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谔字士恢,赵郡人。学问广博,能写文章。仕于齐国,任中书舍人,能言善辩,常常接待应对陈国的使者。周国平定齐国,任天官都上士。李谔见隋文帝有帝王的志向操守,与之结交甚深。文帝为丞相时,待李谔十分亲近,向李谔询问得失。当时,天下屡有战乱,国家财物浪费很多,李谔上《重谷论》来讽谏。文帝采纳了李谔的建议。文帝受禅继位,李谔任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李谔性格梗直方正,明达时务。升任书侍御史。文帝对群臣说“:朕当初任大司马时,常常请求在京城之外任职,李谔陈述十二条计策,苦苦劝阻,不许朕任外职,朕就决意留在朝中。如今这样的事业,全靠李谔的力量。”赐给李谔财物二千段。

  李谔见礼教凋零破弊,公卿死亡之后,子孙就将其爱妾侍婢嫁出卖掉,形成了一种风俗。就上书说“:臣听说追慕远风,慎待其终,人们的德行归于淳厚,三年不要改变,才能称之为孝。如今听说大臣之中,有的父祖亡故之后,时间不久,子孙无赖,就将其姬妾,嫁卖出去换取钱财。有一人这样做,就实在有损于风俗教化。妾虽然卑贱,但因亲自承接父祖衣履,应服重孝三年,这是古今惯例。岂能容许立刻脱去孝服,强行傅施粉黛,泣辞于灵牌之前,送付到他人室中?凡是见到这种情况的人,尚且伤心,何况作为人子,岂能忍受这些!还有一些朝廷重臣,职位声望都很高贵,平生交友,情如兄弟。等其亡没之后,就远如路人,早上听说旧友死讯,晚上就规劝其妾,方便时就嫁出去,以得人求聘为限。没有廉耻之心,背弃朋友情义。而且居家处理事务,可以移于官场,既然不能纠匡私欲,怎么能够赞助政务?”文帝观览李谔的上书而嘉奖他。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许改嫁,从此开始。

  李谔又因当时文章崇尚轻薄,流宕忘返,上书说:

  “臣听说古代聪明的帝王教化百姓,必定改变其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防止其嗜好和欲望,堵塞其邪恶放荡之心,指示一条淳厚平和的道路。五教六行,是训导百姓的根本;《诗》、《书》、《礼》、《易》,是进入道义的门径。故而能够家家孝顺慈爱,人人知道礼仪谦让,匡正民俗,调理风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有上书献赋,制讠来镌铭的,都用来褒扬德行,述说贤哲,标明勋业,论证事理。只要不是责罚和奖励,就决不是徒劳无功。

  “下及后代,风俗教化渐渐衰落。魏国的三祖,更加崇尚文词,忽略君主的大道理,喜好雕虫小技。下面的人跟从上面的人,就像影随形响应声一样,争相显示文采,于是就形成一种风俗。江左齐、梁,这种弊病更为厉害,不论贵贱贤愚,只是务求吟诗咏赋。于是又丢掉了理而保存了异端,追逐虚无微末,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超不出月亮露珠这些形象,积案盈箱,只是风和云之类的景物。世俗用这些比较高下,朝廷要根据这些选拔官员。功名利禄之路既然已经开通,爱好崇尚之情就更加笃实。于是,闾里老少,贵游子弟,还不知道天干地支,就先撰写五言诗。至于羲皇、舜、禹的典章,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就不再关心,何曾听得进去!把高傲放诞看作清高虚无,把抒发情感作为勋业功绩,指责儒者的品德操行是古朴笨拙的,借助词赋而成为人格高尚的人。所以,文章日见繁多,政治日益混乱,确实是因为放弃了大圣的楷模,造成了把无用的当作有用的局面。丢弃根本,追逐末节,遍布整个华夏境内,互相学习效法,时间越久就越加盛行。

  “大隋承受天命,圣道始兴,罢黜浮艳的文词,遏止华丽的伪饰。不是胸藏经典,怀抱朴质,志存于道,心依于仁,就不能成为官员,侧身官吏之列。开皇四年(584),颁诏于天下,公私文章翰墨,都应据实而录。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交付有司追究其罪。自此以后,公卿大臣都明白了正道,没有人不仰慕古代典籍,放弃华艳绮糜,选择古代帝王的好典章,行大道于当世。

  “如今听说边远州县,依然继承那种凋敝的世风,选择官吏,举荐人才,不遵循法典规则。宗族同党称赞其孝顺,乡里归于仁爱,要学习就一定学习古代典籍,交往而不随随便便的人,就被摒斥在门外,不加录用;学习不依据古人,追逐世俗,随从时议,写轻薄浮艳的文章,结交朋党而追求名誉的人,就选拔为官吏,举荐到朝廷。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不推行风化教育,还夹杂私情,心里没有公道。臣既然忝居宪司,就应尽纠察之职。如果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要有很多人触犯刑律。请求勒令有司,广泛加以搜求寻访,如有这样的人,就陈述情状送达宪台。”

  李谔又因为做官的人喜好自高自大,再次上书陈说其弊端,请求加以纠罪贬黜,以惩戒风范。文帝把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四海之内都趋于风教,深刻地革除了弊端。李谔任职数年,务求存其大体,不崇尚威严刚猛,因此没有刚正的美誉,而是心存匡谬纠正的志向。

  邳公苏威认为临近官道的店家,乃是求利之人,从事的行业卑污杂乱,不合乎重农的道理,于是就奏请减少,将店家遣归家乡务农。有人愿意依旧开店,就在他们所在的州县,附录于城市的户籍,仍然命令他们拆去原来的店铺,远离官道,限期办理。时逢寒冬,没有人敢于诉说。李谔因出使别的地方,见到他们这样,认为农民和工人各有其业,各自依附所安之业,行旅中的店铺和集市上的酒楼,自古以来就不一样,就是附属于城市户籍,在道理上也行不通。况且,临道店铺是行旅的依托,岂能容许一朝废除?拆除临道店铺,白白劳动扰乱百姓,不合于事理。就擅专裁决,令一切依旧。出使回京到了朝堂,然后才奏知文帝,文帝认为他处理得很好,说:“体察国家的大臣,应当这样。”

  后来,李谔因为年纪大了,出京任通州刺史,甚有德政,人们都心悦诚服。卒于官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