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氵中,蒲州虞乡人,隋时饶州刺史柳庄的曾孙。父名楚贤,大业年间为河北县长。高祖举兵,尧君素坚守郡城,楚贤劝他说“:隋亡是天下共知的事。唐公的名字应了图谶,举动以诚信为本,英豪们积极响应,是天赞助的人。君子应见机而动,哪能终日等待呢?”君素不听,楚贤就不辞而自归唐,被任为侍御史。贞观年间,持节前往突厥册拜,突厥所赠礼品均不接受。历任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均有名。

柳氵中好学,研习广泛。天授初年,任司府寺主簿,诏令他去安抚淮南,得到美称,封河东县男爵。中宗景龙年间,升为左散骑常侍、编撰国史。

当初,太宗命儒官们撰《氏族志》,以甄别众姓的身份。但这些姓氏的后裔兴衰不定,柳氵中建议重新编写。皇帝诏令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徐坚、刘宪、吴兢及柳氵中等人按照德行、功劳、声望、国籍家族等类别分等级依次编撰。

夷蕃酋长继承祖先受封官爵的,分作另一类。魏元忠等人不久相继去世,到先天年间,又诏令柳氵中及徐坚、吴兢再加上魏知古、陆象先、刘子玄等人研究续编。书成,称《姓系录》。氵中历任太子宾客、宋王师、昭文馆学士。后来因年老退休。开元初年,诏令氵中与薛南金再加修改,才最后定稿。

后来柳芳撰文论之甚详,现摘要如下:“氏族,是古代史官所记。过去周朝史官定世系、辨宗庙。所以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直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的名号继统。左丘明为《春秋》做传也说:‘天子以德建诸侯,以其出生赐姓,分封土地,又据以命氏;诸侯以其字为氏,以谥号为族号。’过去尧赐伯禹姓‘姒’,氏为‘有夏’;赐伯夷姓‘姜’,氏为‘有吕’。

下及三代,官有世代之功,就有了官族,邑也是如此。后代有的以国为氏,就有了齐、鲁、秦、吴;有的以谥号为氏,就有了文、武、成、宣;有的以官为氏,就有了司马、司徒;有的以爵位为氏,就有了王孙、公孙;有的以字为氏,就有了孟孙、叔孙;有的以住处为氏,就有了东门、北郭;有的以族标为氏,就有了三乌、五鹿;有的以职业为氏,就有了巫、乙、匠、陶。于是接受姓、确定氏,也就越来越多了。

“秦毁了文化,公侯子孙失去了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根据《世本》写《史记》。依周谱理清世家,才知姓氏之来源。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都同一个祖先。王霸不断更迭,多的上千纪,少的几十代。先王的封土制既绝,后代蒙福的还是强家。

“汉高祖起于平民,有了天下。以贤德命官,以功劳封爵,并发誓‘:非刘氏而王,无功而侯的,天下人共同讨伐。’先王公卿的后裔,有才就用,无才就弃置,不管是士还是平民。此时开始崇尚官职。

不过还将山东的豪族迁来以充实京师。

齐国的田,楚国的屈、景都是大姓。后来选拔英豪,论等录用。这就是七相五公的由来。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家、轻寒微,政权归于大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都选显姓士族担任,并以之确定门第、鉴别人物。晋、宋沿用,开始重视姓了。但用姓来别贵贱、分士庶的办法未能改变。当时有司选用人才,一定要查氏族谱籍,且要考核真伪。所以官有世家,谱有世官,贾氏王氏的‘谱学’兴起了。从此有了谱局,令、史等职具全。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姓;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姓;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韦、裴、柳、薛、杨、杜当其首;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当其首。所谓虏姓,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族,或各国随从魏的;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代均为部落首领。号称河南洛阳人。所谓郡姓,以中国士人的等级门阀而定。凡三代有三公的称‘膏粱’,有使令、仆役的称‘华腴’,尚书、统领、护卫以上的为‘甲姓’,九卿如方伯等的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等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能排入的称之为‘四姓’。又诏令代人的各后裔,初无族姓,其中穆、陆、奚、于等姓,下吏部不担任杂流官,当‘四姓’看待。北齐沿用此制,选拔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入选。所以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大姓;太和时以郡四姓为大姓;齐国和尚昙刚的《类例》中,凡甲门为大姓;北周建德氏族以四海知名的为大姓;隋开皇氏族以位高者、人数多的为大姓;唐《贞观氏族志》中凡第一等则为大姓;路氏著《姓略》,以显赫者为大姓;柳氵中《姓族系录》中凡四海知名家族为大姓。

不通晓历代的说法,是无法与之谈谱的。

如今世俗仅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称五姓,实在是不合规矩啊。

“选文的弊端,莫过于以官为准;选官的弊端,莫过于以姓为准;因崇尚姓氏姓的弊端,以至于伪造。隋承继了这些弊端而不知为何而起。于是提倡古道,停止乡举,不讲究出生地而尊崇掌事的官吏。以致士不问籍贯,里内衣冠混着,人不辨廉耻。因此士族混乱,庶人妄尊。

一个高明的谱家要联系人的籍贯、考查人的姓氏、附加婚姻状况,这才能分辨确立。山东的人朴实,看重婚姻,其诚信可取;江左的人多才,看重人物,其智敏可取;关中之人魁伟,看重地位,其显贵可取;代北之人威武,看重贵戚,其宽容可取。至于弊,则看重婚姻的,会先看外族后看本宗;看重人物的,会先取庶人旁支而后见嫡族本系;看重地位的,会追慕荣华而忽略夫妻匹配;看重贵戚的,会趋附势利而失去礼教。如果四者都弊占先,那就依据全无了。

“人如无节守,则削弱了士族;士族弱,国家也随之而衰。管仲曾说:‘治国之道,政出一门的称王,出二门的国强,出三门的国弱,出四门的国亡。’所以成年而婚是人道中的大伦。汉的官人,政策划一,令出一门,使在下者知道行动准则,这是政出一门的,所以称王;魏晋的官人,尊崇中正,制定九品,乡有异政,家有竞心,这是政出二门的,所以国强;江左代北各姓,纷乱而无一统,关键在于无所归属,这是政出三门的,所以国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的行状不依据其乡党,上面政繁多变,下面纷乱无谱,这是政出四门的,所以国亡。唐承统于隋乱时,宜以忠救乱。忠厚则乡党的约束立;乡党有了约束,人物的道德厚;人物崇尚道德,则官爵的地位显;官爵的地位显了,社会教化的风气就好了。这就可与古代比美了。

“晋太元年间,散骑常侍河东贾弼著《姓氏簿状》,十八州一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别条析士庶无所遗漏。宋王弘、刘湛甚爱此书。王弘每天要接待上千客人,可以不犯一个人的讳。刘湛为选曹,著《百家谱》,帮助选拔任用人才,但文字过简,王俭增扩之,王僧孺又扩演为十八篇,东南各族独自成篇,不入百家之列。贾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著《姓氏要状》十五篇,更是研习已久。希镜传子执,执又做《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扩充两王所记。

执传其孙冠,冠著《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源于贾氏。

“唐兴,谈谱的人以路敬淳为正统,柳氵中、韦述次之。李守素也了解姓氏,时人称之为“肉谱”。后来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都受到称道。

“当初,汉有邓氏的《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的《潜夫论》也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情况大概如此。魏太和时,诏令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作为荐举选拔的根据,称为‘方司格’,人们至今尚称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