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机关 德宗于一八七五年嗣位，国势不振，而外交上之问题益多。主持外交之机关，京中有总理衙门，大臣奉旨在署办事者，常在八九人以上，以王大臣为首。恭亲王奕免职后，总署大臣或无兼任军机大臣者，办事不免增加困难。外交上重大问题，总署往往征问李鸿章之意见。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意见常为朝廷所接受。驻外公使馆之成立，始于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公使驻于一国，兼理二国或二国以上之外交事务，盖其时事务尚少，政府且以人才难得，财政困难也。时人轻视出使外国，初则多不愿往，政府奖励备至，后乃视为仕途捷径，求充使馆属员焉。就外交问题而言，仍不出传教、商业及边疆藩属之范围，朝廷未有觉悟，觐见之争执即其明例。教案亦多出于民间之误会，及官吏之未切实予以保护，性质同于以前，无须多论。藩属则因列强之侵略，次第丧失。兹为便利之计，分言列强与中国之交涉。
中、日台湾交涉 日本于同治末年，遣使订约，独不得享受商业上最惠国之待遇。钦使副岛种臣入京换约，深得不良之印象而归。其使命一为换约修好，一为询问琉球、朝鲜藩属问题。总署大臣不知其用心之深，口头上有推诿不问之意。日本武功派遂欲出兵征韩；初明治维新，日使迭至朝鲜，韩王以其违反旧例，不肯遣使至日，故武功派欲兴师伐韩。文治派自欧洲返国，坚持不可，作为罢论。武功派大臣相率去职，国内将有扰乱，政府乃出兵台湾。先是，琉球船于台湾遇难，水手为生番所杀害，日人视琉球为藩属，有倡出兵讨番者。台湾为中国领土，琉球且其藩属，固无须日人过问。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日兵渡台，战败台南番人。朝廷得报，对日抗议，遣兵渡台，战祸将起。日皇遣大使大久保利通入京，交涉久未进步，后赖英使调停，始得解决。其主要条件，则顾全日本体面，认其出兵为保民义举，中国出银十万两，抚恤难民家属，给银四十万两，作为补偿费，于是日兵撤退。
李鸿章像
琉球之丧失 台案解决，日本积极经营琉球。琉球名义上为中、日属国，实际上则内政外交均其国王自主。日本废藩为县，仍以琉王朝贡中国，至是，命其改用日历，干涉其内政。琉王遣使至闽乞援，中国抗议，日本推诿，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反而改为冲绳县，交涉趋于严重。美前任总统格兰德出而调停，日本主张瓜分琉球，并请修改条约，其具体办法则二国商人各得享受最惠国之待遇也。总署大臣不可。会中、俄伊犁交涉案起，朝臣有请解决中、日悬案，免日本助俄者。日使乘机交涉，议定南岛归于中国，及添入最惠国待遇条款，将签字矣。朝臣忽有言其断不可者，李鸿章主张亦变，力言不可，且曰：“宁可屈志于俄，亦何必计及日本之有无扛帮耶？”由是朝议庞杂，前议无效。后日本别有建议，亦为朝臣疆吏所拒绝，乃以不解决为解决，琉球终并于日矣。
中、日朝鲜交涉 其尤难于解决者，当为朝鲜之争执。朝鲜久列屏藩，朝贡甚勤。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日舰驶近其海岸，造成冲突。日使请求总署，发给护照，并派人前往。总署坚持不可，日使声称朝鲜为独立之国，其政府派员直接交涉，成立江华条约，否认朝鲜属于中国，朝鲜开放二港，并许日人享受领事裁判权。日、韩条约成立，俄国亦欲有所活动。中国劝说朝鲜与外国订约，后且为之订成韩、美商约，英、德诸国亦遣使订约。会朝鲜内乱，叛人杀害大臣，并及日本武官，焚毁使馆，日本出兵。中国亦遣兵舰至韩，捕送李昰应来华，韩王生父也。日本对韩，仍多要求，并得驻兵保护使馆。朝廷始乃改变政策，促进中、韩之关系。中、法战起，日使勾结亲日派为乱，刺死大臣，拥王自主，召请日兵入卫。中国亦有军队驻于韩京，出而平乱，日人颇有死伤。日、韩再订条约，和平解决。日皇遣重臣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订成《天津条约》。二国撤退驻韩军队，各不干涉朝鲜练兵，将来一国出兵朝鲜，须通知其订约国。约成，中、日邦交并无进步，问题尚多，终遂酿成战祸（其事详后）。
伊犁交涉 新疆与俄国连接，及回人叛乱，俄兵进据伊犁。后左宗棠平定天山南路，总署向俄使索还伊犁，不得，朝廷命崇厚赴俄交涉。崇厚原未办理重要交涉，又不明知边疆地理，除索还伊犁城外，尽许俄请。中国丧失伊犁以西领土，及天山要塞，给俄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让与陆路通商权利，此光绪五年（一八七九）事也。太后饬疆吏覆奏，覆奏多论其非，朝臣言尤激昂，甚者主持战议。崇厚奉旨革职治罪，定为斩监候。俄认斩杀崇厚，二国邦交，即行断绝，遣兵舰示威。总署始知廷议之非，识者亦言不可与俄启衅，乃筹挽救之策。朝廷招回左宗棠，诏曾纪泽使俄。曾纪泽出使英、法，负有能名，至是，奏言战守均不足恃，主张和平解决。其交涉方针，则力争割让之疆土，通商可酌更易，余宜许之。入俄之后，婉辞磋商，迟至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始能订成条约。中国收回一部分土地，允许勘定塔城及天山南路地界。新疆贸易暂不收税，肃州吐鲁番得置领事。中国给俄九百万卢布，合银五百万两。
对俄交涉之失败 中、俄派员勘定边界，先后成立三约，一曰伊犁界约，二曰喀什噶尔界约，三曰塔城科布多界约，华官多应俄官之要求，丧失之土地甚广，有疆界先已划明，俄官复请改订者。俄官更商借巴尔鲁克山为俄人游牧十年。山在伊犁之西，草木丰盛，地扼险要。新疆之西为帕米尔高原，地为中、俄、英边防重地，中、俄先未派员于此勘界，英患俄人之逼，劝说中国收管其地。会俄兵入境，总署向俄抗议。俄兵旋去，其政府竟称中国拓土，要求撤卡，相持不下。值英属阿富汗兵侵入，俄兵亦至。总署照会俄国撤兵，俄以阿富汗为词，交涉久无进展。英、俄界约议定，中、俄争执仍未解决。后中、日战起，总署无暇兼顾，俄国据为己有矣。其在东北，俄人侵占珲春边界，并召韩人开垦。初奕山订约割让广大疆域之后，侍郎成琦会同俄使重定界约，至是，复订界约。中国无往而不处于失败地位。关于商业，边境百里以内之贸易概行免税，俄货运至天津或肃州者，按照海关税则减收三分之一。
马嘉理案 英国在华商业最为发达，谋欲利用《天津条约》，修改条款，多得权利。新约成立，以商人反对而罢。修约之心，固未改变，后乃利用云南马嘉理案，订成《烟台条约》。云南地接缅甸，古有交通贸易之路。缅甸原为中国朝贡之藩属，但内政外交自主，缅王与英构衅，败而乞和，割让土地，变为英之保护国。清廷亦不之问，英人谋自缅甸探求入滇之路，途中被阻。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英探检队奉命往滇。译员马嘉理往迎，滇人疑之，明年，被杀，滇兵并阻探检队入境。英使威妥玛闻报，要求多端，总署坚持不应，独许英员观审。朝廷派湖广总督李瀚章查办。李氏有推诿之词，英使在津露有决裂之意，进而要求六项，中有与滇案无关者。李鸿章请酌许一二。英使更提出七项条件，交涉未有进展，威妥玛入京。
《烟台条约》 英使在京交涉，李鸿章前已允许者，总署大臣亦持不可，乃率随员出京。会李瀚章入滇，交涉停顿，盖待其报告决定责任也。明年（一八七六），李瀚章奏称，马嘉理之死，系野人索过山礼不遂所杀。威妥玛已得印度长官之报告，谓为滇抚岑毓英所指使，要求提京覆审，不得，转而提出补偿条件，如公使待遇，商业利益。总署不可，英使另提条件，仍无成功，乃称出京，总署迫而让步，然未餍其欲望，竟同属员赴沪。朝廷接受赫德之建议，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乃于烟台举行会议，七月订成条约，名曰《烟台条约》。其要款如下：
一、昭雪滇案，朝廷表示歉意，给恤银二十万两，并许英人入滇调查。
二、承认英设承审公堂，并许英官派员观审关于英人之命盗案。
三、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商埠，长江内外轮船得于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停泊，上下客商。
四、准许英员游历甘肃、青海，或由四川入藏，前往印度。
今观主要条款，中国让步可谓太甚，英商则以条约重税鸦片，免厘限于租界，群起反对。英政府迟至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始行批准。其年新订续约，规定鸦片厘金每箱八十两故也。论者谓此为李鸿章之外交胜利。交涉之困难，则马嘉理之被杀，系岑毓英之主使，朝臣坚不欲以外交问题，处罚大员，故颇处于不利地位。李鸿章之所允许者，总署大臣先多许之矣，其能成功者，李氏接受外人之建议，倘会议失败，将遣人渡英交涉，且威妥玛之行动，固非其政府外交政策也。
马嘉理案因调查滇、缅交通之路而起，《烟台条约》解决商业及待遇争执，而缅甸藩属问题尚未提及，名义上仍为中国藩属，事实上主权多握于英人之手。缅王深恶英人，谋与法国相结，会法并安南（一八八五），英人益欲兼并缅甸。钦差曾纪泽先电报总署，并请招降拓界，总署覆称不可。及英、缅战起，曾使奉旨向英交涉，保全缅祀，不得改议朝贡拓界。英颇让步，条件将成，而总署以地为野人所居，力持异议。会曾使回国，前议作罢。其时英欲派员入藏，并议印、藏通商章程。喇嘛不愿与英人往来，总署无奈，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乃应英使欧格讷之请，议订缅甸条约，英许中止派员入藏及议商约，其他要款凡三：一、每届十年，缅甸派员进呈贡物。二、英国在缅有自由处置之权。三、二国派员勘界，并订通商章程。约成勘界，商约久未提及，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始乃成立。英许中国展界，并让与在缅之商业权利。
中、英西藏交涉 西藏与印度接壤，鸦片战后，英使数言勘定边界，朝廷置而不问。驻藏办事大臣，乃不与闻西藏之政事。藏人信奉喇嘛教，奉达赖喇嘛为首领，其地为亚洲高原，交通不便，向持闭关政策，喇嘛闻知英人侵略印度，不愿与之往来。烟台条约成立而后，英欲遣员入藏游历，喇嘛反对，川督丁宝桢派员入藏，亦为藏官拦阻，而英使要求不已。朝廷谕丁宝桢遣员开导，终无办法。及《缅甸条约》成立，英许放弃入藏之要求，而边疆问题固未解决，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遂以哲孟雄筑路问题，引起冲突。哲孟雄旧为藏属，至是归英保护，藏兵阻其筑路，英使向总署交涉。喇嘛不奉朝旨，不肯撤兵，印兵攻毁其兵营，喇嘛不听晓谕，聚大军再战，兵又败溃。驻藏大臣出而调停，印度总督要求多端，朝廷派税务司赫政（赫德子）入印交涉，订成条约，和平解决。喇嘛仍力反对通商，阻挠缔结商约，迟至三年，商约始乃成立。喇嘛不肯遵守条约，开放商埠，朝廷无如之何，终予印度总督出兵之口实。
安南交涉之起始 安南久为中国藩属，而向不问其内政外交。十九世纪中叶，安南杀害天主教之神父，法及西班牙出兵，安南屈服，割地于法。后又起衅，安南战败，迫而签定新约，否认属于何国，开放红江，割让土地。新约送至总署，总署不肯承认，安南亦无开放红河之意，法将用兵。光绪六年（一八八○）曾纪泽照会法国，称安南属于中国，法称并无并吞之心，唯欲安南遵守条约。越王先曾召抚中国边人，有黑旗军者助之，阻其开放红河，势将开战，清廷遣军驻于河内，以备万一。会李鸿章与法使议妥办法，而法政府不肯批准，招回公使，不愿与曾纪泽交涉，派德理固来华。德理固态度初极强硬，后愿让步解决，而李鸿章托辞推诿，其困难则朝臣疆吏莫不主战也。于是和议停顿，法军攻陷京城附近炮台，强其承认归法保护，并管其内政外交。德理固再行提出办法，乃因划界之争执，仍无所成。德理固竟称凡在北坼境内手持兵械者，概作土匪驱逐，于是欲与华军作战矣。
战争之经过 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冬，法军进攻黑旗军，败之，乘胜战败驻于北宁之华兵。太后诏免恭亲王奕之职，查办战守不力之统将，而势仍无挽救，滇军且不待朝旨，退守边界。明年，法舰队来华，其长官与李鸿章议成简明条约，中国撤兵，放弃安南，法国不索兵费，不侵边地，而朝旨尚欲维持藩属，朝臣仍力主战。上谕又责李鸿章因循畏葸，以致无法撤兵，及法兵进至谅山，战祸复起。法政府要求赔款，训令舰队北上，清廷亦谕沿海督抚备战。会法新任公使巴德诺来沪，和议以赔款争执，未有所成。法舰开始活动，攻毁台北基隆炮台，毁灭闽江内之兵船。台湾幸淮将刘铭传固守，未致陷失。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法军进攻谅山，守军败溃，退至镇南关，形势危急，幸冯子材等截杀逃兵，鼓励士气，并新得援兵，战败进攻之法军。沿海战争，则法舰攻据澎湖，朝廷始有和意。
和约之成立 初中、法战起，李鸿章知力不敌，主张和平解决，朝廷则持战议。英国调停未有效果，及法军进至镇南关，法国露意愿照简明条约，别无所求。会法军败退，李鸿章、曾纪泽均谓此时议和，尚觉体面。法使巴德诺至津，与李鸿章订约，李氏尽许其请，签定条约。法国统治安南，二国派员勘界，日后议订商约，在越华人归法保护。法国撤退台湾、澎湖驻兵。旋商约成立，中国开放龙州、蒙自、蛮耗为商埠，得设领事于河内、海防。陆路通商，输入洋货按照海关税则减收十分之三，输出土货减少十分之四。今观主要条款，中国丧失安南，又给法国权利。在越侨民，虽有优待之明文，然而交纳丁税，中国待外人未之有也。
其他国家 外国订约通商者尚多，殆无一一分述之必要。其中重要者当推美、德，兹略言之。美国在华商业尚称发达，传教牧师亦颇活动。二国外交史上之大事，当为美国排斥华工，其政府乃欲限制华工入境，久始商得总署同意，后且令其注册。白人对于华工观念，迄未更改，终遂不待中国同意，自由禁止其入境矣。德国统一较迟，但于中国亟欲多得权利，迭请修约未能如愿。及中、英《烟台条约》成立，德使再行提出要求，迟至光绪六年（一八八○）始能成立。中国允许外船泊于吴淞起卸货，减轻土煤出口税。
外交之总论 综之，光绪初年，政治上、商业上英国之势力最盛，其政府倾向于维持已得之利益，尚无积极展拓领土之心。俄国利用事机，侵占之土地最多，法夺安南，日并琉球，利用中国外交之弱点，总署无人，亦一事实。尤有进者，中国对于藩属，迥异于列强之统治属地，既无官长驻于其国，又不干涉其内政外交。藩属除朝贡而外，毫无关系。及其屈服订约之后，始筹补救之策，已非易事，况多不知始末，知之且欲推诿耶？处于十九世纪竞争时代，政治家不能因时制宜，焉能强国？中国所需要者，莫过于远见之政治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