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之形势 咸丰帝（清文宗）嗣位，对外改变抚绥政策，采用强硬态度，追论先朝议和之失，处罚主和或议和大臣，起用于台湾杀害英商之姚莹。朝臣称其英断，以为方可驾驭夷人，乃后丧失之权利，屈辱之情状，过于鸦片战争。其困难则在朝廷上无人认识环境之变迁，新时代之进步，岂能决定大计，解决外交上之问题。其时中国新与美、法等国订约，许其十二年后修约，英国以广州不许外人入城引起严重之交涉。法人保护教士，而内地官吏，怀疑教士，往往发生事端。俄与中国接壤长逾万里，五口开放之后，朝廷尚不许其商人至海口贸易。俄自经营亚洲属地以来，遣人至黑龙江下流探检，谋欲修改界约，将其占并，兹分言之于下。
修约之失败 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亟欲于中国广求市场，乃以贸易限于五口，税则太高为憾，谋欲利用最惠国条款，修改条约，扩张贸易之机会，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值当改约之期，商得美、法同意，共同进行。三国代表初向钦差大臣叶名琛交涉，未有结果，改商于两江总督，朝旨不许。英、美二使北上，船抵大沽口，要求与全权大臣议商修约，朝饬盐道交涉，谕其不得轻有允许，英使要求公使驻京，外商得于内地购买地产，多开商埠，及修改税则等。美使条件与之相同。奏报朝廷，文宗称其荒谬，对于主要条件概不之许，后二年，三国使臣照会叶名琛再请修约，为其所拒。美使北上，交涉仍归于失败。中国时称条约为万年和约，美、法条约中有修改之规定，原为因时稍为变通，朝廷不欲多所更改，而三国要求关系重大，双方之意见悬殊，故无结果。英乃谓中国不肯遵守条约，非以武力，不能修约。其政府商于美、法出兵中国，武力修约，后得亚罗事件之报告，益有所借口。法国则因教案，与英合作。
亚罗事件 初沿海渔民抢劫船只，渐而变为有组织之海盗，造船置炮，声势张旺，水师从不敢出海缉剿。鸦片之战，广东水师败没，海盗益无所忌，其领袖多住于香港，粤官乃常怀疑香港之水手。政府无法剿平海盗，商人出款交给外商，由其保护，流弊滋多，英、法领事后禁本国商人干与。香港政府定有华船注册章程，此乃侵犯主权之举动，而叶名琛昏庸未有抗议。亚罗为华商船只，曾向香港政府注册，船长例为外人，中有中国水手十四人，泊于黄埔。咸丰六年九月（一八五六年十月），粤官巡江，见船挂有英旗，登船执水手十二人去。船长报于领事巴夏礼（Parkes）。巴夏礼出而请其放还，不得，致抗议书于叶名琛。
战争之起始 叶名琛久官于粤，自巡抚擢至总督，平日轻视外人，不肯与外使相见，至是，覆称中有海盗三人，交还九人，巴夏礼不可。双方辩论，各不让步，英领方面预备作战，提出最后通牒，叶名琛迫而交出水手，巴夏礼称其未照条件交还，不受。英舰奉命开炮轰炸城墙，毁民房甚多，叶名琛调兵固守，坚持如故。英舰之轰城也，未有政府训令，初不过威吓叶氏欲其让步，解决争执耳，而叶始终不屈，大失所望，回归香港。粤官悬赏斩杀英人，团练杀一英人，英军即焚全村。于此仇杀报复期内，粤人火焚商馆，叶名琛奏报朝廷，多所讳饰。文宗饬其不为已甚，许英乞和。英国政府先已商于外国武力修约，及得报告，视为用兵之机会至矣，而下院否决出兵之议，内阁将其解散，新选之议员，通过议案。政府遂与法国联合出兵中国。法国出兵之理由，则为教案。
教案 耶稣教创于犹太人耶稣，其后派别繁多。其先入中国者为景教徒、天主教徒。景教于唐时传入，天主教先于元代传入，后于明末再至中国，其后皆受政府摧残。清自十八世纪中叶，严禁邪教及秘密会社，而神父仍有潜入内地者。鸦片战后，中、美条约许美建筑教堂医院于五口，法使至粤进而要求废除教禁，其理由则天主教劝人为善，并非邪教。钦差大臣耆英为之奏请，上谕许之，并发还天主堂旧屋于教徒。事实上朝廷之让步，则为抚绥之计，谕旨固未公布。教士传教限于五口，而天主教神父潜入内地，其为官吏发现递解至粤者，时有所闻。咸丰三年（一八五三），有马神父者私往广西西林传教，县官初不之问，后三年被杀，领事得报，提出要求。粤督方面所得报告，谓无其人，“只有惑众拜会抢掳奸淫之林八马子农等，”月日又不相合。双方各执一辞，真相究不可知。法皇拿破仑第三认为中国杀害教士，又以英国之请，决定出兵中国，诏葛罗为使臣。英王委任额尔金为使臣。咸丰七年（一八五七）二使东下。
广州之陷失 额尔金先至香港，时印度军队叛乱，来华之军队无几，未有活动。其时俄使普提雅廷、美使列威廉亦先后来粤。俄国闻知英、法出兵，借助中国之名，改订东北界约。初克里米战起（一八五四年），俄遣船运兵防守海口，官员阻之，不得，反而要求据为己有，朝廷弗应，乃令黑龙江北岸屯户移居南岸。至是，普提雅廷来津，不遂所欲，南至香港。美国原与英、法合作，要求修约，及是，不应英国出兵之请，然仍欲得商业权利，故亦遣使来粤，会葛罗亦至。十月，英、法二使议定先攻广州，向叶名琛提出要求，为其所拒，十一月，提出最后要求，亦置不理。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八），联军攻城，军士共五千余人，守兵拒战，团练助之，皆大败逃，明日城陷，叶名琛被捕，后送往印度，死于其地。英军夺取库金，复令巡抚柏贵为长官，下设委员会佐之。朝廷得报，命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办理夷务。
四国天津条约之成立 明年，四国专使各致照会于军机大臣，要求于上海议订新约，否则北上。朝旨答复。英、法、美使，称已委派黄宗汉，可回广东交涉，对于俄使饬其即往黑龙江勘界。专使认为不满，二月乘轮船北上，直达大沽口，直隶总督谭廷襄时在天津。英、法二使要求全权大臣议商条约于天津或北京，朝旨不可。美使列威廉与谭相见，议商条约，未有所成。二使态度益形强硬。普提雅廷出而调停，亦无结果。军舰奉命作战，攻陷大沽炮台，扫除白河障碍，驶抵天津。文宗无奈，始诏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花沙纳赴津，并饬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于通州设防。耆英俄亦奉旨赴津出席会议，英、法二使均不之理，并受英使译员之侮辱。会议乃由桂良、花沙纳办理，中、俄条约首先成立，美约次之。争执最烈者，则为英约中之三款，一、公使驻京，二、开放长江口岸，三、内地游历。英使乃以进兵北京为恫吓，桂良迫而尽许其请，签定条约。明日，中、法条约成立。至修改税章，则在上海会议，此五月事也。
主要条款 文宗批准条约，原非得已，乃欲于上海改约。其办法则中国海关不收税银，外国放弃公使驻京及长江通商等款，诏桂良等往议。两江总督何桂清力持不可，未能提出。其时中国国际贸易，英占三分之二，关税会议由英委员主持，桂良等不过承认而已。修约未能成功，反许额尔金乘坐兵舰驶往汉口，无怪文宗愤怒也。关税章程同于条约，又一重大损失。四国天津条约载有最惠国条款，凡许一国享受之权利，其他缔约国亦得享受。其主要条款凡八：一、公使驻京；二、开放牛庄、登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台湾、淡水、潮州、琼州；三、内地游历；四、传教；五、关税协定；六、领事裁判权；七、鸦片弛禁；八、赔偿英商损失费二百万两，英、法军费各二百万两。
天津条约之重要 今观条约之内容，天津条约可谓重要。一则改变中国之国际关系。中国先无驻外公使，外使亦不得驻京，遇有交涉事件，无法直接协商，误会因之时起，朝廷坚持反对者，囿于传统思想少见多怪也。多开商埠，内地游历，亦为中国进一步之开放；先进国原无所谓商埠，入其国者经商游历，多能自由，我们仍有限制。其不同于我国者，一无租界，二外船不得驶行内河，或享受沿海贸易免税之权利。开放之十商埠，登州后换烟台，南京、琼州开放较迟。一则权利损失之重大，其明显之例，当为协定关税及领事裁判权。二者虽非始于天津条约，而天津条约实有进一步之规定，如船钞减轻，海关雇用外人，外商贩运进出口货，纳一子口半税，即可免去厘金，其税率为百分之二·五，而本国商人反纳重税。领事裁判权规定外人及其财产处于被告地位，概按本国法律归其领事或法官审判。传教先已弛禁，条约上之明白规定，则始于天津条约。鸦片弛禁乃应英国之请，每石征税三十两银，仍须交纳厘金。其他条款，殆无说明之必要。
衅端之再起 初联军退守天津，僧格林沁移军设防于大沽，建筑炮台，并置木桩以防轮船。及修约失败，文宗诏称“该夷北来，我兵必先开炮，”而英使毫不介意，仍欲入京换约。朝旨改变，许其入京，但自北塘上岸。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六月，英使卜鲁士（Bruce）北上，兵船十六只同行，法使、美使亦同入京，及船抵大沽口，要求撤去防具。直督恒福时驻北塘，请其自北塘上岸。英使之来，兵船卫之，原有作战之意，不理恒福之请，兵船发炮，水兵上岸。守兵应战，击沉兵船四只，重伤者六只，死伤四百余人。文宗得报，仍谕恒福请其换约，恒福致送照会。英法二使不应，美使许而从之，俄使时已入京，美使不肯觐见，国书由桂良转递，换约则在北塘。
联军第二次北上 英船战败，南至上海。其地中外贸易如常，官绅密与英商议定和平办法，文宗态度忽转强硬，事遂不谐。其时英、法二国，以欧洲问题，难于合作。英外相主张和平解决，及知清廷欲废津约，二国乃再合作。咸丰十年（一八六○）二月，二国预备用兵，提出要求，文宗将其驳斥。英、法兵船，遂禁漕船北上，并驻兵于定海、烟台、金州。朝旨忽又改变，严谕将士“不可贪功挑衅，致误抚局，”顾不知如何进行。会额尔金、葛罗来华，英、法军队预备作战者共一万六千余人，六月十五日（八月一日），自北塘登岸，进攻守兵，所向克捷，七月初，进据天津。僧格林沁退守通州。方联军之前进也，恒福迭送照会，请二使入京会议，未有结果。帝命朝臣文俊、恒祺伴送二使入京换约，亦为其所拒绝。及大沽炮台失守，帝授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及桂良抵津，而联军已据天津。
和议之困难 桂良至津议和，二使则称会议无可再商，只有允许所请，各派委员交涉，巴夏礼与焉。巴夏礼精通华语，交涉由其主持，要求四项：一、开放天津；二、驻兵大沽口；三、使臣带兵入京换约；四、赔款先给现银二百万两。桂良初持异议，后多迫而许之，奏报朝廷，文宗愤怒，尤不愿外使带兵入京，及交现款，以为外兵入京，祸将不测，给与现银则夷兵得饷，势将益横。其困难之症结，则中外之情隔阂，互相疑忌也。帝斥桂良等丧心病狂，“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桂良奉旨申斥，改变态度，于是和议绝裂。联军前进，帝命怡亲王载垣为全权大臣，一面诏僧格林沁迎头痛击，阻其行至通州。载垣与巴夏礼等会议于通州，和议将成，乃以使臣入觐，面呈国书，复行决裂。清兵捕囚巴夏礼等三十九人。联军进攻，禁军败溃，文宗诏弟恭亲王奕 为全权大臣。
北京条约之成立 奕 初持战议，反对公使驻京，及奉旨议和，照会二使先行停战，二使请放巴夏礼等，各不相让，交涉未有进步。文宗自京逃往热河行宫，联军军火不足，待接济到后，方始进攻。奕不肯释放巴夏礼者，盖视为联军谋主也，囚之于刑部大狱。文宗初欲杀之，后谕送还，奕不可。联军军火运至，以为文宗尚在圆明园，下令进攻，击败守兵。法军首先入园，搜去珍宝，英军亦有所得，奕诉出避。八月末（十月），联军致最后通牒，要求释放巴夏礼等，并请开放一门，留京王大臣迫而释放巴夏礼等十八人，余已死于狱中，又开放安定门。明日，奕诉回京，照会二使换约，二使议定恤金，英三十万两，法二十万两。额尔金主张焚毁圆明园，葛罗要求交还天主堂及教士坟墓。英军奉命焚园。而条约所要求则奕尽许其请。九月初，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成立。除上言条件外，其重要者，一、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二、割让九龙海岸一部分于英。其堪称异者，充任译员之教士，竟于汉文中法条约内添入教会得于内地购地一语，条约成后，二国撤兵，交还广州。
爱珲条约 二国条约成立，俄使伊格那提业幅称有调停之功。初普提雅廷与三国专使合作，请派全权大臣赴沪会议。朝旨饬其即往黑龙江议订界约，盖帝已改变政策，谕饬将军奕山议商也。中俄天津条约尚未成功，而爱珲条约业已签字。俄方代表为东西伯利亚将军木里斐岳幅（Muravieff），其采用之手段，则恫吓示威，无所不用其极。奕山胆怯，竟许其请，签定界约。黑龙江北岸，自额尔古讷河至海口归于俄国，南岸至乌苏里江属于中国，乌苏里江至海所有地方，归二国共管，于是俄国不费兵力，竟得广大土地。朝廷罢免奕山，拒绝派员勘界。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伊格那提业幅入京，要求勘定边界，及陆路通商权利。理藩院大臣肃顺主持交涉，将其驳斥，各不相让，未有结果。俄使照会军机大臣，亦无所成，乃暂出京。
中俄北京条约 明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伊格那提业幅适至，自请调解。奕误解联军之来，系其怂恿，奏称令其劝阻，“事后如有要求，再作理论。”及二国条约成立，俄使竟自言功，要求改订吉林、新疆边界，及商业权利。奕受其愚弄，后竟一一许之，缔结中俄北京条约。其要款凡三：一、黑龙江下流至乌苏里江合流处，南岸属于中国，北岸归俄。乌苏里江以东，亦属俄国。于是沿海之广大区域，说者称为三十万方英里尽让于俄。二、西北边界，中国顺山岭大河及华官所在卡伦为界，后订塔城条约勘定科布多界，俄国得地甚广。三、中国开放新疆要城喀什噶尔，并许俄商于库伦、张家口销售货物。同治元年（一八七二），清廷又应俄请，订成陆路通商章程。边界百里内之贸易，不收税银，俄商陆路贩运之货，减收税银。
外交损失之主因 今观清代外交，迄于咸丰末年，屈服损失可谓重大。英用武力扩张市场，美欲维持商业上之平等待遇，法则保护教士，三国初无兼并土地之野心。中国闭关已久，士大夫不知国际上之形势，疏陋顽固，无以应付新时代之问题，战争失败尚不觉悟。耆英不收美使赠送之枪样，不理法使请派学生学习造船铸炮之建议。联军第一次进至天津，俄使欲赠大批枪炮，文宗初尚不愿接受，此固不能独责一二人，而实一般人之见解也。中国所缺乏者，无过于认识环境具有远见之政治家，时无其人，朝廷上从无一定之政策，前后诏旨，往往矛盾，一次战争损失多于一次，大臣对于丧失主权之条款，多无表示，独于专使入觐，公使驻京，抵死力争。主持外交之大臣又无真确报告，受人愚弄，丧失领土，文宗仍以公使入觐，不肯回京。其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如奕奏称“将来夷务转机，当即裁撤。”噫！国中无人，可胜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