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乔,字宜迁,上饶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授职为工部主事。在杭州征专卖税,命令商人自己报告收入,向有司交税,不做干预。隆庆元年(1567)冬天,上奏时政的要务,称:“有三件事应当慎重:每天勤于朝讲是培养品德的要务,亲自裁决奏章是发出指令的要务,听取劝谏能够做出判断是谋划事情的要务。有九大弊端:对国体的治理松弛懈怠,多次变更法令,赏罚没有规章,开支浩繁,滥卖官职、庄田,骚扰百姓,习俗侈靡,士气低落软弱,议论空虚。三种现象趋于严重:宦官、寺庙难以控制,宗族的俸禄难以继续,边防难以振兴。”奏疏呈入,朝廷褒扬并采纳了,朝廷内外传诵一时。

他升任礼部员外郎,调任南京尚宝丞。万历初年,他以安葬亲人而离职。丧服解除,出任南京太仆丞,又调任尚宝司,称病回乡。杨时乔一向无意荣升,一再起用一再告退。过了十七年才被推荐担任尚宝卿,四次调任后升南京太常卿。上奏请求讨论建文帝的谥号,祭祀去世的有气节的大臣。调任通政使。任期满后,他接连上奏请求退休,神宗不允许。

万历三十一年(1603),他被召见委任为吏部左侍郎。当时李戴已经辞官,杨时乔上任就负责部中事务。杜绝拜访,推辞交游,住宿在办公地,行贿者到不了他的门庭。等到全面考核京官、朝官时,首辅沈一贯想庇护他的私交,顾忌杨时乔清正,准备指派兵部尚书萧大亨主持,次辅沈鲤不赞同就终止了。杨时乔与都御史温纯积极清除内阁的亲信,像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于永清等人,都在纠察之列,又以年例的名义将给事中钟兆斗调出京城。沈一贯很恼恨,暗中劝说神宗,扣留了考核的奏章不下发。钱梦皋也借助楚王的事情再度攻击郭正域,称主持考核的人受郭正域驱使。皇帝果然心动,特意留用钱梦皋;此后,将被纠察的科道全部留用,并且下严旨责备杨时乔等人。杨时乔等人惶恐地上奏辩解,请求罢免,神宗不予追究。钱梦皋被留用,就与钟兆斗多次上奏攻击温纯,并且触及杨时乔,杨时乔请求离去。不久员外郎贺灿然请求贬斥被纠察的科道,也抨击温纯擅权争斗,唯独称赞杨时乔。又称“陛下亲自处事英明果断,不是内阁大臣能暗中愚弄的”,意思大概是为沈一贯解脱。杨时乔因为与温纯共事,又上奏请求贬官,神宗没有答复。等到温纯离去,钱梦皋、钟兆斗也引退了。神宗又降旨责备,称“先祖也时常留用被纠察的科道,为什么现在怀疑君主,诬蔑辅臣”。趁机责备各位大臣结帮入伙,命令杨时乔尽心尽职,将贺灿然和刘元珍、庞时雍等人全部贬职。杨时乔叹息道:“主持纠察的人被驱逐,提议纠察的也如鼠窜,还有脸面在此吗?”他多次上奏称病,最终未获批准。当时朝廷内外空缺很多,官职还没有补充人,而且大臣们探亲养病请假,以及劝谏而被连累遭遣送的人,遍布乡间,都得不到召见。杨时乔就开列了三百多人的名单,多次上奏请求录用。三十四年,皇长孙出世,神宗下诏起用罢官的人,杨时乔又列举受降职的邹元标等九十六人,被剥夺官籍的范俊等一百一十人,神宗最终没有理会。

第二年全面考核京城外的官吏。杨时乔已经与副都御史詹沂接受任务,过了几天,神宗忽然命令户部尚书赵世卿代替杨时乔,于是中途放弃。大概去年冬天所批复的考核报告,现在误发了。辅臣朱赓称不成体统,马上告诉了神宗。皇帝也发觉了错误,当天收回报告。杨时乔坚决推辞不肯上任,吏科陈治则弹劾他有怨愤不合大臣的礼仪。神宗下旨责备,杨时乔才又负责事务。永年伯王栋去世,他的儿子王明辅请求世袭。杨时乔认为外戚不应当传承封爵,坚持争辩,皇帝不听。当时沈一贯已经被罢免,言路争相攻击他的党羽。但是李廷机是沈一贯教导的门生,内阁大臣空缺,众人都推举他,只有给事中曹子汴、宋一韩,御史陈宗契坚持不同意。杨时乔最终遵从了众人的意见。不久,又推举黄汝良、全天叙担任侍郎,那些攻击沈一贯的人更加不高兴。给事中王元翰、胡忻便接连弹劾杨时乔,杨时乔上奏辩解,极力请求罢职。

当时,神宗授予杨时乔选拔官吏的权力,又不设置右侍郎,他一个人单独负责吏部事务,选官很公允。然而朝廷的阻格,官吏闲置,事情荒废,一天胜过一天,而且朝廷议论纷纷,动不动就受牵制。杨时乔官职不显赫,又自温纯离去后,很久不设置都御史,更不能镇住僚属。因此上下欺凌,纲纪一天天紊乱,言路掌握了权力,杨时乔也多有屈从,议论的人谅解他的苦衷,不多追究他。负责选官五年,最后起用以前的尚书孙丕扬,没有到任,杨时乔已经去世。箱中只有一件破旧的毛皮衣,同僚们募捐收殓了他。诏令封赠吏部尚书,谥号端洁。

杨时乔受业于永丰吕怀,最不喜欢王守仁的学说,力加排斥,尤其厌恶罗汝芳。在任职通政使司时,他上疏斥责说:“佛氏之学,起初并不与儒学相混,是罗汝芳借圣贤仁义心性之说,倡导为见性成佛的宗教,说我的学说简省快捷,不待清修。于是传疏注释为琐碎,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束缚。超越礼法,败坏道德,没有比这更严重了。望敕令主管官员明示禁止,以彰明纲常名教。”神宗下诏同意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