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死后，统一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自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元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在三十年的时间里，秦国就消灭了其他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战争割据状态，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
随着封建统一战争的胜利进军，在秦国内部，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统治阶级各派之间也在进行着剧烈的搏斗。兼并战争、劳动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这三个方面错综交织同时进行，构成了战国末期秦国出现的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画面。
一、战国末期的阶级斗争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但封建制依然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阶级斗争不可能停止。尤其是战国末期，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愈来愈深重的苦难，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自然也就愈来愈加激烈。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之间的连年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极大的苦难。从历史记载上看，当时几乎每年都有战争，有时一年竟有几次大战，有的大战持续长达数年之久。正是因为战争频仍，那时的人竟把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几个大国直呼为“战国”。例如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战国策•燕策一》）；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战国策•赵策三》）；顿弱说：“山东战国有六”（《战国策•秦策四》）。［1］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为“战国”。各国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孟子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墨子》书中，描写战争景况更为具体：那些大国一旦攻入别国，就焚烧宗庙，割去庄稼，砍光树木，拆毁城墙，赶走牲畜，将敌国人民杀死或者绳捆索绑而掠做奴隶。这种情况到战国末期更加严重，《吕氏春秋》说：“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人民）之苦不可以加矣”（《振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
战争不仅使大批人遭到屠杀，家园被毁，财物被劫，而且普遍增加了广大劳动人民已经十分沉重的经济负担。战争中，农民要被迫编入军队，而且自备军甲，一切要由自己负担。《战国纵横家书》中明确记载：参加作战的农民，都要自备粮食，如“宦二万甲自食以攻宋，二万甲自食以攻秦”（《苏秦自赵献书于齐王章》）。沉重的负担使出征的农民经济破产，田园荒芜。一场大战之后，仅仅就经济上来说，十年的辛勤耕作也不能补偿：“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五》）
秦是战国末期对外战争最频繁的一个国家，不仅秦军自己“死伤者众”（《战国策•秦策二》），而且被秦战败的国家，常常是“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战国策•秦策四》）；如韩、魏两国被秦打得“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赵国在长平之役，被秦“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战国策•秦策三》）。自秦孝公以后，秦国同各国战争，仅见于史籍记载的杀人数目就超过一百几十万人。［2］秦国本国人民死伤数虽无明文记载，当也不会太少。
战争给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如黄河就被用来作为反对敌国的手段：齐、赵、魏、周等这些国家，常常决堤放水，让大水冲向其他国家。公元前281年，赵攻魏，赵惠文王就曾亲自指挥决黄河堤，用大水冲魏，像这类事实是很多的。每一场水灾都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损失，使生产遭到破坏。这种“以邻为壑”的情况，使许多河流不仅不能用来灌溉，而且成为灾害的根源。
秦国地处函谷以西，后方较为稳固，又招徕三晋之民以补充其劳动力之不足，农业生产受战争影响较小，但对其他国家说来，战争给生产带来的破坏，则愈来愈严重。
各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对一些经常侵扰的游牧民族的抵抗能力。春秋时的戎、狄，有些部落被消灭，有些迁徙，有些经过融合成为另一种民族。至战国末期，逐渐强大起来的，在北方有匈奴、林胡、楼烦、东胡等民族。他们在燕、赵、秦边境上骚扰，使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虽然这些国的边境都筑起长城，并派兵防守，但由于各国之间的纷争，常常留给边境民族进入中原烧杀掠夺的机会。在秦国境内，义渠等戎人趁秦与别国交战之际，不断地“起兵袭秦”（《史记•张仪列传》）。这一切，无疑都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苦难。因而使割据战争愈来愈不得人心。
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 由于封建割据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战国后期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如公元前314年，燕国的人民在统治阶级发生内乱时，趁机进行武装斗争，后来齐国军队入燕，燕国人民又以更激烈的斗争，反抗齐国统治阶级的残暴压迫。楚国是当时政治最腐败的国家，那里的劳动人民反对压迫、剥削的斗争也最激烈。楚王常常为“楚国多盗”、“盗贼公行而弗能禁”（《战国策•韩策二》）大伤脑筋。公元前300年，在楚国爆发了战国时期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使楚国官吏束手无策；这就是有名的庄起义。“庄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韩非子•喻老》）。起义的武装曾打到楚国国都郢：“庄之暴郢”（《吕氏春秋•介立》）。这次农民战争的规模同战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役——“长平之战”，可以相提并论。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史书记载“山无盗贼”，“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在昭襄王时，荀子入秦后，也说：秦国的社会比较稳定，百姓“甚畏有司而顺”（《荀子•强国》），与各大国相比，这里阶级斗争比较缓和。但是，劳动人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在秦国内部绝没有停止。从秦国制定的专门用来镇压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残酷刑律中，就可看到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是存在着的，而且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遍的斗争方式是逃亡和“盗”。如云梦秦简中有“士五（伍）”“不识日去亡”（《治狱程式》七）、“士五（伍）丙”“盗千钱”（《治狱程式》十九）、“盗牛”（《治狱程式》十一）、“盗马”（《治狱程式》十五）等案例，表明这类事件在当时是很多的。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货币使用的广泛，劳动人民还以私铸货币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治狱程式》中有这样的案例：“爰书：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镕）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镕），来诣之。”还有许多“盗”集聚在一起成为“群盗”。从云梦秦简中可以看到：有些“群盗”拥有弓弩等武器，他们“白昼居某山”，聚众抢劫富家的财物，并且同收捕他们的官兵进行英勇斗争。（见《治狱程式•群盗》）在官府做工的手工业工匠也起来斗争，他们被称为“工盗”（《法律答问》二十三）。有重要意义的是，这时就出现了破坏、反对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斗争，有人竟把标志着私有土地的田界加以移动，即所谓“盗徙封”（《法律答问》六十四）。一切都表明，秦国至战国末期，劳动人民采取着各种方式同地主阶级展开斗争，而秦国在当时还是各大国中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的一个国家，其他国家的内部阶级斗争，较秦国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可以肯定的。
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走向统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战国时期的人民群众不仅推动了当时刚刚产生的封建经济向前发展，而且推动了分裂割据的各诸侯国家走向统一，促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的早日诞生。
割据战争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广大劳动人民是渴望统一的，他们用实际斗争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凡是政治稳定的国家，那里的阶级斗争就比较缓和；凡是政治腐败、内乱迭起、四分五裂的地方，那里的阶级斗争就比较尖锐，而这些国家则往往在阶级矛盾激化之际被战败或灭亡。自昭襄王以后，在秦的本土内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政治上比较稳定，生产发展有一定保证，因此阶级矛盾较为缓和。虽然零星的、小规模的人民反抗斗争不断出现，“盗”、“群盗”屡见于《秦律》，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没有出现。这就使秦国在对外战争中有了较为稳固的后方。相反，在另外一些诸侯国，如燕国，人民憎恨本国的统治者，在公元前314年齐国进攻燕国之时，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欢迎齐国军队，后来燕国人民发现齐国的统治者较燕国统治者更坏，又起来反抗齐国的统治，结果使齐国的军队不得不撤回本国。（见《史记•齐世家》、《史记•燕世家》及《战国策•燕策一》）
楚在春秋时是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到战国末期，统治者“厚赋敛诸百姓”（《战国策•楚策三》），“恃其国大，不恤其政”（《古史》引《战国策》）。人民群众就用武装斗争来回答统治者：在庄起义的时候，齐、韩、魏三国在垂沙大败楚军，并杀死大将唐蔑。不久，秦国又打败楚国，杀大将景缺，楚国就是在这种内外夹击下一步步削弱的。秦国则多是趁各国阶级矛盾尖锐化时，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
趋向统一的客观现实，使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凡有远见的思想家都积极鼓吹统一，如孟子［3］在回答天下怎样才能安定这个问题时，就十分明确地说：“定于一”，即要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什么人才能统一呢？“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这反映了长期的分裂战争是不得人心的。秦国的相国吕不韦知道“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吕氏春秋•功名》），提出了一整套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方针（详下节）。这正是阶级斗争客观现实在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头脑中的反映。
总之，阶级斗争促成了战国末期统一趋势的出现，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
二、吕不韦和秦王嬴政
全国统一前夕，秦国同东方各诸侯国激战方酣之际，秦国内部统治阶级中间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地主阶级内部争夺对劳动人民统治权力的厮杀，而且它关系到统一后，采用什么方针、策略对全国实行统治的问题。斗争的结局，对秦统一全国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吕不韦怎样当上秦国的丞相 秦昭襄王死后，由太子柱继位，是为孝文王。昭襄王统治达五十六年之久，所以当孝文王登上王位的时候，已经是五十三岁的人了。早在继位以前，孝文王就已奄奄一息，登上国王宝座刚刚三天，就离开了人世。［4］孝文王死后，太子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
庄襄王（公元前249年至前247年）在位时，秦国军政大权均操在丞相（又称相国）吕不韦手中。吕不韦原是卫国濮阳（河南濮阳西南）人，后在韩国经商，是“家累千金”的大商人。（见《战国策•秦策五》）这样一个人是怎样在秦国当上相国的呢？
原来，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左右，当吕不韦经商来至赵国首都邯郸的时候，遇到了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昭襄王之孙，当时为安国君的秦太子柱（即后来的孝文王）之子。异人的兄弟有二十几个，他自己又非长子，其亲生母夏姬并不受宠，所以被秦王送至赵国来为“质”。所谓“质”，就是诸侯国之间结盟时相互送的人质，他们虽系各国的公子、王孙，但其安危吉凶，则“托于不可知之国”，若本国一旦背约，质就立刻“身为粪土”（《战国策•秦策五》）。所以，异人在赵境遇不佳：“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个落难王孙，归国的希望非常渺茫，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只有客死他乡的前途在等着他。正在这时，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遇到公子异人，立刻看出“此奇货可居”（《史记•吕不韦列传》），用他可以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于是决定在异人身上搞一次政治投机。
吕不韦决定这样做，是从对秦国的内部形势分析出发的：在秦国，当时即将登上王位的太子柱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之弟被封为阳泉君，他们在秦国拥有相当大的权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华阳夫人虽位尊势隆，但自己却无子，在当时，“有承国之业”（《战国策•秦策五》）希望的，乃是太子柱的另一儿子子傒。而傒子既不是华阳夫人所生之子，又不受她的宠爱。这样，在太子柱以后，王位究由谁来继承，在秦国王室内部，还大有争夺的余地。此时，正值战国末期，秦国最终消灭各国、统一中国的形势业已形成。因此，秦国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实质上也是争夺未来的全国最高统治地位的一场斗争。
正当公子异人郁郁不得志的时刻，吕不韦来了。吕不韦对异人分析了秦国王室内部矛盾形势，并表示愿帮异人争取适嗣的地位。异人听后当然求之不得，对吕不韦感激涕零，顿首许诺：若能取得秦国王位，“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史记•吕不韦列传》），一场政治交易拍板成交。
吕不韦先送给异人五百金，让他在邯郸广为结交，又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己携这些物品去秦进行活动。至秦后，他找到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5］，对他说：你们（指阳泉君和华阳夫人）已经犯下死罪难道还不知道吗？你们一家现在均居高位，而子的门下却无贵者；你们家藏有无数珍宝、美女、骏马，这些都靠华阳夫人受宠，才保得住。然而，华阳夫人无子，子傒为适嗣，将来一旦子傒登上王位，恐怕你们的地位和生命都要发生危险了。阳泉君听后，忙向吕不韦请教办法。吕不韦告诉他：现在有异人在赵为质，“贤”且极想归秦，并愿为华阳夫人之子。华阳夫人若能将其认为己子，并设法立为适嗣，将来由他来继承王位，这样“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指华阳夫人）无子而有子”（《战国策•秦策五》）。对于华阳夫人来说，这样做就能永保权势：“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的游说果然打动阳泉君，阳泉君“入说王后（指华阳夫人）”（《战国策•秦策五》），华阳夫人听从吕不韦之计，愿认异人为子，并劝安国君以异人代替子傒为适嗣。在此前后，异人在邯郸结交的宾客，都纷纷称赞异人。这样，安国君终于同意将异人立为适嗣，异人从赵归秦。［6］当孝文王（即安国君、太子柱）死后，就由异人继承了王位，是为庄襄王。［7］
庄襄王上台后，按照原来的约定，就让吕不韦担任相国。这样，秦国内外大权就操在吕不韦手中了。
吕不韦当政时秦国的成就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国，被封为“文信侯”，以蓝田（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其食邑（见《战国策•秦策》），后来又改封至三川郡的河南雒阳（洛阳附近）食邑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即死去，接着便由庄襄王之子政继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但刚继位的秦始皇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的身份辅政，所以一直到始皇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二十二岁亲自执政以前，秦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操在吕不韦的手中。他在秦国实际执政达十二年之久。
在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在对外发展方面取得很重要的成就：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灭东周君。原来，自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掉周王赧以后，挂名的周天子虽然不存在了，但还遗留下一个东周君。这个东周君又称周公。此周公并非周公旦之后，乃是周王室的另外一支：考烈王封其弟揭于王城（洛阳西宫）。是为周桓公，子威公，孙惠公，惠公徙居于巩（河南巩县），惠公之子武公，武公之子咎，称为东周君。这时咎虽然在巩不称“天子”，但总是周王室的残余。在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便亲自率兵消灭了它，将其地并入秦国，令东周君迁往阳人（河南临安西）。从此，周王室最后的一支也被清除了。
同年，秦国派大将蒙骜率兵伐韩，取得通向东方的重要城市：成皋和荥阳，建立三川郡。成皋和荥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取得它们，并设郡管理，不论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时秦的国界已接近魏的国都大梁。
公元前248年（秦庄襄王二年），秦国的蒙骜继续率兵向东进攻，先后取得魏国的高都、波，以及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公元前247年，秦又派大将王龁攻韩之上党，同时，蒙骜又率兵攻晋阳，并以狼孟等三十七城和太原、晋阳等地建立太原郡。太原郡最初为赵国所建，公元前259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秦将司马梗曾攻取太原。次年，秦被魏、楚联军所败，太原复归赵。这一次秦在这里重建太原郡，表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地已牢固为秦所控制。
秦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魏、赵等国感到极大威胁，公元前247年，赵、魏、韩、楚、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五国军队在魏信陵君无忌的率领下向秦进攻。秦军出兵迎击，大战于河外。由于秦军寡不敌众被联军打败，秦将蒙骜逃走，五国联军取得一次胜利。
庄襄王死后至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以前的这段时间内，秦的主攻目标仍是韩、赵、魏三国：公元前245年，秦攻取魏国的卷（河南原武城北）（见《编年纪》），公元前244年又取得魏的、有诡。同年，秦将蒙骜率兵攻占韩国十三座城，在秦军进攻面前，三晋已无力抵抗，公元前242年，秦又攻占魏的酸枣、长平、雍丘、山阳等二十城，并在这里设立东郡。次年（公元前241年），秦攻占魏的朝歌。魏有一个附庸小国——卫，也已被灭掉。秦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河南沁阳）［8］，让他在那里继续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君位。秦国对卫君和东周君的处理方法，实际是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同过去一味以杀戮为能事的做法略有不同。
在秦国节节进逼的形势下，赵、楚、魏、韩、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公元前241年，五国之师在赵将庞煖的统率下，向秦国的蕞地进攻。但此时五国联军已经不堪一击，遭秦反击后，只好移师东向，攻秦之举毫无所获，反而向齐进攻。秦国趁各国自相残杀之际，继续向三晋进攻，公元前240年攻取赵国的龙、孤、庆都和魏国的汲。公元前238年，秦将杨端和又占领魏的首垣、蒲和衍氏。至此，秦国取得的土地，至少有十五个郡以上，占统一以后全国总郡数近二分之一。［9］更重要的是：在秦国的打击下，东方诸国被打得落花流水，从此再也联合不起来，只有在那里等待着被秦一个个地消灭了。
《吕氏春秋》的编纂 面临着全国即将统一的新形势，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封建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当时正在韩国的韩非，已经对前代的法家思想进行系统总结，开始撰写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的著作——《韩非子》。作为秦相国的吕不韦，更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自他执政以后，就从东方各国招揽各派学者、文人来秦国，效法魏的信陵君、楚的春申君、赵的平原君、齐的孟尝君，将大批宾客养在门下。并“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养士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著书立说，为统一中国作理论准备。在吕不韦的领导下，宾客们“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人著所闻，集论”（《史记•吕不韦列传》），于公元前239年编成了一部著作——《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实际是一部集体编撰的论集，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由于是有计划组织编写的，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齐，“十二纪”即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季节为“纪”，每一纪有五篇文章；“八览”即《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共有八篇文章；“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六篇文章，加上《序意》（即序言），共应有161篇论文。但因后来夺佚错落，现在《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只有7篇，《序意》篇也仅余残文，故全书现共存160篇文章（见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十五卷，407～408页）。这样的体裁，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吕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出的文集。
当然，为照顾体裁形式的整齐，和各篇的长短大约相等，在内容上不免受到影响，例如有些篇目是勉强凑成，有的则将一篇文章强割为两篇，或同一内容改换标题写成两篇，像《应同》与《召类》，《务大》与《谕大》，《去尤》与《去宥》就是十分明显的几篇。
《吕氏春秋》编制的形式虽然整齐，但其内容却相当复杂。这里不仅同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一样，论述了哲学、政治和社会道德、伦理等问题，而且包含了不少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如“十二纪”中各“纪”的第一篇，就分别记载了一年十二个月中星辰的位置，以及各个季节的物候，是我国古代天文、历象方面的重要资料；又如《士容论》中最后的四篇文章：《上农》、《任地》、《辩土》、《审时》，记载了农业生产有关的科学知识。可见《吕氏春秋》的内容很“杂”，它是类似于后来的百科全书式的丛书。
在理论观点上，《吕氏春秋》对先秦的儒、法、道、墨、阴阳五行各派，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它“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先秦各主要学派的理论，几乎都可从《吕氏春秋》中找到。正因为这样，它才被称为“杂”家的代表作。
《吕氏春秋》虽包容了各个学派的理论观点，而全书又以阴阳五行构成的体系贯串起来，这就形成了《吕氏春秋》一书的特点。
《吕氏春秋》这一特点，正是战国末期经济、政治趋向统一，从而要求思想统一的产物。从“杂”中反映出百家开始汇合，而这种统一和汇合，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提倡、编纂的，所以它所反映的观点，就是吕不韦的观点。下面就根据《吕氏春秋》的材料，初步剖析吕不韦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吕氏春秋》中的哲学观点 在哲学方面，本书中充分表现了“杂”的特点。这里，有一些可贵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一套阴阳五行的理论，使之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在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源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吕氏春秋》提出了“太一”、“道”，或者叫“精气”，表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
或者十分明确地说：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仲夏纪•大乐》）
天道圜，地道方。（《季春纪•圜道》）
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善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良）。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敻明。（《季春纪•尽数》）
这里提出的“太一”、“道”、“精气”等范畴，都是从儒家、道家那里借用来的。它们是指精神，还是指物质？在这里虽看不太清楚，但综观《吕氏春秋》全书，有些地方表现出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否认精神是世界的本源，如以“气”来解释人的疾病和祸福：指出人因形体不动，精气积，就易得病；不知保养身体，只去求鬼神，则疾病更重，“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季春纪•尽数》）。又根据“类同相召，气同则合”（《有始览•名类》）的现象，论述了祸福皆由人所召，从而否定天命。它说：“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安知其所？”（《有始览•名类》）它把“精”同鬼神对立起来：“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不苟论•博志》）这些都强调了人为的作用，反对了天鬼迷信，闪烁着无神论的光辉。既然否认神的存在，《吕氏春秋》中提出的“太一”、“精气”、“道”等并不是虚幻的精神，不是神、上帝。可见这是一种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但《吕氏春秋》的唯物主义观点，却包含在一套阴阳五行神秘的神学体系之中，所以又成为唯物与唯心的混杂。如《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就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配合春、夏、秋、冬四时作为体系的。这不仅是本书的体系，也是作者提出来的统治图式，要求统治者在一年十二月内能顺应五行四时之气来进行统治，以求得福；反之，则要得祸。（见《吕氏春秋•季冬纪》）这正是邹衍创始的五行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后来汉代董仲舒的神学理论基础。
在认识论方面，《吕氏春秋》也表达了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如强调“学问”的重要性（见《孟夏纪•劝学》、《有始览•谨听》等），反对“不知而自以为知”（《不苟论•博志》），主张认识事物必“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慎行论•察传》）。反对主观成见，妄想臆断，强调“人必别宥然后知”（《先识览•去宥》），即去掉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吕氏春秋》否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认为“圣人”所以先知，“非神非幸”，而在于“审征表”，即能详细观察客观事物反映出的征候和表现。“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恃君览•观表》）。这些提法反映了作者在认识论方面的唯物主义观点。
但由于其唯心主义体系，《吕氏春秋》在认识论方面也不能摆脱唯心论的束缚，如作者认为：“学”的最终归宿不是别的，“达天性”而已，说什么：“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孟夏纪•尊师》），“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先识览•去宥》），“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孟夏纪•尊师》），这就堕入了唯心论的泥坑，窒息了它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正因作者不能摆脱这种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所以，面对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的客观世界，《吕氏春秋》哀叹人无法认识它：“目固有不见也，智固有不知也，数固有不及也”（《似顺论•别类》），从而走入不可知论，它认为：“知与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调近之，犹未可必。”（《孝行览•必己》）“和调”就是“顺应外界，与世沉浮”的意思，然而仍然不能免祸得福，所以又走向命定论，作者提出：“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恃君览•知分》）。这种“命定论”、“不可知论”，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又同在一本书中出现，充分显示出其“杂”的特点。
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 《吕氏春秋》反映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主张，也是很“杂”的，它表现在许多方面。
《吕氏春秋》承认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作者认为“太古”时代是没有君主、帝王的：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恃君览•恃君》）
显然，这里描绘了一幅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图景。后来由于“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于是“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恃君览•恃君》）。这才产生了君主，出现国家。这里，《吕氏春秋》肯定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进步，国家最初是没有的。这种历史观是进步的，但它又认为“天子”是“圣人”“置”的，又与“天生民而立之君”的观点相一致，具有消极的一面。
《吕氏春秋》反映的政治主张包括什么内容呢？
首先，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
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有始览•谨听》）
这种看法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要求。在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上，《吕氏春秋》赞成、支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孟秋纪•禁塞》）
这里所说的“义兵”，就是封建的统一战争。用封建统一战争结束割据状态，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消灭割据状态以后，《吕氏春秋》设计的是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审分览•不二》）
这种实行封建统一的主张，是新兴地主阶级各派思想家、政治家都曾提出过的，它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
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后，如何进行统治？在这个问题上《吕氏春秋》更多地摄取儒家和道家的主张：
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种民贵君轻的说法，是孟子以后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地主阶级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面前，不得不对“民”加以重视。在《吕氏春秋》中，这种观点得到了多方面的发挥：
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季秋纪•顺民》）
宗庙之本在于民。（《有始览•务本》）
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季秋纪•精通》）
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开春论•爱类》）
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恃君览•行论》）
类似的言论还可以举出许多条。从这里出发，《吕氏春秋》主张实行儒家说的“德政”：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离俗览•上德》）
当然，儒家所谓“德政”，并非废弃刑罚，仅仅是反对法家那种单纯用刑罚的统治办法，而是主张刑、德并用。实际就是欺骗和暴力镇压两手都用。《吕氏春秋》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清楚：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离俗览•用民》）
两手要用得恰当，哪一面也不要过分，这样才能保持统治的稳定：
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离俗览•适威》）
《吕氏春秋》还提倡君主要“无为”而治。“无为”的思想来源于道家，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帛书《经法》有“柔节先定，善予不争”等言论，代表黄老思想的重要方面。《吕氏春秋》认为君主应当采取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进行统治：
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似顺论•分职》）
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是与实行“德政”相一致的：
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审分览•勿躬》）
作为一种统治策略，道家的“无为”而治，并非真正什么也不“为”，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吕氏春秋》所说的也是如此，它只要求君主“无为”，而要臣下放手去干：
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审分览•任数》）
君主只是在用人上下工夫，别的事就可“无为”：
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
这些言论正是对道家思想的发展和运用。
当然，在《吕氏春秋》中还包括其他各派的思想学说，故而称为“杂家”的著作。但它更多地摄取儒、道两家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正是吕不韦思想的反映。
“杂家”的出现与战国末期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即将出现，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结束，原来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各家学派也开始由逐步接近到互相融合。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已经认识到单纯用过去法家的措施进行统治，已经远远不够，必须兼采各家，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政治策略，才更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吕不韦正是这部分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先秦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吕不韦同秦王政的矛盾 虽然在公元前229年以公布《吕氏春秋》的方式，吕不韦才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公之于众，但在此之前，他在秦国施政，就已“杂”用各家的主张了。如这一时期秦国继续鼓励耕战，实行严刑酷法，而有时又“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史记•秦本纪》），还第一次给一个亡国的国君——东周君赐以阳人地，以“不绝其祀”（《史记•秦本纪》），拔卫后，又将卫君角安置于野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10］这种“刑”、“德”并用的作法，很难说是“儒”还是“法”家的主张，它们正是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的结果。而“怀柔”和“镇压”两手并用政策，正是以后历代统治者认为最妥善的统治术。它虽然与秦国历来的传统有矛盾，但是在秦国统治阶级内部并无根本分歧。所以在庄襄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49年至前247年），吕不韦能顺利地推行他的主张，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庄襄王死后，由他的儿子嬴政（又称赵政）继位。公元前246年，嬴政即王位时年仅十三岁，不能亲政，吕不韦则以“仲父”的身份辅政，实际上，秦国的大权皆操在吕不韦一人手中，这时他的权势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但是秦王政一天天长大起来，他那种专权、独断和不愿倾听别人劝谏的性格当然也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而长期以来习惯于独揽秦国政事的吕不韦却不愿改变这种状况。总之，统治阶级中间固有的权势欲，埋下了吕不韦同秦王政势不两立冲突的种子。
公元前239年，秦王嬴政二十一岁。次年，在举行加冕礼以后他就要开始亲政。这时，吕不韦可能察觉出了秦王嬴政对自己的潜在威胁，因此在这一年将《吕氏春秋》这部早已开始编纂的著作，公布于咸阳市门，并宣布：“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据说当时竟“无能增损者”（高诱：《吕氏春秋序》），观《吕氏春秋》一书的内容和文字并非上乘，绝非无可增损，其所以当时无人改动，其真实原因前人早就指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高诱：《吕氏春秋序》）因害怕吕不韦而无人敢改动《吕氏春秋》。而这也正是吕不韦在此时公布此书的目的：他不过是借此机会向秦王政示威，要他看看相国的势力究竟有多大。不仅如此，他公布《吕氏春秋》还为了要秦王嬴政从行动上到思想上都接受他的控制，在《吕氏春秋》全书的总序《序意》篇中，把这个意思说得十分清楚：“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这里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同黄帝教导颛顼联系在一起，无异于明确告诉秦王政要像颛顼对待黄帝那样［11］，接受吕不韦的教导。为此，吕不韦甚至还可能有意散布出舆论，说秦王政是他亲生的儿子，他才是嬴政真正的父亲。［12］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嬴政亲政以后，依旧接受他的控制。
但是，秦王嬴政恰恰不是吕不韦希望的那样的君主，从他以后的作为来看，秦王政专断而骄横的性格，是决不愿受制于人的。他不仅不能接受吕不韦的摆布，而且要“独制其民”，不能“与人共治之”（曹元首：《六代论》）。他不仅不能容忍像吕不韦这样热衷权势、以“仲父”自居的人，而且同儒家宣扬的“重民”思想根本格格不入，所以他对于《吕氏春秋》宣扬的观点，有很大一部分是抵触的；虽然他并不一定反对儒生——这从统一后秦始皇左右还有不少“皆诵法孔子”的“诸生”、“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可以证明——但无论是谁妨碍他独断专行，都是他所不能允许的。在这一点上，法家绝对的君主极权的主张，倒是颇合他的口味。这样，秦王政二十二岁亲政以后，同吕不韦的矛盾公开爆发，乃是势所必然的了。
但这一冲突的爆发，其表面原因和导火线却是从“宫闱秽事”开始的。
据文献记载：吕不韦早就和秦王政的母亲，即庄襄王的夫人私通。后来，秦王政年纪稍长，但太后仍“淫不止”，吕不韦怕被秦王政发觉，而另外找来“大阴人”嫪毐代替自己，“太后私与通，绝爱之”。嫪毐因此而得宠，“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史记•吕不韦列传》）。后嫪毐在秦国的权势竟发展到与吕不韦不相上下，以致国内人们常嫪氏、吕氏并提：“与嫪氏乎？与吕氏乎？”（《战国策•魏策四》）“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史记•吕不韦列传》）。当公元前238年（秦始皇九年），秦始皇二十二岁，在雍蕲年宫举行加冕礼时，嫪毐“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作乱。秦王政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镇压。结果，嫪毐兵败，参与叛乱的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并车裂示众，灭其宗。嫪毐家的舍人，轻者罚为鬼薪，并有夺爵迁蜀者四千余家。而嫪毐自己则流放至蜀。因嫪毐事连吕不韦，次年，秦王政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后又令其迁蜀，吕不韦惧，饮毒酒自杀。吕不韦死后，有些门客为其送葬，秦王政又下令：凡临丧者，原是三晋来秦之人一律逐出国；原为秦人者，禄至六百石以上免爵流放，五百石以下者，可不免爵，但不临丧者也要迁走。并申明：以后若有人做类似于嫪毐、吕不韦这样事的“籍其门”，并和此次事件作同样处理。秋天，又下令“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事件的真实原因决不是什么“宫闱秽事”。秦王政所镇压的，以及参加嫪、吕一派活动的牵涉到数千人，说明这次斗争乃是以秦王政为首的一派势力，同嫪、吕为首的一派势力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结果是以嬴政的胜利而告终。从此，秦国就在嬴政“独治其民”的方式统治之下，而《吕氏春秋》所设计的统治方案，则付诸东流。
三、秦国的最后胜利
封建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造成前提，人民群众的斗争又推动统一的实现，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封建统一的条件。到庄襄王统治时代，秦国已经积蓄起足够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到秦始皇亲政时，又消灭了吕不韦和嫪毐集团，使政权严格地控制于秦始皇一人手中，封建中央集权在秦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这就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进行。
从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在十五年中，秦国的军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了其他诸侯国，最后统一了中国。
秦国的逐客令 秦本来具有招徕其他诸侯国臣民的传统。从秦穆公时起，就有许多秦国以外的人在秦为客卿。至战国末年，秦国已经取得对各诸侯国家的明显优势，一些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谋士纷纷投奔秦国。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在秦国以后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就是李斯。
李斯原是楚国上蔡（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任过掌乡文书的小吏。他虽身居统治阶级的下层，但对高官厚禄却怀有极为强烈的欲望。据说：有一次，他在厕所中见到那里的老鼠，吃的是脏东西，有人或狗来时，则被吓得慌忙逃窜；而到仓库中见到那里的老鼠吃的是好粮食，住在宽敞的房里，没有人和狗前来惊扰。李斯对此大发感慨地说：人“贤”或者“不肖”正像这些老鼠一样啊！就看各人处在什么地位了。这就是李斯的人生哲学。由此出发，他认为：一个人若安于卑贱的地位而不设法爬到统治别人的位置上去，就同禽兽没有两样，他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史记•李斯列传》）所以，李斯处心积虑地决心要爬上地主阶级的高位。当他看出自己所在的楚国已经明显地不是秦国的对手，而其他五国也都无力抗秦的时候，就决心入秦，到那里去寻找孜孜以求的功名富贵，并公然宣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决不是我李斯这样的人能容忍的，“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史记•李斯列传》）。于是，在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李斯离开楚，来到秦国。
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值秦庄襄王已死，继位的秦王（即秦王嬴政）年尚幼，相国吕不韦执秦国政。李斯就投奔至吕不韦门下，充当舍人。当时吕不韦也正广收人才，不久即任李斯为郎。李斯又借与秦王接近之机，取得秦王信任，当上了长史。这样，当吕不韦失势以后，李斯仍得到秦王的宠信，而“拜斯为客卿”（《史记•李斯列传》）。
但是，正当李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逻辑，一步步向统治高位登攀的时候，秦国发生的一件事，不仅几乎毁掉李斯的“前程”，而且差点改变秦国几百年来招徕客卿的一贯传统。这件事就是韩国阴谋的暴露。
原来，当秦国军事取得节节胜利之时，首先感到恐慌的就是邻近的韩国。这时，昏庸无能的韩王无计可施，竟使出了疲秦之计：听说秦国喜欢大兴工程，就派出水工郑国入秦，劝说秦国修筑水渠。韩国的统治者愚蠢地认为：如果秦国果真这样做，就会使他们将力量用到修建上去，而无力东伐。郑国入秦后，果然说动秦国的统治者，于是开工破土，引泾水入洛。当工程正在进行之际，韩国的阴谋被秦王发觉了。秦王嬴政本来就是一个多疑善变、心胸狭窄的人，当时就有人说他：“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自嫪毐事件败露后，秦王就已显出对客卿的不信任。而郑国来秦的意图被秦王发觉后，就更加重了秦王对客卿的憎恨，因此，欲下令杀掉郑国。这时秦国的宗室大臣早已对在秦国的客卿不满，便进一步煽动说：各诸侯国来秦的人，哪一个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而奔走的！不如将所有的客卿统统赶走。秦王便听从这些意见，下令“逐客”。
逐客令一下，使大批从东方各国来秦的客卿惶恐不安。这时，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为保住在秦国的地位，李斯便向秦王上书，力劝改变这一决定。在书中，李斯首先历数秦国用外人而使国富兵强的事实，从穆公说起：“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这五个人皆非生自秦国，但“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时又用卫国的商鞅进行变法，结果：“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接着，李斯又举出惠王时用魏国人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襄王时用魏国人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李斯得出结论：“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如果秦以外的人皆不用，结果就会“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下面，李斯又举出：秦王所喜欢的珠宝玩好，音乐美女，许多都是来自秦国以外，但是“陛下说之”，并不因其非秦国所产而不要。然而，对于士却采取“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办法，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他指出：“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李斯又反复说明：欲无敌于天下，必须使本国的人愈多愈好：“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总之，要成王、称霸、建立帝业，必须能容纳人。如果不能容纳人，反而把人往外推，无异于帮敌人的忙，“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最后，李斯写道：“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如果把这些“客”都驱逐出去，“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了历史名作。（见《史记•李斯列传》）
秦王嬴政见到《谏逐客书》后，立即改变主张，撤销逐客之令，并恢复李斯之官位，自此以后，对他更加倚重。
这时，即将被杀的水工郑国也向秦王进言：韩国唆使秦大兴水利建设工程，其最初目的虽是消耗秦国实力，但水渠修成后，“亦秦之利也”（《史记•河渠书》）。尽管修渠时，减轻了秦国对东方各国的压力，“为韩延数岁之命”，让韩国苟延残喘的再继续几年，但渠成后却“为秦建万代之功”（《汉书•沟洫志》）。秦王为郑国的话所动，决定不杀郑国，而让他继续领导修完预定的水利工程。这就是后来在秦国经济中发挥很大作用的郑国渠。
经过这一次周折，秦国仍旧保持着吸收并使用外来客卿的传统，而外来的客卿也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尉缭和《尉缭子》 在来秦的宾客中，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家，就是尉缭。
尉缭原称为缭，魏国大梁人，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十年）来秦。这时，秦王嬴政已经消灭了吕不韦和嫪毐的势力，除掉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权力进一步集中一人之手，正要以全部力量向外发展，而首当其冲的则是韩国。面对着迅速壮大起来的秦，东方各国都个个自危，韩国则更加震恐。在这种形势下，缭到秦国来向秦王进言，他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诸侯国，是毫无问题的。但若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而抗秦，结果就很难预料了。缭向秦王献策：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其联合之策，离间其内部关系。这样做，不用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采用了缭的办法，在以后同各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少次是用此策而取得胜利的。
但是，不久缭就看出秦王政是一个残忍成性的暴君，“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史记•秦始皇本纪》）。尽管秦王对缭恭敬备至，不仅让他享用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而且秦王在缭的面前常常表现得十分卑谦。但缭已经认识到：秦王政这样的人“不可与久游”，便准备不辞而别。但秦王发觉后，千方百计地将他留住，并任命他为掌管全国军队的国尉。因此被称为尉缭。［13］
关于尉缭的事迹，史书上留下来的很少，但统一前夕秦国对其他诸侯国作战过程中，使用的战略和策略，与尉缭的军事思想十分吻合，从而可以知道指导秦国对外战争的决策集团中，尉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春秋战国时，各国都有出色的军事家，如吴国的孙武、齐国的孙膑、魏国的吴起，等等。秦国若没有杰出的军事家，其胜利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尉缭就是秦国杰出的军事家。
证明尉缭是杰出军事家的材料，就是现存的《尉缭子》一书。《尉缭子》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军事著作，一直被人们所重视。在宋代朝廷颁发的《武经七书》中，把《尉缭子》和《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唐李问对》并列为军事教科书。但南宋以后，又有人对《尉缭子》是否为战国时的尉缭所著提出怀疑，有人认为流传至今的《尉缭子》，系后人“伪”造。［14］但是最近在山东银雀山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出土了竹简《尉缭子》，其内容与现在流传本基本一致。这就证明：早在汉代，今本《尉缭子》就已存在，它的成书至晚在战国秦时。这样，说它系后人“伪”造，就不能成立了。但还有人认为：《尉缭子》的作者，与秦国的尉缭不是一人。理由之一是《尉缭子》书中有“梁惠王问尉缭”等语，证明《尉缭子》的作者尉缭与梁惠王同时，而来秦的尉缭却在战国末年，时间相差近百年。但是，如果说有两个尉缭，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不到一百年内，竟有两个姓名相同的人出现？而且，《尉缭子》的作者既是魏国人，秦国的尉缭恰好又是魏国人，世界上绝无此种巧合。唯一的解释就是，《尉缭子》记“梁惠王”事，乃出于依托，不一定真有此事。在先秦诸子中，这是屡见不鲜的，依托黄帝者有之，依托老子者有之，在战国末年的作者，为什么不能依托梁惠王呢？还有的人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将《尉缭子》分记于“杂家”和“兵家”两处，从而断定：今本《尉缭子》系兵家尉缭，另有至今尚未发现的杂家《尉缭子》。但这种看法已被事实驳倒，新出土的竹简《尉缭子》，就证明《尉缭子》就此一种，有人已论述了“杂家”《尉缭子》就是“兵家”《尉缭子》。此看法已为大多数史学家同意，勿须赘述。［15］
《尉缭子》就是由魏入秦的尉缭之著作。证明这一点，就可以据《尉缭子》论述尉缭的军事思想。
《尉缭子》共二十四篇，即：
（一）天官；（二）兵谈；（三）制谈；
（四）战威；（五）攻权；（六）守权；
（七）十二陵；（八）武议；（九）将理；
（十）原官；（十一）治本；（十二）战权；
（十三）重刑令；（十四）伍制令；（十五）分塞令；
（十六）束伍令；（十七）经卒令；（十八）勤卒令；
（十九）将令；（二十）踵军令；（二十一）兵教上；
（二十二）兵教下；（二十三）兵令上；（二十四）兵令下
这二十四篇中，包括战争观，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战争的指导原则以及具体的战略战术、队列编制、奖惩原则等等。同先秦时的其他兵书一样，它既是一本军事著作，也是一本哲学著作。
对战争的看法，尉缭同当时一些先进的军事家一样，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作者是不主张轻易挑起战争的。他认为只有“诛乱禁暴”的军事行动才是值得肯定的。相反，以烧杀抢掠为目的的战争，是要受到反对的：“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武议》）作者所肯定的“诛乱禁暴”的战争，乃是少杀人，给社会带来的动乱较小，甚至达到：“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武议》）这当然是很难办到的。在战国时代，当时的战争正如墨子所形容的那样：“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墨子•非攻下》）面对这种情况，尉缭明确指出：这样乱杀乱抢，就是“盗”，主张尽可能保持社会秩序安定，以至于“兵不血刃而天下亲”（《武议》）。这种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由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尉缭认为：军队要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就是靠道义，亦即正义的战争，是能取得人民拥护的。他说：“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刑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战威》）之所以能够“道胜”，就因为将士相信自己所从事的战争是有必要的：“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这里作者指出“民”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而“民”“气”如何，即士气高低，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这种观点无疑也是正确的。
正因为尉缭重视士“气”的作用，从而极力主张充分发挥士兵的主动精神，将帅要“信其心”，“未有不信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战威》）。总之，欲使士卒“死战”，必须重视他们的思想，也就是说首先要讲政治，不能单纯以刑罚命令去驱使士卒打仗，对于整个战争的看法，都是如此：“兵者以武为栋，以文为□（此处原文为方框“□”）；以武为表……以文为内。能审此三者，则知所以胜败矣。”（竹简《尉缭子》释文）这里说的“文”，就是政治。至于“文”的内容，作者也十分清楚地指出：就是儒家讲的孝慈、礼信、廉耻等。以这些内容，再辅之法家主张的爵禄、刑罚等，则战必胜、攻必克：“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战威》）这种恩威并施、软硬兼用的方法，反映了战国末期儒、法等家逐渐合流的历史趋势。比起商鞅时代，只强调爵禄、刑罚一面，显然是一大进步。
同当时的一切进步军事家一样，尉缭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而不取决于天。他说：传说中的黄帝“百胜”，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不过是“人事而已”（《天官》）。作者还进一步举出许多实例，说明“天官时日不若人事”，这些战例都是破除迷信的好教材，如：“天官曰：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而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天官》）在讲到天时、地利、人事之间的关系时又说：“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武议》）。这种反对卜筮迷信，强调“人事”作用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十分明确的。这里，也像在《孙子兵法》中一样，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尉缭子》和《孙子》一样，既是军事科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其中包含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我国古代思想史的精华。
《尉缭子》也十分重视经济同军事的关系。作者要求须使人民“充腹有粒，盖形有缕，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治本》）。要做到这点，须要“均井地，节赋敛”（《原官》），“无夺民时，无损民财”，这样才能使民“有储蓄”（《治本》）。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战胜敌人：“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治天下”（《兵谈》）。
除此而外，《尉缭子》还总结了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如《踵军》讲行军作战的一般原则，《兵教》讲阵战的规则，《束伍》、《伍令》讲军事纪律以及互相监视“什伍连坐”的规定。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许多重要问题。例如从《重刑令》规定的刑罚，可以看出秦国的刑罚多么残酷：“军有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军命曰国贼。”这样的人，要处于如下刑罚：“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从而可知，秦国的军队之所以拼死作战，不仅有“斩一甲首，赐爵一级”的规定，也有如上的残酷刑罚，这就使秦国人“非斗无由也”（《汉书•地理志》）。又例如从《兵令》中看出：当时的军阵排列“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阵”。从最近发掘的秦始皇陵前陶俑坑中所看到的，正是这种军阵形式。由此可见，《尉缭子》书中记载的内容，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在实践中运用的科学总结。
尉缭是秦统一中国过程中重要的军事家，《尉缭子》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应当予以适当的历史地位。
姚贾和茅焦 姚贾原为魏国人，出身微贱，父亲为看管城门之监门卒。姚贾在魏曾盗窃于大梁，后至赵国游说，不为赵国所用，而被逐出。最后来至秦国，为秦王所重用，他曾替秦出使，拆散燕、赵、吴、楚四国联盟。但姚贾对秦国封建统治作出的主要贡献却不在于此，他的重要作用在于：向秦王提出用人不必责备求全。他举例说：像历史上的姜太公吕尚望、管仲、百里奚、咎犯等曾为君主建立过功勋的有名人物，在个人的经历上都有一些被认为不光彩的地方：姜太公在齐时被老妇赶出，在朝歌卖过臭肉，又曾被子良逐走，钓鱼鱼不食饵，卖庸作又不能自售；管仲也出身贫贱，曾在鲁国被囚；百里奚曾以五张羊皮被卖；咎犯则曾在中山为盗。而这四人被“明主”所用，皆立有大功。［16］他们虽有“诟丑大诽”，但是，“明主不取其汙，不听其非”，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察其为己用”，而放手让他们为自己效劳、立功。从这些事例中，姚贾得出结论：“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战国策•秦策五》）。这正是对秦国一贯执行的“任人唯贤”的政策进一步发挥。秦王嬴政听过之后大为赞赏，在以后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这些政策曾经起了重要作用。
茅焦，也是秦国的客卿，原为齐国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的文献说他是“沧州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当秦王政镇压嫪毐以后，又囚禁了与嫪毐私通的太后，杀死太后所生之二子，并将为此事进谏的二十七人处死。这时茅焦仍然要向秦王进谏，他不顾被处死的威胁，向秦王指出：“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阳宫，有不孝之行；纵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说苑•正谏》）茅焦敢于这样尖刻地斥责秦王，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难怪郭沫若认为这是一种“小说家的笔法”（《沫若文集》第十五卷，406页），是不足信的。但若说以上记载纯属虚妄，也无根据。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茅焦说秦王这件事，语意虽无那样刻薄，然情况大体相同。可见，茅焦向秦王直谏一事，是不能否定的。
其实，像茅焦这样敢于直谏的宾客，在秦国决不止一个。如有的人向秦王指出：“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现在秦王既“骄”又“忿”，“非伯主之业也”（《战国策•秦策五》）。这里虽没记下说者是谁，但从口气中可知定是秦国的宾客，或许就是茅焦一类的人。
这一类宾客在秦国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既非秦国固定的臣民，也不是敌国的使者。他们可以接近秦国统治阶级的上层，直至国王。合则留，不合则去。所以敢于犯颜直谏，正因有一些人不断地唱与君主相反的调子，所以在秦国的朝廷上，大臣与国王争论，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甚至秦王还争不过大臣。如有一次秦王政与中期争论，结果，争论不过，“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战国策•秦策五》）。后来，秦王也没对中期如何惩处。可见，统一以前的秦王嬴政，并不像统一中国以后当了皇帝的嬴政那样，听到的只是一片颂声，有谁触“逆鳞”就要遭殃。统一前，秦国有许多敢说话的大臣，秦王所听到的也不完全是歌功颂德之辞，这也是秦国取得胜利的主观条件之一。而在向秦王直言进谏的人中，绝大多数恐系外来的宾客。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都有重要作用。仅就秦始皇时代而言，就有：王、茅焦、尉缭、桓、王翦、李斯、昌平君、昌文君、王贲、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冯无择、王戊、赵婴、杨樛、蒙恬、宗胜等。他们原皆非秦国人，但却为秦出力，为其统一中国作出贡献。
同赵国的两次大战 当秦国内部初步稳定之后，秦王政就派兵向东方进攻，他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是赵国。
秦为什么急于进攻赵国呢？
原来，赵国在六国中，是最强的一个，常常同魏、韩、楚等联合起来，成为秦国的劲敌。赵国的大将廉颇、李牧、庞煖等都善于用兵，多次打胜仗。但是，自悼襄王（公元前244年至前236年）即位前后，统兵大将长期不和。公元前244年，赵国起用乐乘代替大将廉颇，廉颇不服，将乐乘赶跑，最后廉颇自己也投奔魏国。廉颇去后，赵国只剩下李牧、庞煖、剧辛等几员名将，不久，剧辛又投降燕国，后被庞煖杀死。在外部，赵和燕的矛盾很大，燕常常乘赵内外交困之际向赵进攻；北方的匈奴也不断向中原入侵，赵国不仅要筑长城防御，而且还得派大将李牧率重兵在北边防守。因此，要扫除统一中最大障碍——赵国，这正是有利时机。
公元前236年（始皇十一年），趁赵国与燕国正在交战之际，秦国派王翦和桓、杨端和率兵向赵国进攻。王翦所率一路秦军顺利地攻取赵的阏与（山西和顺）、橑阳（山西左权）。桓、杨端和一路取得赵的河间六城（在今河北、山东间），接着又占了邺（河北磁县东）、安阳（河南安阳）。这时，赵国的军队正在庞煖率领下向燕进军，先后取得了狸（河北任丘北）、阳城（河北清苑西南）。可是它的后面，上党郡和河间地区却完全被秦占领。次年，桓又率秦军攻占了赵国的平阳（河北磁县东）、武城（山东夏津西北）。这一仗虽仅夺得两城，但相当激烈，“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战国时期杀人较多的一次战役。
公元前233年（始皇十四年），秦将桓率兵出上党向赵进攻，攻取赤丽、宜安（河北藁城西南）。这次秦军已深入赵国后方，造成包围赵国首都邯郸的形势。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赵国从北方边防上调回率兵防御匈奴的大将李牧进行抵抗。李牧为战国时名将，所率之军队又系赵国最精锐之师，当此赵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赵国将士皆决心与秦军决一死战，双方军队在肥（河北藁城西南）展开激战。结果赵军大胜，秦军惨败。李牧因战胜有功，被封为武安君，秦将桓由于失败，畏罪逃奔燕国。（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赵世家》）
同赵国进行的两次大战表明，秦想立即灭掉赵是困难的，因而它就将攻击的矛头暂时转向别的地方。
攻楚伐韩及韩非入秦 在与赵国交战期间，秦军就已有一部分在同楚、韩两国进行战争了。
公元前235年（秦始皇十二年），秦同魏结成暂时联盟，当魏攻楚之际，秦以四郡兵力支援魏国。（见《史记•六国年表》）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来看，秦、魏之兵把楚兵打败，是毫无问题的，就连楚相李园也承认：“以秦之强，有粱（梁）之劲，东面而伐楚。于臣也（即按照李园的想法），楚不侍（待）伐，割挚（絷）马免而西走（即很快会投奔秦国）……”（《战国纵横家书•李园谓辛梧章》）在这紧急关头，李园向统率秦魏联军的秦国大将辛梧进行游说，他指出：秦魏联军将楚国打败，对你辛梧个人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楚被打败必然投奔秦国。而楚归秦后，秦国的矛头就要指向魏，那时魏对于你不会表示欢迎，而秦则会杀掉你。为你个人打算，不如不出兵，使秦不能立即胜楚，这样秦必重视与魏的联盟，魏不能胜楚，也必然重视与秦的联盟。秦魏联盟不散，你这个联军统帅也必然受到两国的重视，楚不投向秦，你的地位则不会动摇。这一番话从个人利害关系上，打动了辛梧，他果然拖延出兵达六个月之久，使楚国免遭秦魏联军沉重的打击。（见《战国纵横家书•李园谓辛梧章》）
公元前234年（始皇十三年），秦国的另一支军队，也正向韩国进攻。这支部队进攻韩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韩非。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为韩国贵族之后。他的理论观点属于法家学派，喜“黄老刑名之学”，青年时代曾与李斯同学。当李斯入秦以后，韩非尚在韩国。由于他有口吃的生理缺陷，所以不善于游说，但善于著书。他因见韩国日益衰弱，曾向韩王进谏，然而均未被采纳，于是就发愤著书。当韩非所著的《孤愤》、《五蠹》两篇文章为秦王嬴政见到后，秦王对文章大为赞赏，并发出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当时，李斯告诉秦王：此文作者是韩非，现在韩国。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定要取得韩非。
韩国至此时已无力拒秦，闻秦兵为韩非而来，而韩王对韩非一向也不曾器重，因此立即将韩非遣往秦国。秦军目的已经达到，也暂时退兵。
韩非与秦王政 韩非至秦后，秦王政十分高兴，韩非劝秦王还是先攻赵。这时，秦国的李斯、姚贾向秦王进谗言说：韩非乃韩国的宗室，其心是向着韩的，不如趁早杀掉以免后患。秦王果然将韩非下狱，李斯则送给韩非毒药，令其自杀，韩非欲向秦王表白，不得见，只好饮药而死。秦王不久也追悔，但韩非已死，赦免已来不及了。［17］
韩非虽并未在秦得到重用，但他的理论却对秦王政有很大影响。韩非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自著的《韩非子》一书中。今本《韩非子》共五十五篇，其中虽有一些系后人著作误混入者，但其中主要的如《显学》、《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心政》、《难一》各篇，及《奸劫弑臣》篇之大部分，皆可确信为韩非所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韩非的理论是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其特点是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在韩非以前，法家人物有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但商鞅只讲法不讲术和势；申不害言法，但颇重视“术”，慎到言“法”，同时也重视“势”，韩非则认为：作为人主，法、术、势三者不可缺一。他所谓的“法”，就是封建国家制定的法令，对于臣民来说，“法”是最重要的；“吏不必贤，能守吾法而已”。法者“臣之所师也”，“臣无法则乱于下”。韩非认为申不害在韩国没有成功，关键在于法不严密：“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非子•定法》）韩非所谓的“术”，就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权谋，“人主之所执也”，君主无术则不能驾驭臣下：“君无术则弊于上”，他认为：商鞅在秦就是只知法而无术，结果国家虽富，但君主却不能控制臣下，以致数十年而不能成帝王之业：“（公孙鞅）徒法而无术……（虽使）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韩非子•定法》）所谓“势”，就是君主的权威，他认为只有权势才能使法令能够推行：“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这种势对于君主说来是十分重要的，慎到把它比做龙和云的关系：“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韩非子•难势》）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不可偏废：“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他尤其强调法、势结合的重要，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可以看出，韩非与商鞅重要的不同，在于重视术和势的作用。
当然，关于韩非的思想和理论还有一些其他内容，但对秦国历史影响较为明显的就是法、术、势的理论。因为正是这一理论直接为秦王政所接受，并在以后的统治中贯彻实行起来。
在接受韩非的理论以前，秦王政只遵循秦国一贯传统，实行法治统治，还看不到他有目的地、有意识地使用“术”和“势”。但从接受韩非的理论以后，特别是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就明显地加强了对术和势的运用。如采取各种办法包括上尊号等，使皇位显得神圣不可侵犯，其目的无非是加强“势”，这只是“人君南面之术”具体运用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也就不言而喻了。可见，在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实行的统治方法，就是韩非主张的法、术、势并用的统治术，而这种统治术在秦始皇死后，二世当政时，李斯又将它发展为“督责之术”，这又是韩非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封建独裁和暴君统治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韩非入秦后不久虽就被害，但他的理论主张实际已在秦国实现。尤其在秦王政身上，韩非的影响是十分清楚的。
李牧再次战胜秦军 秦国的劲敌——赵，此时国内的政治局面日趋紊乱，朝政操纵在赵王宠臣郭开手中，郭开嫉贤妒能，使许多人才不得发挥作用。如老将廉颇至魏后，久不被用，很想归赵，而赵王也有意起用廉颇，曾派人至魏探视廉颇身体如何，廉颇在赵王使者面前“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但是，郭开贿赂使者让他向赵王报道：廉颇虽能吃饭，但坐一会儿的工夫就要大便三次。赵王认为廉颇不能用了，终于没有将他召回。后来廉颇被楚国接去，死于楚。
就是在赵国这种腐败的情况下，秦军于公元前232年出兵两路大举进攻，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向赵的番吾（河北平山县东）进攻。此时赵国能率兵拒秦军的只有大将李牧，这一次又是李牧击退秦军，再次取得胜利。
赵国虽两次战胜秦国，但国内政治昏暗，又加之战争消耗损失巨大，实力已尽，早成为强弩之末，毫无反攻之力，只有等待着末日来临。
秦派内史腾灭韩国 公元前231年（秦王政十六年），在秦国进逼下，魏将丽邑、韩将南阳全部献给秦。次年，秦国的内史腾率兵攻韩，俘虏韩王安。至此，韩国虽已灭亡，但同韩国贵族的斗争并未结束，韩王安被迁于岐山，在公元前266年时，曾发动叛乱，不久被镇压下去，这才彻底解决了韩的问题。（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编年纪》）
王翦等破赵与公子嘉窜代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秦将王翦、杨端和分别率兵向赵进攻。赵将李牧、司马尚坚持抵抗达一年之久。但后来赵王宠臣郭开接受秦人的贿赂，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欲叛，赵王便派赵葱及齐人颜聚代替李牧。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拒不让出兵权，赵王竟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死，同时杀掉司马尚，为秦军亡赵扫清了道路。
赵国的李牧一死，秦军如入无人之境，三月以后，王翦大破赵葱，俘赵王迁，是年十月，秦军进入邯郸，赵亡。
赵亡后，公子嘉逃往代郡，自封为代王，继续负隅顽抗。（见《史记•赵世家》、《史记•秦本纪》、《史记•李牧列传》、《战国策•赵策四》）
荆轲刺秦王和燕的灭亡 灭赵以后，秦兵临易水，直接威胁着燕国。公元前227年（秦王政二十年），秦国大将王翦、辛剧率兵攻燕、代。燕、代两国联合出兵抵抗，但被秦军击败于易水之西。这时的燕国国王名喜，有太子丹曾为质于秦，因秦王政对其不善，从秦逃归。太子丹从此与秦结怨，一直想报仇，但由于国小势衰，力不敌秦，未能实现。当秦军压境之际，燕国君臣皆惶恐，于是燕太子丹决心派人杀害秦王，以挽救燕的灭亡。
被派去刺秦王的是荆轲。荆轲祖籍齐，后迁于卫。由于在卫不见用出游赵，后来又来到燕。到燕后，与狗屠高渐离结交，荆轲为人深沉好书，又善击剑，经过燕处士田光介绍，被燕太子丹选中。太子丹为使荆轲去刺秦王，对他尊敬备至：“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史记•刺客列传》）当秦军破赵，大军压境之时，太子丹急请荆轲入秦执行刺杀秦王计划。荆轲为取得秦王信任，以燕国之督亢（河北涿县东南）地图和樊於期的人头为觐见礼。樊於期原为秦国将军，因得罪于秦，逃亡至燕。听说荆轲欲入秦刺秦王政，自愿自刭，将首级让荆轲带走。太子丹选派燕国勇士秦舞阳为副，陪同荆轲入秦。荆轲临行，太子丹及宾客等送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笔者注），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示义无反顾。至秦后，通过秦王宠臣蒙嘉向秦王政说：燕国愿献督亢之地，并送来樊於期人头，向秦称臣。秦王大喜，见燕使者。荆轲等上朝觐见，既献图，图内早藏有匕首。秦王展图，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左手抓秦王袖，右手持匕首，胁迫秦王。秦王大惊，袖断环柱而走。荆轲在殿上急追，因秦国规定：殿前不准携带兵器，秦王身佩长剑，一时又拔不出来，局面十分紧张。最后，秦王在左右的提醒下，把剑搁在背上才拔了出来，斩断荆轲左股，荆轲虽被伤，仍毫无畏惧，将匕首向秦王投去，未能击中。秦王又挥剑刺荆轲。临死前，荆轲尚斥骂秦王。荆轲之死虽是秦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且这一行动也不可能改变历史趋势，但他那种慷慨悲壮的精神，却一直为人们所崇敬。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加速了燕国的灭亡。秦王大怒，增兵向燕大举进攻，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辽东郡，俘虏燕王喜，燕亡。（见《史记•燕世家》、《史记•刺客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
水灌大梁，魏国灭亡 魏国在秦的打击下，早已奄奄一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国大将王贲率兵包围魏国都大梁，掘开黄河堤，水淹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请降，魏亡。（见《史记•魏世家》、《史记•秦始皇本纪》）
王翦灭楚 公元前226年，秦国内部昌文君发动叛乱，楚将项燕趁机拥昌文君为荆王，秦以镇压荆王为名，大举攻楚。［18］楚当时虽被击败，但实力尚在。当秦破三晋以后，就全力攻楚。秦将李信自恃少年壮勇，在秦王面前夸口：以二十万之众即可灭楚。秦王又问老将王翦，王翦答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为王翦怯弱而李信勇，就派李信为将，率二十万人攻楚。公元前224年（秦王政二十三年），李信率兵攻入楚境，由于轻敌，大败，七都尉被杀，秦军只好退出楚境。李信败回后，秦王在事实面前认识到轻信李信的错误，立即亲赴王翦家，请其率兵出征，并按照王翦的要求，倾全国之兵力，给他六十万人。王翦统这样多的兵，为使秦王放心，出征前数次向秦王请求园池田宅，表示自己贪于业产而绝无叛心。公元前223年，王翦率大军伐楚，楚国出动全部兵力拒秦。开始，王翦令秦军养精蓄锐，待士气高昂、斗志旺盛之际，下令出击。结果，一鼓作气将楚军打败，楚国大将项燕战死。秦军乘胜攻入楚都寿春，楚王负刍被俘。接着，秦军又向江南广大楚地以及降服于楚的越地进攻。不久越君降秦，至此，楚国全部被灭。（见《史记•王翦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
扫代、灭齐，统一中国 赵亡后，逃至代郡的代王嘉在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被秦军俘获。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灭亡燕、代的秦将王贲率兵向南攻齐。齐王建昏庸腐朽，一味听信佞臣，毫无抵抗准备，而佞臣后胜早就接受了秦国的贿赂。因此，秦军一到，齐国立即土崩瓦解，齐王建被俘，齐亡。（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田仲敬完世家》）
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秦就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在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秦军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在六国之中，并非没有统兵之勇将和无畏之壮士，但个人的作用，终究无法扭转历史业已造成的形势；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结果，到战国末年，统一中国的左券已操在秦国，故山东六国尽管不乏足智多谋之臣，慷慨悲歌之士，但终于改变不了历史命运，而被秦消灭。
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起，中国历史结束了割据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战国的历史至此告终，中国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
秦统一六国图
注释
［1］“战国”的意义，一直到汉代还是指那些不断进行战争的大国，如《史记•平准书》：“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至西汉末，才普遍地将“战国”作为历史时代的名称使用，刘向在《战国策•叙》中已经以“战国”为时代名称了：“……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自此以后，“战国”才具有直至如今仍然保留的意义。
［2］据有明文记载的秦国杀人数目统计如下：
孝公八年，与魏战斩首七千。
惠文王八年与魏战，斩首四万五千。
惠文王更元七年与韩、赵战，斩首八万。
惠文王更元十一年，与韩战岸门，斩首万人。
惠文王更元十三年，与楚战丹阳，斩首八万。
武王四年，占领韩之宜阳，斩首六万。
昭襄王六年，伐楚，斩首二万七千；同年，又伐楚，斩首二万。
昭襄王十四年，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
昭襄王二十七年，伐赵，斩首三万。
昭襄王三十二年，伐魏，斩首四万；次年又伐魏，斩首四万。
昭襄王三十四年，伐魏，斩首十三万，沉河二万。
昭襄王四十三年，伐韩，斩首五万。
昭襄王四十七年，长平大战，坑赵降卒四十五万。
昭襄王五十年，攻晋军，斩首六千，流死河二万。
昭襄王五十一年，伐韩，斩首四万；同年，攻赵，斩首九万。
以上总计已超过一百三十万人。
［3］孟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
［4］关于孝文王在位时间问题，过去也是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史记•秦本纪》：“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即位，三月辛丑卒。”《史记志疑》认为：“……此所谓‘子孝文王立’者，正嗣子之位也。昭襄卒于庚戌秋，丧葬之事，皆毕斯数月中，纪不言既殡正继体之礼，秦省之而不行也。所谓‘孝文王元年’者，正改元之位也。所谓‘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者，正践祚之位也。是年岁在辛亥，三年之丧废，故孝文王期年便除，而因以知昭王之卒必在秋九月。窃意史公缘孝文即位三日便卒，恐后世疑莫能明，特备载当日行事，至今秩然可见……殊不知尔时秦尚未以十月为岁首也。”梁氏认为当时秦尚未以十月为岁首，故断定孝文王享国一年。而阎若璩则认为应为二年。许多历史年表也十分含糊。自从云梦秦简《编年纪》出土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从《编年纪》中可以看出：至少在秦昭襄王时秦国已开始用颛顼历，即以十月为岁首。而在《编年纪》中又有“孝文王元年，立即死”的明确记载。由此可证明，孝文王即位享国既非二年，也非一年，只有三天，无误。
［5］《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这里是说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之姊。但《战国策•秦策五》却说：“（吕不韦）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阳泉君曰：然。入说王后……”这里记载吕不韦通过的是王后之弟阳泉君。郭沫若说：“至所买贿的华阳夫人的亲人究竟是姊是弟，无关重要，或者也有姊也有弟，而《史》、《策》各纪其一的吧！”（《沫若文集》第十五卷，399页）
［6］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具体过程，《史记》同《战国策》记载略有不同。《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入秦游说时，孝文王尚为太子，封安国君，异人是在秦围邯郸时逃归秦军的，而《战国策•秦策五》则说华阳夫人听从吕不韦游说后，派人向赵国要回异人，异人回国时，为取得出生于楚国的华阳夫人之欢心，就特别穿上楚国的服装。华阳夫人一见，果然十分高兴，就将异人改名子楚，并立为太子。
［7］在庄襄王取得王位的过程中，华阳夫人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什么人？过去的史书很少给以注意。现考证如下：
华阳夫人个人、家族情况，文献虽无直接记载，但华阳这个姓氏，却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她的重要线索：
所谓华阳夫人者，华阳乃其姓，其家可能为华阳氏。而华阳氏的来源在秦是可以找到的，这就是昭襄王时的华阳君。
据《史记•穰侯列传》载：“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原来他是宣太后的同父弟，魏冉的兄弟，名叫芈戎。
华阳君芈戎在魏冉掌权时，是一支有权势的宗室。但范雎入秦后，曾将穰侯魏冉的权夺回来：“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后来被赶出关外：“昭王……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华阳君被逐出关外，到哪里去了？“就封邑”，即到自己封地。华阳君的封地就是华阳。华阳之地望有不同的说法，这里姑存而不论。华阳君被黜后仍回自己封地，过着“食邑租税”的贵族地主生活。而华阳夫人即其后代。
华阳夫人出自华阳君的家族，还有一个有力证据，就是他们都是“楚人”。
当庄襄王尚未取得王位，刚从邯郸归国时，曾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战国策》）华阳夫人自称“楚人”，而华阳君芈戎就是“楚人”：“穰侯者……其先楚人，姓芈氏……”，“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史记•穰侯列传》）。宣太后及穰侯既都是“楚人”，那么，宣太后的同父弟，魏冉的异父弟自然也是“楚人”了。从华阳君姓芈这一点上看，他系楚人也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芈乃楚国之大姓。（见《史记•楚世家》及《左传》昭公十一年）华阳君既是“楚人”，其后代华阳夫人自称“楚人”也是极其自然的了。
除出自华阳君家族外，华阳夫人会不会是从楚国直接来的呢？这也不可能！查《史记•六国年表》，从秦昭襄王时代到庄襄王上台前的五十七年中，楚国女子送到秦来的记载只有一次，即楚怀王九年（公元前305年），“秦来迎妇”。而这一次秦国“迎”的妇决非华阳夫人。因为这一年相当于秦昭襄王二年，而在秦昭襄王四年时孝文王才出生，昭襄王无论如何不会给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娶妇的。
由此可见，华阳夫人系华阳君芈戎之后代是可以肯定的。
［8］《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卫元君十一年秦置东郡，十三年卫徙野王，是建东郡在前，徙卫野王在后。但《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乃徙卫野王、并濮阳以后，东郡之地又有扩大，并非新建，故徙卫国君当在建东郡以后，无误。
［9］秦统一中国以后建三十八郡，后又增至四十余郡，在秦始皇八年以前归秦所有的只有十几个郡。
［10］《史记•秦本纪》载：“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但据《编年纪》可知，孝文王在位仅三日，因此这类措施，实际也应在庄襄王时期实行。
［11］古代传说颛顼为黄帝之孙。见《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又《史记•五帝本纪》引《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云：“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
［12］《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即异人，后来的庄襄王）从不韦饮，见而说（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这就是流传得很广的，秦王政为吕不韦私生子的故事。这种说法绝不可信，早已为古今历史学家所证明，这里无须赘述。（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问题是这样的舆论是谁造出来的？古代有些学者认为，不是别人，正是吕不韦散布出来的，其目的是用以暗示秦始皇，使他将吕认作亲父，以便永保富贵。（见清王世贞：《读书后记》）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也提出此种看法。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对的。
［13］关于《史记•秦本纪》记载之尉缭事迹，有人认为“不足尽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尉缭辨》，456页）。在这种看法下，不少有关秦国历史的著作都忽略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甚至根本否定尉缭其人的存在。其实，否定《史记》可靠性的根据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缭之说秦，与《秦策》顿弱之言同，其称秦王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事类范蠡”（《先秦诸子系年考辨》，457页）。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到解释，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客观存在，越王勾践与秦王政在性格上也有类似之处。所以，顿弱、范蠡、尉缭这些有识之士，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至发表一些相互类似的言论，是毫不足怪的，正是由于“英雄所见略同”，才更加证明《史记》记载是可信的。
还应指出：尉缭与顿弱、范蠡的言论虽有类似之处，但决非完全一样，他们每个人发表的言论，都有其不同的具体环境，联系上下文仔细玩味，可看出：决非作史者任意编造，也不可能张冠李戴。现将顿弱说秦王一段记载摘录于下：
秦王欲见顿弱，顿弱曰：“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秦王许之。于是顿子曰：“天下有有其实而无其名者，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有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顿子曰：“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乃是也。已立为万乘，无孝之名；以千里养，无孝之实。”秦王悖然而怒。顿弱曰：“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东之建国可兼与？”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曰：“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顿子曰：“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即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之说也。（《战国策•秦策四》）
从以上材料可看出：顿弱说秦王与尉缭所说的方式不同，言辞中间表现出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特点，而尉缭绝对没有这些特点。这就证明，尉缭和顿弱是两人，他两人说秦王是两回事，没有根据怀疑史家的记载。下面再看对范蠡的记载：
范蠡……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这虽与尉缭对秦始皇的评价相似，但也不一样。尉缭的原话是：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越王的特点是“长颈，鸟喙”，秦王则是“蜂准，长目，挚鸟膺”。很难断定这些记载都是史家作伪。相反，他们各自特点的不同，正可说明记载的真实性。至于“以貌论人”，并非仅此二人，在春秋战国时代，乃是极常见的情形。如孟子见梁襄王后，出来就对人说：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难道能据此而否定《孟子》的记载吗？
尤其重要的是，自近来在银雀山一号汉墓发现竹简《尉缭子》一书后，更证明了《史记》的记载是可信的。
［14］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说：“《尉缭子》未知果当时书本否。”明宋濂《诸子辨》认为：《尉缭子》“固后人依仿而托之者也”。清姚际《古今伪书考》更举出“证据”说：流传至今的《尉缭子》系“伪”书。
［15］参见何法周：《〈尉缭子〉初探》（载《文物》，1977（2））。但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另有属于杂家的《尉缭子》，不过至今尚未发现。（见钟兆华：《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载《文物》，1978（5））这后一种看法显然是缺乏根据的，既然没有发现，当然不能臆测。
［16］《战国策•秦策五》：“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咎犯——笔者注），而胜于城濮。”
［17］关于韩非的生平事迹及其死，《史记》的记载有不少矛盾，因而引起人们提出许多疑问，如秦国是否有为韩非而攻韩之事，韩非入秦后向秦王提出先攻赵还是先攻韩的问题，以及韩非之死是由于李斯谮杀，还是因姚贾所谗的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详见《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四《李斯韩非考》）这里不能一一加以考辨，现仅就几个主要问题，略述作者的看法：
（一）有人怀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王因见韩非书而欲见韩非“因急攻韩”一事。认为“天下宁有爱好其国一公子之书，因遂急攻其国者？”（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笔者以为：在没有证据否定秦王曾为此而攻韩之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之材料是不能否定的。从秦王受韩非思想影响之深（这一点本书中有论述），不能否定其有为此而攻韩之举。况且在当时，攻韩、攻赵或攻其他诸侯国，对秦说来只属时间先后的问题，任何一个借口都可以发动对一国的进攻。因此，为韩非而攻韩，在当时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韩非入秦后，向秦王提出先攻韩还是先攻赵的问题。笔者以为：韩非向秦王提出先攻赵而存韩，证据就是《韩非子》的《存韩》篇。正是韩非有此言论，才被人谗为：“非终为韩，不为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否则此话就没有来由。认为韩非入秦后提出先攻韩国的人，主要根据《韩非子》中的《初见秦》有劝秦王攻韩的话。这个问题牵涉到《初见秦》的真伪问题。从这篇文章内容来看，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韩非自作。《战国策•秦策一》中有“张仪说秦王”，其内容与《初见秦》完全一样，早就有人提出疑问（见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后来有人认为系张仪作，有的认为是范雎作。笔者以为：不论怎样，《初见秦》并非韩非自己著作，这是大多数史学家的看法。因此，入秦后韩非向秦王提出攻韩的问题，实际是不存在的，关于《初见秦》的作者问题，笔者同意容肇祖先生的看法。（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五集，第五十九、六十期合刊，《韩非子初见秦篇考》）
（三）关于韩非为谁所杀害的问题，《史记》与《战国策》记载略有不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
《战国策•秦策五》：
秦王……封（姚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知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历群臣也。”王召姚贾而问曰……复使姚贾而诛韩非。
细看《史记》全文，与《战国策》的记载并不矛盾，《史记》说：李斯、姚贾害之，《战国策》则进一步将姚贾与韩非的矛盾作较详细的记载，所以“复使姚贾而诛韩非”，正可与《史记》的记载相印证。故可以说李斯、姚贾二人共害韩非。
［18］关于这一段历史，以前文献记载得相当混乱。最近新出土的云梦秦简《编年纪》纠正了《史记》中若干错误，如叛秦者为昌文君并非昌平君之类，牵涉问题很多，请参见黄盛璋《云梦秦简辨证》（载《考古》，1979（1））及傅振伦《云梦秦墓牒记考释》（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