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岁考中进士,又在吏部考中博学宏辞科,调任郑县尉,后被免职回乡。寿州刺史张镒名望很高,陆贽去参见,交谈了三天,张镒认为他是奇才,请与他结为忘年交。

告辞时,张镒赠钱百万,说“:请作为母亲大人一日的费用。”陆贽不肯接,只收了一串茶叶,说:“斗胆不收您赠送的厚礼。”他凭文牍判词写得出类拔萃,补任渭南县尉。

德宗登皇位后,派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视天下。陆贽游说使者,请求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减官员。“五术”是:听民谣考查民间哀乐;接纳商人观察他们的好恶;审察官署文卷来考查判别民间诉讼当与不当;看座车服饰来衡量他们的俭朴、奢侈;省察从事的业务、工作来考察其所取舍。“八计”是:看户口的增减来考查抚养爱护;看开垦土地的增减来察看农业和商业的比重;看徭役赋税的轻重来考查是廉洁奉公或是侵害百姓;看案卷繁简来考查听讼断狱的才能;看监狱关押囚犯的多少来考查断案的快慢;看有没有恶人强盗考查防范的松紧;看推选贤才的多少来考查风俗教化;看学校的兴办或废弛来考查教诲开导。“三科”是:茂材异等科;贤良方正科;干练有才科。

“四赋”是:查看庄稼的好坏来定税;估量土地财产的多少来征税;统计壮丁的数量来计算赋庸;测算商业来协调税利。

“六德”是:尊敬老人;慈爱幼童;医治病人;抚养孤儿;赈济贫穷;安排就业。“五要”是:裁减吃闲饭的士兵;免除枉害百姓的法规;精简闲散官吏;去掉没有用的器物;停止不紧急的事务。当世的人都对他的主张称好。朝廷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德宗皇帝当太子时,已经知道陆贽的名声,召他到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

正逢马燧在河北征讨叛军,长期不能取胜,请求增援;李希烈又侵犯襄城。德宗皇帝下诏书询问用什么策略应敌,陆贽说:为征服远敌而劳苦,不如修治近处的防务,用各种策略挽救失败,不如改变德行。现在幽、燕、恒、魏等州的形势和缓,为害较轻,汝、洛、荥、汴等地形势危急,为害严重。田悦失败之后,再也没有长远的图谋,王武俊有勇无谋,朱滔多疑寡断,他们互相牵制,形势危急就联合一致,形势缓和就分裂仇杀,不可能有特别意外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形势和缓。

李希烈攻伐果断,屠杀残忍,占据富饶的蔡、许等州,又加上在邓州、襄城抢掠的财物,向东进犯就会截断我方的粮草运输通道,向北攻打就震动京都,这就是我说的形势危急。代、朔、..、灵等州自昔日来的精锐骑兵,上党、盟津等地当今选练的精锐部队,全部部署在华山以东,将领虽多但军事力量分散,兵虽多但财力又告枯竭,而屯田的部队失误在于轮换频繁。李勉是文官却担当指挥汴州军家必争之地的作战重任;哥舒曜的部队是乌合之众,却抵挡襄城锐气正盛的叛军。

打仗本不是他们平素所熟悉的事,因而畏缩不前,守御失误在战斗力不足。现在如果调回李凡艹的河阳部队来救援东都洛阳,李怀光解救襄城的围困,专门用太原、泽、潞等州的部队抵抗华山以东的叛军,那么,梁州、宋州就安全了。

又说:立国的权谋,在于明察轻重缓急,根大而枝小,所以能稳固。所以治理国家,就像人体的躯干驱动臂膀,臂膀挥动手指一样,大小适当又不互相矛盾。京城周围地区是天下的根基,京城又是京城周围地区的根基,那形势就如同京都是躯干,京都周围地区是臂膀,而天下是手指一样,这就是天子最好的权谋。所以前朝转运天下的租税,迁移郡县的豪杰,用来充实京都。太宗皇帝设置八百所府兵,而关中就有五百所,全国比不上关中,那是取占据重而驾驭轻的意思。现在天下安定很久了,武备渐弱,所以安禄山乘着地方势力强盛的机会,一叛乱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和京都长安。但各牧场还有马匹,各州县还有粮草,肃宗才能中兴。肃宗乾元年以后,外部的忧患接连发生,全部军队往东征讨叛乱,所以吐蕃乘虚进犯关中,但先帝无力抵抗,这是失去了驾驭轻的权谋了。从陕州回朝后,吸取以前离京避难的教训,逐渐增加了京都的警卫部队,所以关中有朔方、泾原、陇右的部队用来抵抗西边各族来犯,河东地区有太原的部队防备北方的敌寇。现在,朔方、太原的部队已驻扎在华山以东,而神策军的六支部队全部镇守在函谷关外,将领不能抵挡敌军,就请求增兵,陛下为此撤掉边防部队,抽空禁卫军。竭尽宫内的马匹,武器库内的武器,命令将领家的子弟增加部队,征收私人饲养的马匹来增加骑兵。再报财经匮乏,陛下又为他们征收户口税,向商人借贷,设立各种专利专卖科目,一天比一天厉害。万一有像朱滔、李希烈一类的人倚恃边防堡垒强固,偷袭京都地区,靠什么来防备呢?

关中是帝王基业的根本,关中的豪杰,与名籍在军营一样;关中的车辆、马匹,与放在马厩和牧场中一样;关中的财产物资,与储藏在国家钱库中一样。一旦急需,就能取用。敬望陛下听取我的计谋,命令李凡艹的河阳部队回军援救洛阳,李怀光救援襄城,李希烈一定退逃。

请把神策军和将家子弟受命东征的追回来,凡是京都的房屋税、专利专卖项目、酒税、官府抽取的每贯一百文的汇兑费、向商人借贷、点卯的命令,一切都停止执行,这就是正本、治乱的方法。

德宗皇帝不采纳,后来泾州的部队很快叛变,陆贽的话都应验了。

陆贽随德宗皇帝逃亡到奉天县,机要事务的汇总、远近的调度征发、臣子的奏章、皇帝对下的命令,每天写数百道诏书,陆贽动笔之初好像不假思索,等到写成,全都叙事详尽、情理周全、推理分析深思熟虑,人人都能懂。别的官员写不赢,其他的学士搁着笔不会写,陆贽却游刃有余。

当初,德宗皇帝遭逢仓促的变乱,经常自责,陆贽说:“陛下承担错误,做自我批评,这是尧舜的用心,但招致叛贼作乱的是臣子们的罪责。”陆贽的言外之意是指责卢杞等人。德宗皇帝袒护卢杞,于是说:“你不忍心把错误推到我的身上,才说这样的话,但是自古以来,兴衰是由天命决定的吧?现在的恶运,恐怕是人力改变不了的。”陆贽退朝后又上书说:自从安史之乱,朝廷仍按前朝的法律容让供养方镇,而各方镇自己割据土地,不曾来朝见陛下。陛下统领天下,才任命将帅调度军队,征讨四方。一人当兵打仗,需十家出钱供给,家里的人被转运给养拖累得疲敝不堪,当兵的人被战争害得痛苦难言,出征的和家里的人都骚动不安,乡里不得安宁。征集士兵,日益众多,军需给养,日益增多,平常的赋税不够用,于是议定限期催逼、增加赋税;增加的赋税用尽后,又另加临时摊派,另加的摊派款又不够用,因此设立专利征税科目,实行按率向商人借贷。防范的法令愈益繁多,官吏越发不能承担使命,在胥吏沿门呼喝催逼下农桑荒废,百姓血汗被刑具榨干,亿万百姓嗷嗷哀哭,因此郡县不安宁了。边疆的守卫部队保卫国土,宫城的警卫部队巡逻警戒,应付非常事变,这是保卫国家的大堤。

但陛下命令他们全部在东部征讨叛贼,边防守备空虚,又搜求私人牧场的马匹,责令将领家出士兵出战马。私人牧场都是国家元勋和皇亲显贵的,将领家庭,都是军事统帅和边疆大吏的后代。他们免除徭役是老制度了,现在夺取他们养的马匹,令他们的子弟服兵役,为供给钱粮衣甲去借债,为备办战马卖光家产。大臣显贵,谁还不与朝廷离心解体?现在还要征收王侯家的房屋税、征收小商贩的缗钱,显贵不被优待,亲近的没有特别待遇,大家情绪躁动,因而关中和京城周围不得安宁了。

陛下又说各种制度废弛,就以坚持道义作为遍施恩惠,滥用法律来促成安定,决断失之于太快,辨察则受损于太严。决断太快对人很少宽恕,因此是非不清不容分辨;辨察太精则对事物多猜疑,猜测估计的又未必正确。少宽恕就使臣子害怕招祸,所以反复无常的裂痕就产生了。多猜忌就使臣子防避猜疑,所以得过且过的毛病就产生。因此叛乱相继爆发,愤恨和诽谤一齐发作,危及国家的灾祸,只皇帝一个人不知道。凶悍的士兵大张声势地集团行动,在白天侵犯宫城,前后宫门没有坚固的防卫,皇宫也没有巡逻盘查的士兵。陛下虽说有辅佐的大臣,亲信的侍卫,但遇见危难不能为皇帝尽忠,碰到祸患不能为皇上死节,这是臣子的罪过。

陛下刚才把国家兴衰推给天命,也错了。《书经》说:“上天看到的,就是我的百姓看到的,上天听到的,就是我的百姓听到的。”那上天的视听,都依顺着百姓,不是人世事务之外还有天命存在。

商纣王推托说“:我的生死不是上天决定的吗?”这是把人力能决定的事,推给上天的旨意,必然不能治理国家。《易经》上说“:自有上天的佑助。”孔子依据这话阐释说“:佑就是辅助,上天辅助顺应民心的人,百姓辅助讲信用的人,想着顺应民心而讲信用,所以上天辅助他。”《易经》论述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时,一定先讲实行德政,凶吉是实行的结果。这意思是说天命决定于人的努力,就明明白白了。人世间太平安定而上天降给祸乱的,还没有这样的事;人自己制造祸乱,上天降给幸福的事,也从未有过。恐怕您还有可怀疑的地方,请让我用最近的事例证明。

自从近年战乱发生,人力财力全消耗尽,人心惊疑像风中波涛一样汹涌不宁,聚集在一起分析议论,说一定有变乱发生。京都的百姓本不是都懂得占卜的法术和天命的。那招致兵灾的原因,哪是命运应该这样呢?国家太平有的发生了动乱,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又有的无祸而亡国,或者多难却兴邦。国家太平有的发生动乱,原因是依仗太平而不实行德政;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原因是遭逢动乱而励精图治。没有灾祸而失去天下,是因为忽视国家的日常政务的重要,忘掉应警惕戒惧;多难兴邦,是因为经历了众多世事的艰难,知道警戒自己。现在国家发生动乱失去控制的现实是不可挽回了,那谋求太平复兴国家的事业,在于严格要求并激励自身,谨慎地治理国家。面对导致危难的关键,求得道义的支持,就能复兴,失去道义的支持就会衰败,那中间不容再有反复,惟有深思熟虑。不固执己见而听取大家的见解,违背私人欲望来遵守道义,远离奸恶的小人,亲近忠诚正直的臣子,用至诚待人,去掉猜疑欺诈,这道理很容易懂,很容易实行,不劳神、不费力,只是在心里约束自己罢了,如果能这样哪里还忧虑什么乱臣贼子?还怕什么险恶的命运?

还担心什么国家不太平呢?

德宗皇帝又向陆贽询问切合现实的谋略,陆贽劝皇帝说:“群臣朝见的时候,让他们尽量讲政事的得失。如果提出有关军务的对策,可以打破常规接见,听取不倦。兼容天下人的智慧,成为自己的才智。”德宗皇帝说“:我对臣子哪里是不用诚心相待呢?然而送给我的奏章,只是批评别人的错误,好像不是忠诚正直的人。以前说君臣一体,所以信任不疑,以致奸恶的人借以炫耀威福。现在产生的祸乱,就是真诚相待的弊端。进谏的人又不保密,总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此博取好名声。我继承皇位以来,看到向我提出的很多政见,大多是相同的不实传言,加以质询就无话可说,所以近来不召臣子询问政事,怎么能说是厌倦了呢?”陆贽因此竭力劝谏说:从前有因噎废食的人,又有怕淹水自己沉到水底的人,他们防备灾祸的做法,不是太错了吗?希望陛下以这为鉴戒,不要因小的担忧而妨害常理正道。

我听说百姓帮助国家,原因在于皇帝守信用,守信用的根本在于真诚待人,一不真诚,心就难以知晓;一不守信用,诺言就不能实行。所以圣人注重待人真诚和守信用。经书的注释说“:待人真诚和守信用贯穿‘物’的始终,否则没有‘物’。”

这“物”就是功业建树,说的是不讲真诚和信用就无所建树。一般老百姓不讲真诚和信用还不能成大事,何况皇帝要依靠讲究真诚和守信用来巩固自己的皇位,而能对人不讲究真诚和守信用吗?

陛下说对人真诚和守信用能招祸,我私自认为不对。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的人不谈,是丧失人心。不可以同他谈话的人而同他谈,是说错了话。聪明的人不失人心,也不说错话。”陛下可以审察他的言论,但不能不信任,可以谨慎地交往,但不能不真诚待人。所谓百姓,最愚昧但又最神圣。敦厚之辈,表面上看有的迷糊,有的浅陋,这像是愚昧。但皇帝的对或错他们没有不明白的,喜好厌恶没有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不传开的,做的事没有不仿效的。用谋略驾驭,他们就会欺诈;表露出疑心,他们就会得过且过。不按照礼节接待,那他们就不屑于为仁义而死;不用真情抚慰,那他们就轻视为皇帝效忠。皇帝怎么做,臣民就跟着怎么做,皇帝施恩惠,臣民就报答他。

这就像影随形体、回声应响一样。所以说“:只要国家用至诚相待,就能为他献出生命。”不求全省察自己而求全责备别人,不在前对人真诚,却希望后随者一片至诚,就一定会欺诈和不讲信用。现在方镇不忠于国家,陛下发动军队征讨他;臣子欺骗皇上,陛下下令杀死他。有关官吏听从命令而不敢赦免,是拿陛下拥有的权力来责求他们不应有的行为。所以真诚、信用一刻也不能丢掉。希望陛下千万信守,努力实行,担心不是陛下后悔的理由。

《传》中说“:人谁没有错呢?错了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仲虺歌颂成汤的品德说“:改正错误不吝啬。”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绩说:“天子有错误,仲山甫帮他改正。”成汤是圣明的国君,仲虺是圣明的辅臣,圣明的臣子辅佐圣明的国君,不说他没有错误,而说他改正错误;周宣王是中兴周朝的贤王,吉甫是文武双全的贤臣,吉甫歌颂他的君王,不赞美他没有过失,而赞美他补救错失。那圣贤的心愿,把改正错误看成是可贵的,已很明显。错误缺点,最聪明的上等人和最愚昧的下等人都难免,只有聪明的人能改过从善、愚昧的人以改过为耻而走向邪恶。自古以来,其间有的臣子崇尚阿谀奉承,有的国君自封圣明,遏止大仁德,实行小伎俩,才有进朝廷就亲近、出朝廷就诡辩不实的臣子。奸恶由此产生,善美因此阻断,天子的头脑因此昏乱,直言谏诤的臣子因此获罪,献媚讨好的伎俩盛行,危害很大。太宗皇帝有文武仁义的美德,治国达到太平盛世的功劳,可说是威极一时,可是人民到现在仍以他听从劝谏、善于改过作为首要称颂的美德。由此可知听从劝谏、知错就改是帝王的大功业。陛下说谏官议论国政,把好事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皇帝,实在不是美事,但对于大德并没有亏损。

听取劝谏而不避忌,传扬开来,正好增添美誉;拒绝、避忌劝谏,又怎么能禁止它不传播呢?不应该用这做借口阻塞进谏的途径。

圣人不忽视细微的事,不欺侮鳏夫寡妇。大话不能实现的不要采用,实话合乎道理的莫要拒绝;顺心意的话不必都肯定,不顺心意的话不必都否定;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不一定对,与大家相同的意见不一定错;言辞笨拙而见效慢的意见不一定愚蠢,甜言蜜语过分重利的主张不一定聪明;用社会实际考察,只要是好的就保留,就可以获取全国的民心。

人的情感容易被偏信蒙蔽,被猜疑阻隔,忽视看不起的事务,偏爱欲求的事物。

偏信,听取意见就会不顾实际,所以有失去分寸的话;疑心太大,就会即使是实话也不愿听,所以接受失实之辞。轻视某人就可能遗漏应该重视的事情,追求某事就可能容纳应该抛弃的人。如果放纵私欲,不考察实际,这就失去天下的民心了。所以常情所轻视的,圣人所重视的,不一定就羡慕高深、偏爱奇异。

陛下又认为相同又没有根据的话,加以询问就哑口无言了。我认为,陛下虽然问得他没话说,没有问明他的道理,能使他口服不一定让他心服。况且臣子的心意没有不希望表达给皇帝的,皇帝的心愿没有不想让臣民了解的,但是臣民经常因下情难于向皇帝表达而苦闷,皇帝也经常为自己的意愿难被臣民理解而苦恼。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九种弊病还没有去掉。我所说的九种弊病,皇上有六种,臣子有三种:喜欢超过他人;耻于听到批评;显示能言善辩;炫耀才智;强化威严;刚愎自用,这是皇上的毛病;献媚奉承;瞻前顾后;胆小怕事,这是臣子的毛病。好胜又以听批评为耻,一定爱听花言巧语,避忌直话、实话;献媚者得以进言,忠诚真实的话就听不到了。卖弄巧辩又炫耀才智,必定凭言辞来折服人,料定别人说假话,那么持观望态度的人就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说话,切磋的好处就不可尽得。强化威严而刚愎自用,一定不能平易近人和承担错误,那么胆小懦弱的人来了,合乎情理的话就不会陈述了。连尧舜也担忧难于深刻地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凭一问一答就断定全部了解了他的才能呢?如果想治理国家,但不努力争取人心,那么国家根本不会太平;努力争取人心,但不尽力接近臣民,那人心根本就争取不到;努力接近臣民,但分不清君子小人,那臣民根本就接近不了;努力分清了君子小人,但厌恶正直的人,偏爱阿谀奉承的人,那君子小人就根本分不清了。求一团和气,讨皇帝喜欢,有的人从中得到极大利益;冒着灾祸触犯皇帝的尊严提意见,有的人因此遭到大祸害。当皇帝的人为求言用重利诱导,还怕忠诚正直的话听不到,何况疏远、阻拦和猜忌呢?

这时,叛贼没有消灭,德宗皇帝想第二年就改换年号,而掌握律历的官员坚持说国家适逢厄运,应该改变年号,表示国家新的开端。德宗皇帝于是商议改加堂皇名号。陆贽说“:现在皇上远离京城避难,叛乱的罪魁祸首还没有消灭,这是人心决定向背,天意决定去留的时候,陛下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振奋民心,不应该替自己增添美好的名号来牵累您谦虚的品德。”德宗皇帝说:“您的话本来好,但应当稍有变革,请您为我谋划这件事。”陆贽说:“古代帝王,品德符合上天的名号是‘皇’,符合大地的名号是‘帝’,符合于人民的名号是‘王’,以天为父亲,大地做母亲,来养育人民,创造财富、都能适宜的人的名号是‘天子’。这都是很大的名号了。夏、商、周这三代以前,颂扬君主的美德,不敢超越以上名号。到秦朝才兼称‘皇帝’。流毒影响到后世昏庸的国君,才有‘圣刘’、‘天元’的名号。

所以帝王权衡轻重的,不是名号,而是看品德如何。如果认为逢艰难应该有变革,不如承认错误,降低名号,以此敬奉上天的禁戒。况且改革旧政,矫正失误,是最明智的;去掉浮名虚荣,是最聪明的。怎能宁可加多余的名号来遭受实际的灾祸呢?”德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恰逢改年号为兴元元年的赦令刚写完,德宗把草稿交给陆贽,让他商议周详。陆贽了解皇上实行仁政不坚定,遭难就想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了就放纵,想激发和增强他的信念,就建议说:“经历突发危难的人,不能按常规办事;解决紧急的纷乱,不能用普通的命令使他明白。

陛下用了全部军队和武器,耗尽了财富,京师发生叛乱,叛贼占据皇宫。现在已有四个凶恶的伪王、两个伪帝,其他怀着野心持观望态度的人还数不清,但想解除这些祸患,收服人心,只有靠赦免的命令了。但用言词感动人心,被感动的少,言词又不符合他们的心意,谁还肯归附朝廷?所以心不至诚就不能感化别人,‘害’不发展到极点‘利’就不会来。悔过不能不深刻,承认错误不能不全面,招揽人才不能不广泛,施恩惠不能不大,让天下的人听了,觉得大为一变,人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所希望的东西,哪还有人不心服呢?那些需要改革的法令条规,我已另外封着送给您了。我听说承认错误不难,改正错误难;说好话不难,做好事难。《易经》说:‘圣人感化了人心,天下就和睦太平。’感化是从心里产生的,并且表现在所做的事上,所做的事有的不能让人理解,所以用语言来表达,言语必须顾及谋虑,谋虑必须符合现实,这三者相合,才能求得感化人心。只有陛下先确定标准,以便措词行文。估计能实行的措施就公布,做不到的就删掉,不要随便许诺,后来又反悔。”德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当初,德宗皇帝离京流亡,皇宫仓库里财物都丢掉了,卫兵没有冬衣。到这时,各地献给朝廷的给养、贡品渐渐运来了。德宗皇帝竟在行宫两旁的廊屋设置琼林、大盈两个御库,另行收藏贡品。陆贽劝谏他,认为:“琼林、大盈这类御库古代没有典籍记载。老臣都说:开元年间,显贵的臣子弄巧求宠,建议郡县的赋税,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安排常用,那些贡品,全部归天子私有。使天子放纵欲望,最终还是送给了叛贼。现在军旅正疲苦,伤病员呻吟声不绝,竟把珍宝贡品私藏在另外的仓库,恐怕众臣民失望,请陛下全部拿出来赏赐有功的人。命令以后收取的贡品,一定送归有关部门,先用来赏赐军中有功的兵将,并不得进献珍奇和华贵的丝帛。这就是散发小储藏成就大辅佐,放弃珠宝稳固帝位。”德宗皇帝醒悟,立即撤销了那两个御库。

李怀光有反叛的意图,想激起他的部下叛乱,就写信给德宗皇帝说:“我的部队军饷少,与神策军不是一样,难以作战。”李晟秘密报告德宗皇帝说李怀光要反叛,因而请求移动军营。德宗皇帝派陆贽见李怀光商议军务。陆贽回来报告说“:李怀光不追击败逃的叛军,军队长期不作战,众将帅想进兵,他就阻止他们进军的图谋。这情形必定反叛,应该用计谋制止。”因而劝说德宗皇帝批准李晟移动军营。当初,陆贽与怀光谈到李晟,怀光狂妄地夸耀说:“我用不着借助李晟!”陆贽顺口奉承他威武雄壮,让他不能反叛。到这时,陆贽请朝廷下诏令顺着怀光的心意,暂且使他没有借口把错误推给朝廷。又建议:“派李建徽、阳惠元与李晟一起合兵驻扎在东渭桥,推说李晟兵少不能抵挡叛贼的攻击,让他与李怀光形成掎角之势。怀光即使不想放行,也将没有理由和办法来阻止移营。”

德宗皇帝犹豫说:“李晟的军队移防,怀光本来就不高兴,如果又派李建徽等人一起向东移动,那将成为他反叛的借口,还是稍等些时候。”李晟迁营后不到十天,李怀光果然吞并了两个节度使的兵马,李建徽挺身搏斗而逃脱,阳惠元被杀死,行宫震惊,于是德宗皇帝又流亡到梁州。

路上有人给德宗皇帝献瓜果,德宗皇帝嘉奖他们的好心,想封他们为试官,陆贽说“:爵位,是国家的名位,不可轻易封给人。”德宗皇帝说:“试官是个虚名,况且已经与宰相商量决定了,您不要不满意。”陆贽禀告说:“奖赏讲信用,惩罚坚决执行,是成就帝王事业的条件。随意封爵,滥用刑罚,是国家混乱衰弱的开端;不立功而获得爵位就会使爵位轻贱,没罪而任意用刑就亵渎刑律。天宝末年,被宠爱的人有倾国的姿色,因感情好就授予爵位,因被宠爱就给予重赏,法纪才败坏了。安禄山乘机反叛,为祸国家。

当财物赋税不够供赏赐,于是职官的封赏便兴起了,职官的数额不够封赏有功的人,接着散官、试官的名号实行起来了。现在可忧的是把爵位看得太轻,想办法提高它的价值还嫌不庄重,如果又自己丢弃它的价值,那将用什么奖励有功的人呢?陛下说试官是虚名,恐怕是考虑不成熟吧?建立国家,只有用礼义和权力,招引人才只有用名和利。名位接近虚无,但对于教化来说是重要的;利禄接近实惠,对于道德来说是轻微的。

凡是用以判断是非、制定法令制度的标准,就要考虑礼义;检验虚实、衡量轻重,就要想到权力,如果专一讲实利但不用虚名辅助,那财物就不够消耗;如果专一讲虚名但与实利不相符,那就会心情散漫而没有追求。所以赏赐财物、排列俸禄的等级以突出实利;使品位的高低不同,服饰有别,以美化虚名。当皇帝的人通达权变,看需要交替使用名利,使它们互相补充,那就掌握了治理国家的关键。

按照法令,有职事官、有散官、勋官、爵号。那授给职事享受俸禄的,只有职事一种官,依照才能安排职事的大小,依照功绩和品德决定名位,这就是既给予实利又包含着虚名。勋、散、爵的名号,只从服饰的差别、品位的承袭来尊崇高贵,来表彰功劳,这就是借虚名又辅以实利。

现在,员外、试官与勋官、散官、爵位的名号一样,用这来犒赏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患的人可说是很庄重了。现在献一筐瓜、一篮果,就授官位,那些舍生忘死为国家的人就会相互说‘:我们的生命竟同瓜果一样。’瓜果是草木,把人的生命看得与草木一样,怎能嘉勉人呢?陛下一定要取得农夫庶民的欢心,重赏他们就行了。”

不久,陆贽因功劳升为谏议大夫,仍然担任翰林学士。当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死了张镒,夺了他的官位,虽然多次向朝廷送贡品,但谏议官多批评他脚踩两只船,暗中窥伺机会。德宗皇帝也不能容忍他,他的使者来,都没有召见,想用浑蠨取代李楚琳。陆贽劝道“:楚琳犯罪的事过去已经很久了,议事官现在才议论纷纷,不是太晚了吗?况且在京城周围救援朝廷的部队,紧急向他们宣召告急,一刻也不能差错。商岭已是曲折遥远,骆谷又被叛军截断,能通朝廷命令的只有褒谷斜谷了,如果再阻断,各方镇持观望态度的将领,我方取胜就会跟朝廷走,敌方胜利就会投降叛贼,在这关键时刻,不容有差错或挫折。如果楚琳逞凶敢做猖狂的事,在南边阻塞交通要道,与东部的敌人联合,那就卡断了我们的咽喉,心和臂就分开了,那岂不很危险吗!现在楚琳脚踩两只船,这是上天诱导他的忠心,保障我们归路通畅,成就复国大业。”德宗皇帝放了心,召见了他的全部使者,下诏书嘉勉慰问他。

德宗皇帝想把皇宫内外随他一起逃难流亡的官员全部加上“定难元从功臣”

的封号。陆贽说:“皇宫官宦,恭敬地为皇上奔走效劳,吃了点苦是有的,有什么功劳呢?经历了点难是有的,哪谈得上平定灾难呢?现在把他们同那些拼命保卫朝廷的人同列,恐怕会冷了将士们的心,引起功勋大臣们的怨恨和愤怒。”德宗皇帝就没有那样做。

京城收复后,德宗皇帝想下诏书给浑蠨查访宫中逃散的宦官、女艺人,供给盘缠让他们回到皇帝行宫。陆贽劝谏说“:大难才平定,被各种徭役累得疲病交加的百姓、受重伤和残废了的士兵,都带着病,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想听到皇上降恩的诏书。事情有先后,礼义有轻重,重的应该先做,轻的应该后做。昔日周武王消灭商纣王,有的事还没有下战车就做了,有的事是下了战车后做的。当前要做的事,我认为应该派大臣乘驿站的车马紧急行动,迎接安放祖宗的神位,休整京郊的祭台,举行祭天礼,陈述谢罪的心意,抚恤为国家大义而死的人,犒赏有功劳的人,重用忠心正直的人,慰问老年人,定叛变首恶的罪,宽大胁从的人,给在战乱中失去官职的人复职,恢复荒废了的事业,这些都是应该先做而不应该后做的。修葺宫室,置办服饰,玩好声色之娱,准备梳洗的宦官、宫女,这些是应该后做不能先做的。况艺人、宫女、宦官逢战乱离别的变故后,有的人被将士占为私有。古代人用摘掉冠缨的办法掩盖臣子的过失,送酒给盗马贼喝而宽恕他的盗马罪,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喜爱的东西吗?这是他们懂得当国君的道理才这样做的。天下本来多的是舞乐伎女,为什么一定要找回失散的那帮人呢?”德宗皇帝不再下诏书,但还是派使者告诉浑蠨取出财物把她们送到行宫。

当初,刘从一、姜公辅才能低劣,比陆贽差得很远,只是凭一句话或一个计谋偶然合皇帝的心意,由下级小官钻营到台阁宰辅的高位。陆贽一片孤忠,被德宗皇帝左右的奸佞权臣进谗言,又加上参议朝政无所避忌,暗中失去了皇帝的欢心,长时间不能当宰相。回到京城后,只任中书舍人。母亲韦氏仍然在江东,德宗皇帝派宦官接她回京城。不久陆贽因守母丧,解除了官职,寄住在东都洛阳。各方面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收,只有韦皋是贫贱时的故交,事先通报,说所送的礼物是皇帝命令他收的,他才收下。

德宗皇帝又命令宦官把陆贽父亲的灵柩从吴会护送到洛阳安葬。守丧期满,以临时主管兵部侍郎职务召回,又任翰林学士。陆贽入朝谢恩时,拜伏在地抽泣,德宗皇帝也感动地站起身来,改换容仪抚慰他。爱重礼遇更加优厚,天下的人认为他能当宰相。但窦参对他一向心怀不满,嫉妒他。陆贽也多次向皇上报告窦参的罪过。贞元七年(791),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任他为兵部侍郎知贡举。

第二年(792),窦参被罢官,才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德宗皇帝当初信任杨炎、卢杞,杨、卢两人结党营私,排斥忠良,天下的人都很怨恨。贞元年以后,德宗皇帝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虽然设立了宰相,但到任命百官,需要向他反复禀报,经询问后才能任命。到陆贽执掌朝政,才请求让台阁长官能自己推荐他们的部属,如果有不称职的,就处分推荐的人。德宗皇帝开初答应了,但有的人说各衙门被引荐的人都是引荐人的亲信党羽,引荐人接受贿赂,没有真才实学,德宗皇帝又诏令宰相,由他自己选择人才,任命百官,陆贽上奏说:“齐桓公问管仲哪些事损害霸业,管仲回答说:‘得到贤臣不给予重用,损害霸业;任用贤臣不能持久,损害霸业;开始信任后来又不信任,损害霸业;与贤臣计议国事,但一些小人说三道四,损害霸业。’所谓小人,不全是怀着奸邪不正的心肠来颠覆国家的人,而大多是气量狭小、刁钻刻薄,把能提反对意见当作出类拔萃、自命不凡的人。他们谋取小利,没有远见,讲小信用,损害国家大政方针。所谓台省长官,是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这些人。陛下选拔的宰相,多数出自他们之中,生平行事不能突然不一样。如今竟说他们不能选拔一两个属官,难道下一位宰相就能选拔天下所有的人才吗?寻求人才贵在面广,考查人才贵在严格。过去武后收揽人心,致力于选拔人才,不只准许人们推荐有才能的人,也准许毛遂自荐,这难道不容易吗?然而考核严格,提拔或罢免都快,所以当时的人称赞她有知人善任的贤明,以后的几朝皇帝都依靠这些人才资源得到好处。陛下把选拔考核人才的任务一个人担当起来,大家难以举荐,有引进的道路,没有精细务实的方法。武后因简易得到人才,陛下因为精明失去人才。现在陛下重视在各级官员中选拔宰相,在地位低微的人中选拔各台省长官,到宰相向您建议,台省长官推荐人才,就又听信谗言,放弃开始的决策,这是任命他担任重要职务又轻视他的建议,职位低的又让他办重要的事。”

德宗皇帝虽然赞赏他的意见,但最终还是停止下达推荐人才的诏书。

旧的制度规定,吏部每年考核、选拔一次官吏。乾元年以后,天下战乱不息,大致三年调选一次。官吏的考核不能进行,导致案卷繁多杂乱,假相掩盖真相,官吏借机作恶,法纪废弛,甚至有十年不被考查调迁的官员,官吏缺额有的几年不补齐。陆贽请求把京官和地方官分为三个部分,每年统计缺额,选拔人员来补足,阻止官吏作恶,国家会因此安宁。就在这期间,贾耽、卢迈、赵憬一起辅理朝政,凡是各有关官吏的禀报,三个人互相观望推诿,不肯批示。陆贽又请求按原来的旧规,每十天一人执笔,所请示的事务当即做出决定。

又因为西北边防每年征调河南、江淮地区的士兵,称为“防秋”。士兵平时没有训练,多次打败仗,将领统领指挥不一样,不能对敌作战,陆贽于是上奏章陈述它的弊病说:自从安禄山叛乱,肃宗皇帝才撤除边防军,用来平定国内的叛乱,借助外族军事力量,平息内地战祸,因此吐蕃乘机侵犯边境,回纥倚仗战功不敬奉朝廷,中国不能振兴有四十多年了。率领被战争伤耗的百姓,全力为吐蕃、回纥服务,向西部吐蕃缴纳丝绸,向北方回纥赔偿战争经费,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因此,在全国各地征调赋税,用来屯兵边疆,但又不能制止他们的侵犯。所以侵入边境不远就驱马巡哨,深入边境就严密戒备。

在当时讨论安定边境的人,都致力于难办的事,忽视了容易办的事;强行使用自己的短处,忽视了自己的长处;实行它又不明白要领,图谋攻取它又功业不就。

面对的情势有难易,办事情有先后。

我方力量大而敌人脆弱,就先攻难打之敌,这是先夺人心志;我方兵力少而敌人强大,就先打容易打败的敌人,这是盯着敌人的空隙用兵。现在财政空虚,百姓疲劳未恢复,却想征发士兵攻打侵犯边境的敌寇,收复被他们侵占的土地,攻打那坚固的城池,这样一来,前方有胜负未定的忧患,后方有给养运输中断的危险,万一失败,恰好引发了敌人的侵略野心,折损了国家的声威。用这种办法安定边境,可说是不分析形势而做难办到的事。

上天的赐予有区别,土地出产有差异,所以各地的风俗各不相同。强行用自己的短处去抗击敌人长处会失败,用自己的长处去袭击敌人的短处就取胜。况且追随水草居住,靠打猎为生,善于骑马奔驰冲锋、不认为失败死亡是耻辱,这是吐蕃、回纥的长处,中国的短处。想增加兵力、搜选战马,在原野上奔驰打仗硬拼,靠通常的战法定胜负,用这样的办法抵抗敌人,可说是强行用自己的短处去与敌人的长处较量,做难办到的事。强行运用自己的短处,付出了百倍的辛劳和费用,终究不能成就功业。即使坚持实现了,不失败也要废弃。这实在是超越上天给予的条件,脱离土地上的物产,违背现实状况的趋势,来违反事物所宜呀。

为什么不坚持容易做到的,发挥自己的长处呢?

如果选择文官武将,把军纪整顿好,把军队训练精良;宣扬仁德而辅以军威,亲善近邻为远邦树立榜样;禁止欺凌来显示信用,制止进攻来表明仁义;对方请求和解就友好相待但不与他会盟,对方进犯就戒备但不报复。这是现在容易做到的事。看轻武力,重视智谋,爱惜生灵,厌恶屠杀;轻视小利,尊重百姓,忍耐小忿,顾全大局;让他安居一地然后用兵,等待时机然后进攻;整顿边防,守卫战略要地,开挖壕堑,设置兵营,仔细侦查、严加防卫,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充足,不是万全之策不采用,没有百战百胜的把握不作战;小股敌军进犯就阻挡他进入边境,敌军大规模进犯就截断他的退路,占据险要之地遏制他的攻势,用各种方法消耗敌人,让他施展勇力没有对象、军队没有用武之地,掠夺无所收获,攻城不能取胜,前进有腹背受敌的顾虑,后退有首尾不相救应的危险。这叫作趁敌人疲敝,不用作战就使敌军失败,这是中国的长处。我方的长处是吐蕃、回纥的短处;我方容易做到的是敌人难做到的。用我方之长制敌方之短,那就事半功倍。用我方有利条件制敌方的不利条件,那就财物不会缺乏,目的很快就能实现。放弃这些策略不用,反而给敌人可乘之机就等于倒拿戈矛,把矛柄送给敌人来杀自己。现在这些都做了,还是不能牢固地守卫边疆,敌人没有受到惩创,是什么原因呢?毛病在策略经常变更,军队无所适从;担任要职的人不能确保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能确保担任要职;显达的人不一定有真实本领,有真实本领的人不一定能显达;受信任的人不一定忠诚,忠诚的人不一定受到信任;实行的措施不一定正确,正确的措施不一定会施行。

又有六条失误。军队有的负责进攻讨伐,有的负责镇守一方。负责解救危难,迅速随机应变,随势灵活处置,谋略奇异诡诈,不按常规行动,不顺从士兵的常情,只听从将帅的命令,这是负责进攻讨伐的军队的特点。人的性情是对他有利的,他就努力从事,习惯了就会安于其事,亲戚得以养育之后才会各安生业,眷念了家业之后就能舍生忘死,可以用人道的方法来统治,不宜用法律手段强力驱使,这是负责镇守的军队的特点。当皇帝的想守卫疆土,抵抗外敌,就设置负责镇守的军队去布防。古代善于选官设位的人,一定分析军队能适应哪些地理条件,考察他的作战技能和战斗力,了解他的好恶。使用他的力量,但不违背他的特长;让生活习俗一致,但不改变各人适合的习惯;引导他们向善,但不苛求他们做办不到的事;禁止他们的不良行为,但不布置他们做不想做的事。使部队遵守条令,使他们的家室保持安定,这样才能让他们习惯在这里生活,人心安定。

施用恩惠军队就会感奋又不骄横,施展威严就会整肃又不死板。这样,不用督责考核就能自动效力,放松防范也不会叛离。因此守卫就坚固,作战就坚强。

这没有别的诀窍,只是让边境百姓生活安定罢了。现在从远方征调屯垦的士兵用来守卫边疆,希望他做到没有能力做的事,强迫他做不愿做的事,扩充军队数量而不考核他的战斗力,要求他们尽力守边而不考虑他们的士气,这样的军队只能当作仪仗队用,而对守卫边疆、防御侵略的实战没有用处。为什么呢?边远荒凉的地方,千里萧条,寒风吹裂皮肤、豺狼成为邻居,白天要扛着武器耕作,夜晚要靠在烽火台上放哨,有遭受攻击的忧虑,没有休息闲暇的欢乐。他们不是出生在本土,习惯了当地风俗,从小看见它,长大了安于它的人,就不能安心久居并习惯面对的环境。函谷关以东各种物产丰富,这些地方的士兵习惯于温饱,比起边疆来,真是天壤之别。他们听到极寒冷荒凉的边远角落,就倍感辛酸,凄怆之情形于色;听到凶悍的敌人,就吓得掉了魂。又让他们离开亲人,丢弃田园房屋,甘心忍受辛酸,抵抗他所害怕的敌人,将领还要求为他作战,不是不切实际吗?另一方面,有轮流休假的日期,没有统领管理的好措施,供给奉养一味姑息,好像对待宝贝儿子一样,进击不要求他立功,退逃不用军法来处罚。他们掰着指头计算回乡的日子,张着嘴只等吃饭,军队一打败仗,就乘着危败之机,分散向东溃逃。国家平时竭尽储藏的物资来供养闲散无用的士兵,碰到危难就丢弃城镇来动摇边疆的防卫,它的弊病岂只是没有益处呢?判罪流放来的人,本来用来增加户口,充实边防,让他立功赎罪的。本已不是好人,那他们对打败仗幸灾乐祸又超过守边的士兵,恰恰有防范他们的麻烦,没有立功的好处。即使前代实行过,现在也不是非沿用不可。将帅又不亲自到边防前线,只有一部分兵力布防。精锐的士兵,大都选拔去保卫自己,派疲敝病弱的士兵守在关卡要道。

敌军进犯不能支撑,被敌人活捉、随心所欲地蹂躏滥杀,等到帅府听到敌情,敌军已经胜利回师了。像这样治军,可说是处置违背规律。这是第一个失误。

奖赏用来抚慰嘉勉,刑罚用来显示惩戒,凭它来勉励有功的,威慑不恭顺的。所以赏罚对于统领指挥军队的作用,就好像车子行走靠衔接车辕前端与车衡的销钉,驯服马匹靠铁嚼口一样。

现在将帅的命令在军中不能执行,国家的法典不能在将帅中执行,上行下效,苟且度日。想表彰一个有功的人,又担心没有立功的人怨恨,事理不明而不行赏;想处罚一个有罪的人,怕同流合污的人畏惧,因而忍耐着不杀。这样一来,舍生效命的人被众人攻击,迟迟不救败军的人被包庇而不畏罪。表彰批评、称颂诽谤,纷乱混淆。公正的人保持自己正直不向人求情,就陷入艰难困境;奸邪的人徇私献媚讨好,却取得优厚的待遇和好名声。这就是仁义、勇敢的人痛心离散的原因。又比如遇到敌人进犯防卫不坚固,运用的谋略不能取胜,批评将帅,将帅借口粮草不足,批评有关官吏,有关官吏说供应的粮草没有缺少,互相推诿辩解,朝廷的态度含糊,从不追究责任。所以心怀正直的人忍气吞声,欺蒙上司的人不觉得羞愧。像这样指挥军队,可说是考查缺少法度。这是第二个失误。

因考查缺乏法度,调度指挥不协调,将帅不能竭尽才能,士兵不能全力作战,屯兵虽多,不布阵作战,致使敌军横冲直撞,好像边境无人防守一样。官吏习以为常,只推说士兵少不能抵挡,朝廷不做任何审查,就又征发士兵增兵,对于防御不但无补益,反而对于军需供给有害。

民间财富一天天消耗,朝廷征税一天天增多,百姓有的倾家荡产,国家实行食盐专卖、抽取酒税,没想到财政收入的一半用在了边防。像这样控制资财,可说是财政因士兵太多匮乏了,这是第三个失误。

现在国家四周少数民族政权最强盛的没有谁比得上吐蕃。但吐蕃所有军队抵不上中国十几个大郡的多,并且内忧外患与中国没有差别,能用来侵扰我方边境的军队没有多少,加上武器不犀利,盔甲不精良,才智不机敏。他们发动进攻,中国按兵不动不敢抵抗;他们驻扎不动,中国士兵又怕他们强大不敢去攻击。

为什么呢?实在是我方节度使多,而吐蕃的统帅仅有一人。节度使多人心就不齐;人心不齐号令就不能执行;号令不能执行,进攻退守就无法实施;进攻退守难以实施,军队的行动快慢就失当;快慢失当,就失去战机;失去战机,军队的气势就不战自衰。这样,勇者变为跛足,军多反成弱旅。开元、天宝年间,制服西北的两个藩国,只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还担心权力分散,有时朝廷任命其中一人兼领其他节度使。国家中兴,没有闲暇对外讨伐,就把沦入敌手的四镇安置后隶属于安定郡,把陇右隶属于扶风郡。抵挡两个藩国的,就只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让函谷关以东的士兵隶属于他们。虽然任命的人不恰当,但调度安排的法度还是存在。自从叛贼朱氵此反叛,又引诱泾原节度使,李怀光在朔方反叛后,朝廷又分朔方为三个节度使,共有镇军将军近四十人,都只下诏书任命,各军中有宦官监军,都互相制约。已无军法监督下级,没有人能承当朝廷的嘱托,边关送来告急文书,朝廷才派人通知作战,这就像慢吞吞地去救落水的人,又像互相谦让着去救火。打仗是靠锐气和战斗力来发挥功用的事,锐气凝聚就军势强盛,分散就军势消蚀;军队聚合就军势威猛,分离则军势削弱。

现在的边防部队锐气消失,战斗力弱。

像这样建设军队,可说是军力分散在于将帅太多了。这是第四个失误。

管理军队的关键,在于一视同仁而已。所以执行军法没有贵贱的分别、多少的差异,靠这来统一军队意志,使之全力以赴。受命在边疆长期镇守的士兵,都身经百战,满身创伤,比较他们的作战技能则十分熟练,思量他们的处境则极其危险,考查他们的服役则非常繁重,观察他们的作战则异常勇敢,然而只发给每人本人的给养,又被家里的人分享,经常受冻挨饿。而函谷关以东的士兵,按期换防,打仗怕死,劳动懒惰,然而他们衣食供给优厚,还供给茶水、医药、蔬菜、酱品。丰厚和刻薄悬殊很大。又有的边防军要求向朝廷申请隶属于神策军,这样物资供应就优厚,比原来多出三倍。

这就是士兵们恨忿,钱粮物资供应不足的原因。担负的任务没有差别,给养立显悬殊,这是人心不甘的事。不投顺敌方,已经是不错的了,何况要他们同心协力抵御敌人的侵犯,我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像这样供养士兵,可说是怨恨产生于不一视同仁。这是第五个失误。

凡是任命将帅,一定要先考核他的品德修养和才能。然后指示他守卫的地区和任务的关键,让他独自揣摩哪些策略可行,哪些策略不行,体察要领,诸如需要多少衣甲武器,聘用哪些僚属,用多少步兵、骑兵,计划要多少粮草物资,在什么地方扎营、什么时候完成作战任务,再审察他的见解,检验他的实绩。如果不堪任用,应当让他开初经历困苦,不宜因其失职之后留下痛悔。如果可以任用,就应当始终如一信任他,不应当在内部牵制妨碍他。所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选拔时花气力费精神,任命时严肃不苟。然后考核好坏,赏罚切实,受赏的人不认为随意,应当责罚的不敢推卸罪责。授权委任专一,那得过且过的念头就会消失。所以古代拜帅命将,国君虔诚如鄃助成般任命他,又赐给代表朝廷的斧钺仪仗,所以军队的礼节不进入朝堂,朝廷的礼节不进入军营,将领依据战机所采取的适宜的决策不能由遥远的朝廷来裁定。军队不能既听将帅的命令又听朝廷的命令。现在陛下任命统帅,首先寻求的是容易控制的人,又把他统帅的军队分成几个部分来分散他的力量,削弱他的职权,使他责任心不强。因此,出守一地的统帅完成使命的责任感没有了,承担临阵退却的死罪的思想消失了。

一是听从君命,二还是听从君命,只要采取驯顺的态度就可以了,如果要留心平定战难就不行了。两个强敌相斗,两军对垒、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何况京都千里远、皇帝宫殿深、军情难陈述清楚,皇帝听取见解难一致,想计策处处没有失误,即使是圣贤也办不到。边防守卫部队借口兵少不抵抗,镇军将领借口没有皇帝命令不救援,逗留的瞬间,敌人已经奔袭逼近。牧场的战马、栏里的耕牛,早抢杀干净,男女百姓,已俘捉一空。如果皇帝发来出兵命令才互相观望,就没有人敢去阻止。打了败仗的将领,就可把损失一百人减为一人,打了胜仗的将领就可把战果一百扩成一千。统帅认为总指挥权在朝廷,不担心治他的罪;陛下认为权从己出,也不追究败将的罪责。像这样任用统帅,可说失去战机在于皇帝遥控前线的统帅。这是第六个失误。

我愚笨地认为,边疆应取消入秋后四面八方地设防军队,将其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责令本道节度使,招募愿意屯垦边疆的壮士迁移到那里;一部分,仅拿出本道的衣物供给责成关内、河东两郡招募来的少数民族和中原愿依附军队的子弟;一部分,把缴纳国库的粮食物资发给他们,让他们安排生业。命令度支买牛、召集工匠在各屯田营地修整好器具。到边疆的家庭,发给一头牛,农具、家具全备好,每人每年发双份粮草,赐给种子,劝勉耕作待到一年时间,就让他们自给自足;有多余的粮食,县官用双倍的价钱收购。既免除了征调运输的麻烦,又没有要朝廷减免的弊病。出征人人可独立作战,在家人人可耕种庄稼。与那暂时屯田、轮流换防相比,哪可同日而语呢?

然后设立一位文武双全的大臣担任陇右元帅,从泾原、陇右、凤翔接近长武城,直到山南西道的边界,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再下诏书任命一人担任朔方元帅,从..坊、..宁到灵夏边界,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另下诏任命一人担任河东元帅,全河东到振武县的边缘,凡是节度府的兵都归他指挥。各元帅在靠近边境的州治或府治设立元帅府,从所管辖的州府中选拔清廉贤能的官吏任刺史,对军外征集财物供给军用,对军内督促耕织。严格地保持我方的长处,谨慎实行现在容易实行的策略,那就能得到八种利益,避免那六种失误。

德宗皇帝喜欢这些谋略,但不实行。

班宏兼任度支,死在任所,陆贽推荐李巽,皇帝随口答应,但自己任用裴延龄。陆贽说“:延龄性情怪僻,暴虐浮躁,任意胡为,不能重用。”德宗皇帝不听。

不久,裴延龄靠奸滑献媚、花言巧语得到宠信,天下的人都怨恨他,憎恶他,但敢怒不敢言。陆贽上奏章苦苦地劝谏,皇帝不高兴,竟然以陆贽是太子的宾客为借口,罢免了他。陆贽本来谨慎小心,一向不与宾客交往。延龄猜到德宗皇帝对陆贽薄情,趁机进谗言,百般污蔑他,德宗皇帝发了火,想杀掉陆贽,多亏阳城等人一同上奏章替陆贽分辩,才免死降为忠州别驾。后来德宗又渐渐思念他,恰逢薛延任忠州刺史,传达皇帝慰劳的旨意。韦皋多次上奏章请求让陆贽代领剑南节度使,皇帝还记恨他,不肯给。顺宗即位后,召他回京,诏书还没有到达任所,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

当初,陆贽进翰林院,年纪还轻,凭才学得到皇帝的信任,天子常用辈分称呼而不叫他的名字。在奉天县,虽然早晚都能进见皇帝,但谨慎精诚廉洁,不曾有过失,因此德宗皇帝亲信倚重,甚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同列官员没有人敢怨恨他。虽然朝廷外有宰相主持朝政,但陆贽常在皇宫中参与谋划决策,当时号称“内相”。他曾经对德宗皇帝说:“现在强盗遍天下,应当自己深刻反省,来感化人心。古代成汤自己检讨错误而兴国,楚昭王出逃,靠一句好话恢复了国家。陛下如果真心不惜改正错误,向天下的人认错道歉,让我持笔写诏无顾虑,那么反叛的人就有可能洗心革面。”德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从奉天县颁布的制书,即使是武夫和凶悍的士兵听了也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后来李抱真回朝进见,向皇帝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免的命令传到华山以东,听到赦令的士兵都感动流泪,精神振奋,这时我就知道了叛贼不难平定。”议谏官说兴元年间平定战祸的功劳,虽然靠军队努力作战,但陆贽有辅佐的功劳。德宗皇帝流亡山南时,道路艰险难行,与跟随的官员失散,夜晚召见,不见陆贽,德宗皇帝又惊又急,流下泪来,下令军中,找到陆贽的赏给千两黄金。过了好长时间,陆贽才回到驻地参见皇帝,皇帝喜笑颜开,从太子以下的人都向皇帝祝贺。辅佐朝政时,不顾惜自身,政事的正确或错误,一定发表意见,所说的意见都恳切深刻,都切实地矫正皇帝的过失。有的人规劝他太过分了,陆贽回答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自己的学识,还顾虑什么呢?”流放到边远荒州后,经常关着门户,人们都看不见他,又避免诽谤不著书。

流放地区的居民被瘴气和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困扰,陆贽搜集整理了《古今集验方》五十篇传给当地百姓。

赞说:德宗不亡国,岂不是幸运吗?

患难危急时,听从陆贽的计谋;叛乱平息后,记恨他言无不尽。因偏信奸臣的谗言愤怒地驱逐有道之士、刚正之臣。对延龄等人,长期宠爱信任,像山岳一样不动摇,这真是昏君和奸臣臭味相投呀!

世间传说陆贽被罢免翰林学士,是因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的死,是陆贽泄漏了他说的话,事实上不是这样。有道是君子和小人在朝廷势不两立。奸邪的小人被宠信,忠诚正直的人士就危险,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读陆贽数十上百篇论述朝政、劝谏皇帝的奏章,批评陈述时弊,都从仁义出发,足可被后人效法,耿耿丹心,光彩照人,德宗皇帝才采用十分之一。唐朝福运不昌,可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