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哥哥尹源都以儒学出名。考取进士,调任正平县主簿。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光泽知县。考试书判成绩优秀,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伊阳知县,有能干的名声。因为大臣的推荐,被召回朝考核,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贬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读诏谕,警诫各级官吏不要结党营帮。尹洙上奏说“:范仲淹素来赤胆忠心光明磊落,臣与他是师生兼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范仲淹的党羽。如今范仲淹因为结党营帮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革了他馆阁校勘的职,再去任掌书记、唐州酒税监。

西北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尹洙做了《叙燕》、《息戍》两篇文章,认为战备不可松弛。

《叙燕》说:

战国时代,燕国最弱。两汉的叛将,占领燕地借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东汉末年公孙瓒那么强大的势力,最后仍被袁绍制服,唯独慕容氏乘石虎叛乱,才兼并了赵国。虽胜败的战术不同,但大概地论说强弱,燕地不如赵地。赵、魏统一,那么燕就更加不能抵挡。唐朝三大强盗连续作乱长达一百多年,但外敌不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可见燕地能独立应付外敌。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显德时期(954~959),虽收复了三关,但尚未全部收复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开始与并州联合,势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队防御。我军征伐蜀国和吴国,泰然不顾两河地区,这很明显是因为赵、魏两地足以制约它。并州的敌寇被扫平后,将全国精锐部队全部用来专门对付契丹,也不能夺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万之众驻扎在赵、魏一带,但到敌人撤退时却不敢抗击,世人多怪罪他们不出战。但我军负守城之责,有内顾之心,打起仗来不一定会胜,如果不胜的话就非常危险,所以干脆不出战未尝是错。

分析当时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设若将兵分为三路,在必争之地扎营,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敌人,设下圈套以等待敌人进入。边境堡垒向来坚固,派民众守住,使敌军顿驻在坚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机前后夹击,就没有不会打胜的了。大概我军兵力不分开会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敌人蓄足勇气来对待战争,我方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击了;二是我军人多就会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于统兵的将帅必须问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个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统率他们;四是倘若大军失败,敌人就会长驱直入而没有其他顾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给边疆,朝廷根本就会虚弱,小人就容易乱说;六是虽将军事大权委托给守将,但又不无怀疑,于是再命显贵大臣监督,大军的进退都由两人商量决策,这样我军就不能灵机应变。如果我军兵力分散开来就能将弊端全部改掉,这就会有六大好处。

胜败是兵家常有的结果。倾尽国内的力量来攻击外国,一旦失败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苻坚的淝水之战、哥舒翰的潼关之战就是这样。可见制服敌人关键在智谋而不在人多。将赵、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卫,军队的力量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统帅一方,将领能够独立决断,那么即使一方军队失败,其他部队还在奋战,哪里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呢?所以军队虽在外失败而国内根本没有动摇,这是好的失败。从前六国各自有地几千里,军队在秦国失败,可散去后又再振作,打了几百仗还没打到自己首都,这是对国家最坚固的守卫。陈胜、项梁率领关东民众,早晨失败晚上便灭亡,这是因为他的势力是刚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广大来谋自己国家的利益,不如坚守自己千里国土,而利用刚形成的力量,侥幸一次战争的胜利,难道不令人疑惑吗?战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读书学习,说百世都不会再使用战争,不是极荒诞的人不会再谈起战争。然而战争果被废除则已,倘若后世又使用战争,那么借鉴古人能多少使后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记载了他们的胜败。

《息戍》说:

国家放弃朔方,西边军队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边境设亭障,派驻重兵守戍。虽有些外族部落屡次侵扰,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国家屯兵戍守的费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远从周朝就开始了,西汉的先零,东汉的烧当,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秃发,历代都侵犯我国,是国家的大患。各朝兴师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战争把中国拖累得疲惫不堪的,要以东汉一朝为最,当时费用常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汉孝安帝时期,羌人反叛达十四年,中国的费用达二百四十亿。永和(136~141)末年,又经历了七年对羌人的战争,费用达八十多亿。而到段纪明,一年用去五十四亿,才基本上将反叛的羌人剪灭干净。如今西北泾原、..宁、秦凤、..延四军的统帅,拥有守戍的兵卒十多万。一个兵每年的供给费用,不下二万,骑兵与杂兵,按中等计算,只总计供给费用,赏赐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万计算,每年费用为二十亿。自灵武停战撤兵以来,共计费用六百多亿,是以前朝代的几倍了。和平时期的屯兵守卫,尚且还如此,以后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报,西北的守军也一天都不能撤去,这十万军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时候。国家用高利润来召募商人买进粟米,倾尽四方的物资,但无水漕的运输,靠人力拉运来的粮食物资,也不过能供应边陲几个郡的守军罢了。年成并不常是丰收的,而国家对边防军的供给是经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匮缺。倘若外敌乘我国饥荒,我国必须接济军队,而这些军粮给饷应当由关中地区提供,这样我们还没交战西部边陲就已困难危急了,这不值得考虑吗?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当今为计,不如征募壮年百姓当兵,依照唐代设置州府,就会大大减少军队数量。而今日边境地区虽有乡兵制度,但只在极边远的几个郡施行,那里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备外敌。估计京兆西北的几个郡,大郡户籍可能有十多万户,按中等家庭出半个人当兵计算,应可得到六七万兵卒。征收他们各种实物赋税而不要改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如赋名叫帛赋的就不改收五谷,畜养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杂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护为荣幸,会乐意登记户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推举有武艺者做什长、队正,盛秋时候按时检阅,经常演习就像敌人来了一样。用关内、河东的优秀士兵教练他们,全部撤消京师的禁卫军,严格选择守将,分开他们所统领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有独立决策的权力。让他们分别统领一部分军队就不会使军权太大,而让他们有专制独立的决策权就会使将帅们更加勉励奋战,加强守备,熟悉形势,储备的粮食多,教练的士兵精锐,使外敌无机可乘,不战而惧。《兵志》所说的“不靠他们不来,靠我有了准备”,这便是国家取胜的方法吧?

尹洙又写了《述享》、《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谏》,与上两篇合成《杂议》共计九篇奏上给朝廷。

赵元昊反叛,大将葛怀敏征用尹洙任经略判官。尹洙虽是由葛怀敏征辟,但更被韩琦赏识。不久,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用夏竦做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任副职,仍用尹洙做经略判官。尹洙几次上疏论述战争,请求皇帝在便殿召见二府的大臣商议边疆大事,并讲求本朝开宝(968~976)以前用兵作战的历史经验,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来加强对边疆的谋划。又请求裁并国内的栅亭堡垒,招募士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卖爵的令文。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的计策,夏竦提出了两条计策,命韩琦同尹洙上京奏给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进攻的计策,任命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赴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见。回到庆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战败,尹洙因此派出庆州部将刘政的精锐部队几千人,赶赴镇戎军救援,还未到,敌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弹劾尹洙擅自发兵,尹洙被降职做濠州通判。当时舆论说任福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傅督战太急躁。后得了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诫任福,叫他保持镇定,不要冒险轻进。尹洙因为耿傅是一个文官,没有军事责任而死在战场上,又被当时人冤枉,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文章。

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后又加级为直集贤院。他上奏说:

“汉文帝是个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贾谊议论当时的事情形势,还说可为此恸哭。汉武帝在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威严,但徐乐、严安还用陈胜灭秦国、六大臣篡夺晋王主权作为他的告诫。这两个皇帝不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子孙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强盗兴起。有人告诉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将报告者交给官吏处治;有人说现在已将造反的人驱逐逮捕尽了,不必担忧,秦二世才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军队都起来叛乱,他周边亲近的大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将实情报告给他,有说盗贼很多的人,都受到诘难。这两位皇帝讳言国家危乱灭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庙社稷没几年就成为废墟。陛下看今天国家的政治,与汉文帝时期比如何?在军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与汉武帝相比如何?我国的根本是仁义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爱民,诚然是秦、隋的万万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贼的形势。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来,边塞苦于频繁的骚扰,内地疲于远距离输送军粮。军队长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终会有人乘军队疲累时起来作乱。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这个时候,陛下应当夙夜不停地担忧警惕,以便防备事变和堵塞祸源。陛下向臣下请教咨询边疆的事,又能容纳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劳宽大方面,没有谁能超过陛下。然而没听说您为社稷宗庙担忧,为国家危亡恐惧,这就是贱臣感到愤慨和愁闷不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经常更改,恩宠太滥,赏赐也没有节制。对这三点,应小心警惕,事情都在于陛下的行动,并非有难以改变的情势。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势就会日益变坏。臣说陛下不为社稷宗庙担忧、不为国家危亡恐惧,就是因为这个。

“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东西。从前在民间,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会肃敬地看阅;如今则不是这样,而是互相私下议论,以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轻视。命令被轻视,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心的谋划,陛下开始很听信;后又有一人阻扰,便改变了主意。忠心说话的人认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终,便很怀疑、否定自己的计谋,以为它没有益处,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坏处。

“爵禄的赏赐,是陛下所拥有的权柄。近来外戚、大臣以及读书士子,有人利用谒见的机会来谋求皇上的恩泽,这种从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泽叫作‘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落时,有时母后专制,有时后妃把持朝政,建树恩惠私植党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严的权柄来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应当与大臣们正式讨论然后提拔,何必要承袭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们顺从这种现象,就会败坏陛下的纲纪;如果不顺从,就又会阻塞陛下仁德的声音。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声音,则又使威严的权柄被上级大臣轻视。而且公正不阿地为国尽力,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挠他们,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难啊。这就是恩宠太滥的弊病。

“赐予,是国家用来奖励功臣的手段。近年来,对妃嫔、伶官、太医之类,赐予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国库中的金银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积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爱惜,如今所存无几了。离宫廷遥远的人,诚然不会知道国库丰盈或匮缺的数量,只看到向民间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国库的储蓄不丰厚。臣也知道自从派军队守卫西疆,国家开支费用逐渐增加,国库的积蓄,未必都被赐予占用,然而下层民众不能一家一户地被晓谕,他们只会看着陛下的行为处事而被感召行动罢了。往年听说边疆将领王王圭,因奋力打仗被赏赐黄金,民众就无不高兴服从;有时看见唱戏跳舞的人得到的赏赐太丰厚,就往往会愤恨叹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这就是赐予不加节制的弊病。

“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谀奉承而不讲这些,一直拖到今日。当今不独四方外国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败但陛下不能觉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面边疆。然后忠心的计谋就会逐渐被进献,纲纪渐渐树立,国家费用逐渐充足,战士的心就会逐渐奋起。边境的祸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厌恶听忠言所以灭亡的教训,从远古学习汉代君主不忌讳讲国家危亡因此维持统治的经验,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让民众改变当初的看法,那么全天下就幸福极了。”

宋仁宗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尹洙改任太常丞、泾州知州。以右司谏、渭州知州身份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正遇上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派遣刘沪、董士廉营建水洛城,以连通秦、渭一带的援兵。尹洙认为以前我军屡次被敌人困住,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这样不行,于是上奏请停建。当时郑戬已解除四路都总管职务,却上奏请求让刘沪仍旧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往代替他的职务,刘沪也不接受。于是下令要狄青将刘沪、董士廉逮捕交给官吏治罪。郑戬不断上奏请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终将尹洙调到庆州并建了水洛城。后又调任晋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书控告尹洙,皇帝下诏派御史刘..前往审讯,没有发现其他罪错。但尹洙因为手下将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塞将官,从京城借高利贷作路费来上任,没有钱还债。尹洙爱惜他是个有用的人才,担心他会因犯法而撤职调走,曾借公费为他还债,结果又被认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贬官,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认为是刘..的奏文害了他。调任均州酒税监官,感染疾病,沿着送公文的路到南阳访求医生,后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嘉..(1056~1063)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讲话,于是朝廷追认恢复他的旧官,并将他的儿子尹构录用做官。

尹洙为人内刚外和,博学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经过五代,文风柔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做古文,尹洙与穆修再发展这一文风。他的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从赵元昊叛乱,尹洙无时不在军队中,所以对于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学说,阐述作战防守的胜败,全面论述了当时边疆战争的利与害。他又想训练当地民兵代替守军,以减少边疆军费,作为抵御外敌的长期政策,但都来不及实施,赵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调离并且被治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