用阿鼻地狱恐吓周武帝。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乐，我愿受地狱诸苦。僧徒技穷，只好从令还俗。还俗僧徒任道林上书要求辩论，周武帝召他入宫，使立御座旁辩论多次，周武帝终于声明我不是五胡。既然说到这一点，任道林就有触犯忌讳的危险了。因此，任道林请求同其他和尚十人入通道观求学。周齐境内佛像被破坏，经卷被焚烧，四万所以上的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将近三百万的和尚，还俗作平民，寺院财物散给群臣，寺院奴婢得到释放，周武帝灭佛比魏太武帝深入得多。可是，佛教既有存在的社会原因，想用政治手段消灭它决不能收实效。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佛教又兴盛起来。
五佛教艺术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首要事务，单就现在还存留着的大量艺术作品来看当时社会财富的耗费状况，已经是可惊的，何况消失了的财富如僧尼生活费、巨大建筑物等等，耗费量比这些艺术作品要大得无数倍。佛教徒为了求自己的功德，不惜浪费任何财物作代价，替佛教徒付出代价的却是劳动民众，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付出的代价既如此巨大，遗留下来的又只是这些艺术作品，因之，必须予以十分珍惜，必须从这里吸收有益的资料来取得补偿。
下面大体上按年代先后，略述最重要的艺术作品。
敦煌千佛洞
佛教传入西域，再传入内地，敦煌正是从西域到内地的咽喉处。西域北路的龟兹国，南路的于阗国，都是佛教特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开凿石窟供奉佛菩萨，其中有塑像、有壁画，形成西域式与天竺式相结合的一种石窟艺术。《魏书·释老志》说，
“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敦煌所得的旧式，石窟艺术大概也是其中的一种。敦煌出现石窟，显然受西域的影响，不过，它既到了敦煌，就得加入些中国式，成为最早的中国石窟艺术，由此传入内地，加入更多的中国式，再回到敦煌来，发展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端有断崖，开凿六百多个窟洞，其中四百六十九个都有壁画和塑像。这些窟洞的开凿，一说，开始于三五三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据唐人碑记，最早的一个叫做莫高窟，是三六六年（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僧人乐僔（音zǔn）所作。此后，历代都有造作，现存魏窟二十二个（包括西魏和周），隋九十六个，唐二百零二个，五代三十一个，宋九十六个，西夏四个，元九个，清四个，年代不明的五个。魏窟实际数字可能多于二十二个，但从历代盛衰的趋势看来，极盛时期是在隋唐二朝，魏窟只是这个极盛时期的先驱者。
现存的二十二个魏窟，艺术家们按照壁画塑像的作风和云岗龙门等地作比较，判断为魏中期至晚期（四七七年——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至五八一年——周静帝大象三年）的作品。这是因为魏窟艺术比起云岗昙曜五窟的早期艺术来，魏窟已经添加了较多的中国民族形式，可见现存的魏窟以前，还有一段西域作风更多、中国作风较少的艺术存在过。艺术家们推想从最早的敦煌艺术传到平城（昙曜五窟）以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改变，再传到敦煌，才成为现存魏窟的艺术。乐僔及其后继者所作最早窟洞，久已遗失，无法取证，但这种推想，还是可信的。
云岗石窟
云岗石窟在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共有大小四十几个主洞，佛像可能有十万个左右，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四五○年，魏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开凿五个大石窟（现存石窟的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其余石窟大部分是迁都洛阳以前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窟是第六窟（魏孝文帝时开凿），由地面到窟顶高达二十公尺，中央直立一个宽约六十平方公尺的大塔柱，上连窟顶。整个塔柱和洞壁，嵌满了大小佛龛和多种装饰，很难找出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隙。在山石上用人力来完成凿大窟雕佛像的工作，比敦煌石窟规模大得无数倍。
云岗石窟参照外来形式进行开凿，有一定的规格，昙曜五窟表现得较为明显。此后所造诸窟，雕刻家似在力求打破这种规格上的限制，尽量使汉族传统艺术的形式适用于这种佛教雕刻艺术。
佛像的形状，一般是唇厚、鼻高、目长、颐丰、肩宽，有雄健的气概。它们不很象佛经上描写的佛相，也不很象汉族人的状貌，这大概是依据魏开国诸帝的面貌经艺术家加以佛化后得出的形状。魏文成帝即位，恢复佛教，照自己的身样造石像，脸上足下各嵌黑石，和他的真身上黑子相同。昙曜造大佛像，模仿皇帝面貌以取宠幸，是很可能的。
大佛像高大雄伟，显示举世独尊，无可对比的气概。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低似一个，全体服从大佛像。再配上飞天和侏儒，为大佛服役。飞天手执乐器，飞舞天空，表示在大佛庇荫下服役的愉快。
侏儒身形矮小，躯干健壮，雕刻在龛基、座础、梁下、柱顶等处，用力举重物，神情仍甚欢喜，表示为大佛服重役是快乐事。大佛象征皇帝，其他各级石像是大小群臣，飞天侏儒是各种服役的奴隶和民众。在每一个石窟里，雕刻着这样一幅完整的封建统治和谐图，自然是符合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它使入窟的人，就在这个窟里，通过美妙的宗教艺术，感受到服从皇帝统治的全部教训。魏国势自魏文成帝时开始趋向于衰弱，因之向宗教求助也开始趋向于迫切，云岗石窟的主要部分都产生在迁洛以前四十余年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龙门石窟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艺术也从平城转移到洛阳来。洛阳南有伊阙，西岸名为龙门山，东岸名为香山，两岸石质都是坚硬的大理石悬崖。四九五年，魏宗室比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称为古阳洞的大石窟。五○○年至五二三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总称为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古阳洞的续修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八十万以上。这些主要石窟以外，还有药方洞以及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
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五十余年的营造，整个石窟刻满了大小佛像。宾阳中洞刻有帝后礼佛图，最为精美。龙门诸窟比云岗诸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的雄健可畏变为龙门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清癯面上含着微笑，仿佛想要人和它亲近。佛面变化，反映魏统治力量强弱的变化。
伊阙两岸特别是西岸上，石窟和露天的石龛当有几千个，其中北朝所造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唐朝最多，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龙门诸洞还保存着石刻文字，至少有一千四百余种。
敦煌石窟是绘画的最大宝库，云岗和龙门石窟是雕刻的最大宝库。
麦积山石窟
甘肃天水县麦积山石窟，也是一个佛教艺术的重要地区。麦积山石窟可能在后秦时已开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后，渐趋发达。现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约还有三十个。麦积山石质不宜于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经过一千几百年，塑像并未溃败，泥土几乎与坚石相似，这种特殊的和泥法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自隋唐以至明清，历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到十五公尺以上，小塑像高仅二十多公分，一千几百年间各朝代塑像术都有自己的特点，聚集在麦积山的石窟群里，可说是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
义县万佛洞
辽宁义县万佛洞，四九九年，魏营州刺史元景创建。东区西区各有六个石窟，窟中还有些雕像遗存。炳灵寺石窟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现已查出共有三十六个窟，九十八个龛。其中北朝十窟两龛，唐二十一窟八十五龛，明五窟一龛。有些石雕像已经风化，艺术价值不免减损，但仍是著名的一个石窟群。
巩县石窟寺
河南巩县有石窟寺。魏、东魏、齐陆续开凿，共有五个窟。窟中刻礼佛图多幅。礼佛人（供养人）躯干高大，仪态华贵，侍从人身体矮小，手执仪仗服事主人，也是阶级在艺术上的一种表现。
南北响堂山石窟
河北邯郸市峰峰镇有北响堂山和南响堂山。齐文宣帝在北响堂山开凿三个石窟，其中称为大佛洞的石窟最为宏大，雕刻精美，可与龙门宾阳洞、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岗各大窟相比拟。南响堂山共有七个窟，都是齐时开凿，规模不及北响堂山。
天龙山万佛洞
山西太原天龙山，五五一年，齐文宣帝在山上刻石佛，高二百尺。五五六年，又刻石佛，高一百七十尺。两个大石佛已不见遗迹，当是年久崩坏了。天龙山又有五六○年创建的石窟，经齐隋唐陆续开凿，东岸有八窟，西岸有十三窟。齐窟三个在东峰，隋窟一个在东峰，两个在西峰，其余都是唐窟。
上列大石窟群以外，还有不少较小的北朝石窟，散在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也可能还有未曾发现的石窟。就已知的石窟来说，窟内作品或因艺术精美被盗贼掠夺而去（主犯是帝国主义分子），或因愚昧无知不加爱惜，破坏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保护这些残存的艺术作品，为今后发展人民艺术提供重要的参考材料。
六文学
西晋太康时期昌盛的文学，经永嘉大乱，随着士族流迁到长江流域，在北方，文学几乎灭迹。当然，这并不是说，民间创造的文学也灭迹了。民间文学很少被保存，但从《木兰诗》看来，可信民间是有创作的。北朝末年，南方文学回灌北方，衰落已久的文学开始在士人中出现活动的气象。
诗赋——
《木兰诗》中君主或称可汗或称天子，木兰家在黄河南，出征地点在北边，看来这首诗当是魏迁都洛阳以后，六镇起事以前的作品。魏自道武帝起，对塞外用兵，总是一击就归来，从没有接连作战甚至一去十二年才完结的战事。可能有一个女儿曾代老父从过一次军，这自然是非常动人的奇迹，民间歌颂这个英雄女儿，逐渐扩充成大篇、修改成精品。诗中描写的木兰，确实表现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和高洁道德。中国妇女是有这样的气概和道德的，因之这首诗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倒不必考证木兰是否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木兰诗》和东汉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代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两篇伟大诗篇。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足够压倒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
在东魏和齐，北方开始出现温子升、邢邵、魏收三个著名的文士，号称三才。三人互相指责，邢邵斥魏收偷窃江南任蚄，魏收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魏收说温子升不会作赋，不算大才士。三人都模拟南朝人作诗文，并无特色。在西魏和周，有王褒庾信两个大文士。王褒庾信原来都是南朝做宫体诗的名手，梁国破亡，他们到西魏做官，给北方将兴的文学以很大的推动。王褒人品卑劣不堪，所作无非是些宫体。庾信颇有国亡家破的感慨，自称凡有造作，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经历西魏周二朝，所作诗赋，辞采靡丽，情感充溢，如《咏怀诗》、《哀江南赋》等篇，华实相扶，文情并茂，卓然超轶南北两朝众文士，成为当时的文宗。庾信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文学史上地位，堪与屈（原）宋（玉）启汉相比拟。唐张说诗“兰成（庾信）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杜甫用清新二字评庾信诗，又作诗，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唐人推崇庾信备至，正因为受庾信影响至深。
骈文和古文——梁陈骈文实际已经是四六文。《四库提要》说“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他在魏周，声望极高，公卿家碑志，多请他撰文，北方文体为之大变。《四库提要》的评论是确切的。
宇文泰令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这种矫枉过正，纯袭训诰形貌的文字，比骈文更不合实用，宜乎远不敌庾信所作南朝文体的得人喜爱，但从有意摈斥浮华，提倡质朴的用意来说，苏绰《大诰》终究是唐人古文运动的正式起点，在文学史上还有它应得的地位。
七重要著作
郦道元《水经注》——汉武帝时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数传至汉末涂恽。涂恽传授桑钦。桑钦撰《水经》，列举全中国大小水道一百三十七条，大大扩展了《禹贡篇》，这是《古文尚书》经师对地理学的一个贡献。《四库提要》疑《水经》出三国时人之手，非桑钦所作，也可备一说。魏郦道元注《水经》，成书四十卷，收集有关各水的文记极为广博。清末王先谦说，郦道元注书旨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凡水道经过的地方，所有山陵城邑建筑名胜珍物异事等项，详为叙述，元魏以上故事旧记，都可以从注文中考求得知大概。《水经注》不仅是水道变迁地理沿革的重要记录，就是叙事写物，文章也极精美，读来没有枯燥繁杂的感觉。《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沟洫志》讲水道，一般是简略的，到郦道元作《水经注》，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贾思勰《齐民要术》——贾思勰生年大概比郦道元晚一些，当是魏末和东魏时人。他在《齐民要术自序》里说，“采捃（音郡jùn）经传，爰及歌谣，询及老成，验之行事”。这部书引用书籍多至一百五六十种，采取农民口传的农事歌谣三十条，再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并且经过自己的实际考查。贾思勰写成这部书，用功非常勤苦，因而成为不朽的农业巨著。全书共九十二篇，合成十卷，凡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所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都叙述在书中，可谓集西周至元魏生产知识之大成。十六国以来，黄河流域民众屡遭战乱，但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却并不低落，《齐民要术》可以作证。只要全国统一，战乱停止，生产力就会很快地恢复起来。
杨衒之（衒音漩xuàn）《洛阳伽蓝记》——杨衒之魏末和东魏时人。他亲见富贵人侵夺百姓财物，造寺塔，养僧尼，祸害无穷。洛阳残破后，撰《洛阳伽蓝记》五卷。记中描写战乱前寺观庙塔的弘壮侈靡，穷形极相，尽文笔之能事，有力地说明奉佛求福的祸国殃民。他在《自序》里说，“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足见《洛阳伽蓝记》是寄托政治情感的著作，文字精美，还只是作者的余事。
颜之推《颜氏家训》——颜之推本是梁人，宇文泰破江陵，被俘入关中。他不愿给国仇作臣属，率妻子逃奔至齐。齐亡后入周，至隋文帝时病死。他在《观我生赋》里说，自己一生做三次亡国的人。自注：一次是侯景杀梁简文帝灭梁，二次是宇文泰破江陵灭梁，三次是周武帝灭齐。他反对宇文氏，却不得不做周国的官，在这篇赋的结束处，表现极其沉痛的心情，他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谈论）以膏身（有声名），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
南朝重要著作都是文学，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实用，北士著书远比南士少，贡献却比南士多。南北两朝文化上各种成就，作为整体来看，是战国以来又一次出现的辉煌时期。
第四节河流域各族大融化
黄河流域或者说黄河南北两岸的中原，是汉族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大战乱的推动，一方面，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落后地区流亡，在那里扩展了汉文化的面积，也给落后族以汉文化的影响；另方面，落后族得到汉文化的帮助，凭借武力，向中心地区迁移，接受更多的汉文化影响，到后来，陆续融化在汉族里。隋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实际是十六国以来北方和西北方许多落后族与汉族融化而成的汉族。元胡三省有亡国之痛，注《资治通鉴》寄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从姓氏来源看，隋唐时，重要的政治人物，固然很多是鲜卑人，从文化水准看，他们却已经是卓越的汉族士人了，事实上再没有任何意义要辨别他们的氏族。
汉族人大量流亡，落后族大量内迁，是从西晋末年正式开始的，到隋文帝灭周才告结束。这中间相隔将近三百年，形式上是接连不断的战乱，实质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许多落后族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个历史底永恒规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区进行融化运动。这种融化运动必然要经历着一个痛苦的过程，十六国和北朝，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居住在长城内外的落后族，政治上一向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有必要进行反抗，生活上他们要求得到较高的物质享受，文化上他们乐于吸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因此，他们和汉族有敌对的一面，又有融化的一面，当他们在政治上得势的时候，为了统治汉族，必须促进本族的文化，当他们失势的时候，更需要提高文化，才能在中心地区生存下去。归根说来，各族发展的总趋势，不能不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
各族分两段大融化，前一段是十六国时期，更重要的是后一段的北朝时期。自秦汉至北朝，许多边塞旧族，几乎全为后来新出现的各族所代替，旧族基本上都成了汉族人。
一十六国时期
并州匈奴五部，共有三万户，入塞匈奴人口当有数十万。刘渊据离石起事时，二十天就聚众五万，足见匈奴人数并不少。刘氏建立汉国和前赵国，匈奴成为统治族，五部以外的匈奴人和杂夷自然要前来归附。刘渊都平阳，掳掠民户充实国都，例如刘曜在长安战败，驱男女八万余口归平阳，又刘曜攻破晋军，掳获晋司徒傅祇家属及二万余户归平阳。刘聪强盛时，平阳及附近地区，有汉民四十三万户，匈奴族为主体的六夷二十万落（户）。刘曜都长安，前后迁上邽氐羌二十余万口及陇西民户万余户到长安，又迁秦州大姓杨姜等族二千余户到长安。刘氏政权崩溃后，匈奴人失势，他们和大量汉人杂居，也就逐渐合并在汉族里。
羯人石勒立后赵国，都襄国。计石勒前后掳获民户在三万户以上，氐羌约二十万落，不用户或落计数的人口约有四万人。石虎都邺，前后掳获各族人有数十万户，人口多至数百万。石勒石虎号羯人为国人。冉闵灭后赵，杀邺附近国人二十余万人。羯本是小族，竟聚集至二十万人以上。亡国后，未被杀死的羯人，在中原很快地并入汉族。
鲜卑慕容部建立前燕国。慕容廆都棘城，收容汉士族和流民数万家，人数比慕容部人多若干倍，因之，慕容部人汉化较深。慕容廆破扶余国，掳获万余户，攻鲜卑宇文部，掳获数万户。这些被掳户都迁居棘城。慕容廆迁都龙城，攻高句丽，掳掠男女五万余口，攻宇文部，掳获五万余落，又袭击后赵幽、冀二州，掳获三万余家。这些被掳人户分置龙城昌黎郡等地。慕容隽入都蓟，徒鲜卑胡羯三千余户到蓟。慕容隽杀冉闵，迁都邺，棘城、龙城、昌黎等地的旧部众，自然要大量迁入中原。三七○年，前秦苻坚灭前燕，迁鲜卑四万余户到长安。经过十七年，西燕慕容恒率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离长安。这个数十万人的鲜卑慕容部，最后还是并入汉族。
各族的融化，要经历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情。举一个例可以推知大概。三八四年，苻坚淝水战败，丁零人翟斌反秦，十天内召集丁零兵数千人。慕容凤、王腾及辽西鲜卑段延，听说翟斌起兵，各聚部曲数千人响应翟斌。慕容垂招纳翟斌等部，又招纳故扶余王余蔚及昌黎鲜卑卫驹所率部众，作为恢复燕国的主力，进攻邺城。慕容垂第三子慕容农到列人（河南临漳县境）招兵，乌桓人鲁利、张骧、刘大，屠各人毕聪、卜胜、张延、李白、郭超，东夷人余和、敕勃等人，各率部众数千人归附慕容农。上列诸人中间，除了汉士族王腾一人，其余都是非汉族人。他们生活在乡间，多数已改用汉姓名，一有机会，却能号召本族人数千人起兵。足见他们虽然在汉化，但在本族间仍保持旧关系。
以上是匈奴、羯、鲜卑慕容部的情形，下面说氐羌二族。
氐人苻坚建前秦国，都长安。苻坚攻取并州，掳获三千余户，击败左右贤王，掳获酋豪六千余户，攻晋荆州，掳获一万余户，灭前燕，掳获关东豪强及诸杂夷十万户（其中鲜卑四万余户），伐凉州，掳获豪强七千余户。这些被掳户都被迁徙到长安和关中各地，多至十余万户。同时，他派遣大量氐族人出关镇守关东。苻坚失败后，迁居关东的氐人逐渐并入汉族。
羌人姚苌建后秦国，都长安。姚苌掳获安定居民五千户。姚兴杀苻登，掳获阴密居民三万户，攻洛阳，掳获流民二万余户，又掳获河西居民万余户，汉中流民三千余户。这些被掳户迁徙到长安和关中各地，与羌人杂居。姚氏政权崩溃后，羌人逐渐并入汉族。
四五一年，魏太武帝攻宋盱眙城，给宋守将臧质信里说，攻城东北面的是丁零与胡，攻南面的是氐、羌。你杀死丁零，可减少我常山、赵郡（丁零聚居地）的叛乱；杀死胡，可减少并州的叛乱；杀死氐羌，可减少关中的叛乱，你杀他们，对我没有坏处。足见在魏太武帝时，这些族还保存着，并且遭受鲜卑人的歧视和虐待。他们的境遇，可能比汉族人更恶劣，特别是魏孝文帝迁洛华化以后，汉人地位比以前高了些，这些族势孤力弱，被迫加速他们的融化过程，是可以想见的。到魏末年，十六国时那些旧族名，在黄河流域已经很少见了，只留下汉族与鲜卑拓跋部的对立。五三二年，高欢与尔朱兆大战，高敖曹率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衍族等三千人作高欢军左翼。高欢说，高敖曹所率全是汉儿，怕不管用，该配鲜卑兵千余人。高敖曹答，我军战斗不比鲜卑差，我愿单领汉军。王桃汤等三人中，至少呼衍族是匈奴人，高欢高敖曹都把他看作汉人，大抵十六国时旧族，到魏末年才融化完毕。
二北朝时期
鲜卑拓跋部建魏国，都平城。魏国武力强大，掳掠人口也最贪暴。十六国迁徙民户，是想充实国都和附近地区。魏国掳获人口，充实平城和畿内以外，还强迫很多人作奴隶，比十六国要野蛮得多。但是，也因为魏掳获的人口特别多，到后来，出现一个比十六国规模更大的融化。这个过程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第二期，迁洛鲜卑华化及六镇流民内迁；第三期，隋灭周，建立汉族政权。
第一期——鲜卑融化被掳的各族
依据《魏书》本纪等记载，凡掳获记有人数（人数与畜牲数往往合计）或部落来降附的条文，摘录如下：
三八九年，魏道武帝攻破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数万。
三九○年，袭破高车袁纥部，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纥奚部、纥突邻部来降附。
三九八年，徒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到平城及畿内。三九九年，徙山东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到平城。破高车杂夷三十余部，掳获七万余口，又掳获二万余口。
四○○年，高车所属小部九百余落来降附。四○一年，高车所属小部三十余落来降附。四○二年，掳获匈奴残部，徙居平城。
四○三年，越勤部万余家，尉迟部万余家来降附。四一三年，魏明元帝攻破越勤部，掳获二万余家。四一四年，河西胡（匈奴）酋刘遮等率万余家来降附。
四一五年，河西胡刘云等率数万户来降附。四一八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平城。
四二六年，魏太武帝攻夏，掳获万余家归平城。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统万，掳获赫连氏家属和宫女万余人及秦雍人士数千人归平城。
四二九年，大破柔然国，高车诸部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人，又袭击高车，得降人数十万，迁徙到漠南游牧。四三九年，灭北凉，徙沮渠氏宗族及吏民三万余家到平城。
四五一年，攻宋，掳获宋民五万余家，分居平城附近。
四八一年，魏孝文帝以南（齐）俘万余口班赐群臣。魏道武帝攻后燕时（三九六年），除去一部分留守兵，出征兵多至四十余万，足见魏是部落众多的大国。灭燕以后，掳获人口和降附的大小部落愈益增加。魏太武帝武功更盛，平城、畿内以及漠南容纳人口尤多。自魏文成帝时起，魏渐趋衰弱，无力再迁徙民户到平城一带，相反，还要迁徒一部分鲜卑贫户到山东诸州郡就食。平城和畿内聚居着大量各族被掳人，在鲜卑人势力强大的环境里，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自然要受鲜卑的影响。高欢的曾祖高湖降魏，祖高谧（音密mì）得罪，被迁徙到怀朔镇，到高欢时，一家完全鲜卑化，可见居住在平城一带的各族被掳人，相处既久，逐渐融化成鲜卑人。
第二期——鲜卑人第一次大南迁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二十万，自平城迁都洛阳。这些人连同家属和奴隶，总数当不下一百万人。此后，鲜卑分成迁洛阳和留住（留住在平城一带和六镇）两部分。迁洛部分到六镇内迁时，大体上已汉化完毕。一个统治族前后不过三十年，就融化在被统治族里，这是魏孝文帝坚持融化政策的结果。他希望永久保持拓跋氏政权，也就不得不坚持这种政策。
魏孝文帝禁止鲜卑人胡服。他望见有些妇女还穿着夹领小袖的服装，要问群臣违诏的罪名。又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三十岁以下诸官，如犯禁一律革官，三十岁以上人，准许从缓改变。又令鲜卑人都自称河南洛阳人，死后葬在邙山，不得还葬北土。鲜卑人被迫用汉衣冠，说汉正音，生称洛阳人，死葬邙山上，日久汉化，是很自然的。
魏孝文帝令鲜卑人改姓，自己改姓元。其他鲜卑姓，全改为类似汉人的姓。皇族如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皇族凡九姓，与元姓共十姓，不通婚姻。其他贵族改姓，《魏书·官氏志》所记，数在一百以上。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最贵。魏孝文帝又定汉士族的门第高下，承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为最高门，与鲜卑八姓地位相等。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门第也很高。其余诸州郡士族，多所升降。士族中有汉魏以来拥有清望的名门旧姓，也有十六国以来声势盛大的坞主豪强，士族中一向存在着清浊高低的争辩，因魏孝文帝订定门第，争辩更见剧烈。魏孝文帝凭借政治力量，终于规定了郡姓，与鲜卑贵姓同称为士族。在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做官权利。当时群臣中有不少人怀疑这种“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办法，魏孝文帝说，八族（即鲜卑八姓）以上（上疑是下字之误），士人分为九品，九品以外，给小人做的官还有七等。如果小人中真有贤才，不妨提升高位，只怕贤才难得，不可为难得的人乱我典制。他把鲜卑贵姓与汉士族混合成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用意在于依靠这些士族来支持元氏政权。
魏孝文帝为加速融化，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已取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女入宫，又强令六个兄弟聘高级士族女为正妃，指定元禧聘陇西李辅女，元干聘代郡穆明安女，元羽聘荥阳郑平城女，元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元勰聘陇西李冲女，元详聘荥阳郑懿女，原来的正妃降为侧室。皇族和士族开通婚的例，一般鲜卑人和汉人也自然要通婚，少数的鲜卑人很快被融化了。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修建洛阳街坊。五○一年，魏宣武帝调发民夫五万五千人，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五二九年，梁将陈庆之入洛阳，战败逃回，对人说，我从前认为大江以北，无非是些戎狄居住的地方，这次到了洛阳，才知道衣冠人物全在中原，江东及不了它。这说明迁洛的鲜卑人，已经完全汉化，洛阳城的繁华景象超过了建康城。洛阳富贵人的腐朽生活，吸引着留住平城一带的鲜卑人。他们陆续内迁，五○四年，魏宣武帝拨苑地牧地公田分给内迁户。五一三年，又分苑地牧地给无田的内迁户。五一七年，魏明帝下诏停止内迁。内迁户和留住户苦乐悬殊，留住户要求内迁是自然的趋势，六镇起事，就是这个趋势的表现。
第三期——鲜卑人第二次大南迁
魏道武帝魏太武帝掳获大量漠南北的游牧部落人（主要是高车人）和山东诸州人，聚居在平城一带。他们虽然鲜卑化了，可是，仍被拓跋部贵族看作贱人，予以歧视。他们在一部分留住的贵族奴役下，生活很困苦。以怀朔镇人高欢为例。高欢家贫，在平城服役，富家娄氏（娄氏有奴隶千人，牛马以谷计算，不知确数）女爱他美貌，嫁给了他。高欢因此有马，得充函使（送信人）。他来回怀朔洛阳两地，前后六年，觉得还满意。他到洛阳归令史（小吏）麻祥管辖。一次麻祥给他肉吃，照例，应该立着吃表示敬意，他却坐着吃。麻祥怒，笞高欢四十。高欢得娶富家女，是极其偶然的事，没有这种幸遇的贫人，不知有多少。得充函使，又算是个幸遇，坐着吃肉就得笞四十。六镇人被贱视，就这个例可以推知。五二六年，鲜于脩礼率六镇流民在定州起事后，柔玄镇民杜洛周率众进攻内地。五二八年，葛荣吞并杜洛周部，有众号称百万，可见六镇人乘乱大量流入内地。这是鲜卑人第二次大南迁，其中最大部分是被拓跋部掳获的各族人，他们不用武力，是不能迁入中原的。
高欢凭借六镇鲜卑人建立起政权，他和他的继位诸子，预防被汉族融化，都有意保持鲜卑习俗，提倡说鲜卑语及武事。《颜氏家训》说，齐朝有一士大夫（汉士人）曾对我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我教他说鲜卑语及弹琵琶，服事公卿（鲜卑贵人），无不宠爱。《颜氏家训》又说，熟练兵器，能骑马，才算得武夫。现在做官的人（鲜卑人），只要不读书，便自称是武夫家的儿子，实际是个饭囊酒瓮。跟随高欢立武功的鲜卑人，到儿子一辈，不武又不文，只能说鲜卑语，爱听弹琵琶，比起第一次南迁不武能文的鲜卑人来，抵抗被融化的力量更显得薄弱。鲜卑人对汉士族，还有一种自卑感。齐娄太后为博陵王高济娶崔氏女为妃，敕高济说，好好做样子，不可使崔家笑话你。其他功臣得汉士族女为妻，便自觉荣幸。他们依靠政权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高氏政权消灭后，六镇流民也就不见了。
自十六国至隋灭周，中原地区成为各族融化的大熔炉，凡商周秦汉以来前后出现的各族，全部或极大部分合并入汉族。融化各族的炭火，就是汉族的经济和文化。
简短的结论
十六国时期，匈奴、羯、鲜卑慕容部、氐、羌五族，都是久居国境内吸收了汉族封建文化的少数族。它们用武力相继建国，性质是少数族发动的封建割据，虽然长期混战，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但对封建制度本身，并不起破坏作用。
鲜卑拓跋部建立魏国，情形和五族不同。魏国是在封建制度社会内部发展奴隶制度的国家，比起五族建立的国家，它是落后的。
拓跋部社会，一向停顿在原始社会的阶段上，到两晋时期，才开始在经济政治方面有显著的变化。酋长猗、猗卢、什翼犍得到汉族士人的辅助，逐渐成为专制国王。国王代表国家统一的新趋向，贵族（诸部落大人）保持原始社会的旧惯例。国王与贵族间存在着矛盾，使得国家形成一次，溃散一次，不能稳定下来。但国王所代表的趋向，终究是拓跋部社会发展的总趋向。
到魏道武帝时，统一的国家稳定下来了。他用被掳掠的人口和财物作奖品，把拓跋部贵族组织成一个坚强的好战集团。这个集团战无不胜，在北方，俘获了大量游牧人，在南方，击灭后燕国，魏国南境扩展到黄河北岸，俘获了大量山东诸州郡人。南北被俘人迁居到平城及附近地区（畿内），拓跋部统治阶级对他们采用两种剥削方式。多数人受田当农户，一部分人（百工伎巧十万余口）被贬为隶户，农户和隶户身分不同，大体上都属于封建关系。另一种是完全的奴隶。魏道武帝本人就是大奴隶主，分配在宫内从事生产的女婢，多至千余人，男奴人数当然更多。其余贵族百官家中，各拥有或多或少的奴隶，从事生产。奴隶制度在魏国发展起来了，不过，从全魏国（包括山东诸州郡）的整体说来，它还是一个封建国家。
魏太武帝消灭十六国割据的残余，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腐朽懦弱的南朝汉族政权，是不可能作出这个贡献的。由于魏国武功的极盛，封建制度社会内部，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度。
魏太武帝死后，魏国开始转入衰弱阶段。魏孝文帝为应付汉族民众的起兵反抗，实行班官俸、立三长、改税制、行均田、迁都洛阳、鲜卑人汉化等一系列的重大措施，来保持元氏政权。均田制的行施，关系尤为重大。均田制一方面从宗主手中争取荫附，使荫附成为自立门户的农民，一方面从奴隶主手中取得奴隶提供的小量的赋税，使奴隶与朝廷也发生一些关系。这对荫附和奴隶，多少都有些好处。
魏末大乱，齐又以鲜卑习俗立国，奴隶制度更有发展。《颜氏家训》说，齐国有一武将，贪积财物，家里已有奴隶八百，还立誓要凑足一千。家里每人一天给饭钱十五文。后来犯法抄家，有麻鞋一屋，破衣数库，其余财宝，多不胜数。看来，麻鞋破衣是给奴隶使用的，无数财宝，多是奴隶生产出来的，宜乎八百不够，想凑足一千了。《颜氏家训·止足篇》说，二十口的家庭，有奴婢二十人，良田十顷，蓄钱数万就够了，超过这个数目就是不知足。颜之推以朴素教训子孙，奴婢二十人主要用在耕种十顷良田，家内服役的只是少数。齐均田制规定八品官以下至庶人（豪强），得占有受田的奴婢六十人。在当时，可见颜之推确实算是最知足的士人，也可见齐国奴隶数量的巨大。不过，奴隶经济比起封建经济来，还是次要的，齐政权依然是封建性质的政权。周国在周武帝以前，也是一个掳掠人口当奴隶的国家，奴隶数量比齐国却少得多。
魏道武帝以来，北朝有所谓杂户的一种人，其中有隶户、营户、百工、伎巧、平齐、僧祇、佛图、驺卒（驺音邹zōu牧子）等名称。统治阶级对杂户，可以进行比对一般民户更残酷的剥削和役使。因此，朝廷与贵族争夺对杂户的占有权。四四四年，魏太武帝禁止王公以下至于庶人（豪强），不得私养金银工匠。家有工匠，必须送给官府，敢违令，全家诛灭。又禁止百工伎巧驺卒家子弟，只许学习父兄的专业，不得私立学校读书，敢违令，全家诛灭。按照这些法令，百工伎巧等人，只许归朝廷役使，而且永远执役，不能有改业仕进的机会。四七二年，魏孝文帝允许工商杂役，兼营农业。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使得工商杂役，很有一些变成富家，虽然杂户的卑贱地位不变，却允许他们兼当地主了。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下诏说，工商皂隶，各有他们的身分，现在官司放纵，竟有士流该做的官也让贱人去做。从今以后，占有工役的户（贵族户），给户内的工役做官，最高只许做本官所属诸官中的丞。至于大贵族给户内工役做官，不在此例。这个诏书说明，不知何时起，贵族占有杂户，并可任意给杂户人做官。魏孝文帝的兄弟元禧，甚至娶隶户女为正妃，可见一部分杂户，依附贵族，脱离了朝廷的独占。四八一年，魏孝文帝颁布乞养杂户及户籍的制度五条。贵族以乞养为名，占有杂户，朝廷颁布这个制度，大概是规定些限制。此后，朝廷愈益衰弱，杂户更多地被贵族夺去。高欢纵容武将们贪暴，当然允许他们分占杂户，事实上，齐时杂户已经被私家占夺得所余无几。
周武帝灭齐，东魏残余贵族和齐贵族以及盛大的佛寺，一时都失势，他发出释放奴隶和杂户的诏书，可信基本上实行了。北朝以来在封建制度社会内部有着发展趋势的奴隶制度，受到遏止，杂户也得到普通民户的待遇，这是周武帝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以后，北朝经济开始发展，文化也跟着发展起来。首先是佛教艺术，在大量人力物力的耗费下，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文学，以庾信为代表，综合南朝文学的精华，推动南北两朝文学达到最高峰。不过，佛教艺术是受外来影响后才形成的，文学则是南朝文学的移植，都不算北朝人自力独创。真正独创的文化遗产，要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两部巨大著作，规模宏大，切合实用，足以压倒南北两朝的一切著作。
自十六国时起，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都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族人（前凉除外）。一个少数族人立起国来，散居在边境内外的同族人，很自然地集合到本族的政权下，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族。这个政权崩溃后，遗民难得再迁回原居地，恢复旧生活，日久只能和杂居的汉族人融化。最古老的匈奴、氐、羌等族，以及较后起的乌桓、鲜卑等族，经过十六国北朝将近三百年的时间，此后，基本上不再见它们的活动，也就是说，融化到汉族里去了。《魏书·地形志》说，正光（魏明帝正光元年，五二○年）以前，户口数比太康（西晋武帝）年间增加了一倍。照一倍计算，魏当有户五百余万，口三千余万。这是东汉末年大乱以后，第一次出现比较可信的巨大户口数，其中一部分，无疑是新增加的各少数族人。融化是自然的趋势，融化也自然要伴随着各族间残酷的斗争，十六国北朝战乱频繁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