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朗字义利,汝南安成人。祖父周文,官至黄门侍郎。父亲周淳。宋国建立后做了大官,曾任侍中兼太常,他的哥哥周峤,娶高祖武帝第四个女儿宣城公主。周峤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建平王刘宏和庐江王刘..,周峤因为是皇室亲戚而做重要官职。元嘉末年,周峤当了吴兴太守,元凶刘邵杀文帝自称皇帝时,隋王刘诞在会稽起义,刘邵任周峤为冠军将军。刘诞的檄文接着又到了。周峤一向胆小,迷惑犹豫,手足无措,被他府中的司马丘珍孙杀了。朝廷体谅他的本意,继续和他家保持婚姻关系。

周朗在少年时便非常浪漫,风度潇洒,气度不凡,和他哥哥周峤志向不同,周峤非常嫉妒他,周朗最先当南平王刘铄冠军行参军,太子舍人,兼任主簿,因为休假不请示,被免官除名,接着他又当江夏王刘义恭太尉参军,元嘉二十七年(450)春天,朝廷商议派刘义恭出外镇守彭城,作北伐统帅。周朗听了这个消息,主动辞职。刘义恭出镇彭城,义恭府中主簿羊希跟着义恭一同赴任。羊希给周朗写了一封书信并嘲笑他,叫他为义恭出谋划策,周朗回信说:

羊先生阁下:正遇着你叫我进取,想不到你才能有如此卓著。你的好心好意,确实非常令人感动,丰富的词藻,华丽的句式,用得又何其轻巧。我已看了你的信几遍了,心中非常快慰,看你写的信的内容,才知道又遇到你这个知己,我有什么功德,而使你每每这么垂爱于我,我确实为你的好意而高兴得很,然而却担心你将来会在哪儿死掉呢?

匈奴人有很长时间存在,汉人生活不安定也很久了。中国人谁不满心愤怒,憎恨胡人对中国的威胁,省衣节食希望汉族军队打过去。但是从有谋略的人保持沉默,军人压住按仇之心,不许人们论论外国之事的时候以来,已有很多年了。当今皇帝具有黄帝尧帝般的才德,宰相们有周公姜尚的贤明,所以勃然大怒,将杀匈奴人祭我们的军旗,同情心大发,想使北方人民免除异族的压迫。征集人才的命令早晨发出,宰相们晚上便选用英雄豪杰,调动武艺高强之人。本朝历来选用贤人,况且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天下人士,不断地磨炼意志,努力练习艺业,想不负平生的志愿,官员们选拔奇才,把他们贡献给皇上。但是这些人士却忘了国家的建设,农民安定的大问题;也有的人士因为自己的才德被乡绅所讥讽,或因自己的忠正而使自己受到皇上身边的奸佞的诽谤。以致永不能成为朝中大臣,不能成为当地名士,远离国门,埋没于田野之中,几十年以来,难道只一个吗?至于我本身没有什么技能,但出来便遇着明君,不断希望主上为自己升官,年年得到非常好的宠待,却不能调养自己的性格,掩饰自己的好恶,让身边的人喜欢。和那些不幸的人士相比,可谓荣华得多,但是和今天的通达之士相比,倒会被他们耻笑。但足下却希望我努力进取,叫我献出安边退敌的方略,阁下也太不知我的心理了。如果说贤人还未选进,而今天又选进了这么多的贤人,认为人才应该有用武之地,而我又没有什么才能。怎么能叫落入大海的马鬃,在卖鱼虾的市场上去鼓动。随风飘动的羽毛,在华美的轩窗饰帘上优美地摇摆,它们不能背负渌水(河名),飞越苍天,那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既没有奇谋异术,又没有让皇上高兴,让臣民喜悦的能力,那就更不值得你的欣赏。只因我这曾经被惩罚的小辟,州府驱使的干部,再去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这很清楚是不可能的。

我虽然疲惫无能,也曾经听说过贤人们的评论,那就更不敢忘记了。大凡士人处世有五种类型:第一种以白云作门窗,以山洞作寝室,修理香树,嗅赏桂花,吞食灵芝草,在霜上游走,采摘松果,在雪地中吟赏,仔细地保养肌肤,培精蓄气,注意呼吸,养怡精神,把王侯将相当做土石一般,把膏梁锦玉的生活当成有害的毒药,确实是与天地万物同呼吸,把神仙也当成平庸不足道的东西;第二种的则是竭心尽智,为国家而献计,在云台宫里议论,在未央宫中向皇上献策,指出皇上的不完善的地方,为千万大众作呼声。推举坚贞正直的人,黜退奸邪狡猾之徒,到朝廷之上便使礼乐风行,到疆场上便杀敌擒王,使天下统一,四海同心。功勋卓著而自己不留名声,国家日益太平而皇上垂拱无为,使诸侯皆俯首称臣,皇上仁恩布于四海。第三种则每日饱食之后便上朝朝拜,看到宫门开了便进去,在两宫中间来来往往尽职守礼,口称尧舜汤文武的教训,俯首惶恐,胁肩进策,谈论仁义礼智的大道,慷慨陈词如何治理国家。被皇上采纳便不断进取,被否决便全身而退,在家闲居,远离官场,与人断绝往来,忘掉一切忧愁,不管别人赞扬与批评,每口吐故纳新练养气功,讲究饮食而希望长生不老。这三大类型,正是志士仁人所表现的几种,但不是我能做到的。至于我嘛,侥幸有病痛但不至死,劳役不降到我头上,以蓬蒿为门,杜绝与名人的交情,只顾种田耕地,和官吏不相往来,让床上堆满尘埃,让门前土阶长满青苔,任屋檐上的草木越长越高,池塘上的海草,越来越滋润茂壮。在厢房之中,幸好有旧书十箱,厨房角落,储藏陈年老酒几壶;不时弹弹琴,鼓鼓筝,研究药方异术,在傍晚下一盘棋,在月夜看看天星,怡然自得,几乎不落在羲皇帝时人的后面。在春天种几亩田,在秋天耕几块菜园,如果没有天灾,便算衣食丰足。等待酒喝厌了,国家太平了,便想游一游关中,追迹洛陽和长安故址。再游到河北辽东,看看我中原的故疆旧土,凭吊古代先贤们的遗迹,体会他们的当年心态。在我青年时代时,便有这些打算,但我的想法也许很奇异鄙陋;而人情喜欢攻击异端,或者因为他人的地位低下而讥笑他的所做所为,或者看到他好的谋划而嫉恨他。杨朱在这样的时候,尚且被魏国人嘲讽,况且我辈不具备杨生那样的器识,而世人比魏国国民更加恶毒呢。至如说汉武帝谈到李广时,认为他是天下奇才,但知道他的才能不适合那个时代,况且乡党街巷中的人们,厌恶贞洁的正人君子的行为,说正人的举动是奴隶庸人的妄动,大丈夫本来都愿意向皇上表示忠诚,为国家出谋献计,卿相职务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像李广那样有才的人也不需要封侯,甚至还有被灾难袭击,被奸邪的人诽谤,有奇谋妙计而无法为人所知,为人正直而被冤枉,这些岂有不令人痛心!怎么能不痛心!

至于阁下,可以说是头顶日月脚踏苍海,心则自如地控制头和身体,无所不顺无所不到。现在再到燕山的黄河那一带去,和周公召公类的人物相处,手握节杖,身穿高官的衣服,在帷幄宴会上高谈阔论,扬起指挥鞭,舞动军令剑,在部队中大声喊叫,每一举动都得到朝廷的奖励,每一计谋必然受到皇上的赞赏。怎能不修正自己的行为贡献高明的计策,补充君主的不足,理直气壮,想出战争的处理办法,选择勇敢有为的将领,推荐超群正直的士人,这是阁下应该回报国家的。如果做不到这点,便应该披坚执锐,紧紧追随国王左右,保护皇帝的安全,作军队盾牌,加固军营防守,在战斗中奋勇冲杀,使自己牺牲而主上安逸,敌人消灭而我军保全,这也是第二等的报效。如果做到这样,那么捉拿匈奴胡人不久便可以实现了。而不应默不作声,获取宠遇而无所事事。你是有心人,这里我谈出这些心中想法。

周朗的文辞意趣非常潇洒不羁,大抵都是这样的。

他再被任命作通直郎。世祖当上皇帝,被调为建平王刘宏中军录事参军。当时孝武帝要求朝中每个臣子抒发自己的意见。周朗又上书说:

当年孔子曾经说过:“治理天下好比把它放在手掌心上。”这岂只是大话呢!正确的政策(治),在于人们的运用与否,只是当时的国王们不愿做罢了。况且当今世风日下,混乱不堪,再加上国家遭到叛军的困扰,江东碰上空前的浩劫,千里之间,死人如山,万村哭诉。而秦汉以来的各种弊端,还在社会上流行,魏晋留下的荒唐现象还在人民中充斥,这样而希望国家安宁,教化超过古代,好比向后走而想到前方,堆积干柴于烈火之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比这更恰当的比喻。但皇上天生有孝心,又加上无比善良,对于人民的疾苦,我怎么敢不粗略地陈述。

凡是治国用什么办法呢?用教育而已。现在教育事业已削弱了很长时间,人民不知道向谁学习,犯了错误只用刑罚来对付,这难道是治民的方法吗?想恢复教育工作,应该二十五家选出一个负责的人,一百家中设立一个教师。男孩子十三岁到十七岁都叫他们去学习经书;十八岁到二十五岁都叫他们去训练武艺。用写字、作文、天文、律令、忠诚、孝顺、仁善、道义等教育他们,教育他们廉洁、谦让、勤劳、恭谨。教育他们兵法和谋略,部队的行止、步兵骑兵的训练方法,以及射箭格斗的技巧。各地长官每月到学堂,检查他们的进展情况。学习经书五年之后有效果的应推荐给司徒府,习武三年后有效的,送他们到“军事部门”,如经过七年而不熟悉经书,经过五年而武艺不足,便再考。看他的言论和谋略,看他的心术,行为表现,没有用处的,即使是三公九卿的子弟,也得放归农田,一辈子不许做官。至于太学则应搜集各种书籍,编排诸子和历史书籍,使各种书井然有序、一目了然,学习起来不浪费精力。教育,即使是凶年荒年也不应荒废的。

农业,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这个地方没搞好,那么礼乐便不能运行。如果重视它,应该不用黄金银钱,用谷子和布帛作为赏罚的手段。但是愚昧的百姓不知道它的功用、献策的人喜欢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淮河以北地区,有一万匹布便可以成为集市,在长江以南,一千斛谷子则可以成为货物,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方便的。现在应该允许集市到一千钱以下的可以用钱,其余的都用丝绢布匹和大米作交易,其中米布不合格的予以惩罚。如果做到这样,那么农田的开垦便会自行发动,人民的物资必然丰富,暗中造钱的人必定减少,人民遇到死亡的事不再发生。凡田不属于多水的地方,都种上麦粟。土地上凡有肥料营养的地方,都栽上麻苗。街头巷尾、屋檐路边必须栽上桑树,庭院园地只种竹子板栗。如果这个政策得以实行,凡是做得很好的百姓,则用官爵进行奖励,有关部门也加以赏赐。如果田中长满野草,不种树木,便鞭打此人而砍掉其余的树,各地灵活实行不同的罚惩政策。收税的方法,应按人口征收,而不应该按财产。说什么使富人不增加财富,穷人不减少损失。以至让桑树增长一尺,便计算其中的价值,田地增进一亩,便算出值多少钱,房屋不能增添砖瓦,否则便算成财产。百姓(其实是贵族)因为这,不敢种树,人们怕开垦新的土地,屋梁被烧,屋脊裸露,也不敢加以修饰。怎么能这样禁锢好东西损害人民,禁止人民增加衣服,提倡人们艰苦的生活,以至到达今天这样痛苦的地步。当今如果重新重视农业,便必须去除去这些税法。

凡是治国,不怕威严不能建立,只怕恩惠不能施予。不怕土地不广阔,只怕人民不增加。自从汉人胡人相互厮杀,中国外国相互斗争以来,消灭一个国家则尸体堆积满城,屠杀一个敌方的将军则尸横遍野,天下留下的人民,大概还不到一半。加上刻薄的政策,残酷的刑罚,年年有天灾,岁岁有瘟疫,穷人仅能勉强维持生命,死的人不能埋葬,鳏夫有不愿娶妻子的,生了儿子每每不愿保留。另外到边疆戍守时间长久,妻子已老,后嗣不存,私奔生的儿子,却不再收养,这是杀人的道路,每日有几条,增加人口每年没什么计划,如果再经过百来年,难道会全部让草木当这世界的主人吗?这是最令人震惊、悲痛、哭泣的地方。法令当然有禁止杀儿子的条目,和早娶的规定,然而人们触犯法律、忍心而这样做的,难道不是生活中有更甚于被惩罚的悲惨境况吗?当今应该每家减轻劳役、每家减免税收、女子到十五不出嫁,家长应受惩处。大野鸡羽毛可以作为聘用妻妾的礼物,大块布匹可以作为出嫁的妆奁,如果等到礼物充足才聘娶,有关部门应该加以纠正。凡是宫中服务的宫女,必须挑出那些不再出嫁的人,百姓家的奴仆,也应让他们每人都有家室,总之是使天下人不再有一辈子独身的和没有儿子的老人。真是俗称的十年养育,这样二十年过去,每户不断的生长新的人口,能出任兵役的人,必然比过去多好几倍。

另外,逃亡的人騷扰京郊,饥饿的人充满京城,却不为他们作考虑,而任他们迁移无常,所以饥饿和寒冷到来,慈母不能保管儿子,希望这些人不当强盗不当亡命徒,怎么做得到呢?既然先这样对待他们,再用屠杀对付他们,有关法律部门,对他们又何其狠毒。况且草树已死,树皮树叶都已枯蒿,这时他们的吃的东西可能都完了。冰霜降得很厚,干草房屋瓦缝不易找到,这是他们缺少衣服的时候,到了陽春三月,还有几个人能活?现在从长江以南到处闹饥荒,有饭吃的地方,政府必须督促管理,应该赏赐那些每年能养活五十个流民的人,增加他一级爵位。这样的人达到一千家,便可以救活十万人。叫其中接受他人救济的人,成为救护者的部属,使救护者供应他们粮食和谷种,以后叫他们全部到淮南去当佃农,凡是公家私家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每年征调他们帮助农民,让崩坏的湖堤全部得到修理,平原陆地都派上用场。还根据户口数目建立村社,计算田地多少,设置基层单位,检查人员的进出,监督那些游荡而懒惰的人。等待丰收之年,让他们迁移到故乡去。淮河以北让他们全部渡江南归,东方流民全部叫他们回到西边。

所以毒患在身体上,必须先割去缓和的地方,函谷关和渭河那般灵秀地方,已暗然成为荒凉的濯濯童山。伊水洛陽一带神圣土地,已长成丰茂的草原。这些地方难道不值得思念?何必只关心这样小的一些地方。历下泗水流域,献计的人认为胡人已衰落不需退避,但不知我们的困难更甚于胡人。如果认为人民迁移以后,胡人必然迁进去,如果他们靠近我们,正是我们希望的。胡人如果能南迁,必定不是真正的胡人。不过是中原的各种汉族人民,他们正是我国一向希望保护的。既然汉人前去居住其间,北方地区必然空虚无人居住。他们南迁,徒然耗费财力物力,不久便可以看到淮北地区仍然从我们手中失落,这难道不是再一次受辱吗?叫敌人只调轻快骑兵三千人交替出入,春天来践踏麦苗,秋天来侵踏谷禾,那么我们的水陆运输,必然会重新断绝,对于敌人是不疲劳的,但我们的边防已很困难,不出二年,兵败退归人民逃散。这是可以跷足等待的。即使胡人消灭,而中原地区必然有继续居住的人群。这时不会有奉献土地、率领人民来投奔我国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徐州山东一带终会被夺去,这也是不可不防的。

况且进攻和防守的方法,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敌人对我们不能攻击。近年来我国出师之所以失败,则是背离这一方法的。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用羊来追狼、螃蟹捉老鼠,而我们却让笨重的车、疲弱的士兵和骠壮的骏马、勇悍的胡人相驰逐,不能取得胜利,那是理所当然的。西汉中期之所以能进攻匈奴,是因为马匹特别的多,匈奴之所以顺从汉人,也是因为马少的原因。既然未来战争不能回避,兵车马匹应该准备。现在应该鼓励国人积极养马,养一匹的,免除一人的劳役,三匹的,任用一人做官。从此以往,赏赐有规定,边界驿站房屋中的马也不许调动。

对将帅,人们希望他们不怕死。对于能手持长矛大戟侥幸不死,在军务中消耗自己精力的将帅们,他们想得到上司的赏赐,一向希望极大。如果更立有扫荡敌人、打败敌人的功勋,这使他们的骄傲更有资本。近来的赏赐,人们知道比较优厚,然而听说相当不合标准有怨气的很多。垂手而立口中怨言的,往往成群,在一起相互议论而不满足的,往往成队。凡是军队的心性,极容易沮丧崩溃,如果一旦有变,那么先前心怀怨恨的人便反而成为敌人了。现今应该和他们共享国家财物,府中积蓄也让他们分到一份,离开部队的人应该用钱财遣送他们,对他们厚加宠待,叫他们住居地方的长官对他们给予录用,将领的俸禄还未满数,国家其余的费用应该少用一些,其他的用度不足,也不应予以满足。然后用狩猎的礼节教诲他们,用征战击鼓的方法训练他们。如果恃勇而冒进的,应该予以黜退,到老了便让他们退休,赏赐的恩惠,遍及他们的后嗣。

另外沿淮河的堡垒,都应该修复,使烽火台相望,鼓声相互能听到,军队之间相互联系,如果边民请求出兵,应该一律不允许,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贡献,只简略地报答一下,告诉他们我国还有很多事,哪里没有国君侍候?必须等待内部政治稳定军力充足之后,再慢慢地观察敌情,准备好步兵骑兵四十万,使国内不受到困难的侵扰,储藏好二十年的粮食,而远方响应我们的地区也不受到侵扰,然后越过淮河,前指黄河,跨据陇右,出击大漠,那时要到哪里都不是随意呢!

教化很不敦厚纯朴已到了很差的地步。当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尚在而兄弟分家,十户中有七户。老百姓父子分居,也八家中有五家的。尤其严重的是,对方陷于危险困苦之中却不知道,简直不可胜数。应该明确地禁止这些,以改革当今风气,先有在家人中做好事的,便必须奖赏。从今以后不改正的,便没收他的一切财产。

三年为父母守孝,是古今通用的制度。因为悲哀是真诚发生的,所以制定外在的规矩,时间一久便成习惯,所以规定很长时间而习惯礼制。汉文帝缩短臣民守孝是对的,至于今人的缩短到几天则是荒谬的。怎么能叫丧礼衣服一脱下,哀哭之声便结束了。朝中佩带玉物,亮开旌旗,是狠心的人做不出的。戴着华贵的帽子上朝,不是更成问题了吗?凡是法规有和古代不相同而不合人情的,都不能顺利行事。至于败乱礼法而安心过活者往往受到尊宠,为什么对坏的东西这么好而对善的东西如此没兴趣,现今皇上用大孝心作为基础,应该改正这种坏风气。

朝廷宴会和朝见大臣,应当从自己严肃开始,皇妃干政制度应该逐步加以修正。让天下人来侍候一个国君,没有什么担心不能供应的。当然皇帝有穿黑衣服的朴素,皇后有穿棉布的简略,也不值得效法。况且一件衣服缀满黄金,也不会超过一百两,一年穿的衣服也不过几套,而必须集宝玉几箱子,备好衣服几柜子,难道是每一件都去观赏、每一件都穿的,这其实是为箱子带着宝贝、为柜子穿衣服,徒劳耗费国家的财物,白白地消磨天下资产。而皇帝因而日益懈怠政治、妃嫔也因则傲视国人,这是何等无聊的浪费和损害,何等的粗鄙庸俗!以至到了奴婢那样的人,也没有定制,一个婢女要更低级的两个婢女使唤,一个奴仆的家庭,要一大群更低级的奴仆去侍候。用黄金雕饰房屋,用锦绣饰帐帘,喝着成瓶的美酒,烧着成串的肉食,不可胜数。甚至有驾着群马遨游,手握兵器以驱赶市人,那就更严重了。如果法令被执行,赏赐数量小的话,是不会到这地步的。开始宫庭制造的用物,宫中是比较朴素的,但市上制造的却是奇异华丽,这种样式便马上传到民间。这样则是鼓励人民模仿奢侈,而不是提倡节俭。凡是天下治理往往用的是物质,但汉朝治天下的常用的是精神。人民的视听是不能欺骗的。政治的成功与失败,立刻便有反应。所以这些平民之家,制度越来越奢侈。商贩家庭,和王族家庭一样打扮,一样华丽。长工的衣着,和皇后妃嫔一样华丽。一个袖子的衣料,足足做成两个袖子。一个裤脚的长度,可以裁成两个裤脚。看见人们的坐车坐骑辨不清是贵人是贱人,看人们的衣服不知是大是小。今天制造一个衣服,小百姓明天已经学会,宫中早晨裁一件衣服,平民家庭晚上已了然于心。侈奢虚华的根源,宫中确实是关键,对于王公妃嫔公主的赏赐,从今以后,应该加以节制。金制的玉器、彩色的玉具、锦绣绸缎、奇装异服,百姓不许穿戴,在上面的人不能赏赐,如果那些巧匠再造奇怪的玩具、器物,都要烧掉,且予以重罚。

国家设立官职,为的是协和天地平定风气、顺理陰陽、成就功业。防备邪恶的发生,抵御灾难的降临,预防麻烦的事,处理复杂的政务,使官员称职,公事办成,每人都不辜负他的职务,而不是空设闲置,多多进用闲职人员,当今大小辟职与实际不符,大小辟员称呼不等,名称不确定,这是官职的灾难。但世人早已废除了周朝制定的制度,朝廷还用秦朝设的法律,讨厌明君贤相的规矩。喜欢昏君们的把戏,他们恨圣人喜爱愚昧之人、何其厉害。当今应首先省去杂事,除去一些官职。设官以周朝为典范,改变名称以时代为标准,秦汉以来的拙劣官制,是不足取用的。应当使品德高尚的当大官,当大官的俸禄多,能力差的当小辟,当小辟的俸禄少。对于人们的衣帽服饰,按等级裁制,出车行走规矩,按职务高低选择施行。

寄寓南方的州郡,应该全部废除,各地方的人民百姓应该重新划分。怎么能在吴国一带而有徐州的郡县。扬州境内而有兖州的名称。这是混淆天道、搞乱州郡的行为。其中如朱方等地不设置州名,如江都一带,应该重新建立郡县。

王侯见识不能处理世事的,不应勉强做官,应等他成年而封爵位,只有能从事政治生活的才封他官职。况且皇帝的儿子即使没有当官,又有谁说他低贱的,只需仔细地为他挑选有才德的老师做宾客朋友,何必设立长史参军别驾,然后才算高贵呢?又辈分有先后,事情有难有易的,汉明帝能让他儿子不能和光武帝的儿子待遇相比。马皇后不让他们家超过陰皇后家的待遇。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行为。对这些后人也不应该忘记啊!至于像当着皇帝车子进谏抑制巨大的愤怒汉文帝,朝见臣民收敛威风的古事,这也是不能忘记掉的。

朝廷内外政事,确实不能混杂,如果妃嫔公主为别人求官的,应该终身禁止那个人做官,如果请求恕罪的,也应终身不得赦免他的罪过。

凡治天下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确实难以了解。有死在家中而沉默寡言的,则他满腹学问而无人知道,有官职低贱而被人所嫉妒的。有的遭到贵族的诽谤。他们想到皇帝面前惊动皇上,谈论天下陈述治乱兴衰,怎么可能呢,一般地说即使被看成贤人,还是不能被推荐。应该选择被世人称说,博览通晓经书史书、辨析词律、精擅术数、有行政才能、有将帅谋略、有偏才小异术的人。使他们立身朝廷中,广泛地信用他们。制定内外的官员和官员的远近进退的法式,叫他们各人适当访问贤人增长见识,尊敬贤人平等对待,叫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让他们平心静气,然后观察他们的口才、他们的方略、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志向。根据他的议论、表现,不过几次对话,便可以比较熟悉这些人才。如果有忠诚孝顺廉洁清正的人,刚强正直淳朴柔顺的人,很难按一般的规矩予以进用,不能迅速地判断他们的才能,应该叫乡党官员考察他们的言行,太守县令注意他们的表现,最后推荐给吏部,介绍给宰相皇上。然后再给他安排职务、确定级别。做到这样,便能使愚昧无知的人都被裁减,贤明正直的都被选用。另外世俗喜欢用诽谤来损害一个人,而不思索他之所以招致被毁谤的原因;用称誉的方式进用人才而不知他之所以招致好名声的原因,如果毁谤者都是品德不好的,那么应该辞退那个被称誉的人。这些行为使毁谤和称誉混乱倒置。另外既然一个人有才能,那便不应该用等级来限制他,也不应该因年龄而加以挑剔。凡是大官喜欢怀疑别人太年轻,不知他比另外一些人要年轻。老年人轻视年青人,不知他还赶不上年轻人。

从佛教流传以来,有很长的历史,然而仔细体察又觉得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其中内容宠杂、纷繁多变,然而学佛修德的人品德越来越坏。接受戒律的人过错一月多过一月,以至于浪费锦绣布帛,过分地修饰车马和随从的礼节。再便是借称通晓医术、附托卜卦数术,接纳美人满屋,堂内摆满了酒席,其中有寄存丈夫或妻子到庙中的,杀儿子求儿子的,而他们不过借助神仙佛像,背离父母傲视国君,骗人钱财和憎恶老人,惊害宫庭都邑,这是刑罚必须惩处的对象,也是佛教教规所坚决拥护的。而这些竟然横行于国家之内,无人纠正,人们不能改变,难道是鬼作怪吗?现在应该申明佛家戒律,加强国法的威严,在佛门中罪过显明的都加以淘汰,余下来的都进行考察,加以整齐和教导,让他们能歌颂佛书,朗诵经文,必须每人具备一方面的本领,他们吃的东西必须是素食,衣服全都是素色,如果再要度人出家,必须首先让他修行戒律,清静他们的心神,这样必然能清理佛门,洗涤世俗,即使王侯子弟也不应例外。

凡是鬼怪必然迷惑众人,妖邪巫术必然败坏风俗,碰到树木便称为怪异的人不可胜数,碰到好事而称为神灵的很多。这些本来是男女混乱,交合饮食,从中产生邪怪的东西,信奉它们而希望得到好报。这种罪过如果不遏止,那么危害就不会停止。凡是一寺院刚建成,神灵刚诞生,婬荡的风气总是因此更加厉害,当今长堤以北,设置寺庙几乎达一百多里,钟山右边,其中十间房子放着神像佛图,耗费财物,败乱风俗,怎么得了!另外针炙医疗的办法,世人很少能掌握,纳脉的技巧,人们很少能熟悉,百姓因此越来越求助于鬼神,于是抛弃医术,严重的甚至害人性命,死的人几乎占一半,当今皇家医院应各分男女进行学习,各地方应派官员管理这些。这样必然比求神拜佛好一些。可以减去不明医学的弊端。

每朝每代都有上书献策的,每个时期都有诏书下达,然而太平时代不来临,昏乱的时代一个接一个,是为什么呢?大概发布的政策是不正确的,或者觉得谋略不是出自权臣之口,计划对贵族不方便,其中问题小的被训斥,严重的被杀掉或摈弃远方,所以西汉时有进直言被杀的,东汉有党锢之祸。皇上如果想执行一般的法令、遵从平庸的习俗,则大臣们已具备;若想改革老规矩、招致太平之道,则小臣我在这里敢冒死陈说只希望皇上明察它们。

他的文章奏上不合皇帝的意思,自己便主动辞官离职。

不久又被调为太子中舍人,再出外当庐陵内史。郡府的后面荒芜得很,没有田地,常有野兽出没其中,他的母亲想看打猎的场面,周朗于是找人把那块荒地全圈起来,点起火来叫他的母亲观看,不幸大火烧出圈外,延到郡中马圈。周朗用他的俸禄建起屋子,偿还被烧的损失。称说有病而辞职,于是被本州法官弹劾。他回到京城对世祖谢罪道:“本州法官列举我的过失,很多是不公平的,我在郡中,老虎曾三次吃人,虫和老鼠侵害农作物,只在这两件事上我对不起皇上。”孝武听后变了颜色,说:“你州的法官不公平,或许有可能,虫害和老虎的灾难,难道与你有关吗?”周朗不久因母亲去世而守孝,他非常有孝心,每次哭得都非常伤心,然而其他地方相当不遵循平常礼节。大明四年(460),孝武帝叫有关人员上奏说周朗在守孝期间不守礼法,请求予以逮捕。孝武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说:“周朗违背礼义,巧言令色,应该诛杀,但不宜因小人污染法令,特地锁送到边郡。”于是周朗被解送到宁州(贵州),在路上杀了他,当时三十六岁。

他的儿子周昭仁,顺帝升明末年当过南海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