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四年——一八七○年)

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我两岁。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我三岁。这两年,正是我多病的时候,我祖母和我母亲,时常急得昏头晕脑,满处去请大夫。吃药没有钱,好在乡里人都有点认识,就到药铺子里去说好话,求人情,赊了来吃。我们家乡,迷信的风气是浓厚的,到处有神庙,烧香磕头,好像是理所当然。我的祖母和我母亲,为了我,几乎三天两朝,到庙里去叩祷,希望我的病早早能治好。可怜她俩婆媳二人,常常把头磕得“咚咚”地响,额角红肿突起,像个大柿子似的,回到家来,算是尽了一桩心愿。她俩心里着了急,也就顾不得额角疼痛了。我们乡里,还有一种巫师,嘴里胡言乱语,心里诈欺吓骗,表面上是看额头治病,骨子里是用神鬼来吓唬人。我祖母和我母亲,在急得没有主意的时候,也常常把他们请到家来,给我治病。经过请大夫吃药,烧香求神,请巫师变把戏,冤枉钱花了真不算少,我的病,还是好好坏坏地拖了不少日子。

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了,能走路说话了,不知怎的,病却渐渐地好了起来,这就乐煞了我祖母和我母亲了。母亲听了大夫的话,怕我的病重发,不吃荤腥油腻,仍然忌口忌得干干净净。祖母下地干活,又怕我待在家里,闷得难受,把我背在她背上,形影不离地来回打转。她俩常说:“自己身体委屈点,劳累点,都不要紧,只要心里的疙瘩解消了,不担忧,那才是好的哩!”为了我这场病,简直的把她俩闹得怕极了。

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我四岁。到了冬天,我的病居然完全好了。这两年我闹的病,有的说是犯了什么煞,有的说是得罪了什么神,有的说是胎里热着了外感,有的说是吃东西不合适,把肚子吃坏了,有的说是吹着了山上的怪风,有的说是出门碰到了邪气,奇奇怪怪地说了好多名目,哪一样名目都没有说出个道理来。所以我那时究竟闹的是什么病,我至今都没有弄清楚,这就难怪我祖母和我母亲,当时听了这些怪话,要胸无主宰,心乱如麻了。然而我到了四岁,病确是好了,这不但我祖母和我母亲好像心上搬掉了一块石头,就连我祖父和我父亲,也各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都觉得轻松得多了。

我祖父有了闲工夫,常常抱了我,逗着我玩。他老人家冬天唯一的好衣服,是一件皮板挺硬、毛又掉了一半的黑山羊皮袄,他一辈子的积蓄,也许就是这件皮袄了。他怕我冷,就把皮袄的大襟敞开,把我裹在他胸前。有时我睡着了,他把皮袄紧紧围住。他常说:抱了孩子在怀里暖睡,是他生平第一乐事。他那年已五十九岁了,隆冬三九的天气,确也有些怕冷,常常拣拾些松枝在炉子里烧火取暖。他抱着我,蹲在炉边烤火,拿着通炉子的铁钳子,在松柴灰堆上,比划着写了个“芝”字,教我认识,说:“这是你阿芝的芝字,你记准了笔画,别把它忘了!”实在说起来,我祖父认得的字,至多也不过三百来个,也许里头还有几个是半认得半不认得的。但是这个“芝”,确是他很有把握认得的,而且写出来也不会写错的。这个“芝”字,是我开始识字的头一个。

从此以后,我祖父每隔两三天,教我识一个字,识了一个,天天教我温习。他常对我说:“识字要记住,还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用起来会用得恰当,这才算识得这个字了。假使贪多务博,识了转身就忘,意义也不明白,这是骗骗自己,跟没有识一样,怎能算是识字呢?”我小时候,资质还不算太笨,祖父教的字,认一个,识一个,识了以后,也不曾忘记。祖父见我肯用心,称赞我有出息,我祖母和母亲听到了,也是挺喜欢的。

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我五岁。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我六岁。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我七岁。这三年,仍由我祖父教我识字。有时我自己拿着松树枝,在地上比划着写起字来,居然也像个样子,有时又画个人脸儿,圆圆的眼珠,胖胖的脸盘,很像隔壁的胖小子,加上了胡子,又像那个开小铺的掌柜了。

我五岁那年,我的二弟出生了,取名纯松,号叫效林。

我六岁那年,黄茅堆子到了一个新上任的巡检(略似区长),不知为什么事,来到了白石铺。黄茅堆子原名黄茅岭,也是个驿站,比白石铺的驿站大得多,离我们家不算太远,白石铺更离得近了。巡检原是知县属下的小官儿,论它的品级,刚刚够得上戴个顶子。这类官,流品最杂,不论张三李四,阿猫阿狗,花上几百两银子,买到了手,居然走马上任,做起“老爷”来了。芝麻绿豆般的起码官儿,又是花钱捐来的,算得了什么东西呢?可是“天高皇帝远”,在外省也能端起了官架子,为所欲为时作威作虐。别看大官儿势力大,作恶多,外表倒是有个谱儿,坏就坏在它的骨子里。唯独这些鸡零狗碎的玩意儿,顶不是好惹的,它虽然没权力杀人,却有权力打人的屁股,因此,它在乡里,很能吓唬人一下。

那年黄茅驿的巡检,也许新上任的缘故,排齐了旗锣伞扇,红黑帽拖着竹板,吆喝着开道,坐了轿子,耀武扬威地在白石铺一带打圈转。乡里人向来很少见过官面的,听说官来了,拖男带女地去看热闹。隔壁的三大娘,来叫我一块走,母亲问我:“去不去?”我回说:“不去!”母亲对三大娘说:“你瞧,这孩子挺别扭,不肯去,你就自己走吧!”我以为母亲说我别扭,一定是很不高兴了,谁知隔壁的三大娘走后,她却笑着对我说:“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母亲的话,我是永远记得的。

我从四岁的冬天起,跟我祖父识字,到了七岁那年,祖父认为他自己识得的字,已经全部教完了,再有别的字,他老人家自己也不认得,没法再往下教。的确,我祖父肚子里的学问,已抖得光光净净的了,只好翻来覆去地教我温习已识的字。这三百来个字,我实在都识得滚瓜烂熟的了,连每个字的意义,都能讲得清清楚楚。那年腊月初旬,祖父说:“提前放了年学吧!”一面夸奖我识的字,已和他一般多,一面却唉声叹气,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我母亲是个聪明伶俐的人,知道公公的叹气,是为了没有力量供给孙子上学读书的缘故,就对我祖父说:“儿媳今年槌草槌下来的稻谷,积了四斗,存在隔岭的一个银匠家里,原先打算再积多一些,跟他换副银钗戴的。现在可以把四斗稻谷的钱取回来,买些纸笔书本,预备阿芝上学。阿爷明年要在枫林亭坐个蒙馆,阿芝跟外公读书,束脩是一定免了的。我想,阿芝朝去夜回,这点钱虽不多,也许能够读一年的书。让多多识几个眼门前的字,会记记账,写写字条儿,有了这么一点挂数书的书底子,将来扶犁掌耙,也就算个好的掌作了。”我祖父听了很乐意,就决定我明年去上学了。

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我八岁。外祖父周雨若公,果然在枫林亭附近的王爷殿,设了一所蒙馆。枫林亭在白石铺的北边山坳上,离我们家有三里来地。过了正月十五灯节,母亲给我缝了一件蓝布新大褂,包在黑布旧棉袄外面,衣冠楚楚的,由我祖父领着,到了外祖父的蒙馆。照例先在孔夫子的神牌那里,磕了几个头,再向外祖父面前拜了三拜,说是先拜至圣先师,再拜受业老师,经过这样的隆重大礼,将来才能当上相公。

我从那天起,就正式地读起书来,外祖父给我发蒙,当然不收我束脩。每天清早,祖父送我去上学,傍晚又接我回家。别看这三里来地的路程,不算太远,走的却尽是些黄泥路,平常日子并不觉得什么,逢到雨季,可难走得很哪!黄泥是挺滑的,满地是泥泞,一不小心,就得跌倒下去。祖父总是右手撑着雨伞,左手提着饭箩,一步一拐,仔细地看准了脚步,扶着我走。有时泥塘深了,就把我背了起来,手里还拿着东西,低了头直往前走,往往一走就走了不少的路,累得他气都喘不过来。他老人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真是难为他的。

我上学之后,外祖父教我先读了一本《四言杂字》,随后又读了《三字经》《百家姓》。我在家里,本已识得三百来个字了,读起这些书来,一点不觉得费力,就读得烂熟了。在许多同学中间,我算是读得最好的一个。外祖父挺喜欢我,常对我祖父说:“这孩子,真不错!”祖父也翘起子花白胡子,张开着嘴,笑嘻嘻地乐了。外祖父又教我读《千家诗》,我一上口,就觉得读起来很顺溜,音调也挺好听,越读越起劲。我们家乡,把只读不写、也不讲解的书,叫做“白口子”书。我在家里识字的时候,知道一些字的意义,进了蒙馆,虽说读的都是白口子书,我用一知半解的见识,琢磨了书里头的意思,大致可以懂得一半。尤其是《千家诗》,因为读着顺口,就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有几首我认为最好的诗,更是常在嘴里哼着,简直的成了个小诗迷了。后来我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读《唐诗三百首》,一读就熟,自己学作几句诗,也一学就会,都是小时候读《千家诗》打好的根基。

那时,读书是拿着书本,拼命地死读,读熟了要背书,背的时候,要顺流而出,嘴里不许打咕嘟。读书之外,写字也算一门功课。外祖父教我写的,是那时通行的描红纸,纸上用木板印好了红色的字,写时依着它的笔姿,一竖一画地描着去写,这是我拿毛笔蘸墨写字的第一次,比用松树枝在地面上划着,有意思得多了。

为了我写字,祖父把他珍藏的一块断墨,一方裂了缝的砚台,郑重地给了我。这是他唯一的“文房四宝”中的两件宝贝,原是预备他自己记账所用,平日轻易不往外露的。他“文房四宝”的另一宝——毛笔,因为笔头上的毛,快掉光了,所以给我买了一枝新笔。描红纸家里没有旧存的,也是买了新的。我的书包里,笔墨纸砚,样样齐全,这门子的高兴,可不用提哪!有了这整套的工具,手边真觉方便。写字原是应做的功课,无需回避,天天在描红纸上,描呀,描呀,描个没完,有的描得也有些腻烦了,私下我就画起画来。

恰巧,住在我隔壁的同学,他婶娘生了个孩子。我们家乡的风俗,新产妇家的房门上,照例挂一幅雷公神像,据说是镇压妖魔鬼怪用的。这种神像,画得笔意很粗糙,是乡里的画匠,用朱笔在黄表纸上画的。我在五岁时,母亲生我二弟,我家房门上也挂过这种画,是早已见过的,觉得很好玩。这一次在邻居家又见到了,越看越有趣,很想摹仿着画它几张。我跟同学商量好,放了晚学,取出我的笔墨砚台,对着他们家的房门,在写字本的描红纸上,画了起来。可是画了半天,画得总不太好。雷公的嘴脸,怪模怪样,谁都不知雷公究竟在哪儿,他长得究竟是怎样的相貌,我只依着神像上面的尖嘴薄腮,画来画去,画成了一只鹦鹉似的怪鸟脸了。自己看着,也不满意,改了又改不合适。雷公像挂得挺高,取不下来,我想了一个方法,搬了一只高脚木凳,蹬了上去。只因描红纸质地太厚,在同学那边找到了一张包过东西的薄竹纸,覆在画像上面,用笔勾影子出来。画好了一看,这回画得真不错,和原像简直是一般无二,同学叫我另画一张给他,我也照画了。从此我对于画画,感觉到莫大的兴趣。

同学到蒙馆一宣传,别的同学也都来请我画了,我就常常撕了写字本裁开了,半张纸半张纸地画,最先画的是星斗塘常见到的一位钓鱼老头,画了多少遍,把他面貌身形,都画得很像。接着又画了花卉、草木、飞禽、走兽、虫鱼等等,凡是眼睛里看见过的东西,都把它们画了出来。尤其是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螃蟹、青蛙、麻雀、喜鹊、蝴蝶、蜻蜓这一类眼前常见的东西,我最爱画,画得也就最多。雷公像那一类从来没人见过真的,我觉得有点靠不住。那年,我母亲生了我三弟,取名纯藻,号叫晓林;我家房门上,又挂了雷公神像,我就不再去画了。我专给同学们画眼前的东西,越画越多,写字本的描红纸,却越撕越少。往往刚换上新的一本,不到几天,又撕完了。

外祖父是熟读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嘴里常念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看我写字本用得这么多,留心考查,把我画画的事情,查了出来,大不谓然,以为小孩子东涂西抹,是闹着玩的,白费了纸,把写字的正事,却耽误了。屡次呵斥我:“只顾着玩的,不干正事,你看看!描红纸白费了多少?”蒙馆的学生,都是怕老师的,老师的法宝,是戒尺,常常晃动着吓唬人,真要把他弄急了,也会用戒尺来打人手心的。我平日倒不十分淘气,没有挨过戒尺只是为了撕写字本,好几次惹得外祖父生了气。幸而他向来是疼我的,我读书又比较用功,他光是嘴里嚷嚷要打,戒尺始终未曾落到我手心上。我的画瘾,已是很深,戒掉是办不到的了,只有满处去找包皮纸一类的,偷偷地画,却也不敢像以前的那样,尽量去撕写字本了。

到秋天,我正读着《论语》,田里的稻子,快要收割了,乡间的蒙馆和“子曰店”都得放“扮禾学”,这是照例的规矩。我小时候身体不健壮,恰巧又病了几天,那年的年景,不十分好,田里的收成很歉薄。我们家,平常过日子,本已是穷对付,一遇到田里收不多,日子就更不好过,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穷得连粮食都没得吃了,我母亲从早到晚的发愁。等我病好了,母亲对我说:“年头儿这么紧,糊住了嘴再说吧!”家里人手不够用,我留在家,帮着做点事,读了不到一年的书,就此停止了。田里有点芋头,母亲叫我去刨,拿回家,用牛粪煨着吃。后来我每逢画着芋头,总会想起当年的情景,曾经题过一首诗:

一丘香芋暮秋凉,当得贫家谷一仓,

到老莫嫌风味薄,自煨牛粪火炉香。

芋头刨完了,又去掘野菜吃,后来我题画菜诗,也有两句说:

充肚者胜半年粮,得志者勿忘其香。

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