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祥字吉甫,陈..之弟,因兄在河南做官,他便把全家由宁晋迁到洛阳。天祥年少时就列入军籍,善骑射,中统三年(1262),李王..在济南反叛,联络宋军为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按规定授天祥为千户,令他屯兵三汊口以防御宋兵。李王..之乱平定后,他罢职归家,住于偃师南山中,有田百余亩,边耕种边读书,来向他求教的人很多。所住地方靠近缑氏山,因号“缑山先生”。起初,天祥并不好学,其兄..也不认为他有什么奇才,几年以后,天祥将所写的诗献于..,..怀疑是别人代写的,同他交谈,知他在研究经史,学识渊博,大为称赞。

至元十一年(1274),始任从仕郎,后历任郢州、复州招讨司经历,随元军渡江伐宋,由于熟知兵法,深为行省参政贾居贞所器重。

至元十三年,兴国军因没收民间兵器而遭民众的强烈反抗,行省命天祥暂管兴国军的政事。天祥领军士十人至兴国军境,在离城近百里地方停了两天才入城,父老来拜见,天祥告谕他们“:捍卫乡井确实不可没有兵器,地方官吏收得过多,所以造成乱子。今准许你们自备兵器以自卫,你们以为如何?”百姓都说这样很好。他将此事上书给行省说“:镇压奸邪,应当以巩固根本为主,若内无力防御,则外边会有奸邪之人乘机捣乱,这是必然之理。此次为乱正是由于处置失当,防内轻外所造成的。凡在本军境内之人,平时手无寸铁尺杖,让奸人得以乘机造乱,公私同受其害。今兴国军又遭到破坏,十分虚弱,若军民相防而不相信任,岂只担心外寇入侵,恐怕内部军民相互为敌。莫如推心置腹,相互信任,戮力同心,祸福同当,把人民看作自己人,把兵看作自己的兵,平乱防奸,莫不可行。希望对百姓宽容些,然后对他们提出要求。”行省接受他的意见并授以自行处置之权。天祥的一切措施都符合百姓的愿望,于是流亡在外的人相继回来,以致邻郡的百姓也移居到兴国军来。天祥加以组织,以十家为一甲,十甲设一长,废除对兵器的禁令,从民自便。于是人心安定,军队士气也振作起来了。借民兵之力,不杀一人便收降了李必聪山寨。其他山寨见此情形也各自散去,境内安定无事。

当时州县官吏还有未给俸禄者,天祥自行规划,按月发给,以便防止他们的贪污行为,使百姓不受侵害。邻近分宁县发生民变,刺探情报的常到兴国军,官吏请天祥下令逮捕,天祥说:“分宁县是因为官吏贪污暴虐而激起民变。今我军及所属三县,官吏不侵害百姓,百姓安居乐业。让那些刺探情报的人去把我们兴国军的情形告诉他们同党,这样,谍报员反而为我所用了。”分宁人民反抗失败,逃入兴国军境内者有数千人,天祥发给他们口粮,告诫本军百姓不要侵害他们,这些人都得以保全性命而归,对天祥无不服其威信。

一年后,朝廷把兴国军改为兴国路,接替天祥为兴国路总管的人,完全改变天祥的政策,严厉制裁隐藏兵器的人。所以天祥离开后不久,兴国又发生民变,邻近的寿昌府及大江南北的各县城,叛民乘势杀死守将,响应兴国人民的起义。当时刚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儿、贾居贞、万户郑鼎臣为宣慰使。鼎臣帅兵镇压,在樊口兵败身亡。黄州叛民扬言要攻阳罗堡,鄂州官府大为震惊。忽都帖木儿胆怯不敢出兵,天祥对居贞说“:阳罗依山建垒,素来防备严密,彼若来攻,对我们有利。且南人浮躁,轻进易退,我官军居高恃险,这些乌合之众来攻,不到两三天便多伤亡,逃者会十之八九。到那时我们再出精兵袭击,只有跑得快的才得免死。乘此一胜,则大势已定。然后再攻取黄州、寿昌,如摧枯拉朽。”居贞深以为然,而忽都帖木儿还犹豫不决。闻叛民到了阳罗堡,居贞忙引兵前去迎战,屯兵于青山,第二天大败叛军,这一切完全符合天祥的预料。

行省闻民变,将鄂州城中的南人一律逮捕起来,准备大屠杀,以防他们为叛军内应。居贞想拯救鄂州南人而又做不到。天祥说:“鄂州南人,与叛军本无关系,杀他们不过是要夺他们的财产而已。”极力劝阻行省官员,将被捕的平民全部释放。派天祥去暂管寿昌府政事,给他二百兵卒。寿昌叛民听说官军来了,都离开寿昌城去恃险自保。天祥知寡不敌众,武力镇压是不行的,便派人去向他们说明利害祸福,劝他们各归田里,只将为首者毛遇顺、周监在鄂州市斩首示众。获得金二百两,打听到是鄂州商人的东西,物还原主。

二十一年三月,天祥拜为监察御史。右丞卢世荣因搜刮民财有功,升为执政大臣,其权力压倒一切。御史中丞崔..弹劾他,世祖大怒,要将崔..法办。世荣因而更加气焰嚣张。左司郎中周寅戈,在议论政事时略表示一点不同意见,世荣便诬他违法,奏请令杖一百,然后处斩。于是朝廷大小官员都吓得不敢讲话。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书,痛斥世荣的奸恶:

“卢世荣素无文才,也无武功,只知用他经商所赚来的钱来巴结权臣以求做官。他将贪污的大量财物送至权臣家中,还不够,又立下欠银一千锭的文契,于是能由一个普通百姓一跃而为江西榷茶转运使。上任以后,专门贪污钱财,动以万计。其隐藏于家内者固然难列举出来,只就已暴露出来可以统计的有:钞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锭,金二十五锭,银一百六十八锭,茶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马十五匹,玉器七件,还有许多其他物品。这是已经追究而交纳及未交纳现尚在追查之中者。

“如今,他竟不痛改前非,而是更加猖狂,以苛征百姓为自安之策,以向百姓诛求为升官的阶梯,他怀有贪求无厌之心,广泛搜刮民财之计。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其职位虽在丞相之下,而朝廷大权实是由他专擅。他是以盗贼之心来掌握宰相之权,不仅祸殃于当代,也恐怕会取笑于将来。朝廷相信他的谎言,使他居于相位,名为试用,实际上是授他以实权。其才能其行为都丝毫没有值得一提的。这些事都足以表明试用的结果如何。如果还要试用,只能让他去做别的官,宰相之权岂可轻易授给他。主宰天下,如同制作锦缎,能不能制作,先用布帛做试验,如果不成功损失也不重。今把相位做贤愚试验,如同把一幅美丽的锦缎去考核匠人的工艺能力,把美好的东西毁坏了,将追悔莫及。

“国家与百姓的关系,如同身体,民是国家的血气,国家是民的体肤,只有血气充实才体肤康强,若血气损伤则体肤就会羸弱多病,未有消耗血气而能使体肤健康的。所以说,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道理就是这样。春秋时代,鲁哀公要向百姓多征赋税,请教于有若,有若说‘:百姓丰衣足食,你做君王的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君王又怎能足。’由此可见,民必须减轻赋税然后能足,国家必须是在百姓丰足之后才能富强。《书经》说‘:民为国家之本,根基巩固了国家才能太平。’考察历史,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听说因百姓富裕安宁而导致国乱的,也没听说因百姓贫穷而国家太平康乐的。资财本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资财的生产每年有定量,只能是有节制的索取,才用之不缺。

“如今,世荣是一年征十年的赋税;用万民的生命来换取他一人之荣耀。他只是图广取博敛之功,而不顾百姓的困苦死活;上下交征,锱铢必取。视百姓如仇敌,只能加深人民对国家的怨恨。如果不考虑国家长远利益,只尽快的谋取眼前的效果,任意搜刮,不愁什么东西得不到。然而,生财的基础没有了,搜刮钱财的方法又有何用?将会看到人民因此而凋敝,国家因此而空虚,其安危利害真是说不尽。

“卢世荣任职以来,已一百多天了,察验其事迹,其罪恶已十分明显。今将他所言与所行不符合事略举几件:开始说他能使钞法不受到破坏,但今天钞币已成一张无用废纸;开始说他能使百物价贱,而今百物翔贵;开始说增课税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今却是强迫诸路官府包认所增课税;开始说他能使百姓快乐,而今所作所为,无不是破坏法制,侵害百姓。若不及早改变这种情形,必自取其祸。若不防患于未然,到头来大祸临头,那时挽救也来不及了。

“臣也知道依附权臣,则可望得到荣誉宠信,违背重臣的意图则祸患不测;闭口不言,明哲保身,也不是做不到。但正因事关国家存亡,关系不浅,臣深为担忧,经再三考虑,不得不说。”

世祖看了这个奏章,派人把天祥与世荣都召来上都,当面质问。他们到达上都,宦官传旨:将世荣捆绑于官门外。第二天,天祥又在世祖面前讲了许多前所未讲的事,帝认为都对,将世荣处斩。五月,朝廷列举天祥随大军渡江及平定兴国、寿昌民变之功,进升官秩五品,升为吏部郎中。

二十三年四月,授治书侍御史。六月,命清理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立即上疏弹劾平章政事岳(要)束木之凶暴不法。这时桑哥窃取政权,与岳(要)束木联姻。岳(要)束木为桑哥爪牙,以莫须有之罪诬陷天祥,欲置天祥于死地,在狱中关押了四百多天,直到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才获释。二十八年,升为行台侍御史。不久,因病辞职归家。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

元贞元年(1295),改任山东西道廉访使。当时,全国各地盗贼蜂起,而以山东为多,朝廷寻求平息方略。天祥上书,分析了反叛发生的原因,除天灾造成饥荒外,还有是由于连年战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无限制地征收课税,刑法紊乱等等所致。朝廷平息反抗的方略是实行大赦。他认为这不是个好的方略,只是对一些小人有好处。他们杀了人,理应受到严惩,而朝廷却加恩释放。这些人早晨释放,晚上又会行凶打劫,既不感朝廷之恩,又不畏国家之法,不能使他们凶恶的本性善化。制服他们唯一的方略是严刑酷法。他提出了一些平息“盗贼”的办法,皆切于时用。他在山东严督当地官府捕获大批“盗贼”,皆杖杀之。其余逃亡到别处的,进行追捕,南至汉、江二千余里,皆被擒获,无一幸免,于是东方的群“盗”平息。

平阴县女子刘金莲,以妖术惑众,所到之处,官府为她建立神堂,一般百姓都去求福。天祥对同僚说“:此妇人以神怪惑众,其声势如此之大,如果有狡猾之徒来帮助她,仿效汉代张角、晋代孙恩,号召起事,必成大害。”于是把这个妇人逮捕起来,当众施以杖刑。天祥认为山东宣慰司无事可做的官太多了,应罢黜一些,于是向朝廷劾奏这些官吏的贪暴不法行为。但他裁减官员的建议未得到采纳,因此他便在任满之后辞去了。

大德三年(1299)六月,天祥调任河北河南廉访使,但因病未就任。受到冤枉的人往往到他家中来伸冤,天祥因自己不在任而推辞了。大德六年,升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书论朝廷征西南夷事,其中说:

“兵有不得已而用者,也有不当用而用者,不当用而能不用,则可保持兵力的强大,以备不得已时而用,这就是善用兵之法。去年,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这就是不当用而用。八百媳妇是个蛮夷小邦,远在云南西南数千里之外,其地是偏僻无用之地,其人是愚昧无知之人。攻取它并没有什么好处,不取也无害处。

“刘深欺上骗下,帅兵征讨,经过八番之地,恣意横行,恃其武力,虐害居民,致使各地居民反叛。深既不能平定叛乱,反而受到反叛者的牵制,结果是军中乏粮,人自相食。毫无办法只得仓惶退走,以致大败,深弃众逃亡,军士损失十之八九,失地千余里。朝廷又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诸军,令刘二拔都统领,再度征讨,以图收得失地,湖北、湖南大量征调民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共二十余万人。当此农忙之时,兴此大役,把贫困百姓强迫运粮于数千里外,来回之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即或把米全部运到,然数万军士只仰赖于这一次运去的米粮,以后又当如何?

“近来访问西征败回的士卒及将校,才知西南这遥远蛮夷之地,山岭重重,丛林深谷,大军所经过的道路,窄处仅能走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落井。在这样不利的地理条件下,若贼据险袭击,我军虽多也难以应战。再加上毒雾烟瘴,都可伤人。群蛮知大军将至,如果实行清野,远远逃遁,堵截险要之地,使我军进不得退不得,附近又无粮食可取,士兵饥饿,病疫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能不令人深为忧虑。

“而且自征伐日本、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已近三十年,未曾见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归附我天朝,而我朝所费钱财,所损士卒,不可胜计。去年西征与今年的再度西征又有什么两样。前车之鉴不远,并非难以看到。劳军扰民,无休止之日,刘深一人为其祸根。

“又听说八番罗国之人,受征西军的侵害,抛弃他们的职业,相继反抗或逃亡,对刘深恨入骨髓,都要分食其肉。人们内心恨他,上天也憎恶他。望朝廷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早将刘深正法,向西南蛮夷再降明诏,表示圣朝数十年对他们抚养之恩,自今再不会有远征之役。他们自然会归顺天朝。过去大舜退兵而苗族来归顺,赵充国不战而羌人安分守己,这些事载在经传之中,为后代万世效法。

“为今之计,最好是驻兵于靠近西南蛮夷地方的我边境之内,使水运交通达于远近,内地或用盐引茶引,或用钱钞来增价购买军粮;而且法令严明,官不失信。这样就可使米船沿江而上运至边境,军粮自足,百姓也不受侵扰,达到内安根本,外固边防的目的。以我镇静之师,防御蛮夷的侵犯,恩威并施,久而久之,他们会渐渐驯服,这才是万全之策。如果说大军已出,欲罢不能,那也要考虑关系之大小,战事之成败,慎重而行。那里的少数民族,有各种各类,现在聚集者,都是乌合之众,必无同心长期与我为敌之理。但若我进攻得急,他们会相互救援,缓攻则相互猜疑,我们要施离间计,使他们相互为仇,等到有机可乘之时,再命诸军分路进攻。对于顺服者,予以宽大,抗拒者,武力镇压,恩威并用,易获功效。若舍恩用威,蹈刘深之覆辙,恐将来之忧患更甚于今日。”

天祥的奏章没得答复,他便托病辞官。

大德七年,召天祥入朝,拜为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发生地震,河东尤为厉害,朝廷下诏,征询消灾之道。天祥上章说这是因为阴阳不和,天地位置不正,而这些都是人事失宜所造成的。执政者认为这话太直,不敢转呈皇帝。

天祥自奉诏还京,时达一年之久,未曾见到皇帝以表示他忠君之心,常郁郁不乐,又不愿空领俸禄,于八年正月称病辞官而去。到了通州,中书省派人去追留。他还是不肯回朝。皇帝闻知,赐钞五千贯,派专官护送回家。九年五月,拜为中书右丞,参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五次派人送去任命诏书,他都以年老为由,不肯接受任命。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又遣使去召他回朝,他还是以年老多病为理由辞谢。延..三年(1316)卒于家,终年八十七岁。赠推忠正义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