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十四岁少年的政治手腕
明后迭次建国于南方，适与世祖一朝，相为起讫。明虽数尽，清所假以驱除者，不能专恃八旗，旗军人数固不足，且尽用旗人敌汉，亦于招徕之道隔膜。故除用故明文臣任招抚外，亦用明旧帅旧军与旅距未服者，以声气相呼召，此吴三桂等诸藩之所以拥众难散也。清所倚以平定南方常为先驱者，盖有四藩。吴三桂独专亡明之功，由其手逼取永历帝于缅甸以归，有代沐氏世镇云南之意，封之为平西王，为最强之藩。耿仲明之孙精忠，袭封靖南王，及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更有定南王孔有德，虽已于顺治间为明所攻，城陷而死，然部曲犹与三藩相呼应，此为开国以来不易消之巨患。世祖未壮而崩，亲政以后，不过十年，既于明代厉民之政痛与革除，复能以笼络士大夫洗刷关外伧荒，适成一除旧布新气象。既遭短折，圣祖以八岁嗣位，又落于辅政诸臣之手。以开创大业成于两代冲龄之主，当时柄国之亲贵，唯以定国为务，不知觊觎天位，是亦孟子所谓“社稷之臣，以安社稷为悦”。明初两世有亲藩之祸，清初两世得亲贵之力，新开化之种族，淳朴有甚于汉人，此亦其不可轻量者。
世祖以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丁巳夜子刻崩，《史稿》误会夜子时，系于丙辰（此亦《史稿》应改正之一点）。初八戊午颁遗诏，初九己未即位，改元康熙。此遗诏颇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辅政大臣同意发布，于世祖之过举胪列无遗，引为己罪者十四事。其中以子道未终，永违太后膝下为两款，此名分之引罪。而首列渐习汉俗，于祖宗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为一款。又宗室诸王友爱未周为一款。满洲世臣不能专任，部院印信亦令汉宫掌管为一款。求不得罪于实力所在之满臣，用意甚切。而辅政亦满臣。其以入关以来，接近汉臣为憾，盖非一日，此可见在廷之有意见。而其实世祖为己过之事而引罪，圣祖亦并未因遗诏之故而疏远汉臣。是敷衍满臣自有不得已，而宥密之地自有权衡，亦不至真为满臣所把持。此亦英明之见端，与清末之反为亲贵所挟而致亡，正有天渊之别。至见贤未能尽举，见不善未能尽退两款，虽系门面语，中有事实，亦见诚恳。厚己薄人，糜费不节两款；御朝绝少，上下否塞一款；自恃聪明，不能纳谏一款；知过未改一款，亦非政治有甘苦者不能言。而于端敬皇后即董鄂妃之丧逾滥不经一款，为世祖生时所不肯言。设立内十三衙门，与明同弊，亦不似生时爱幸吴良辅情状。《东华录》言遗诏由王熙、麻勒吉二学士所草，世祖谕令奏知皇太后宣示。而王熙自著《年谱》，叙此时又深明其有秘密不敢直言。则遗诏直由太后所改定，未必世祖临崩前所见之原草也。说详余《世祖出家考实》，不重录。两事中端敬丧之逾制，不过认已往之过，而废止十三衙门，为清一代突过往古历朝之善制。生时立此衙门，未为独有之失德，遗诏废此衙门，则真能以明为鉴，在历史为非常之举也。
废内十三衙门，处斩内监吴良辅，《清史稿》《世祖》《圣祖》两纪互相矛盾。《世祖纪》：顺治十五年三月甲辰，书：“良辅受贿伏诛。”《圣祖纪》：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书：“诛有罪内监吴良辅。”其实两俱有误。《东华录》于前一月日，书良辅贿案发觉，结之云：“良辅寻伏诛。”《史稿》忽其“寻”字，于后一月日，书谕旨废十三衙门。中有“良辅已经处斩”一语，亦未必斩于是日。唯世祖崩前五日，已书不豫，而尚亲幸法源寺为良辅祝发。知斩良辅决非世祖崩前之事，已见前。史文之待订者往往类是，幸而史料具在，可以考确，否则又成疑窦，此不独《清史稿》为然也。
圣祖初年之辅政，为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皆非宗室。受命后以非从来成例，跪请诸王、贝勒共任，诸王、贝勒以遗命不敢违，乃奏知皇太后，誓告于皇天上帝及大行灵前，中有“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之语。是亦以太后为中心，遗诏为根据，惩于前次摄政之太专，以异姓旧臣当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其用意可见也。然事权所在，必有积重。辅政四人中，忠梗者居其二，有一专横之鳌拜，即有一缄口不语之遏必隆。康熙初仍有辅政跋扈之事。至八年五月，圣祖亲政。辅政时于国家本计，民生要务，亦无大影响。其资望最高之索尼，于康熙六年六月先卒。卒之前，因鳌拜专擅，于三月内请圣祖早亲政，而未即行。至七月己酉。始行亲政礼，然鳌拜横暴犹昔。自索尼卒，鳌拜不循遗诏中原次，自居辅臣之首。先是，鳌拜以己隶镶黄旗，国初圈地，镶黄旗屯庄在保定、河间、涿州之地，嫌其瘠薄，令以正白旗所圈之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令下，所涉州县旗民俱大扰，耕耨尽废。大学士兼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俱力争之。辅臣中唯苏克萨哈隶正白旗，不赞圈换之议，余均徇鳌拜议。尚书、督抚坐迟误阻挠论死，苏克萨哈不对，鳌拜卒矫诏并予弃市，事在五年十二月。明年圣祖亲政，苏克萨哈请守先帝陵，罢辅臣任。鳌拜与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谓苏克萨哈不欲归政，论以大逆，与其长子俱磔死，余子孙俱斩决，籍其家，并斩及其族人白尔赫图等。奏入，圣祖不许，鳖拜攘臂上前。强争累日，卒坐苏克萨哈后，余悉如议。又前后杀大臣不附己者。与弟侄及同党相比，至请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八年五月，乃诏逮鳌拜廷鞫，褫职籍没，与其子那摩佛俱禁锢之，弟侄及同党多坐死。及鳌拜死于禁所，乃释那摩佛。后圣祖晚年，念鳌拜战功多，赐一等男爵，以其后袭。世宗朝并复其一等公爵，世袭罔替，加封号曰超武。乾隆间，复降为一等男世袭。
圣祖初年辅政四臣事实及鳌拜罪状，据官书，鳌拜罪亦终不掩功。而世传圣祖逮鳌拜时，恐其不胜，至谲以取之，具见满人纪载。《史稿》亦录入《本纪》云：“八年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鞫。上久悉鳌拜专横，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云云。观上虽亲政，鳌拜攘臂上前，必行其意，竟无如之何，则帝之威令有不行，至以术取乃定。是亦见圣祖童年，早能不动声息，以销肘腋之患。而辅政之始末，亦清初一重事，不可不稍详也。
四辅臣时，有复行明季加派之失，数月即罢，未为永害，要亦辅政时之阙失。《史稿·四辅臣传》论云：“四辅臣当国时，改世祖之政，必举太祖、太宗以为辞。然世祖罢明季三饷，四辅臣时复征练饷，并令并入地丁考成。此非太祖、太宗旧制然也，则又将何辞？”考此事纪传志皆不见，独见此于传论，意谓事非经久，可不特书，附著一语，亦文省事增例也。然清以不加赋为特长，非明著此变，恐成疑议。考《东华录》：顺治十八年八月甲寅，户部遵旨议覆：“查明季加增练饷，并无旧案，止有遗单一纸，每亩派征一分，直隶等十三省，共计五百七十七万一千余顷，每亩一分派征，计征银五百余万两。请敕该抚于十八年为始，限三月征完解部。至云贵系新辟地方，无旧案可查，敕该抚于见征田地内，照数征派，汇册到部。”得旨如议速行。是年十二月己未，左都御史魏裔介奏请停止。辛酉谕户部：“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尔部作速刊示，遍行晓谕，使小民咸知。”
鳌拜既逮治，圈地事停，诸被诬者皆复，或予谥恤。于是举经筵，置日讲官，改内三院大学士衔为殿阁大学土，复翰林院，用儒臣编纂经义，凡辅政时所不足于世祖朝之渐染汉俗者，次第复旧。十二年五月，待臣请以夏至辍讲，圣祖特谕：“学问之道，宜无间断，其勿辍。”视朝讲学，纳谏求言，悉用前代盛明故事。接见士大夫之日多，士大夫浸浸向治，而撤藩之议起。
第二节 三藩之乱
南明既亡，天下绝望，谓清业可定矣。实则必危必乱之症结，其不易拔除，较之取胜于末运之朝，伸威于稔恶之寇，其难不啻倍蓰。天下初定，骄悍之武夫，反侧之凶盗，以击斗为专业，不乐归农者，屯结不散，戴一渠魁，为延其生命之计，此渠魁即今所谓军阀。清初武力，自有根柢，但用汉人号召汉族，招降纳叛，事半功倍。大势既定，则解散编制，必有一番扰乱。其所以毅然措手，不稍迟回者，亦正恃有有根柢之武力在也。其时屯结之众，统名三藩。三藩之实力，以吴三桂为首。三桂既以兵通缅甸，缚献明永历帝以自效，朝廷先撤旗兵北归，亦所以示放牛归马，将与天下更始。虽其报功之典，不能不用前明沐氏镇滇之体制相待，然逐渐裁兵，则与爵位并非一事。三桂为延长兵事计，一攻广西之陇纳山蛮，再平贵州之水西、乌撒两土司，以武功震耀于朝廷，而实厚自封殖。朝廷议裁绿营，三桂亦听命，于康熙四年奏裁云南绿旗兵五千有奇。则以绿旗为明之经制旧军，而其先所挟藩属甚众，又广收逋寇以益之，盖裁老弱而实已增精锐也。
陇纳山蛮与水西土司，用兵一在二年，一在三年，非一地，非一事。《史稿》未明清修《贰臣传》文义。水西设治，以比喇为平远，盖平远治在水西之比喇坝也。史馆不考事实，遽改比喇为陇纳。此需订正。又《三桂传》所增事实，有不尽可信者，别见下。至如称三桂为江南高邮人，籍辽东。当有所据，俟再考证。
三桂藩属，于顺治十七年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时，已有佐领五十三。一佐领计有甲士二百，而丁数五倍之，计五丁出一甲，是有壮丁五万余也。分左右两都统，虽用清制，然统将皆所部署，皆其死党。是年七月戊午，又有旨如三桂请，以投诚兵分忠勇、义勇各五营，营各千二百人，统以由自成军投明，由明复投三桂之剧盗马宝等十将，皆为总兵。十月复请设云南援剿四镇总兵官，以四川、湖广本任之统兵大员为之。更树死党于云、贵两省之外，贵州自由三桂兼辖，两省督抚咸受节制，用人则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所除授号曰西选。三桂之爵，进为亲王。据五华山永历帝故宫为藩府，增华崇丽。籍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广征关市，榷盐井、金矿、铜山诸利，一切自擅。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辽东之参，四川之黄连、附子，遣官就运转鬻收其直，富贾领其财为权子母，谓之藩本。厚饵士大夫之无籍者，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肄武事，材技幅辏，朝臣一指摘，抗辞辩诘，朝廷辄为谴言者以慰之。尚、耿二藩始并封粤，耿藩旋移闽。三藩鼎踞南服，糜饷岁需二千余万，近省挽输不给，仰诸江南，绌则连章入告，既赢不复请稽核，耗天下之半。三桂专制滇中十余年，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子应熊，尚世祖妹和硕长公主，朝政纤悉，旦夕飞报。此未撤藩前所有不可终日之势也。
西选之说，相传吴三桂所除授之官，各省皆有，每出一缺，部选者到任，往往遇西选者先到，则折回。魏源《圣武记》亦言：“西选之宫遍天下。”此恐传之太过。在云贵两省则必有是事，遍天下之说或非也。当时敢于论三桂者，不过三人，多得罪去。御史杨素蕴所论，专指三桂用人授官一事，疏言：“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并奉差部员亦在其内，深足骇异。”又言：“三桂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叱驭之不速。’则湖南、四川，去滇犹近，若京师、山东、江南，距滇不下万里，不知其所谓远者将更在何方？皇上特假便宜，不过许其就近调补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则何如归其权于吏部铨授，为名正而言顺？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藩臣所素知，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乃径行拟用，不亦轻朝廷而亵国体平？”据此则当时所论三桂任官之不法，亦不过谓所辖云贵省内缺官，任意指调他省及京朝之员充补，非他省缺官，三桂辄以遣员来补也。杨《疏》在顺治十七年，虽其后三桂跋扈尚久，然天下之官有缺，何由报知滇省，而得据为选授之柄，终觉于理不近也。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首请归老辽东，以子之信留镇粤，自率两佐领之众，及藩属孤寡老幼自随。时尚、耿二藩各有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部议：尽移所部随可喜归辽东。将行，而三桂、精忠以七月间先后请撤藩，以探朝旨。朝议不敢决允，唯尚书莫洛等数人独言宜撤，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核，仍不敢决。圣祖特旨允二藩请，悉移辽东。分遣部院大臣入滇、粤、闽奖谕，并经理撤藩事。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至滇，三桂遂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反。折尔肯等被留，贵州巡抚、总兵以下皆降，云贵总督甘文焜驻贵阳，闻变出走，为所属叛将围之，自刎死。十二月京师闻变，召还闽、粤所遣部臣，停撤尚、耿二藩。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为周王元年。时天下岌岌，京师亦有称朱三太子谋放火举事者，未及期，为同党所首，获数百人，首事者遁去，勘问以为奸民杨起隆所为，非真朱三太子，而朱三太子之名则自此遍中于人心。盖自南明之亡，思明者无所系属，乃始传言明崇祯帝尚有第三子在人间，欲戴以起事者虽未辨真伪，然历数十年而卒获朱三太子其人，杀之而后心安焉。其有举动则始于是。朝命削三桂爵，以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讨之，执三桂子额驸应熊下之狱。孔有德部众尚在广西，加其婿孙延龄抚蛮将军，其故将线国安为都统，命镇广西，以恩结之。
明年春正月，三桂陷沅州，偏沅巡抚驻长沙，闻风已弃城遁，总兵吴之茂以四川叛应三桂，巡抚、提督皆降，四川尽陷。夷陵总兵徐治都赴援，退守防地。二月，三桂连陷湖南诸郡，直至岳州，湖南又尽陷。孙延龄亦以广西叛。三月，耿精忠反，执福建总督范承谟幽之，巡抚降。襄阳总兵杨来嘉以谷城叛。先是，湖南、四川皆三桂分布党羽，设援剿诸镇地，至是响应甚速。四月，诏以分调禁旅遣将分防情形寄示平南王尚可喜，以笼络之，盖四藩中孔有德旧部亦已变，独尚藩未动，可喜年老，决无意发难，将留此为南方一屏蔽。而是月则诛三桂子应熊，并孙世霖，削孙延龄、耿精忠职爵，示无所瞻顾。三桂闻应熊诛，惊曰：“上少年乃能是！”初仓卒起事，天下以三桂剿绝明后，无可假借之名义，僭号为周，人心非所属。三桂至澧州，意颇前却，至是推食而起曰：“事决矣。”耿藩既变，浙东响应，精忠既遣其将马九玉、曾养性入浙，又遣白显忠犯江西，所至土匪蜂应，江西尤甚。八旗劲旅与相持于中原，迭有胜败，未能速进。朝廷通使于达赖喇嘛，欲借其力，号召信仰黄教之青海、蒙古，由西边攻川、滇之西，发诏川、滇、黔诸省供应军食，盖以从乱之地饵蒙古军。诏书刊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此诏不见《东华录》，亦不见《史稿》叙其事日，盖亦纷乱之拙计。其后达赖喇嘛并不出蒙军，反以割地连和为请，朝议却之。诏书见存北京大学史料室，可见当时应付之不易。是时赴浙应敌者，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赴粤者以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防守陕西者，以尚书加大学士衔莫洛为经略。至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又叛，经略莫洛死之。十四年二月，进陷兰州。自此为三桂兵力所极。广西则叛将马雄时时窥广东，尚可喜老病不能军，子之信劫其父降三桂。于是诸藩之毒尽发。甘肃尚存张勇、王进宝诸将，能与相持，中原则旗军督率地方文武渐有收复，为三藩祸既炽而地域有所限制，可与言恢复时矣。
十五年五月，抚远大将军图海败王辅臣于平凉，辅臣降，诏复其官，授靖寇将军，立功自效，诸将弁皆原之，以此鼓叛者来归之气。时官兵各路皆捷，诸藩势日蹙。十月，杰书师次延平，耿藩将耿继美以城降，精忠遣子显祚献自铸印乞降。精忠盖亦效三桂所为，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易衣冠，铸“裕民通宝”钱。至是，献其印降。杰书入福州疏闻，命复其爵，从征海寇自效。盖时郑成功子经尚据台湾，是时入闽、浙，不问清军、耿军守地，乘乱略取，陷漳州，海澄公黄芳度殉。亦逼建昌，耿藩守将耿继善遁。朝廷因敕杰书速进，乘机下福州。十二月，尚之信使人诣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且乞师，愿立功赎罪。诏赦其罪，且加恩优叙。孙延龄为三桂将吴世琮所杀，踞桂林。十六年三月，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赴广州。四月至南安。叛将严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入韶州。五月己卯，之信出降，命复其爵，随大军讨贼。十七年，于时三桂已起事阅六年，自称为周五年之三月朔，以地日蹙，援日寡，思建号以系从乱者封拜之望，用群下劝进，称帝，改元昭武，以所在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诸将，国公、郡公、侯、伯有差。颁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号所居曰殿，瓦不及易黄，以漆髹之，构芦舍万间为朝房。筑坛衡山，行郊天即位礼。是时年六十七，老病噎，八月又病痢，噤不能语，召孙世璠于滇，未至而死。世璠抵贵阳，其下即拥嗣称帝，改号洪化。当是时，巨魁既死，孤雏继业，其下骁悍敢死之夫犹能奉以周旋。清军闻三桂死，锐气自倍，然与世璠军战，犹迭有进退，其强悍固结不易解散可知。三桂所用水师将领林兴珠，先已降，朝廷封以侯爵，资其习水之用，乃收洞庭之险，急攻湖南。将军莽依图等徇广西，吴世琮走死。西军则张勇所用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进克保宁、顺庆。鄂边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湖南大军贝勒察尼等迭取各郡县，三桂所都衡州亦下。于十九年春，在湘之藩下诸将均归贵阳就世璠，世璠令再扰川南，降将谭弘复叛，夔州再陷。朝命罢吴丹。以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与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由湖南，平南大将军赉塔由广西，分三道入云南。十月，彰泰克镇远，薄贵阳，世璠与其将吴应麒等奔还云南。二十年正月，赉塔与彰泰两军会于云南之嵩明州。二月，进攻云南省城，并收云南各郡县，世璠拒守久不下。九月，赵良栋军亦渡金沙江来会，良栋议断昆明湖水道，速攻之。十月二十八日戊申，世璠自杀，次日，其将线 率众降，戮世璠尸，传首京师，所署将吏悉降。十二月丁酉，遣官行祭告礼。己亥，宣捷受贺。先是群臣请上尊号，不许。癸卯，乃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徽号，颁恩诏，赦天下。
三桂起事之年，圣祖年方冠。撤藩议起，事由尚可喜请归老而由其子代镇，非请撤也。部议遽以撤藩覆允，朝议两歧，英主独断，实己定于此时。尚藩不求撤而已撤，吴、耿乃不自安，求撤以相尝试，一旦尽允之。当日情事，于二十年十二月，群臣以大憝既除，请上尊号，圣祖召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谕曰：“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回籍，朕与阁臣面议，图海言断不可迁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变，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吴三桂反叛，八年之间。兵民交困，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忆尔时，唯有莫洛、米斯翰、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言迁移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及吴逆倡叛，四方扰乱，多有退而非毁，谓因迁移所致。若彼时诿过于言应撤者，尽行诛戮，则彼等含冤泉壤矣。朕自少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益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王大臣等再以皇上一切调度，非臣等意虑所及，理应加上鸿称以显功德为请。复谕：“吴三桂初叛时，伪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未孚，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今幸地方平靖，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迭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困于转运，困苦者未苏。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醇厚，教化振兴，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朕自幼读书，览古人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尝以为戒，唯恐几务或旷，鲜克有终。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间，偶有违和，亦勉出听断，中夜有几宜奏报，披衣而起，总为天下生灵之计。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至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号，诏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云云。所叙撤藩之初廷议情状，及藩变以后归咎情状，皆见事由主断。以图海之威重，且不主张，亲贵中亦绝无成见，唯受命出师，效其奔走之力，扼要屯驻，能守而后言战。叛党有来归者，不吝爵禄，且实保全之，不轻斩刈，此不能不谓圣祖之有作为矣。
又观其经乱讨伐八年之中，朝廷举措，极示整暇。其时天下士夫皆有望治之心，并无从乱之意。逸民遗老，亦早痛恨三桂之绝明，尤无人赞助藩变者。要亦圣祖善驭天下士夫，略举其迹：十二年岁杪闻变发兵，而十三年二月，书：“上御经筵。”中间有皇子生、皇后崩等事；命将行师，又无日无之。八月再书：“上御经筵。”则典礼无废也。九月朔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等：“日讲关系甚大，今停讲已久，若再迟恐致荒疏，日月易迈，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于事无误，工夫不间，裨益人心不浅。尔衙门议奏。”院臣以几务殷繁，间日一进讲。上曰：“军机事情，有间数日一至者，亦有数日连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进讲，以慰朕拳拳向学之意。”
举经筵，康熙朝自九年为始，十三年不因军务而间断，此可书也。而《史稿·本纪》，二月书：“上御经筵。”八月不书，九月朔乃书之，因谕“每日进讲”。与《东华录》不同。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误也。经筵与日讲，并非一事，九月无御经筵之理。因九月朔有“每日进讲”之谕，而移并一处，望文生义，不可不订正之。
十四年四月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覆讲，但循旧例，日久将成故事，不唯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覆讲，如此互相讨论，庶几有裨实学。”康熙间讲学之风大盛，研求性理，此时已用熊赐履开其先声，纂修经义，明习天文算学，皆于此开其端。以天子谆谆与天下通儒为道义之讲论，实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汉人之望者如此。而考其时势，则正复黔、秦、蜀、湘尽陷，东南浙、闽、两广、江西蠢蠢思变，方于十三年岁杪议亲征而未发之时，无论其为镇定人心与否，要能无日不与士大夫讲求治道，其去宦官宫妾蔽锢深宫之主远矣。
十五年十月，命讲官进讲《通鉴》，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拟讲章进讲。”覆奏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首列纲，次列目，每条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亦酌量附入。十六年，三藩尽叛，各地皆发之后，叛服之数晓然，兵事大有把握。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直行草书，不时进呈。上召至懋勤殿，亲自披阅，以御临书赐喇沙里。此又振兴文事，为鸿博开科先声，皆极得抚驭汉人之法。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
故宫有圣祖巡幸出征时报告两宫太后及训示诸皇子之语，文理甚拙，字体亦劣，于康熙朝御书文彩或有假借。然南巡时对众挥毫，传布甚夥，断非伪为；或道途手简，转是内竖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而是日谕大学士等：“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向来日讲，唯讲官敷陈讲章，于经史精义未能研究印证，朕心终有未慊。今思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以后日讲，或应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仍令讲宫照常进讲。尔等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议奏。”寻复议：“讲官进讲时，皇上或先将《四书》朱注讲解，或先将《通鉴》等书讲解，俾得仰瞻圣学。讲毕，讲官仍照常进讲。”据此则帝于讲官所进讲章，拟于未讲之先，自将讲章向讲官先讲，然后由讲官再订正之，复议未敢任此也，圣祖则可谓好学矣。自后日讲时帝自晰经传之旨极多，皆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意，就圣贤之语有会而发，《东华录》所载极多，不具录。十七年正月，诏举“博学鸿儒”。时三桂尚未称帝，叛众意尚坚，而海内士夫向往之诚，歌颂之盛，已视朝廷之举动而日有加增矣。历年巡幸之事，若行围讲武，巡近畿访民疾苦，巡边，谒陵，亲祀明陵，亲禾劝耕，每奉太皇太后以行，所至亦以讲官从，进讲不辍。其时关外勤朴之风未改，所经过无累于民，《实录》累书其所幸，若士民之游历无异也。时西南战事方急，中原及畿辅，已晏然向治如此。然都城北邻蒙古察哈尔部，自太宗征服以后，林丹汗走死，其子额哲来降，得其传国玺，念系元世祖嫡裔，封为亲王，仍冠内蒙四十九旗之上。传至布尔尼，当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讨藩变，不至，旋煽奈曼等部同叛。以多铎孙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讨之，六阅月而平。《史稿》《图海传》：“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于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战于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据此则滇乱年余时，又对察哈尔用兵，除调不附察之蒙旗赴讨外，官军主力，乃八旗家奴，则旗下正兵已尽发，可见南方军事之棘。但所谓家奴，即属包衣下人物，诱以利即成劲旅，又可见八旗风气之悍劲。考《图海传》此文，旧史馆传所无，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详矣。
主撤藩者，亲贵中无人，重臣若图海，亦力持以为不可，莫洛等言之而圣祖用之，是庙谟先定，非群策也。统兵大将则皆亲贵，然一蹉跌即召回，无始终其事者，则运用在一心，非倚办于一二大将也。赞撤藩而出预军事者，仅一莫洛，早为叛将所戕。明珠辈幸而言中，以此徼后来之宠。其时非有主持之力，圣祖随材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闽浙之患，蔡毓荣能收云南会师之功。武臣中得西陲数将，张勇及王进宝、赵良栋，能与中原之师夹击收效。是皆因事见材，非先倚此数人而举其事。圣祖之平三藩，为奠定国基之第一事，少年智勇，确为事实。又能功成不自骄满，力辞尊号，唯务讲学，开一代醇厚之风，较之明万历以来，不郊、不庙、不朝，而边将小小捕斩之功，无岁不宣捷颁赏，君臣以功伐自欺，以进号蒙赏，糜费国财，互相愚滥，其气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鸿博开科，正在滇变未平之日，而其时文运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为美谈，非特当时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后之论世者，亦若置三藩为又一时事，而以己未词科为清代一太平盛事。今为提出以时事相比论之，且应知己未词科，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与乾隆丙辰之词科，名同而其实大异，此论清事之一要点也。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试荐举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于体仁阁，先赐宴，后给卷，颁题“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读卷官派大学士李爵、杜立德、冯溥，掌院学士叶方霭，凡四人。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先已有官者授侍读侍讲，曾中进士者授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俱令纂修《明史》。其中理学、政治、考据、词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而其誓死不就试者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荐，尤为绝特，若顾炎武是矣。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牵官，亦许呈荐。主事、内阁中书、庶吉士，犹为清班；若兵马司指挥刘振基之荐张鸿烈，督捕理事张永琪荐吴元龙。至到京而不入试者，亦授职放归，若杜越、傅山诸人。入试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严绳孙之仅作一诗是也。盖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于朝廷。后来丙辰再举大科，入试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试至两场。二等授职，贡监只得庶吉士，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而士以为至荣，且得士亦远不及己未之品学。部驳三品以下所荐，不准与试，皆以资格困之，是士有求朝廷矣。故康熙之制科，在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不敢言利禄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此事宜与平三藩之时代参观，弥见圣祖作用。
第三节 康熙妙取台湾省
三藩既平，国势已振，而郑氏犹踞台湾。东南滨海之地，禁民勿居，又禁出海之民，以为坚壁清野之计；仍时时有海警。八旗劲旅不习风涛，于此无能为役。自三藩既平，满人思以功名自奋者，自然乘时会而生。台湾在卧榻之侧，然唯汉人能图之。成大功者姚启圣、施琅二人，而世皆传姚之功为施所掩。《国史》所纪，颇与私家所传不尽合。而台湾之历史，以前多不明了，兹悉约为辨正焉。
古书无台湾之名，而其地距福建之泉州绝近，岂得古沿海之人一无闻见？近柯先生劭忞著《新元史》，于《外国·琉求传》后系论曰：“琉求，今之台湾。今之琉求，至明始与中国通，或乃妄传为一，误莫甚矣。”此说极是。史书中琉求有传，唯《隋书》、《宋史》及《元史》。《隋书》云：“琉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隋建安郡，当今兴、泉、漳、汀滨海诸郡地。又云：“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到琉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又往，抚慰不从，取其布甲而还。”《宋史》：“淳熙间，琉求人猝至泉州水澳、围头等村杀掠，人闭户则免。”《元史》：“琉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琉求相对，亦素不通。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若烟若雾，其远不知几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渐低。近琉求则谓之落漈。漈者，水趋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渔舟到澎湖以下，遇飓风发作，飘流落漈，回者百一。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险者也。世祖至元末，遣使杨祥、阮鉴等往宣抚，以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屿舟行，至是日巳时，海洋中正东望见有山长而低者，约去五十里，祥称是琉求国，鉴称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人众不亲上岸，令军官刘闰等二百余人，以小舟十一艘载军器，领三屿人陈辉者登岸，岸上人众，不晓三屿人语，为其杀死者三人，遂还。四月二日至澎湖。”
据诸史所言，地望距泉、汀极近。自汀属海屿往，且不过一日可达，部署登岸，被抗而还，抵澎湖计亦不过一两日程，其为台湾地无疑。至明洪武初所诏谕之琉球，则俨然旧国，与元以前所记无文字、无年岁、无疆理、无官属者，文野迥异。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去其国，自是随使入朝贡，奉笺表无虚岁。三王迭来，且请子弟入国学。其距中国道里，据《清通典》，自福州五虎门出海，历程一千七百里至其国。据《琉球国志略》，康熙五十八年遣使测量，琉球偏东五十四度，距福州八度三十分，推算径直海面一千七百里，船行则福州至姑米山四十更，计二千四百里，回五十更，计三千里云。与五日程之说大异，故曰《新元史》之说确也。《清一统志》尚以历史之琉求为明以来之琉球，其叙台湾，莫详于《国史·施琅传》，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于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于其间，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遂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海逆郑成功攻破之，盘踞其地。”据此，则台湾原为郑氏巢穴，特距其地于土番之中，未有建置之规划。至芝龙就抚于明，乃以台借红毛，为互市所，则亦若澳门之于葡萄牙，本以为好而相假，非红毛以力取之也。红毛为其时西洋人之通称，实为荷兰国人。红毛经营三十余年，乃成一海外之国，成功乃以兵力逐久假不归之荷兰，又传子至孙，奉明正朔者二十余年。是则开辟台湾者始终为郑氏。姚启圣为清代平台首功。诸家记启圣事，谓生于郑芝龙起事之岁，至年六十而台湾郑氏亡，启圣亦卒，以为天特生启圣与台湾相终始。启圣生明天启四年甲子，芝龙入台即在是年，至崇祯元年即让与红毛而身就抚，是据台不过四年，且无海外立国之计，一招即受抚，其不重视台可知也。此既名为台湾以后之历史也。
姚启圣人奇事奇，轻侠豪纵，为路人可以杀人报仇，恤人患难，可以不自顾其身命；以犯法亡入旗。在明末本为浙江会稽籍诸生，入旗后中康熙二年旗籍第一名举人，出为县令，多奇特之行。康亲王杰书统兵讨耿精忠，启圣从立功，洊升至福建布政使，寻擢总督。台湾郑经，即成功子，闽乱以来，屡侵略福建沿海郡邑，其将刘国轩尤能军。启圣御之，连复所侵地，遂以收全台为己任，开修来馆以纳降，不惜金钱重贿，多行反间，以携其党。不终岁，将士降者二万余人。又请前被裁之水师提督施琅，以百口保其复任。施琅者，泉州晋江人，雄杰习于海，故隶芝龙部。芝龙降于贝勒博洛，琅族叔福从之；琅从成功招，留为明用。既而与成功不相得，遁归福所。琅父大宣及弟显，俱为成功所杀。琅既归新朝，久之无所遇，归居泉州。顺治十一年十二月，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征成功，入泉州，拔琅从军。十二年，成功攻福州，琅击却有功，授同安副将，进总兵。康熙元年，擢水师提督。时成功已死，子经统其众。琅累战有功，加右都督，授靖海将军。康熙七年，密陈郑氏克取状，而部议难之，且以为疑，遂裁水师提督，召琅入为内大臣，隶镶黄旗将军。十六年，复水师提督，启圣累保琅，未用。二十年，郑经又死，子克塽幼。内阁学士李光地亦奏保琅，乃复任琅为水师提督焉。
先是，郑氏已屡败，尽弃闽省海边地，并海坛、金门、厦门等群岛。郑氏之众，悉归台湾。旗军在闽无所用，启圣使客说耿精忠自请入朝，亦劝康亲王杰书请班师，悉其供亿之费，从事平台。时郑克塽袭称延平王，而事皆取决于其下刘国轩、冯锡范。琅以国轩最悍，时方守澎湖，计一战破之，则台湾可不战下；遂以二十二年六月攻澎湖，力战克之，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及锡范等果震慑乞降。琅以八月率师入台受降，克塽及国轩、锡范以下皆出降。琅由海道专奏捷，而启圣则驰驿入奏，迟琅奏二十日而达。圣祖得捷音甚喜，立封琅靖梅侯。启圣以积年经画之劳，赏竟弗及。会启圣又奏言“庙谟天定，微臣无力”，圣祖益疑其有怨望意，未几启圣以疽发背卒。卒后，尚论之士多有为启圣鸣不平者，因于琅有贬辞。其实为国立功，琅与启圣所见自同，唯其奏捷取巧，受爵不让，有攘功之迹，掠赏之情，亦可议者。其论台湾之善后，朝议主迁民弃地不设守。李光地为泉州产，于此役颇自谓有所参预，圣祖亦以其晓事，询问之。光地尤主张招红毛畀以其地，此见光地自撰《语录》及《年谱》；圣祖不纳。琅疏争其事，略言：“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攻红毛破之，踞台湾地，窥伺南北，侵犯江、浙，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畏天威，怀圣德，纳土归命，以未辟之方舆，资东南之保障，永绝海邦祸患，人力所能致之。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时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晏然。至时复勒师远征，恐未易见效。如仅守澎湖，则孤悬狂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出足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部臣苏拜、抚臣金铉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担承。臣伏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副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谁不勉力竭忠！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免。现在一万之兵，仍给全饷，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实关四省要害，无论耕种犹资兵食，固当议留；即荒壤必借内地挽运，而欲其不为红毛，亦断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隅。事关封疆重大，伏祈乾断施行。”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总督启圣从琅议。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是琅；寻侍郎苏拜亦请从琅，与启圣同议，请设总兵等宫及水陆兵，并设三县、一府、一巡道。上允行。盖成琅之美者启圣也，琅实负启圣，启圣何尝忌琅。其卒于是年，亦寿数适然耳；必谓愤郁致死，不浅之乎论启圣哉！琅又疏言：“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刘国轩、冯锡范应携家口，同明裔朱恒 （《小腆纪传》作鲁世子桓）等，俱令赴京。其武职官一千六百有奇，文职官四百有奇，应候部议。降兵四万余人，或入伍，或归农。”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其余职官及朱恒等，命于附近各省安插垦荒。旋授国轩天津总兵。终清之世，郑氏之后及国轩、锡范，皆以世袭佐领，辖其所属，至清亡乃止。
第四节 治民先要治河
河患恒在大乱之后，兵事正殷，无能顾及此事也。清兴，治河有名者，世祖时即用杨方兴、朱之锡二人，先后为总河。其时无所谓科学，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经验。其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洁，第二即勤恳。廉洁则所费国帑，悉数到工；勤恳则视工事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无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祸。有此二者，其收效恒在徒讲科学者之上，盖虽精科学，仍当以廉洁勤恳为运用科学之根本也。方兴、之锡皆足以当之。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兵始入京。六月，遣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七月即命方兴总督河道。十四年乞休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代者即之锡，亦任十年，至康熙五年卒官。时总督朱昌祚奏之锡遗绩言：“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潦，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储银十余万，频年撙节，见今财库四十六万有奇。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此皆述其实，非溢美也。徐、兖、淮、扬间颂之锡惠政，相传死为河神。乾隆时，高宗巡视河工，顺民意封“佑安助顺永宁侯”神号，春秋祠祭，民称之曰朱大王云。后数年乃得名河臣靳辅。辅任总河在康熙十六年，时吴三桂叛，诸藩、诸降将响应，兵事极棘，河道不治，先后溃决，淮、黄交病，水浸淫四出，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淮水全入运河，清口涸为陆地。十六年略有转机，中原已无动摇之象，而辅以先任皖抚，帝奖其实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为河道总督。辅到官，即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议疏下流，治上流，塞黄、淮各处决口，规划甚备。又议经费所出，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应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借征康熙二十年田赋十之一，工成后由淮、扬被水田亩涸出收获，及运河通行经过商货征税补还。又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严河工处分，讳决如讳盗例。又议官吏工成优叙。复议工竣后守堤兵役。期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当时工料之贱如此。而廷议以军兴难其事，谓募夫太多虑扰民。帝命辅熟筹，乃宽其期限为四百日，运土改用车驮，募夫可减至四之一。廷议允行。于是治河始有彻底之计划。十八年，如期工竟，急谋增赋，议淮、扬已渐有涸出地苗，除丈量还民外，余田可行屯田法。时论以为有碍民业，乃不直辅，而所修之工亦有小决处，河水亦未尽复故道，辅自请处分。部议当夺官。帝命辅戴罪督修。部又以决口议令辅赔修，帝以赔修非辅所能任，不允。此皆帝之能用才，不听有司以文法困之也。既而议者谓：“下河被水，辅乃筑堤堵水不使下，何不就下河浚使出海，而反蓄水于高处，既徒拂就下之性，又以下河所涸地，规屯田之利以病民。”劾辅甚厉。劾之者皆正人，若于成龙、汤斌皆是。帝询淮、扬仕京朝者，侍读乔莱等亦右成龙。而辅坚持堵筑，谓下河不可浚使出海。帝意不能不从众议；令侍郎孙在丰董浚口之役，发帑二十万专任之，总河仍任辅。辅言：“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转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为患。”持之甚坚。言官劾辅请加罪，至比之舜之殛鲧，又言屯田累民，并及其幕客陈潢，罪状无所不至。御史郭琇既劾辅，同时劾大学士明珠，直声震天下。而劾明珠疏亦及辅，以故辅之功罪，时论颇不定，至今纪载中尚然。帝谕廷臣：“辅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屯田事亦难逃罪。近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不陈辩朕前，复何所控告耶？”时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帝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辩，辅、成龙于筑堤浚口各持所见不相下，琇独言辅屯田害民。辅引咎，遂坐罢，诸右辅者并降谪有差，陈潢亦坐谴。
清初治河，必兼治运。元明以来，建都在北，而粮从南来，运道独恃一水。运河绝黄河而北，故治河必先顾运，视今海陆皆有轮轨为交通情形迥异，故瞻顾尤多。辅既治河，又以漕运向有河运一节；盖清口而上，漕艘行黄河中有百八十里，乃再入运。辅以避风涛之险，自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对清口仅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入运。此与明初陈瑄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谓之清口者，为淮南北两大功。当筑堤浚口两论未定以前，先有此通漕成绩，故不获罪。后在丰浚口功卒不就，成龙等亦皆认主张之非。三十年，帝复思起用辅，而辅以老辞矣。帝于三藩平后，即亲视河南巡。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两次南巡，皆阅河，益奖谕辅。及是，帝言：“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至今尚存。”河务不得人，必误漕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纡数年之虑。仍命为总河，辅辞，疏请前此缮治所未竟者数事并疏请复陈潢宫，并起用前坐累同贬之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三人。旋卒，赐祭葬，谥文襄。帝之治河，谓能一劳永逸，非也，然爱惜人才，曲尽众论，有疑义则身临决之，一时理想之说，朝野沸腾，未尝荧听而轻罪争执之人，兢兢业业于武功告成之后，在帝尚为盛年，而持重有为若是，可谓有道之气象矣。陈潢者，杭州才士，辅过邯郸吕祖祠，见题壁诗署潢名，异之，踪迹得潢，礼之入幕，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帝首次南巡阅河，问辅必有通今博古之人为佐，以潢对。后辅疏言潢佐治十年劳，授潢佥事道衔。郭琇劾辅连及潢，逮至京卒。后以辅疏请复其官。生平言河务，有友人张霭生次而述之，为《治河述言》十二篇。圣祖为阅河而始巡幸，亦与高宗之侈游观劳供顿者有不同焉。
第五节 蒙古的绥服政策
内蒙四十九旗，早服清。漠北三汗，犹以前代帝族自居，其预朝觐会盟之事，在康熙中叶以前，间以例贡邀赏，略如前代中外对抗意。圣祖不轻启边衅，亦未有相图意也。三汗者，元顺帝后达延车臣汗为蒙古退出塞外后中兴之汗，自漠北入居漠南，盖明初摈蒙古于漠北，至是乃复近塞。有子十人，其四入漠南，子孙占内蒙四十九旗之大半。第八子格埒森札，留故土，号所部曰喀尔喀，析众万余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分左右翼。长子阿什海之后长右翼，所部尊之曰札萨克图汗。第四子诺诺和长左翼，其后尊为土谢图汗。又有第五子阿敏都喇勒后，尊为车臣汗，地在瀚海以北，汉唐兵力盛时所不能有，为元都和林所在，古北匈奴之王庭也。左翼复有诺诺和之第四子图蒙肯，以尊奉黄教为西藏达赖喇嘛所喜，令所部奉之视三汗，是为中路赛因诺部。康熙时尚未定袭号，喀尔喀尚只有三汗，而实分为四部。太宗崇德初，以察哈尔平，漠南悉定，遣使宣捷于喀尔喀。喀尔喀来聘，厚赉之。旋贡裘、马等物来谢，诏定制岁献白驼一，白马八，曰九白之贡。此亦蒙古以土物邀赏于中国之惯例，不足言内向也。顺治间，掠内蒙巴林部，中朝责之，令归所掠人畜，不奉诏。历十年始请盟，诏赐盟宗人府，羁糜而已。喀尔喀西邻厄鲁特蒙古，乃明之所谓瓦喇。瓦喇时称卫拉特，分四部：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曰土尔扈特，曰和硕特。准噶尔踞伊犁，势张甚。康熙中，其酋长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袭取青海和硕特部，兼有四卫拉特，复南摧回部城郭诸国尽之，转而北，思并喀尔喀。会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攻右翼札萨克图汗，杀汗而夺其妾，三部内讧，中朝方遣使偕达赖喇嘛之使为之和解，而噶尔丹亦使其弟入喀尔喀，故激土谢图汗之怒，汗执杀之，噶尔丹遂借词报复，喀尔喀又不设备。二十七年夏，噶尔丹突袭土谢图汗，汗名察珲多尔济，拒战大败。时中朝遣使赴俄罗斯勘界，路经外蒙，喀尔喀乞援，因扬言中国有专使来助己。噶尔丹亦具书来，使臣以好语两释之。噶尔丹知中朝无干涉意也，进兵益急，遍躏三汗地，诸部皆奔溃，谋所向，请决于所奉大喇嘛。大喇嘛时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弟，其名号谓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者，活佛之弟子，亦崇拜为佛者也。诸部意将近投俄罗斯，呼图克图言：“俄不奉佛，俗尚言语服色皆相距远，莫若全部内徙，可邀万年之福。”众从之，于是七旗举族款塞内附，帝命尚书阿喇尼等，迭发归化城及独石、张家二口仓储，并赐茶、布、牲畜十余万以赡之，使借牧科尔沁地。
帝既受喀尔喀降，噶尔丹亦遣使来贡，诉士谢图汗杀其弟，衅由彼启，上为责土谢图汗而敕反其侵地。噶尔丹既兼有回部、青海、漠北，驱蹇不奉命，要求执送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乃罢兵西返，帝不许。达赖喇嘛以奉中朝命，遣使往谕噶尔丹，为喀尔喀讲好。达赖使来，亦传达赖意，执送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可以图成，且由己保其安全，帝亦不允。往复甚久，至二十九年五月，噶尔丹以追喀尔喀为名，选锐东犯，清廷所遣尚书阿喇尼以蒙古兵御之，令喀尔喀众居前，又为所败，遂乘胜入内蒙地。六月，帝下诏亲征，命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副之，领左翼出古北口；弟恭亲王常宁领右翼，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右翼遇敌乌珠穆沁部地，地在古北口东北九百余里，战不利，敌遂越乌珠穆沁而南，至乌兰布通，距京师止七百里，与左翼遇，敌以万驼缚足卧地，背负箱垛，蒙以湿毡为障，士卒于垛隙发火铳，谓之驼城。清军隔河以炮击驼多毙，阵断为二，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敌遁而帝舅内大臣佟国纲亦战殁，帝于先数日亦因病回銮。噶尔丹又遣西藏济隆胡土克图来乞和，帝所遣康亲王杰书出归化城截敌归路者，因其乞和，奉裕亲王檄不复邀击。明年，帝出塞，至多伦泊，受喀尔喀各汗各台吉朝，编审旗分，与内蒙四十九旗同列。亲谕喀尔喀左右两翼释憾，特封前被土谢图汗所杀札萨克图汗沙喇之亲弟策旺札布为和硕亲王，代领部众，仍袭汗号，以慰安之，即免土谢图汗擅杀之罪，使归于好。三十一年，立火器营，以用兵征噶尔丹，唯大炮能制胜也。噶尔丹又奏请不敢复乞致土谢图汗，唯哲布尊丹巴为达赖喇嘛弟子，乞送达赖所，达赖使人助之请，帝皆不许。时达赖第五世实已死，其第巴喇嘛所置之行政官。名桑结者，秘不发丧，矫达赖之命行事，与噶尔丹相比昵。噶尔丹阳恭顺中朝，与达赖请上尊号，既却之，又屡书索仇人，阴遣使令内蒙各部叛归己，内蒙以闻。帝以二十九年之役未得志，密令内蒙诸部伪许内应以诱之。三十四年，噶尔丹果南掠，临漠南，久踞不去。三十五年正月，帝复下诏亲征。二月启行，帝率禁旅由独石口出中路，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遏其冲，归化城将军费扬古（即世祖董鄂妃之弟）。甘肃提督孙思克（明王化贞部下叛将孙得功之子），率陕、甘兵出宁夏西路邀其归。噶尔丹畏中国火器，乞援于俄罗斯。俄新与中国定界约和，不许。中路军逼敌境，东路军未至，西路军亦言敌尽焚草地，迂道秣马，粮运又阻雨，士马馁困，乞上援军以待。大臣有请回銮者，帝怒不从，疾趋克鲁伦河，遣使告噶尔丹驾至。噶尔丹不信，登山望见黄幄龙纛，环以幔城，又外为网城，军容山立，大惊拔营宵遁。翌日，大军至河，北岸已无一帐，渡河追之，不及。命内大臣明珠尽运中路粮以济西师，西师已入土谢图汗部地，抵土拉河上之昭莫多。译言谓多树之地。噶尔丹谓精锐毕集御营，西师来者必较易与，费扬古亦以羸师诱之，设伏于林木中，孙思克先以绿旗兵据高阜与战，敌仰攻甚久，伏兵起，敌败溃，乘夜追之，至天明收军，斩降数千，获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噶尔丹妻阿努战死，噶尔丹以数骑遁，帝亲撰铭勒察罕拖诺山及昭莫多之山而还。
噶尔丹之为准噶尔汗也，继其兄僧格之位。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及索诺木喇布坦。噶尔丹夺策妄阿喇布坦之妻，又杀其弟索诺木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因率兵五千而逃。后噶尔丹往乌兰布通，策妄阿喇布坦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遂居回部吐鲁番地。康熙三十年，遣侍读学士达虎赍敕由嘉峪关往吐鲁番颁赏。明年九月，又奉旨差员外郎马迪往，至哈密，为噶尔丹遣属下戕杀。噶尔丹留外蒙久，日思内犯，策妄阿喇布坦潜收准噶尔故地。噶尔丹当袭杀马迪之后，尚有具奏，言：“前为泽卜尊丹巴、土谢图汗陈奏三言，乞以一言为定。初意即欲仰请宏仁，发回七旗于故上，因地方既远，粮食不足，且未归之前，凡所留辎重，俱被策妄阿喇布坦劫去，诸物无存。今唯恃达赖喇嘛之恩，得以安集。谨将从前迟久之处，遣使陈奏，请敕裁断。”云云。当是时，噶尔丹尚以索畀仇人为言，而其故地为策妄阿喇布坦所劫，亦明知朝廷一再通使，无可隐讳，转以此为所以不能遽离外蒙之故，要亦情见势绌矣。达虎之往，据谕文谓：“闻彼叔侄不睦，故遣达虎往问其故，策妄阿喇布坦请朕加恩，故遣马迪复往颁赐。”盖圣祖侦敌甚悉，早有仇噶尔丹之人，与清廷通使往来，因知准部之根本。又噶尔丹之伎俩，亦经尝试，积年筹计，固知亲征一举，先声即足以夺之。大臣犹以妇人女子之见，劝沮不前，其智固出人君下矣。噶尔丹既怯于禁旅，犹冀逞志于偏师，而费扬古、孙思克俱能不负阃寄，一战而胜，此则命将之不谬，噶尔丹已无施展之余地。嗣是回部迭来输诚，欲复其被夺之地，请与策妄阿喇布坦合谋擒噶尔丹。噶尔丹亦遣使乞降，窥觇朝旨，帝限以七十日，过此即进兵。三十六年正月，已逾七十日，再诏亲征，哈密已执噶尔丹之子来献。二月启行，启行之日，哈密又擒戕害使臣马迪之凶手来献。噶尔丹所部厄鲁特亦先后来降，益知噶尔丹困极，掘草根为食，虽然终不自归，其倔犟不屈如此。而帝之胜算在握，则固绝无疑义。四月，至狼居胥山，方命回銮，费扬古奏：“厄鲁特丹济拉等来告，闰三月十九日，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以其尸及其女钟齐海共率三百户来归。”帝复勒铭于狼居胥山而还，朔漠平。至京师，御门受贺，始用古太学告成礼，盖有志于文治武功，并降三代，亦不自满假之道也。而喀尔喀尽复其故牧地，且摈卫拉特于阿尔泰山之外，渐开唐努乌梁海及科布多之境，于三汗所部以外，于此时则为瓯脱地焉。匈奴自古天骄，元时入居中国则有之，令其诚服内向，前无有也。策妄阿喇布坦绝噶尔丹之归路，乘中国之兵力，而又自恃其险远，尽占准噶尔故土，数十年后，再为中国之边患。
《圣武记》谓准噶尔汗僧格死，其弟噶尔丹杀僧格长子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那布坦与其父旧臣七人逃居吐鲁番。其说微异。僧格与异母兄车臣及卓特巴巴图尔争属产被杀，噶尔丹，乃僧格同母弟，已为僧，事达赖喇嘛于唐古特，奉达赖命归辖其众，执车臣戕之。后杀僧格次子，而策妄阿喇布坦居长，因所聘妻与噶尔丹妻阿努为女兄弟，噶尔丹夺之，乃率所部逃吐鲁番。又《圣武记》言噶尔丹可敦。阿奴被炮毙于昭莫多之战，称其“顾皙敢战，披铜甲，佩弓矢，骑异兽，似驼非驼，精锐悉隶麾下。”此亦附会小说《狼主家风》，未必事实。殷化行《西征纪略》叙昭莫多战云“噶尔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皆冒炮矢，舍骑而斗，锋甚锐”云云。则此战阿努实偕，阿努前为策妄阿喇布坦所掠，康熙三十年，达虎之使吐鲁番，正奉命通问于策妄阿喇布坦及阿努二人。后阿努归噶尔丹而复死于阵。钟齐海即阿努所生，阿努许嫁其女于其弟噶尔直多尔济，噶尔直多尔济自闻于清廷，《东华录》具载之。要之噶尔丹内情，帝得厄鲁特报告甚悉，三驾亲征，乃知彼知己，战必胜攻必克之事。圣祖留心边事，过于朝士大夫，可谓明矣。当时纪载，侈其若何灵异，若何神武，过甚其词，或未可信。
第六节 清军进藏
西藏本名唐古特，亦作土伯特，盖即唐宋时所谓吐番，元明始谓之乌斯藏，距印度近，俗喜浮图法，经教至多。元世祖封其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以领其地。后嗣世袭其号，西藏遂为佛教宗主。明承元旧，其始亦借其教以化俗，尊中国，为行政之便宜而已。中叶以后，所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错居京师，颇亦乱政。然中国封号，为藏僧承袭，朝贡互市，保世职为土司，终明世不为边患，则驭控之本意亦未为有失。其实藏中佛法，在明时已成末路，所持密宗，为吞刀吐火以炫俗，彼土自行宗教改革早在明中叶以前。僧宗喀巴者，生永乐十五年丁酉，由西宁入藏，得道于甘丹寺，年六十二，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初亦红农习旧教法，既以改革师巫流弊为己任，即会众自黄其衣冠，乃分别旧教为红教，而新教称黄教焉。死时遗嘱二大弟子，世世转生，称“呼毕勒罕”，演大乘教。呼毕勒罕，华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达赖喇嘛，二曰班禅喇嘛。喇嘛华言“无上”。其以二喇嘛传法者，易世互相为师，有所传授也。呼毕勒罕，盖皆死而自知其所往生，常在轮回，本性不昧，弟子辄迎而立之。观清一代喇嘛之史实，则亦可知其为国家之作用矣。达赖一世敦根珠巴本为王子，受宗喀巴衣钵，若如来之舍位出家，法名为罗伦嘉穆错，既得道，仍以教主作人王，为藏众所宗仰。二世以下，分设理事之佐曰“第巴”等，助教之弟子曰“胡土克图”。时当明正德中，名闻中国，谓能知三生事，人称活佛，帝慕愿见之，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阁部科道交谏不听，珠啡为幡幢，黄金为供具，铸金印，具犒赏，罄竭库储，携盐、茶数十万石，行内江船舶亘二百余里，沿途支官廪驿马，供张将士千余人，所过疲困，往返期以十年，为迎取供养之地。既至藏，达赖避不见，将士怒，胁以威，为其众所败，宝货器械尽失，死伤狼藉。允奔还，戒部下勿言，以空函驰奏，而武宗则已崩矣。世宗既立，旋且奉道而毁佛，世又以喇嘛为有先见。三世锁南嘉穆错（《明史》作锁南坚错），由顺义王俺答迎奉至青海，劝其自通中国，时当万历初，中国始知有活佛，于是红教旧封诸法王皆俯首称弟子，改从黄教。诸部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王徒拥虚位，号令不行，实权在宗门。而河套、青海、蒙古亦守其戒，不为钞暴，西边安枕五十余年，亦佛教之效。清初太宗崇德间，由归服之蒙古居间通使，乌斯藏东界连青海，亦唐古特同族，明为西番地。明末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以兵吞青海，并及乌斯藏之喀木地（喀木今称西康）。达赖居前藏曰卫，而旧袭王位曰藏巴汗者居后藏。时为达赖四世云丹嘉穆错，其第巴复乞兵于青海顾实汗，击藏巴杀之，顾实汗遂以班禅居后藏，而遣长子达延居藏辖其众，号鄂齐尔汗，第六子多尔济佐之，号达赖巴图尔台吉。世祖统一中国，二喇嘛迭来贡献，顺治九年来朝，奏请在归化城或代噶觐见，盖欲帝远迎。下廷臣议，满大臣请无失蒙古心，汉大臣争以为不同，世祖从汉大臣议。十三年，西藏阐化王来贡，询系第巴冒称。阐化王自明初为唐古特国主，为藏巴所破，已隶于藏巴，藏巴又被戕，乃由顾实汗以阐化王给第巴。诏诘第巴罪，时主藏事者实为顾实汗之子鄂尔齐汗。康熙九年，鄂尔齐汗卒，子朋素克嗣，号达赖汗。十三年，吴三桂既叛，谕达赖喇嘛：“若三桂窜藏即擒献。”喇嘛奏称：“若欲征兵，可召青海达赖巴图台吉相援。”达赖巴图台吉即达赖汗也。清廷为传谕滇、蜀备青海兵到供应，而青海兵不赴，达赖反为三桂乞裂土罢兵，圣祖拒之，此达赖在日，政由第巴。自明末召青海兵入戕藏巴而握全藏实权，至是皆喇嘛昏庸，第巴专擅之时代也。二十二年而达赖示寂，以后遂为第巴讳不发丧，称喇嘛名号行事，残喀尔喀，袒噶尔丹，以致噶尔丹就灭。凡朔漠之役，清廷命达赖和解而益决裂，噶尔丹辄挟达赖以要索土谢图汗及哲卜尊丹巴喇嘛，达赖有所奏请，皆不便于事，敕责之。达赖寻奏乞给第巴爵，诏封第巴为唐古特国王。三十五年亲征噶尔丹，俘降众，得第巴奸状，敕责第巴，第巴疏称，“达赖喇嘛尚存”，而别令其使尼麻唐呼图克图密奏：“达赖示寂，恐唐古特生变，故隐之，今第六世继体已十五年，乞勿遽宣。”帝遣使往视新达赖喇嘛，严诘第巴罪，第巴具服。帝谕奖达赖汗，达赖汗遣使贺捷，并遣子拉藏内附。未几，达赖汗卒，拉藏嗣。第巴恶拉藏，计毒之不死，拉藏执杀第巴。奏至，敕封拉藏辅教恭顺汗，谕献第巴所立达赖喇嘛。使至，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人往迎。拉藏两不遣，帝谕近臣：“蒙古奉佛，有达赖喇嘛名，皆皈向之，倘为策妄迎归，则蒙藏皆向彼矣，然拉藏必终执献朝廷也。”既而果执献，而此喇嘛道死。
策妄阿喇布坦自噶尔丹既死，尽收准噶尔故地，圣祖以其有绝噶尔丹后路功，划阿尔泰山以西予之。策妄乃尽效噶尔丹所为，渐图吞四卫拉特为一，先取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女，而离间其父子，其子携众万五千户至，没入之，复阻其贡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俄罗斯而土尔扈特归策妄矣。杜尔伯特本与准噶尔同族，皆明时也先之后，分牧而为所属。复潜师入藏，袭杀拉藏汗，又并在藏之和硕特部，时在康熙五十六年，而西藏又为准部所据矣。是时乃有达赖喇嘛之具呼毕勒罕发见。当四十五年，拉藏汗之献伪喇嘛而死于道也，藏中复立博克达山之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喇嘛，而其时里塘有名索诺木达尔札者，生子名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幼而慧，唐古特众及青海诸台吉敬事之。拉藏汗以已执献一达赖，又扶立一达赖，不欲复有达赖出，将杀之，索诺木达尔札襁负走免。青海诸台吉争言拉藏不辨真伪，拉藏挟班禅喇嘛共证其所立之达赖为真，且谓青海诸台吉所共信，请给册印，诏即封之，事在四十九年三月。青海台吉白拉藏辞诬，争不已，清廷乃谕徙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置内地，以其父护之，居西宁宗喀巴瘗胞衣地之黄教祖寺。及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袭杀拉藏，禁所立之达赖于札克布里庙。明年，事闻，诏西安将军额伦特赴援，侍卫色棱宣谕青海蒙古以兵来会。甫入藏，为准噶尔兵潜出大军之后，截饷道，师遂溃，尽覆焉。于是青海蒙古惮进藏，怂恿罢奉达赖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奏言随地可安禅榻，兴大兵恐扰众，王大臣皆惩前败，不决进兵议。圣祖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仍管巡抚事，旋谕议政大臣等：“新胡必尔汗（此从《东华录》，即呼毕勒罕。）奏称：‘各处俱有禅床，皆可安设，若为我兴兵，实关系众生。’此或是新胡必尔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密属具奏。傥新胡必尔汗与青海台吉同意，此胡必尔汗不可送往青海；若无此意，必将新胡必尔汗送往，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策妄所遣将兵入藏之台吉）。自畏势逃遁。我师进藏定立法教之后，或留兵一二千暂行看守，或久住，则藏众即我兵，纵策妄策零发兵前来，彼劳我逸，即可剿灭。今若照众大臣议，唯自守我边，则自西宁至川滇边内外，皆土番杂居，与藏番俱是一类，藏为彼据，则藏兵即彼兵，边疆土番，亦不能保为我有。尔等所议不合，着另行周详定议具奏。”又谕：“往年用兵三藩，用兵外蒙，皆有不主进兵之亲贵大臣，随时撤回，幸不失机会。兹众喀尔喀及青海等俱服风化，而策妄霸占藏地，毁其寺庙，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应奋勇致讨，乃口称维持黄教，却无实心效力之人。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我兵隔远不能救，伊等步行一年，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独不能赴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此时不进兵安藏，贼无忌惮，或煽惑沿边番部，将作何处置耶？安藏大兵，决宜前进。”是时已在五十九年正月，既决策，由抚远大将军允禵遵旨传集青海王、台吉等会议进兵安藏，及送新胡必尔汗往藏，皆无异言，覆奏并请封新胡必尔汗。以五十九年二月癸丑，封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赐金册印，定派满汉官兵及青海兵送入藏，内、外蒙各部并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亦遣使会送。
斯时西藏于宗教之信仰则尚甚坚，圣祖以独断安边，恰中肯綮，乘青海之有信心，又和硕特与准噶尔之有仇恨，藏众则喇嘛被禁，法器被迁，亦望新胡毕勒罕如望岁。是时以大军之声威，鼓吹青海之信仰，号召内、外蒙及泽卜尊丹巴喇嘛之景从，册印新颁，此真彼赝，情势自定。又发两路兵，以靖逆将军富宁安出北路，由外蒙阿尔泰山；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等出南路，由甘肃边外巴尔库尔（即巴里坤）。分入准噶尔境。南路兵以本年七月初一日起程，北路兵以六月十六日起程。以扩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青海及内外蒙、西套蒙古兵护达赖喇嘛行。阿尔泰及巴尔库尔兵攻准部，前进迭有擒斩，策妄不暇救藏。而噶尔弼自四川进拉里，稍有战事，所至第巴喇嘛纷纷迎降，拉藏遗臣康济鼐从中起而相应。延信自青海进卜克河，策零敦多卜迎战，累败之。抚远大将军领大兵驻西宁边外理入藏诸军饷，奏言：“八月二十三日官兵进藏，探知策零敦多卜等已遁还准部，请撤驻防兵。”盖清军已平藏。执附准部喇嘛百余，斩其渠五人。达赖喇嘛以九月壬申入拉萨圣地坐床，第五辈达赖示寂几四十年，第六辈达赖始定。明年，叙藏人迎降功，封第巴康济鼐、阿尔布隆固山贝子，隆布鼐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皆拉藏时遗臣。藏安而西宁、青海、川、滇之边举安，以宗教为纲领而提挈之，初不甚费兵力，盖处之得其道也。唯准部尚在，西域未平，尚在雍、乾两朝之继述。然在康熙时则为中国所拓之藩篱，较汉、唐盛时已驾而上之，更无论宋、明两代矣。
第七节 留头还是留发
入关之初，以兵事为重，其于政务，但期规复明代纪纲，即不至凌乱无序，故以引用明季旧臣为急。旧臣之肯效用，皆后世所定为贰臣，其人风骨自不足言，用其明习故事，而以满洲重臣驱策之，士大夫之风范，未有闻也。世祖朝所任宰相，初年则范文程、宁完我，稍知政体，亦不足开一朝风气。至后来引援用者，若冯铨、金之俊、王永吉、谢升、刘正宗之徒，人才卑下；又如陈名夏、陈之遴辈，稍稍用事，恩礼不终，亦不足甚惜。至傅以渐、吕宫为开国首两科一甲一名进士，用为阁臣，不过以状元宰相歆动汉人，争思入彀，其为公辅之器与否，非所计也。各部院大臣，顺治五年以前，无汉尚书缺。四年以前，都察院止有满人为承政，后始以汉人为左都御史，所用亦多为贰臣。督抚在兵事时，任用亦未如法，皆所谓过渡时代。唯清廷自入关即痛抑苛敛，有献聚敛之议者力斥之，若苏抚土国宝之流是也。故根本不朘民生，不失为开国气象。若云君明臣良，有师济之风，则犹有待。
圣祖嗣位，初政属在辅臣，未见起色，熊赐履以忤鳌拜意，屡欲谴之，帝即从中保全，至鳌拜败，遂以倾害赐履为罪状之一。赐履虽非醇儒，然知尊重儒术，为圣祖讨论宋儒经说所自始。康熙初为弘文院侍读，上万言书：“请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一曰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一曰修举职业，肃官箴而奋士气。力指当时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闻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一曰庠序之教，在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不使高明者或泛滥于百家，沉沦于二氏；下之则唯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一曰明诏内外，一以俭约为尚，自正公以及上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痛陈礼坏俗奢，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末言根本尤在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宜慎选左右，熏陶德性，隆师傅之礼，选侍从之贤。讲幄非事虚文，经筵非应故事。考六经之文，监历代之迹，体诸身心，为敷政出治之本。佞幸不置于前，声色不御于侧。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闲，外而大廷广众，微而言动起居，维持此身，防闲此心。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即为鳌拜所恶，请以妄言罪之，而帝不许，转迁侍读学士。复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鳌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以无据妄奏沽名议镌级，帝又原之。以迄于鳌拜逮问，复疏举经筵，即擢国史院学士。未几复设内阁，设翰林院，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即用为讲官。
侍圣祖讲学最亲且久者，莫如李光地。光地天资敏锐，读书析理能入细，御纂诸经皆光地居校理之名，当即光地主其事。故虽有伪道学之间为圣祖所觉，而恩眷仍隆。观光地自撰《语录》，诈亿不信，是其所长，不似学道人浑厚之态。圣祖尊宋学，所纂集经说，乃欲集宋学之成，故徐乾学以藏宋经学家言之富，假手于权相明珠之子性德，刻《通志堂经解》，以供搜采。乾学与性德，溺于词章，能刻经解，不能充道学；光地与熊赐履则愿以纂经解、治道学自任。熊、李有师生之谊，李入翰林，熊为教习庶吉士官，且于上前力保之。然以争宠相轧有隙，熊始倚修书，后移其事任于光地，熊甚憾李，李亦深谤熊，二人盖以道学为得君之专业，故人品皆不纯。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下不敢以佻达之见菲薄道学，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朴僿见摈，则熊、李犹金台之郭隗，当居招致之功，要为人君好尚之标帜耳。熊、李虽皆有伪道学之疵病，然官至极品，以清廉终，李稍任封疆，亦有政绩，究尚自爱其鼎，未尝敢尽逾道学之闲。提倡道学，究能养成士大夫风气，此亦其征验也。今略叙熊、李伪道学之据。
赐履于康熙十四年，由内阁学士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此为《清史稿·本传》文。光地《语录》述此事，穷形尽相，据言赐履既误票，帝诘问，未辨为何人所票也，赐履回阁取误票之本，插入他阁臣票本内，以同宫中杜立德较粗疏，故插杜票本中，而易其一本归己，誊写所票签，取其原签嚼毁之。立德审误票之本，非己所曾阅，签上字迹，问代写之中书林麟焻，亦不认，检用过之签条，亦较本数少一条，立德向首相索额图喧争，一满学士觉罗沙麻言：“今日来过早，在南炕倒着，见熊阿里喀达（即中堂）。检本，口内嚼一签。”索遂与杜同启奏，熊落职回。既回寓江宁，帝犹以经义与相通问，至二十九年再起，而光地已向用矣。
光地以康熙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此亦《清史稿》光地《本传》文。史馆《旧传》载鹏《疏》原文，足使光地置身无地。略言：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又言：光地有不可留者十：一则上谕十六章，首敦孝弟。二则太皇太后之丧，圣躬哀瘠。皆斥光地不能体贴则效。三则闻光地哭母甚哀，勉强衡文，必多恍惚。四则闽变时以忠贞闻，今使人疑不孝未必能忠，并议其后而叹其先。五则谈理讲道于平日，为珪为璋，倏忽瓦裂。以上五端尚与他人言略同。其六谓九月大功服，人皆谈言微刺。其七谓生童匿丧，褫革严处，万一犯者诘侍郎衰绖何以在此，何辞以对？其八谓学校之堂曰明伦，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桥门环视何？其九谓本年正月，上谕诸臣，申礼义廉耻难进易退之意，光地今日，礼乎义乎？进退难易之谓何？悖圣训而失本心。其十谓光地必曰君命何敢辞。古人丧中辞起复，曰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纲目累书以予之。皇上教孝教忠，固辞必无不允，而光地不辞而请假九月。凡此十不可留，贪位忘亲，司文丧行，宜重其罚。疏入，传旨询问，鹏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鹏愚戆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厄，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恤，谁甘面从？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其市朝若挞之羞。光地忘通丧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信其术，故哀其辞曰：‘九月且不获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鸣，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也。”疏入，得前旨，此五月朔日事。至闰五月初四日试翰林官，乃以理学真伪论命题，不可谓非为光地发矣。其后恩遇终始独隆，自缘经传汇纂，深当帝指，非重其道学门面。彭鹏两《疏》全文，蒋氏《东华录》载之，故《旧传》亦载，而王《录》删之，未知其故？《史稿》亦不载，或只凭王《录》乎！
彭鹏第二疏谓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此实得圣祖之情。光地子钟伦于此时侍父在任，寄诸叔父书曰：“此月初一日，部覆彭无山参本，奉旨：‘李光地不准回籍，着解任在京守制。’彭前后共两疏。前疏着九卿会议，旨问彭鹏：‘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相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彭鹏，尔参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于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语，中间穷极丑詈矣！九卿闻旨有‘要我说不要我说’之语，皆云：‘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皇上洗发出来，还求皇上包容为是。’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鸣号，以暂泄哀情。杜门省罪，罅隙渐消，乃可相时乞归营葬。在今且当浮游随分，小抗之则大创在睫，所关非特平常也。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惨折之余，加以震动，晦冥不测，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腹多痛。侄在此真百身难分，翘首南望，心肝如焚！”此书报当日实状，所谓包容，谓不说破试出假道学耳。不准回籍，解任在京守制，悉如鹏《疏》所请，岂非深恶此时之光地？后来光地孙重编《光地年谱》，并将此等家书载入，未知何以不讳亲恶竟至于此？全祖望以负友、夺情及外妇之子三事深讥光地，此不能多及，略之。
熊、李以道学逢君，事未足训，然清世士大夫之风，实自道学挽之，只可云圣祖能尊道学，而世必以光地终始眷遇，奉为清代道学之宗师，不但耳食者为此言，识《清儒学案》者亦盛推熊、李，则以其著书立说，尊程、朱，崇正学，辨道统，致力甚勤耳。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明季讲学之风不替，然偶一登朝，则废死戮辱，身罹其祸。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枢、柏乡魏裔介）。亦道学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风气。《史稿·魏象枢传》：“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制禄所以养廉，今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圣祖多与褒纳。”盖帝之好善乐道，道学家有以察之。其后以达宫而从祀文庙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则陆陇其、汤斌、张伯行是也。其讲道学而未入两庑，然治有奇绩守有异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诸公，皆入《清儒学案》。于公最不可及，赵则以刻核太过为累。年家子戴名世与赵子熊诏同为四十八年己丑科鼎甲，熊诏状元，名世榜眼。五十年十月，赵忽举发名世为诸生时，恃才放荡，语多悖逆，今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名世以此弃市。此世所谓《南山集》案者也。名世以时方修《明史》，对南明以为犹昭烈之于汉，应存纪、传等文，《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一篇，论及此事。此何所谓大逆，在圣祖本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后之尚系人心，实为不免，盖亦种族之顾忌所促成。时当朱三太子案甫结，而太子被废，诸王竞谋继统，国本岌岌可危，赵所举发，殆适中当时之忌，遂处以大辟。而赵之事不干己，逢君之恶，实可痛恨。道学家往往有此类不情之事，则亦不可讳言也。
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其余纵不如是纯粹，而奇特或更过之，如于成龙诸人皆是。一时公卿，儒雅谨厚，布在朝列，不可数计，此皆所谓熏德而善良者。帝于道学之外，亦重文艺，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间若徐乾学、高士奇，则以招权纳贿闻，此即不讲学者之有才不免无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于文史得尽其长，但不令在朝久处禁近而已。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之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以《学案小识》所载，考其渊源，皆自康熙朝理学诸臣所传播种子。盖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及至季世，母后当权，宦官宫妾，败坏纲纪，而后士大夫之风扫地以尽，至今以为服官即是奔竞以得之，驱淫以享之，一入利禄之途，便为罪恶之首。移风易俗，必有好善乐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之，清圣祖所作养，后代享之而不尽，盖风气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毁灭也。
理学专家，以程朱、陆王为门户，而以程朱为正统，若能诋陆王，便足卫道。清儒亦然。但清之理学，实以帝王好尚，为有力之提倡。帝王为求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实践之儒，不问门户。且圣祖虽尊道学，而于道学家故习，厌武备，斥边功，皆不乐从，亦未尝有失败。三藩之变，魏象枢谓：“舞干羽而有苗格，不烦用兵，抚之自定。”则意在与三桂连和也。台湾之平，李光地谓“隔海难守”，指以与红毛为可，则何厚于异族而仇于本族之郑氏也？圣祖虽不从迂腐之说，而所有武功，又皆因势利导，非专涂人肝脑以自为功，屡奏大效，而终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勤勤讲道谈经，至老不辍，不改尊重道学面目，是圣祖之讲学，高出于诸臣上也。文庙从祀之典，汉儒以外，为道学所专享，尤以程朱之学为正宗。清代增祀，则自康熙五十四年，增宋范仲淹。雍正二年增县亶、牧皮、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及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元赵复、金履祥、许谦、陈灏，明罗钦顺、蔡清，本朝陆陇其。道光二年，增明刘宗周。三年，增本朝汤斌。五年，增明黄道周。六年，增唐陆贽、明吕坤。八年，增本朝孙奇逢；后又增宋文天祥、谢良佐。咸丰初，增公明仪及宋李纲、韩琦。七年，增公孙侨及宋陆秀夫、明曹端。同治二年增毛亨及明吕柟、方孝孺。七年，增宋袁燮及本朝张履祥。光绪初元，增本朝陆世仪；继又增汉许慎、河间献王刘德，宋辅广、游酢、吕大临，本朝张伯行。三十四年，增本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较其所增，不限于道学，事功、气节、学问、政事，其卓绝者每预焉，颇以用世为蕲向，清之食报于理学名臣者正特厚，非颛颛为道学持门面也。至程朱、陆王门户，识《学案》者谨守之，国家原不必局于此，陆九渊、王守仁、陈献章，明代早从祀，特《学案小识》所摈不齿数之孙奇逢则从祀，所尊为翼道之李二曲，则道光九年御史请祀，部已覆准，而特旨不从，此则好尚大异。夫唐氏之摈孙先生，谓其入清朝年已七十，不应讲学，此于门户之外，别加罪状，理极不通，道学家之横生意见往往如此。江藩《宋学渊源录》，又去其有位于朝国史应立传者不载，则似理学为隐逸者所专，而“天民”、“大人”之说荒矣，汉学家言宋学，固自隔阂。
第八节 振兴文教
世祖朝已有御制勅纂诸书，如《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内则衍义》、《孝经衍义》、《易经通注》、《孝经注》、《道德经注》等书，具在《四库》。世祖享年不永，虽雅意右文，未能大昌文化。圣祖亲政以后，勤学好问，早岁已然。三藩作难，天下汹汹，而经筵日讲，不懈益勤。大势稍定，即开“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诸书，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旧审订修补，以便承学之士。唐之贞观，宋之太平兴国，明之永乐，皆同此宏愿，而享国之永，举不及圣祖。又其用才各当，辨析心性，贯串古今，各有专学，如李光地、徐乾学辈，君臣师友，讨论从容，万几之暇，日以心力注之，不但若前代开馆承修，称制勒定而已。经则成《易》、《书》、《诗》、《春秋》四纂，字学则成《字典》及《音韵阐微》，舆地成《皇舆表》、《皇舆全图》。类纂之书，则以《朱子全书》及《性理精义》为最精粹。其供人搜讨故实，百世承用不能废之《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及《图书集成》等巨大类书，下至时令、艺术、谱录、志乘，《全唐诗》、《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总集。又有康熙间纂修未毕，刊行于雍乾两朝者，若《明史》，若《通鉴辑览》，若《子史精华》，若《骈字类编》皆是。下至咏物题画诸诗，亦集其大成，选为巨帙，裨益学人，可谓美富矣。古帝王于一代之中，成就学林沾溉之书，多至如此，虽文治极盛之朝，未易相匹。而从古帝王所未提倡之绝学，为圣祖之特长者，更有天文、算学一事。初，历法在明末，用徐光启言，引西洋人法改新历，未及行而明亡。摄政王入京，修历西人汤若望即上言：“所订历推得本年八月朔日日食图象，乞届期遣官测验。”遂改用《时宪历》名，颁行天下。既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攻讦新法，又有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纠汤若望之谬，言《时宪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尤不合。时皇子荣亲王即董鄂妃所生而殇，若望以官钦天监，选择葬期，光先等纠其山向年月俱犯忌杀。历与星命并为一谈。廷臣不解历法，唯知排外，于康熙四年，议若望罪至凌迟，科官斩决，敕若望免，余依处斩。于是复用明《大统历》旧术，以光先掌监务。光先初不甚解推步，康熙七年颁明年历有闰，既又自知有误检举，谕天下停止闰月。时若望已死，其徒南怀仁言所颁各法之谬，测验皆合。于是斥光先，用怀仁为监副，恤若望。自九年始，复用新法。于是圣祖始逮治鳌拜，实行亲政，于新旧历法之纠纷，盖有意究其故矣。圣祖习算学，今宫中尚往往得当时算草，而与梅文鼎之学最契。有杨文言者，亦精天算，为诚亲王允祉撰《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一种有借根方术，据文鼎孙瑴成言，圣祖亲以此术相授，而后悟金元时之天元一术。文鼎书中所未言，然则得诸《数理精蕴》，疑为文言所传习也。借根方为西人算学，乃代数术之旧名，亦其初境，而当时以为西名“阿尔热八达”乃东来法之意，然则由东方之天元一术，转为西方之借根方。借根方者，借一根为未知数，与立天元一同，辗转求之，恒得带纵各乘方式，开方而后得数，故谓之借根方，始借根以入算，后借方以得数也。此与天元一术无异，与普通代数术亦无异，圣祖学算之所造如是。而步天测地，用经纬线以绘舆图，皆自康熙朝创之。算术已沟通中西，帝王之学，儒者专门习之，仅与相副，此实好学深思之效，若再假以年，更为国中学人鼓倡，或早与西人科学之进步相提携矣。清一代算学，以梅氏为功力最深，亦与圣祖之学为最有声气。
第九节 千古一帝的瑕疵
圣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遗民无可归向，乃移而属诸隐遁之故明皇子。其时朱三太子实在民间，虽莫能迹其确址，风声自不可尽泯。吴三桂起事之年，京师亦有朱三太子事开始。自是隐约出没，恒挂人口。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谒明太祖陵，敕访明后，备古三恪之数，且举元后蒙古之恩礼不替为证，天下未尝不闻而义之，然决无人敢冒死希此荣宠。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国之恨，光复之愿，则虽屈于无力，亦决不欲出臣清朝；而其他故明疏属，亦莫有入网罗者。则满洲人之深忌华夏故主，诚中形外，人尽喻之，可想见矣。至四十七年乃卒泄露朱三太子真相，审理既确，卒以假冒诛之，尽杀其子孙，此事余别有述，不备载。夫历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以为明讨伐叛乱入关，有国亦已六七十年，拟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语。夫曹魏代汉而山阳有国，其亡乃在晋永嘉之乱；司马代魏，陈留就封，其卒亦在晋惠太安之初。曹马世称篡窃之凶，犹能容前代之君如此。圣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种族之见，唯恐人望之有归，此则后来排满，亦自种之因也。
圣祖以儒学开一代风气，儒家言：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身修则家齐，然后可以治国平天下。圣祖过举无多，不可谓身不修，然诸皇子之狠戾残贼，太子旋废旋立，既立复废，临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驾亦有疑义，复开兄弟相杀之端，此亦人伦之变矣。帝于诸王，纵之太过，教之太疏。始立太子，亦留心为择师保，而为权幸所间，敬礼不终，后遂无正人敢为太子师者，太子亦不复择师。观应诏陈言之董汉臣，当太子有师保时，而以“谕教元良”为说，与“慎简宰执”并举，则太子必有不率教之征象。而为太子师者即汤斌，斌亦言惭对董汉臣，盖有不可显言之故在。其“慎简宰执”一言，侵及明珠、余国柱，阁臣合而仇言者，汤斌为众矢之的，几获重谴。当是时，明珠权倾内外，正人悚息，以倾轧牵及太子之师，无从施教。太子如此，诸王可知。圣祖于训子之事，不列于政治朋党之外，旗下人家视教子之师为教书匠，此风在圣祖时已然，殆亦关外遗传之弊习也。录其事证如下：
《史稿·理密亲王允礽传》：“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圣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太子方幼，上亲教之读书。六岁就傅（大子以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于十八年为六岁）。令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太子十三岁。上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起原任直隶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介旋以疾辞，逾年斌亦卒。”
蒋氏《东华录》：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叙汤斌奏永禁苏州上方山五通淫祠后，即云：“先是廷臣有言：‘辅导皇太子之任，非汤斌不可者。’至是上谕吏部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领官僚，专资赞导。江宁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久宜援擢大用，风示有位。’”
以上蒋《录》所有，而王《录》皆无之，殊为可异。有何可讳而烦删削？如《实录》未削而王氏不录，岂以此为无关政事耶？旧国史馆《汤斌传》又悉载入。要之当时宰执之非人，固大不理于人口，而与元良之教并举，则太子失教，亦为一大事可知。明珠擅权，余国柱济恶，阁员悉受指麾，廷臣多承意指，汤斌之由巡抚入为太子师，亦由明珠辈不得婪索于苏省，怂恿内召，机械变诈，盛极一时。圣祖无尊重子师之诚意，清代名流，以汤为一代名臣之最，记其言行事实者极多，《史稿》略采众说，得其大意，与旧史馆《传》统为官样者有别。
耿介，登封人，与斌俱先以词臣为监司，解官师事孙奇逢讲学，为清道学名儒。斌荐与同辅太子，正是重视辅导太子之责，斌遭构忌，牵连及介，遂并休致。
《史稿·儒林·耿介传》：“二十五年，斌疏荐介赋质刚方，践履笃实，家居淡泊，潜心经传，学有渊源。召为侍讲学士，旋升詹事府少詹事，特命辅导皇太子。上尝命书字，介书‘孔门言仁言孝，盖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发用。不言仁，无以见孝之广大；不言孝，无以见仁之切实’四十三宇以进。上悦，书‘存诚’二大字赐之。会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劾介诈疾，并劾斌不当荐介。部议革职。奉旨免革职，依原道员品级休致。在朝凡五十三日，遂归。”
又吏部尚书达哈塔，旗员中之贤者。康熙十八年，魏象枢保清廉官，以达哈塔与陆陇其同荐。至是亦以尚书为太子讲官，与汤、耿并获咎。
史馆《达哈塔传》：“二十六年四月以雨泽愆期，诏同大学士勒得洪、余国柱等清理刑部狱囚。时尚书汤斌、少詹事耿介等为皇太子允礽讲官，达哈塔奉命，与汤斌、耿介并辅导皇太子。六月，以讲书失仪，三人俱罚俸。达哈塔奏言：‘臣奉命辅导东宫，诚欲竭力自效，恪供厥职，奈赋性愚拙，动辄愆仪，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尚不能当辅导之任，况庸陋如臣，敢不即请罢斥。’下部察议，以辅导东宫，为日未久，遽自请罢，规避图安。应革职。得旨宽免。”
达哈塔以满籍大臣，同辅导太子，即同获咎，又不比耿介之为汤斌所荐，应与株连矣，然亦以讲书失仪，与汤、耿同罚，而汤、耿之获咎，则又不言讲书失仪事，要是正人不能为太子师而已。是年八月，达哈塔亦以他事降级卒。嗣后更不闻有士大夫为太子师者，唯于诸家集中，见太子作字吟诗，由圣祖传视诸臣，诸臣例为谀讼，或太子自以令旨赐诸臣诗字，诸臣纪恩等作。无亲切辅导之人，设有之，则太子失爱时，必有士大夫遭其罪戮者矣。夫太子生在康熙十三年，明年立为太子，至二十六年只十四岁，于汤、耿诸臣被谴，未必有所关涉，要其不可受教之故，必自有在。太子母孝仁皇后，索尼之女，大学士索额图之妹。圣祖诸子多为私亲所昵比，其例甚多。圣祖平时似不过问，至酿祸乃咎之，则唆太子不率教者即此私亲矣。
史馆《索额图传》：“皇大子允礽以狂疾废黜，上谕廷臣曰；‘昔允礽立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然则太子之不能率教，自有养成骄纵之人。明珠、余国柱欲排挤汤斌，引之于辅导之任，即是投之陷阱。圣祖诸子之祸，不能谓非无由致之。至世宗取得大位，于国事实能胜继承之任，此亦清自得天之幸，非人事所能及也。撮书康熙晚年太子诸王之祸如下。
《理密亲王允礽传》，自汤斌卒后续叙云：“太子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二十九年七月，上亲征噶尔丹，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遘疾，召太子及皇三子允祉至行宫。太子侍疾无忧色，上不怿，遣太子先还。三十三年，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
此事殊可怪，定一拜褥之位置，而礼臣张皇如此。检《东华录》，事在三月丁未，《录》云：“谕大学士等：‘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将皇太子拜褥设置槛内。朕谕尚书沙穆哈曰：“皇太子拜祷应设槛外。”沙穆哈即奏请朕旨，记于档案，是何意见？着交该部严加议处。’寻议，尚书沙穆哈应革职交刑部，侍郎席尔达、多奇均应革职。得旨：沙穆哈着革职，免交刑部；席尔达、多奇，俱从宽免革职。”礼部定祭先仪注，必过尊太子，虽有谕移太子拜褥向下，亦不敢从。请旨记档，冀免后祸。太子之骄纵，及其左右如索额图等之导以骄纵，圣祖之明，岂有不知？不思变化太子气质，但严处礼臣，使之闻之，父子之间，过存形迹，亦失谕教之道，唯有坐待其祸发而已。
《传》又云：“三十四年，册石氏为太子妃。三十五年二月，上再亲征噶尔丹，命太子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太子。六月，上破噶尔丹还，太子迎于诺海河朔，命太子先还。上至京师，太子率群臣郊迎。明年，上行兵宁夏，仍命太子居守。有为蜚语闻上者，谓：‘大子昵比匪人，素行遂变。’上还京师，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自此眷爱渐替。”
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其时为三十六年，太子年二十四。此节文证以《东华录》，是年九月甲午，上还京师，而先二日壬辰，谕内务府，处分膳房人、茶房人、哈哈珠子等人。则所谓太子左右用事者，未有一外廷士大夫也。
膳房、茶房皆暬御小臣，哈哈珠子为王子亲随，此等人本可奔走宫府，而以行走为悖乱，其中必有悖乱事实。额楚一名，可交与其父圈禁，其父必系亲切要人。太子既获册立，尚何所求，而乐与厮役小人交结如此，可见圣祖失教。十年前自汤斌、耿介等获咎之后，东宫已无正人为左右，詹事府名为东宫官属，与辅导之事绝不相关。太子方在英年，而不亲师保如此，其亦异于前代盛明之主矣。
《传》又云：“四十七年八月，上行围，皇八子（当作皇十八子，或排印时误脱）。允祄疾作，留永安拜昂阿。上回銮临视，允祄病笃，上谕曰：‘允祄病无济，区区稚子，有何关系？至于朕躬，上恐贻高年皇太后之忧，下则系天下臣民之望，宜割爱就道。’因启跸。九月乙亥，次布尔哈苏台，召太子，集诸王大臣，谕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伺朕躬起居动作。’”
圣祖于此时有包容二十年之说，是年太子方三十五岁，二十年前仅十五岁耳，是年为康熙四十七年，二十年前为二十七年，其前一年即汤斌、耿介获咎，董汉臣以天旱陈言涉及太子之时，可知太子之不率教，其实举国已知，虽不从明珠等阁员杀董汉臣，而太子师横被责让，并无约束太子之意，蓄意包容，遂历二十年而决裂，岂非姑息之爱误之？
《传》又云：“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挞，大臣官员亦罹其毒。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未尝一事扰民，允礽与所属恣行乖戾，无所不至，遣使邀截蒙古贡使，攘进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征索，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
不用正人辅导，而用太子乳母之夫总管内务府，以便其征索。夫使太子征索于内务府，内务府所辖者包衣，自然以贪婪取怨，岂非姑息纵恶之至。
《传》又云：“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上且谕且泣，至于仆地。”
“索额图欲谋大事”句，《东华录》作“助伊潜谋大事”，语更明显。则往时已有图逆发觉之事，但或以为事出索额图，未必太子本意耳。考清《国史·索额图传》，事在四十二年四月，《传》所叙与此不同。索额图已于四十年以老乞休允之。四十一年，复召侍太子德州养病，以时方南巡，太子侍行，至德州而病，帝遂回銮，而留太子德州养病也。太子养病必召其私亲侍，且为纵恶之私亲，是时犹纯为姑息如此。索额图先为家人讦告罪款，留中未宣，至四十二年仍传谕：“家人告尔，留内三年，有宽尔之意，而尔背后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举国俱系受朕深恩之人，若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从尔矣。去年皇太子在德州时，尔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即此是尔应死处，尔自视为何等人耶？朕欲遣人来尔家搜看，恐连累者多，所以中止。若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即可正法。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令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着交宗人府拘禁。”寻死于禁所。《传》取叙谕辞，吞吐不明，讦告之款，未明何事，而结党妄行，若非举国受恩，即可俱被诱惑而去。据此情罪，直是与帝互争天下，天下非索额图所能有，其为代太子谋早取大位明矣。其下忽又掩过重情，但责以德州侍疾时，乘马失礼于太子，即是死罪，与上说大异。又云若搜看其家，恐多连累，则又非失礼而有犯逆，且不可使有连累，则顾忌甚切，自属为太子地矣。然则索额图助太子谋逆之案，早发觉于五年之前，太子不悛，又日日在防范之内，废太子之祸，固已迫在眉睫矣。
《传》又云：“即日执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监之。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与吉善及允礽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其罪稍减者遣戍盛京。”
观所诛者乃索额图二子，余亦旗下人员，大抵索等所援引同类。此时有名之罪人，不过如此。十一年前所置于法之太子左右用事人，更为旗下群小，并不必记其名，则太子之隔绝士大夫，固已久矣。“谕教元良”之语，初不足动圣祖之心。在二十余年之前，早信从士大夫，斥退私亲，扶植正士，以坊培东宫，其时方十四五岁童子，少成若性，熏德善良，何至异日之惨！
《传》又云：“次日，上命宣谕诸臣及侍卫官兵，略谓：‘允礽为太子，有所使令，众敢不从，即其中岂无奔走逢迎之人？今事内干连，应诛者已诛，应遣者已遣，余不更推求，毋危惧。’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扈从诸臣涕泣官之，诸臣皆呜咽。既又谕诸臣，谓：‘观允礽行事，与人大不同，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及还京，设毡帐上驷院侧，令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与允褆同守之。寻以废太子诏宣示天下，上并亲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曰：‘臣祗承丕绪，四十七年余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业，无事不可质诸天地。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臣以是为鉴，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隳。故身虽不德而亲握朝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亦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位一日，勤求治理，不取少懈。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允礽者，不孝不义，暴虐慆淫，若非鬼物凭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允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斥，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生。抑臣更有哀吁者：臣自幼而孤，未得亲承父母之训，唯此心此念，对越上帝，不敢少懈。臣虽有罪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臣不胜痛切，谨告。’”
此为第一次废太子，其时已言似有鬼物凭之，遂开允祉首告允褆厌胜事。厌胜当亦不诬，但促其首告，或此疑为鬼附之说。要之圣祖之爱憎太子，初无成心，非有移爱他子而致此，则甚可信。祭告文不见《东华录》，王《录》唯云：“翰林院奉敕撰之文，不当帝意，自撰此文。翻清书时，又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语改译。再谕以‘不可改，不可以为此系人臣语，人君实更应鞠躬尽瘁’。”云云。据此则祭告文实是亲笔，世疑宫中发见圣祖亲笔文，文字俱甚劣，遂以为御笔尽出倩代者，前言清列帝作字，每对众挥毫，不应尽假，文理亦于讲读谈论中窥见程度。证以此文，及其谕饬撰译之人，决非不能作通顺文字者也。
此后，太子废又复立，圣祖顾念其子，疑为鬼物所凭，而又恰有谋太子者适为厌胜之事。太子之失德，自不缘厌胜而来，而其乘此疑团，遂认为被厌胜，以图一时之复位。帝虽欲复立，终疑请复立为图见好太子，作异日居功之地，则务谴臣下之言复立者。窥伺帝旨之徒，遂疑帝实不欲复太子，而别举允禩以当之，又大失帝意。此善投机会者之弄巧反拙，成康熙间夺嫡案之一大反复。
自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太子。逾二年，至五十年十月，复以旗籍大臣多人为太子结党会饮，所牵涉者有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串通本部员外郎，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诸大臣皆受贿，为数亦不过数千金。因谓：“允礽求此等人保奏，唯其不仁不孝，难于进益，徒以言语货财，卖属此辈，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人。”此其痛斥太子，情节猥琐，《东华录》甚详，而似亦不甚近情。以将传帝位之太子，何求于群小而与为朋比？《史稿》撮叙，更不分明，疑其中有难言之隐矣。诸大臣者，尚书耿额，又指为索额图之家奴，欲为索额图报复，牵连审讯，至明年五月始结，罪至绞监候以下有差，而太子尚未俱废，使其觉悟改悔，未尝不留与时机。而太子为人，众臣既盛道其聪明，圣祖亦言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何以甘入下流，为稍知自爱之子弟所不肯为？此则失教之至，而纵使习染于旗籍昏愦之索额图家，少成若性，岂非溺爱不明于先，而又不能终于愦愦，尽失英主之本色，以致有一废再废之举耶？太子过恶，前辈别无纪载，故只有疑其冤抑，意为夺嫡之余，世宗朝修圣祖实录多未可信。然世宗于允礽初无图夺之迹，后因不立太子，始生事在人为之志，乃别是一事。谓允禩辈夺嫡甚烈，适为世宗驱除，未始不幸获渔翁之利则有之；至《圣祖实录》谓尽出雍正朝伪撰，则于事理为不必然。而其证据，今尤有可举者，录之以存其真相。
《朝鲜实录》：肃宗三十四年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寅，是月癸酉朔，庚寅乃十八日。是日书：“皇历赍咨官韩重琦赍来清国咨文，清国废其大子胤礽，本朝方物之赠太子，勿令赍来。其废黜诏制略曰：‘荒淫无度，私用内外帑藏，捶挞大臣以下，欲为索额图。傍伺朕躬，若不于今日被鸩，即明日遇害云。’”
据此则废太子诏，实是当时原文。
朝鲜忠于明，始终对清视为胡虏，乾隆以后稍改，然终不忘明。盖其国见解，自命为箕子之后，而于女真持种族之见甚深，因种族之见，其评清帝本不甚作美辞，自难尽信，但所传清国百姓谈太子王过恶，及诸子之无佳誉，当是得诸闻见。
《史稿·允初传》：“五十一年十月，复废太子，禁锢咸安宫。”
据《本纪》及《东华录》，书废太子在九月庚戌，即九月晦日，次日十月辛亥朔，御笔朱书谕王大臣，故允礽再废在五十一年十月，谕中有云：“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故更无颁诏等事。
不立太子，为清一代特色。乾隆朝有端慧太子永琏，则由追赠。复作《储贰金鉴》，集古来立太子之为祸事迹，垂训后世，亦皆以康熙朝事为炯戒焉。证以《朝鲜实录》，亦载太子之立而复废，略如清《国史》所说。
《朝鲜实录》所载，与《东华录》约略相符。益知《圣祖实录》非世宗以意修改。而世宗于太子之废，实无所干预。但神器无所归，乘机取得大位，康熙间极力营谋夺嫡者，至时反为他人拾取而去，因忿极而多不逊之言行，遂开世宗屠戮兄弟之端，余别有考，不具录。
夺嫡之狱，允禩为主，度允禩笼络人心，其术必有大过人者。诸兄弟皆为尽力，宗藩贵戚，满汉大臣，亦多有预其谋者。老臣如佟国维、马齐，勋旧如遏必隆之子阿灵阿，佟国纲之子鄂伦岱，明珠之子拨叙，汉文臣如王鸿绪，皆以举允禩为太子被谴。兄弟中如允褆、允䄉、允禟、允禵，皆甘推戴，允褆为皇长子，尤身犯大不韪以遂其私，不知何以归心允禩至此。世宗亦专以允禩为大敌。互见余所作《世宗入承大统考》。
《史稿·允褆传》：“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既废，允褆奏曰：‘允礽所行卑污，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禩必大贵，如诛允初，不必出皇父手。’上怒，诏斥允褆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纵属下人生事。允褆用喇嘛巴汉格隆魇术，厌废太子，事发，上命监守，寻夺爵幽于第。四月，上将巡塞外，谕：‘允褆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万一祸发，朕在塞外，三日后始闻，何由制止。’下诸王大臣议。于八旗遣护军参领八、护军校八、护军八十，仍于允褆府中监守。上复遣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并八旗章京十七人，更番监守，仍严谕疏忽当族诛。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
又《允禩传》：“圣祖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四十七年九月，署内务府总管事。太子允礽既废，允禩谋代立，诸皇子允禟、允䄉、允禵，诸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拨叙、王鸿绪等，皆附允禩，允褆（原作祉当误）。言于上，谓：‘相士张明德言允禩（原作禔当误）后必大贵。’上大怒。会内务府总管凌普，以附太子得罪，籍其家，允禩（原作禔当误）。颇庇之，上以责允禩，谕曰：‘凌普贪婪巨富，所籍未尽，允禩每妄博虚名，凡朕所施恩泽，俱归功于己，是又一太子矣。如有人誉允禩，必杀无赦。’翌日，召诸皇子入谕曰：‘当废允礽时，朕即谕诸皇子，有钻营为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容。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败露，即锁系交议政处审理。’允禟语允禵，入为允禩营救，上怒，出佩刀将诛允禵，允祺跪抱劝止，上怒少解，仍谕诸皇子议政大臣等，毋宽允禩罪。逮相士张明德会鞫，词连顺承郡王布穆巴，公赖士、普奇，顺承郡王长史阿禄。张明德坐凌迟处死，普奇夺公爵，允禩亦夺贝勒为闲散宗室。上复谕诸皇子曰：‘允禩庇其乳母夫雅齐布，雅齐布之叔厩长吴达理与御史雍泰同榷关税，不相能，诉之允禩，允禩借事痛责雍泰。朕闻之，以雅齐布发翁牛特公主处（圣祖第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下嫁翁牛特杜棱郡王仓津）。允禩因怨朕，与褚英孙苏努相结，败坏国事。允禩又受制于妻，妻为安郡王岳乐甥，嫉妒行恶，是以允禩尚未生子，此皆尔曹所知。尔曹当遵朕旨，方是为臣子之理。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考终，必将朕躬置乾清官内，束甲相争耳。’”
圣祖斥责允禩，深刻如此。纵谕诸皇子语，或一时未达外廷，然会鞫张明德，词连多人，又夺允禩贝勒，当已明白可共喻矣。然又有大臣会举为太子一事，终疑太不近情，或斥责允禩之语，不无世宗朝添入。至其被举而为圣祖所责，则固事实。允禩之夺贝勒，则但以闻张明德诞语而不奏闻耳。
《传》又云：“上幸南苑，遘疾还宫，召允禩入见，并召太子使居咸安宫。未几，上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阿灵阿等私示意诸大臣举允禩，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贱，宜别举。’上释允礽，亦复允禩贝勒。四十八年正月，上召诸大臣，问倡举允禩为大子者，诸臣不敢质言，上以大学士马齐先言众欲举允禩，因谴马齐，不复深诘。寻复立允礽为太子。”
以上为允禩夺嫡曲折。后世宗即位，引近允禩，首封亲王，畀以重任，初不致憾于夺嫡，且举允禩之大臣，亦多倚任。后来深罪允禩，不缘夺嫡前案，别见余《三案考实》中《世宗入承大统案》。太子复立后又废，斯时允禩无可希冀，而允禵独为抚远大将军，圣祖拟有付托意。允禵为世宗同母弟，后亦不容于世宗。当时人言藉藉，以为世宗乃夺允禵之位。允禵行十四，世宗行四，所谓亲承末命时，以圣祖“传十四皇子”之语，改“十”字为“于”字而夺之也。语见《大义觉迷录》，世宗自述而自辟之。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唯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