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民自叙

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省之绍兴。

一八七二年 五岁始入家塾。

一八八五年 始研究中华古代哲学、字学及文学。

一八九二年 入翰林院。

一八九八年 弃官归,立志委身于教育界。

(一八)九九年 在绍兴为中学校校长。

一九○一年 在南洋公学,为特班学生教习。

(一九)○二年 为苏报社作论说及演说,皆鼓吹革命主义。

因南洋公学散,学生建设爱国学社,去公学,为学社教习,为爱国女学校校长。

(一九)○三年 为《警钟日报》主笔。赞成共财产、废婚姻之主义。作《新年梦》小说,揭于《警钟》以寓意。惟常谓此等主义,非一社会中已得大多数之赞同,必不能实行。故现在为纯粹鼓吹时期,鼓吹者尤当戒贪、戒淫。庶闻者不至疑其借学说以自便而易于信从。

(一九)○六年 为北京译学馆教习。

(一九)○七年 赴德意志,寓柏林习德语。

(一九)○八年 赴来比锡,入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哲学、美学。

(一九)○九年 始戒肉食。友人有贻书诸之者,对以兼有卫生、戒杀、节费。

十一年 [1] 十月归国。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部总长。宣布新教育宗旨。谓现在中国言教育者多提倡尚武主义及实利主义(科学教育),在今日之中国此两者诚不可废,而要当以道德教育为中坚。道德之大纲不外乎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于华人历代相传之道德论适相符合。惟欲完成道德教育,不可不以一种哲学思想为前提。而哲学思想之涵养,恃有美学之教育,故美学教育为最当注意之点云。

“三义”而尤以戒杀为主。友人驳之谓植物亦有生命,不肉食而蔬食,于戒杀之义未完。答之曰:蔬食主义乃情感上之问题,而非知识上之问题。即兼知识言之,亦进化论之范围,而非目的论之范围。盖人类文化愈浅,则其所牺他以自益者愈与己近似。而文化渐进,则所牺者以渐疏远。最显之例,其始以人异人,如肩舆及人力车;稍进,则用马车;更进,则用油,用电。其理由有二:一则知识进步,利用之术渐精;二则情感进步,恻隐之心渐广也。野蛮人能食人,而开化之民俗则不能。以野蛮人尚无人类同等之观念,其视异种之人,犹开化人之视禽兽也。自达尔文进化论发行后,人兽同祖之说积渐为人类所公认,而动物心理及动物教育之成绩日渐进步,于是人兽同情之观念日渐萌芽于普通人之脑中,而蔬食主义渐行矣。若以论理绳之,不特植物亦有生命,与戒杀之名不合,即姑加戒杀以不杀动物之界说,而一叶之蔬、一勺之水,固亦难保无多数之小动物生活其间,亦决不能谓达其戒杀之目的也。惟其为情感问题,而近日之进化尚仅能发起人兽同情之观念,则止能为肉食主义与蔬食主义交换之时代,而其他则不能不让之后人云。

一九一二年 辞教育部职,九月赴来比锡,仍研究哲学、美学。

(一九)一三年 五月归国,九月来法,俊法文稍通,愿留法继续研究美学。

所著已成者有《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

(《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

关于不合作宣言

易传》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

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和平期成会,我也充作会员。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这样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点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运动,就是和平点的,也陆续离去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军一起,袁项城一进北京,清室就像‘摧枯拉朽’的倒了。现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觉悟了没有。若是这一次他还是不肯开诚布公的与南方协议,那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时听了这一番话,很为感动。当局的坏人,大抵一无所能的为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适于时势的。他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机械的学者替他在衙署里面,办财政、办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业上作装饰品。除了这几项外,他还有什么维持的能力呢?所以这班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语说的“有奶便是娘”的样子,实在是“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场上通过。我那时候就问他们:“我们提出去了,万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个人的意思,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同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我那时候就缕述和平期成会中某君话告大众,并且申说:“现在政府那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若学生相率辞职,政府当得起么?”此是我第一次宣传某君的名言。

去年春假,教职员联席会议,因教育经费没有着落,请八校校长出席发表意见。我因前一年从欧美归来,不久进病院,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联席会议。我那时候声明我的意见,以为教育费不发,教职员无论为教课上进行障碍,或为个人生计困难,止须向校长辞职。若教职员辞职的多了,校长当向政府辞职。我想这种辞职的效力要比罢课与包围教育当局还大得多,也缕述某君的一番话备他们参考。这是我第二次宣传某君的名言。

但是我个人性情,是曾经吴君稚晖品评过,叫做“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我自己反省过来,觉得他的品评是很不错。我对于某君的名言,虽然极端佩服,但是除前说两次宣传外,偶然于谈话时传述过几次,却从没有用这种主张向何等人作积极的运动,不过为自己向这个方向准备。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

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支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决不致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

到现在布置的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叫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濂、张伯烈的险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质问弹劲的手续,何以定要用不法行为,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总统的大事糊涂,受二个人的胁迫,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与前年受张勋压迫,下令解散国会,实在同一糊涂。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办理,他们的倒阁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或者于法律保障人权的主义,经一番顿挫,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他一看。现在法庭果然依法办理,宣告不起诉理由了,而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自书简历

蔡元培(年五十八岁。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

一八九二年 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

一八九四年 任翰林院编修。

一八九八年 出京,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一九○一年 任南洋公学(今名南洋大学)特班教习。

一九○二年 任爱国学社社长及爱国女学校校长。

一九○六年 任北京译学馆教习。

一九○七年 到德国柏林。

一九○八年 到Leipzig,进大学听讲。

一九一一年 革命军起,归国。

一九一二年 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政府移北京,仍任教育总长,五月辞职。九月,复到德国Leipzis。

一九一三年 四月回国。九月赴法国。

一九一六年 回国。

一九一七年 任北京大学校长。

一九二一年 美国纽约大学赠名誉博士。

著有《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纲要》、《石头记索隐》等书。又,北京大学学生所设新潮社印有《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蔡元培手稿)

爱国女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今日爱国女学校二十五周年的纪念节,我不能亲来祝贺,抱歉得很。今把我要说的话写出来,请内子养浩代我说一说。

诸位看着本校有这许多学生,学科这样完备,校舍也这样宏敞,而且建筑校舍的地基也已经规定,不久就可以着手建筑,将以为本校是向来这样容易发展的。殊不知二十五年前初建设的本校,实在简陋不堪。

当民国纪元前十年顷,我与前继室黄仲玉结婚后,同来上海,寓新马路登贤里。那时候,林少泉先生借他的夫人与他的妹子宗素女士由福建来上海,而通电反对大阿哥的经连山先生有意提倡女学。曾于吾寓中开会一次,到会的女士,除林氏两位外,有韦增珮、增瑛姊妹,吴弱男、亚男姊妹,薛锦琴、陈撷芬诸女士;男子除林、经二先生外,有蒋智由、陈梦坡、吴彦复诸先生。于是有开办女校的计划。到这一年的冬季,就由我与蒋、陈、林、吴诸先生开办这所女学校了。尔时,又由蒋先生介绍乌目山僧,因彼是罗伽陵夫人的代表,愿出点捐款,助我们成功。

开办的时候,所有学生,都是发起人的眷属,教员就是发起人。公推蒋先生任校长,不到一个月,蒋先生要往日本游历,把校长的职务卸给我了。到第二年的正月,年纪大一点的旧学生,都不能来;我们招了几个小学生,只请了一位专任的教员,其余的功课,我与仲玉担任了。等到南洋公学散学以后,组织一个爱国学社。学社的名,就是从本校推用过去的,因为那时候,本校的发起人已经同别的学者组织了一个中国教育会,本校与爱国学社,都作为中国教育会所办的事业。尔时,学社设在泥城桥,从吴稚晖先生的劝告,把本校移到学社左近。于是社中学生的姊妹,竞来就学,学生人数渐多。中国教育会的会员,来任教员的也较多,如王小徐先生的数学,叶浩吾先生的史学,吴稚晖先生、蒋竹庄先生的国文,钟宪鬯先生的理科,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教员。

爱国学社解散后,我辞了本校校长,请钟宪鬯先生继任。适逢张竹君女士到上海,宣传女子职业的重要,提倡手工,本校增设手工班,招特别学生,来学者及数百人。后来,张女士拟自立手工学校,学生有去此就彼的。钟先生辞职,中国教育会仍令我任校长,我的从弟国亲,同乡何阆仙先生、吴丹初先生都来帮助。办了一年多,我要回绍兴办学务公所,又辞职。嗣后,经徐紫虬先生、蒋竹庄先生、徐固卿先生、宋侠公先生与季融五先生的继续经营,才有现在的盛况,较之我从前办理的时候,真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深喜本校现在的光荣,并祝将来不断的发展。

(《上海爱国女学校二十六周年纪念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纯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缆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钉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祀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了乞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麐(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于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翼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授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衡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遥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镀生、皮皑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翼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篡辑两股;篡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阁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篡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麐(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

我六岁(以阴历计,若按新法止四岁余),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本来初上学的学生,有读《三字经》的,也有读《千字诗》或先读《诗经》的,然而我没有读这些。我读了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四书读毕,读五经。读小书、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了,先生才讲一点。然而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

读书以外,还有识字、习字、对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义的开始。识字是用方块字教的,每一个字,不但要念出读法,也要说出意义。这种方法,现在儿童教育上还是采用的,但加上图画,这是比从前进步了。习字是先摹后临,摹是先描红字,后用影格。临则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写,后来用帖子放在前面,在别的空白纸上照写。初学时,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写,熟练了,才自由挥写。对句是造句的法子,从一个字起,到四个字止,因为五字以上便是做诗,可听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范句了。对句之法,不但名词、动词、静词要针锋相对,而且名词中动、植、矿与器物、宫室等,静词中颜色、性质与数目等,都要各从其类。例如,先生出了“白马”,学生对以“黄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黄金”、“狡狐”等等作对,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学生对以“望远海”、“鉴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绿野”、“放四海”等作对,用颜色、数目来对性质,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类推。还有一点,对句时兼练习四声的分别。例如,平声字与平声字对,仄声字对仄声字对,虽并非绝对的不许,但总以平仄相对为正轨。又练习的时候,不但令学生知道平仄,而且在仄声中,上、去、入的分别,也在对句时随时提醒了。

我的对句有点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经义,本是散文的体裁,后来渐渐儿参用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体,通常虽称八股,到我学八股的时候,已经以六股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领题,引用题目的上文,是“开篇”的意义;六股以后又有结论;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确是整篇。但是领题以前有起讲(或称小讲),约十余句;起讲以前有承题,约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题以前有破题,仅二句,约十余字;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我以前很不明白,现在才知道了。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为);进一步,演为四句;再进一步,演为十余句;最后才演为全篇。照本意讲,有了承题,就不必再有破题;有了起讲,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与起讲;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竟头上安头,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这实在是八股文时代一种笑柄;我所以不避烦琐,写出来告知未曾做过八股文的朋友。

我从十七岁起,就自由的读“考据”、“词章”等书籍,不再练习八股文了。

(《人问世》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

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

我是将迈七十岁的人了!回想二十岁的时候,还是为旧式的考据与同章所拘束,虽也从古人的格言与名作上得到点修养的资料,都是不深切的。我到三十余岁,始留意欧洲文化,始习德语。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五十余岁,始兼治民族学,习一点法语。但我总觉得我所习的外国语太少太浅,不能畅读各国的文学原书;自然科学的根抵太浅,于所治美学及民族学亦易生阻力;对于音乐及绘画等,亦无暇练习,不能以美学上的实验来助理论的评判;实为一生遗憾。

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这些话似乎偏于求学而略于修养,但我个人的自省,觉得真心求学的时候,已经把修养包括进去。有人说读了进化论,会引起勇于私斗敢于作恶的意识;但我记得:我自了解进化公例后,反更懔懔于“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条件。至于文学、美术的修养,在所治的外国语与美术史上,已很足供给了。

蔡元培

(《大众画报》第十八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

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我五岁零一个月(旧法算是六岁)就进家塾读书,初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后来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最后读《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当我读《礼记》(《小戴礼记》的省称)与《左传》(《春秋左氏传》之省称)的时候,我十三岁,已经学作八股文了。那时我的业师,是一位老秀才王子庄先生。先生博览明清两朝的八股文,常常讲点八股文家的故事,尤佩服吕晚村先生,把曾静案也曾详细的讲过。先生也常看宋明儒的书,讲点朱陆异同,最佩服的是刘蕺山先生,所以自号仰蕺山房。先生好碑帖,曾看《金石萃编》等书。有一日,先生对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两句话,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笑着说:“先生念了《西厢》的淫词了。”先生自己虽随便看书,而对于我们未成秀才的学生,除经书外,却不许乱看书。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志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陈寿《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也说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们学作小题文时,用字都要出于经书;若把《战国策》一类书中的词句用进去,一定不为考官所取。所以那时我们读书为考试起见,即如《礼记》里面关乎丧礼的各篇各节,都删去读,因为试官均有忌讳,决不出丧礼的题目;这样的读书,照现代眼光看来,真有点奇怪了。我十六岁,考取了秀才,我从此不再到王先生处受[授]业,而自由读书了。那时我还没有购书的财力,幸而我第六个叔父茗珊先生有点藏书,我可以随时借读,于是我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下列各书:

一、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清儒治《说文》最勤,如桂穰氏《说文义证》、王绪氏《说文句读及释例》,均为《说文》本书而作。段玉裁氏《说文解字注》,已兼顾本书与解经两方面,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朱氏以引申为转注,当然不合,但每一个字,都从本义、引申、假借三方面举出例证,又设为托名标帜,与各类连语等词类,不但可以纠正唐李阳冰、宋王安石等只知会意不知谐声的错误,而且于许慎氏所采的阴阳家言如对于天干、地支与数目的解说,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从的声相联,字的分部以古韵为准,检阅最为方便。我所不很满意的,是他的某假为某,大半以臆见定之。我尝欲搜集经传中声近相通的例证,替他补充,未能成书,但我所得于此书的益处,已不少了。

二、章学诚氏《文史通义》。章先生这部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详。对于史法,主张先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又主张史籍中人、地名等均应有详细的检目,以备参考。我在二十余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亦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

三、俞正爱氏《葵巳类稿》及《葵巳存稿》。俞先生此书,对于沽训、掌故、地理、天文、医学、术数、释典、方言,都有详博的考证。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见解与推想,不可以后人的见解与推想去追改他们,天算与声韵,此例最显,这就是现在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的读史法。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姊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女吊婿驳义》、《贞女说》、《毫州志木兰事书后》、《尼庵议》、《鲁二女》、《息夫人未言义》、《书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后》、《易安居士事辑》、《书旧唐书舆服志后》、《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家妓官妓旧事》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贞女说》篇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家妓官妓旧事》篇,斥杨诚斋黥妓面,盂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诚是“仁人之言”。我至今还觉得有表彰的必要。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所以提出来说一说。

(《读书生活》,第二卷第六期,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出版)

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

——在南京北大同学聚餐会上的演说词

今天北大同人会集于此,替我祝寿,得与诸先生、诸同学相见,我心甚为愉快,但实觉得不敢当。刚才听得主席王同学报告,及前教授石先生等致词,均属极恳挚的勉励和奖誉之言,真叫我于感激之余,惭愧的了不得。我今年实在还未到七十岁的足数日子,记得莲伯玉有句话:“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我今年就算七十,那么今是昨非之感,恐怕不过是六十九年的种种错误罢了。自今以后,极愿至其余年,加倍努力于党国及教育文化事业,以为报答,并希冀借此稍赎过愆。

今日在座者,皆北大有关系之人,请略说当年北大情形。北大在民元以前叫做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译学馆等部分,我当时也曾任译学馆教员,是为我服务北大之始。尔后我因赴德国留学,遂与北大脱离。至民五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有人劝我不必就职,说北大腐败极了,进去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人就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我到底服从后说而进北京。

自入北大以后,乃计议整顿北大的办法:第一,我拟办的是设立研究所,为教授、留校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机关。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晓得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求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自己也是不讲进修的,尤其是北大的学生,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殖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重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若使一位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然时常请假,他们还是攀附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这类习惯费了多少年打破工夫,终不免留下遗迹。

第二件事就是所谓开放女禁。其实中国大学无所谓女禁,像英国牛津等校似的。民九,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否创制新法?”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条文;从前女生不抗议,所以不招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这是我国大学男女同学的开始。稍后,孔德学校也有女学生,于是各中、小学逐渐招收她们了。我一向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可惜今天到会的女同学,只有赵、谭、曹三位,仍觉得比男同学少得多。

第三件我提倡的事,就是变更文体,兼用白话,但不攻击文言。我本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一类的主张,因为学术上的派别也和政治上的派别一样,是相对的,不是永远不相容的。在北大当时,胡适之、陈仲甫、钱玄同、刘半农诸君,暨沈氏兄弟,积极的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黄季刚诸君,极端维护文言。我却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曾声明,作美术文,用文言未尝不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的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妨害。可是文言、白话的分别适用,到如今依然没有各得其当。

以上系我在北大时举办的或提倡的几件较大的事情。其他如注意美育,提倡军训,培养学生对于国家及人类的正确观念,都没有放松。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终是有限。综计我居北大校长名义,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所成就者仅仅如是。一经回忆,对于知我罪我,不胜惭悚!

今天在座的,年龄皆少于我,未来服务于国家社会的机会正多,发展无量。况且以诸位的年龄,合计不知几千百倍于本人,而预料诸位将来达于七十岁的时候,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更不知将几千百倍于本人;所以今天诸位先生与同学以祝我的,我谨以还祝诸位健康。

(《中央周报》第四○六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

南洋公学,自民元前十六年奏准后,即于第二年设师范院,其程度如民国元年之师范学校。又设外院,考取学生,派师范生轮流教之,其程度如今日之小学也。第二年,设中院,其程度如今日之中学。前十二年。上院校舍落成,适有北洋大学学生避拳乱来上海者,乃设铁路班以收容之,是为高等教育之发端。故自外院,而中院,而上院,即自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学校,是为南洋公学正式之系统。所设之师范院,本为例外。而当时尚有一例外之班,与师范相类者,为特班。交通大学中,尚保存拟设《南洋公学特班章程》一通,其第五条有云:“师范生应遵守之规约,及应独得之优礼,特班从同。”足为特班与师范院相类之证也。

特班之设,为沈总理(总理即今之校长)曾植所提议,而盛督办宣怀从之。其考试,据特班同学彭清鹏君所述:“招考二次,每次各取二十人,初试在南洋公学,复试在盛宅。所试皆国文,复试题为《明夏良胜中庸衍义书后》及《请建陪都议》,与试者大都不知第一题之出处,由监试员检示《四库全书提要》,乃勉强完卷。开学以后,陆续报到者三十八人,均寄宿校中。”其时彭君与邵闻泰、谢忱二君皆未满二十岁,亦彭君所能忆及者也。然交大所保存之特班常年经费,则言学生三十人,伙食每人三元,每月九十元,似不过三十人。今据我与彭君及老校友沈叔逢君所能忆及之特班同学,则尚不满三十人。今姑依姓氏画数之多少,题名于左,并以予所忆及之籍贯及略历附注之:

王世澂号莪孙,福建闽侯人,治法学。

王世□ 世澂之弟。

朱履龢 字笑山,江苏吴县人,留学英国,治法学,曾任司法部次长。

吴叔田

李漱桐(叔同) 天津人,曾留学日本,初为美术家,书画篆刻,无不精工;并参加春柳社。后皈依佛教,改名弘一

贝寿同 字季眉,江苏吴县人,留学德国,治建筑术,在司法部任技正甚久。

邵闻泰 字仲辉,后改名力子,浙江绍兴人,善为文,努力革命,现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林大同 浙江永嘉人,在杭州办水利局多年。

范彦矧 浙江平湖人。

胡仁源 字次珊,浙江吴兴人,善为文,富哲学思想,留学英国,治工程,曾任北京大学工科学长并代理校长。

殷祖同 字志伊,江苏常熟人,在特班时,富革命思想,善为文。散学后未久,于归途中失足坠水卒。

项骧 号微尘,浙江永嘉人,治财政学,曾在财政部服务。

黄炎培 号韧之,后改名任之,江苏上海人。在清季,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后在江苏教育界服务甚久;创设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人文图书馆等。

陆梦熊 字渭渔,曾留学日本,在交通上服务甚久,现任交通部专员。

郭奇远 浙江永嘉人。

彭清鹏 字云伯,江苏吴县人,在司法部任秘书甚久,现任司法行政部科长。

穆湘瑶 号恕再,江苏上海人,曾在警察上服务,现营实业。

钟枚 字卡岑,浙江杭州人,曾在浙江行政上服务。

谢忱 字元量,今以字行,四川人,善为文,现任监察院监察(委)员。

魏斯灵 号阜欧,江西人,曾任江西财政厅长及国会议员。

右所记不过二十人,其籍贯及略历,恐亦尚有说误,姑记之以待补正。

特班章程第一条云:“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西学者。”是课程重在西学。又于第四条规定:功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初级功课,后期为高级功课,各限三年卒业。初级功课为英文之写诵、文法、章句;算学之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格致化学之手演。高级功课为格致化学之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是其本意在以英文教授政治、理财等学,养成新式从政人才,而令于初级中补受数、理、化普通教育也。

因特班生对于初级功课,有已习或未习者,故均在中院上课,或插班,或开班,我已忘之。我所忆及者,章程之第七条所规定:“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以为学优则仕之地。”特设教员二人以管理之。其一任监督,初聘江西赵君从蕃任之,赵君辞职后,聘黄岩王君舟瑶继任。其一任指导,则由我任之。

指导之法,稍参书院方式,学生每人写札记,由教员阅批。月终,由教员命题考试,评次甲乙,送总理鉴定。其时学生中能读英文者甚少。群思读日文书,我乃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

特班开办于民元前十一年之春,解散于前十年之冬,自始至终,不及二年。不特章程第四条之初级功课未能修毕,即第七条之自修,恐亦影响甚微。其中多数特班生卒能在学术上、社会上有贡献者,全恃此后特殊力学之结果耳。惟同学聚散,不无雪泥鸿爪之感。黄任之君曾于民元十六年,邀集特班同学,在上海半淤园聚餐,到者忆不过十余人。忽忽十年,尚未有第二次之集会。适交通大学四十年纪念册征文,余以此事亦校史中特别之史实,故就所忆及者记述之,以充篇幅。

(蔡元培手稿)

辛亥那一年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于丁未五月间经西伯里亚往德国。到柏林后,始知有徐伯荪先烈刺恩铭于安庆,及秋竞雄先烈等在绍兴遇害之事。上海报戴(载),问官说:“汝受孙文指使么?”(大意如此)徐先烈说:“我运动革命,已二十年,还要受别人指使么?”驻德孙慕韩公使读到此,有点寒心,乃强作解嘲语说:“革命党真是大言不惭。”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间,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间,孙先生有钦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镇南关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庆起义。庚戌,有汪精卫先生刺载沣之事。至于辛亥三月间,温生才先生刺杀孚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义,而告一大结束。我也于是年回国了。

辛亥八月中旬(阳历十月初旬),德国大学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学已开课。我因几位德国朋友的介绍,往维铿斯多中学参观。这中学是私立的,是较为革新的,在课程上,重顿悟不重记诵;在训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会食前,诵一条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祷;注重音乐,除平时练习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学生得举行茶会,邀教员及男、女同学谈话。我寄住在此校教员宿舍中,历一星期,觉得他们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见德国报纸上,载有武汉起义的消息。有一德国朋友问我: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吴稚晖先生一函(自伦敦来,或自巴黎来,我此时记不清了)。以武汉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转机,我辈均当尽力助成(大意如此)。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总往同学会,与诸同学购报传观,或集资发电,大家都很热烈的希望各省响应就是了。同学中,有一位刘庆恩君,稍稍做了一点可资谈助的事:同学会中,本有两面小龙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刘君把这龙旗扯破了,他去备了两面五色旗来替它。又有一日,来了一位使馆的秘书,带笑着说道:“袁宫保出来了,革命军势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样子。刘君骂道:“放屁!”就打他一个耳光,别人赶紧劝开,那秘书也只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光景,接陈英士先生电报,催我回国,我就从西伯里亚回来。到上海,正是黄克强先生由汉口来上海的时候,孙先生还没有到。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垫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那时候,又有一段新闻,关于辜汤生先生的事。自武昌起义以后,望平街各报馆每日发好几次传单,并在馆门口用大字誉写,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状。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语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此为我回国以后所闻,未知确否。

(《越风》,杂志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

民国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国,接到教育部的电报,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本来,在民元我长教育部以前,那时名叫京师大学堂,我便在那大学堂一部分的译学馆任国文及西洋史的教员。现在要我来任北大校长,我算是第二次为北大服务了。

当我从法国回到上海的时候,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些朋友说:既然知道他的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接受了后说,到北大来。

到北大以后,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教书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便算功德完满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授着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医专校长汤尔和君的介绍,便首先聘请了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君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在《新青年》上,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职。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加,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张(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祀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我离京之时,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的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并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章、陆,于是,五四运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虽然五四运动的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需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苦而无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告以学生救国,重在研究学术,不可常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至此,北大因五四运动而起的纠纷才算平息了。

(《中国学生》,第二卷第九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爱国女学三十五年来之发展

爱国女学之成立,已三十五年。余为三十五年前参与发起之一人,回想当年,不胜今昔之感。

民国纪元前十年,余在南洋公学任教员。是时反对清廷议立大阿哥之经连山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借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来,均提倡女学。由余与亡室黄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贤里寓所开会。到会者除经、林二氏外,有韦氏增珮、增瑛两女士,吴产复先生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陈梦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余与林、陈诸先生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场摄影,吴产复夫人自窗口望见之而大骂,盖深不以其二女参与此会为然也。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智由先生设席欢迎,乃请仲玉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盖其时男子尚不认娶妾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

爱国女学,即在此种环境中产生也。是年冬,由蒋智由、黄宗仰两先生提议,设立女校,余与林、陈、吴三先生并列名发起,设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罗伽陵夫人代表乌目山僧捐资相助,而推蒋先生为校长,发起人均任教员。未几,蒋先生往日本游历,余被推继任。开办时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来学生;而第一届学生,多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而退学,故学生甚少。

爱国女学第一次之发展,在爱国学社成立以后。由吴稚晖先生提议,迁校舍于学社左近之泥城桥福源里,并运动学社诸生,劝其姊妹就学,而学社诸教员,如王小徐、叶浩吾、吴稚晖、蒋竹庄诸先生,亦兼任女学教课,逐时本校始有振兴之气象。

第二次之发展,则在钟宪鬯先生长校时期,即爱国学社被解散之后。是时,张竹君女士初自广州来,力倡妇女经济独立之必要,愿教以手工。钟先生因于本校课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设手工传习所,请张女士及其弟子传授。由本校学生之宣传,而内地妇女纷来学习。其后,手工传习所虽停办,而爱国女学之声名,传播已广。

第三次之发展,则为蒋竹庄先生长校时期。时在民元前三年一月。厘订课程,使适合于中小学教育之程度;订建校舍,使教室与运动场有相当之设备。从此,本校始脱尽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余长本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先生到上海时,余与从弟国亲及龚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等。又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之时代。民元四月,徐固卿先生继任校长,民三(年),添办体育科、文科,校誉日益隆盛。江苏教育厅批准立案。徐固卿先生解职后,曾由萧蜕公、宋侠公、吴和士诸先生相继任校长。

第四次之发展,则为季融五先生长校时期。时在民国十年。遵教育部学制,划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体育专科与附属小学四部。民十六年,因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教育行政系统更易,本校划隶上海市区,改向上海市教育局立案,奉令更名为私立爱国女子中学。其后因来学者众,原有校舍不敷应用,乃于十九年秋迁至江湾路尘园,次第自建校舍。高中部复添设师范科,于是基础益形巩固,校务日见发达。

在此节节发展时期,不幸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全部校舍,悉被焚毁,三十年来之文物,损失殆尽。不得已,遂假法租界贝勒路志成小学余屋,招集学生,以维教学。逾月,复迁至吕班路大陆坊。是年秋,季融五先生因感受刺激而辞职,校董会推孙翔仲先生为校长,迁回尘园,以图复兴,重建校舍,添置校具,并办女童军训练班,设第二小学于新闸路。二十二年秋,得校董祷民谊、潘守仁两先生之助,更添建仁斋、谊斋两宿舍。逾年,孙翔仲先生辞职,校董会推季毅生先生任校长。是年秋,移设校内附属小学一部于昆山路,奉令改称爱国女子第一小学,附设幼稚园。二十四年秋,复就昆山路校舍,添设初中第二院,学生亦颇众多,并呈准教育部将体育科正名为体育师范科,校后更辟田径场,运动成绩,与年俱进;而各科课程,亦多注重实际。自二十一年秋至今,可谓爱国女学之复兴时期。

今年为三十五周年,观历来发展之历史,又兼以主持者之毅力,预料前途,必更有辉煌之象也。

(《爱国女学校三十五周纪念刊》,

该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我自六岁至十七岁,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岁至十九岁,即充塾师(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二十八岁又在李蕴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师半年(前十八年)。所教的学生,自六岁至二十余岁不等。教课是练习国文,并没有数学与其他科学。但是教国文的方法,有两件是与现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对课,二是作八股文。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要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角,上声在左上角,去声右上角,入声右下角。学生作对子时,最好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讲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古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我三十二岁(前十四年)九月间,自北京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我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这个学堂是用绍兴公款设立的。依学生程度,分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麐(麟)君、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而现任中央研究院秘书的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厅科员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时候第三斋的高材生。外国语原有英、法二种,我到校后又增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泪菇、薛阁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及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钟生君,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后来旧的运动校董,出而干涉,我遂辞职(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岁(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止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谢忱(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

我三十六岁(前十年),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其一部分借中国教育会之助,自组爱国学社,我亦离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的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昌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何海樵君自东京来,介绍我宣誓入同盟会,又介绍我入一学习炸弹制造的小组(此小组本止六人,海糕与杨笃生、苏凤初诸君均在内)。那时候学社中师生的界限很宽,程度较高的学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级生的教员;教员热心的,一方面授课,一方面与学生同受军事训练。社中军事训练,初由何海樵、山渔昆弟担任,后来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来社,他们的领袖章行严、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至我离学社始已。

爱国学社未成立以前,我与蒋观云、乌目山僧、林少泉(后改名白水)、陈梦坡、吴彦复诸君组织一女学,命名“爱国”。初由蒋君管理,蒋君游日本,我管理。初办时,学生很少;爱国学社成立后,社员家中的妇女,均进爱国女学,学生骤增。尽义务的教员,在数理方面,有王小徐、严练如、钟宪鬯、虞和钦诸君;在文史方面,有叶浩吾、蒋竹庄诸君。一年后,我离爱国女学。我三十八岁(前八年)暑假后,又任爱国女学经理。又约我从弟国亲及龚未生、俞子夷诸君为教员。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受苏凤初君的指导,秘密赁屋,试造炸药,并约钟宪鬯先生相助,因钟先生可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与药料。又约王小徐君试制弹壳,并接受黄克强、剧若木诸君自东京送来的弹壳,试填炸药,由孙少侯君携往南京僻地试验。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材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先生及其馆中同志讲授理化,学分特多,为练制炸弹的预备。年长而根抵较深的学生如周怒涛等,亦介绍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

我三十九岁(前七年),又离爱国女学。嗣后由徐紫虬、吴书箴、蒋竹庄诸君相继主持,爱国女学始渐成普通中学,而脱去从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岁(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译学馆任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所编讲义未完,即离馆。

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前五年至一年),又为我受教育时期。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莱比锡,进大学。

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按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改教育部后,我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伺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岁至五十八岁(民国六年至十二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民国五年,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我遂于冬间回来。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史、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戎),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镀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进大学的;各大学不敢提议于教育部。我说:一提议,必通不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默许了。

我于民国十二年离北大,但尚居校长名义,由蒋君梦麐(麟)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欧洲归来,始完全脱离。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的组织,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遂取此名。大学区的组织,是摹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十六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这种制度优于省教育厅与市教育局的一点,就是大学有多数学者,多数设备,决非厅局所能及。我们为心醉合议制,还设有大学委员会,聘教育界先进吴稚晖、李石曾诸君为委员。由委员会决议,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行了年余,常有反对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提议于大学院外再设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动的辞职,而政府也就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试办的三大学区,从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战,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大学院时代,院中设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后来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图书馆。

大学院时代,设国立音乐学校于上海,请音乐专家萧君友梅为校长(第一年萧君谦让,由我居校长之名)。增设国立艺术学校于杭州,请图画专家林君风眠为校长。又计划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但此会开办时,我已离大学院了。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岁时,参加中央政治会议,曾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君提议在首都(当时为南京)、北平、浙江等处,设立研究院,通过。首都一院,由大学院筹办,名曰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开办,我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不复参与了。

(《宇宙风》第五十五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出版>、五十六期<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

自传之一章

余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余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此余闻祖先轶事之最早者。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余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余祖父营典当业,为当铺经理。遂在笔飞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厅三楹。生我父兄弟七人。先三叔好武艺,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留在家同居者只六子耳。六叔、七叔年最幼,长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结婚。先祖又在屋后加盖五楼五底,以备大家庭合住之用。余等为大房住一楼一底之外,尚多一骑楼,骑楼虽多只一间,亦意存优待于长子也。

余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八)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初言十八日子时,后改正为十七日亥时。其时无钟表,计时亦难准确。

余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殇,实为兄弟三人,即余有一兄一弟。

余有两姊,均未出阁,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

先父面方,肤色颇黄,先母面椭圆,肤色白营。余兄弟姊妹七人,凡居单数者均像母,居双数者均像父,余行二,故像父亲。

先父为钱庄经理,二叔为绸缎店经理,四叔亦经营钱庄,五叔、七叔为某庄副经理,全家经商,惟六叔读书。

余家至我六叔,始考试入学(秀才),后并补康(廪生)。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

余幼时,先父延聘教师在家教读。年十一,先父见背,家中不克复延教师,即附学他处。先父之丧为夏六月,是年下半年起,余即寄居姨母家附近读一年。十二岁、十三岁,又在一李先生家附读两年。十四岁,始从王子庄先生学作八股文,王先生其时八股文名家也。余从王先生学至十七岁,余入学游泮矣(秀才)。

十八岁、十九岁余自设馆教书。

自二十岁起,不复授徒。余在徐家校书矣。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富,又喜校书印书,喜以文会友,故亦延聘及我。余自此不复作八股,改作辞章考据之学。

二十一、二、三、四岁四年中,均校书徐家,多得读书之益。

二十四岁,己丑年,(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余入乡闺中式(举人)。

此后成进士及殿试,《言行录》等处已说及,不必赘述矣。述其未说及者一二如次。

余入同盟会在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为同盟会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绍入会者,何海樵也。

次年,黄克强持孙先生手书来,派余为上海支部部长。是年余返绍兴故乡一行。

又次年丁未,余随孙宝琦赴德,彼任钦差,余往留学,由西比(伯)利亚行,同行者有齐寿山。

寿山告余,李石曾先生吃素,及其理由,余以为然,因亦吃素。直吃至民国十年腿病不能行走,医生感觉病时素食不易调理,为简便计,劝我恢复肉食,我从之,实仍偏重素食,惟不如以前之严格耳。

戊申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我始游巴黎。

辛亥革命,余在德国,得陈英士电,促即回国,余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归后,命我任教育总长。此后诸事,知者更多矣。

萧瑜笔记

(《传记文学》杂志第十卷第一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台北出版)

[1] ① 此处当为“一九一一年”。“ 十一年”属作者的写作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