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是我惨痛的历史,乃是我父亲逝世之年了。

  我父亲平日身体也很好,不过精神是不大舒适,忧伤压迫着他过日子。自从在湖北应城县回来后,并无固定的职业,即使有所贸易,亦往往失利。更不肯仰面求人,也曾有人举荐他到某一商业机构中去服务,但他又不肯小就。人越穷,志气越傲,而且又好评论人、指摘人,在这样一种腐恶的社会上,他是失败了。

  我们是一点产业也没有,说一句现在流行话,真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虽然在我们曾祖时代,经营米业,亦为钜商,但经过太平天国之战,已经扫荡得精光大吉了,我父即使在有余资的时候,也不想置产。即居屋而言,在当时苏州买屋极廉宜,建屋亦不贵,但他宁可租屋居住,而不愿自置产业。他以为自置一屋,是固定的,反不如租屋居住,是流动性的,如果嫌此屋不好,立刻可以迁居。并且他既不事生产,而又不善居积,在从前读书人中,住往称之为名士派,而他是商业中人,也似沾染了名士派的习气,便这样的穷下来了。

  那时候,苏州也有一种投机事业。什么投机事业呢?原来那时银行制度还没有流行到中国来,所有金融事业,都握在几家大钱庄手里,这时币制有三种,一曰制钱,二曰银两,三日洋圆。制钱即铜钱,外圆内方,古人称之为孔方兄,现已不经见了。银两即当时所行用生银制度,以两为单位,亦有铸成为元宝者。洋圆(每写作元)便是已盛行于中国东南各省的墨西哥银圆。

  但此三种币值的比例,时生差异。譬如当时每一洋钱,兑换制钱一千文,而有时为九百八十文,亦有时为一千○二十文,甚至有时长至一千一百文。银两与洋钱有比率,制钱与银两亦有比率,此中升降,商人即因之做交易。于是出钱入洋,出洋入银,而以之投机生利,但凭口头一语,不必有实物者,谓之“买空卖空”。当时买空卖空,颇为盛行,显然是公开的,其实则近于睹博,苏沪一带,名之为“做露水”。

  做露水的地方,苏州则在阊门内东中市的钱业公所。我曾随父亲往观,上下午两市,其热闹不亚于上海后来之交易所。父亲向他们说:“买进洋钱三千元。”但凭一句话,并无片纸只字作为凭证。我初不解,父亲何以有力买进洋钱三千元呢?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算数呢?不到半个钟头,父亲对我说:“已赚钱了。”我的儿童心理,觉得这样赚钱真太容易,又觉得但凭一句话,父亲的信用未免太好了。当然父亲是钱业出身,是个内行,他有远识,对此可以称为“亿则屡中”。然而这到底近于睹博,有许多朋友做露水,弄到跌倒爬弗起,甚而至于亡家破产者,比比皆是。所以祖母知道了禁止他,母亲也劝阻他。但父亲也不过小试其技,不敢作此投机呢。

  又有一次:舅祖清卿公,以父亲无固定职业,邀他到他的家中,佐理他们的田业事务。此种田业事务,是管理收租,催租,一切也很为纷繁的。那时苏州绅富人家,家家都有田地,以为这是保产最好方法,不劳而获,家中设立帐房,开仓收租,经营其事者,名曰“吃知数饭”。但父亲没有耐心于此业,而又是外行,意欲不往,然迫于甥舅之谊,重以祖母之命,又不得不往。可是未及三阅月即归,托言有病,因为父亲生性梗直,不值其舅之所为,谓其既富且吝,压迫农民。且常欲以其理论,教训我父,父亲实不能忍受也。

  父亲的忧伤憔悴,固然是他早死的原因,而在他病后的医药杂投,当有绝大关系。他害的是一种痢疾,时间是在初秋,在现代说来,痢疾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医治得法,立可痊愈。何况现在中外医药界,有种种的新发明,痢疾也有专治的药品。但那时却谈不到此。起初父亲不要请医生诊视,自然也为了省钱,且以为不久就可以痊愈的。及至后来病势厉害,大家都发急了,家中人又都没有医学常识的,“病急乱投医”,请了这个医生,未能见效,又请另一个医生,这与病人是太不相宜了。

  虽然苏州那时已有了外国教会所办的医院,用西法治病,但大家都不相信它。害了病,还是要中国医生诊视,而我所最恨者,要是换了一个医生,必定把前一个医生所开的药方推翻,只有他所开的方子是对的,别人所开的方子都是不对的,再换一个医生,也是如此。医生越换越多,各人的见解,越是不同,弄的病家无所适从,到底听了那个医生对呢?而一个病人睡在床上,做了他们互相争竞的目的物了。

  当时我父亲病了十余天,身体已虚弱不堪了。一个医生道:“不能再打下他的食滞了,须要用补药,补他的亏损了。”另一个医生道:“我父亲的病体,是虚不受补,现在吃的补药,把病邪补住了,须将所吃的补药剥去,再行施治。”试想:这样不是教病人太苦了吗?但我父亲已自知不起,坚不肯吃药,母亲苦劝不听。及至祖母临床,他回念自己是一个遗腹子,幸赖寡母抚育长大,未曾有所报答,不禁泪涔涔下,祖母要他吃药,他就吃了。

  上半年,姊姊出嫁,父亲以向平之愿,了去一半,姊丈许嘉淦(号杏生),也是一位读书人(父亲不相信商业中人),颇为温文尔雅,比我长两岁,笔下比我好。虽然我们家道很拮据,勉强凑付,也得一副不太简陋的奁具。姊丈早孤,有两兄,不事生产,所以常来我家,和我讨论文字,吾父顾而乐之,以为郎舅至戚,在文字相切磋,不是更为相得吗?

  不想下半年父亲就病了,病而至不起,宁非意外的惨伤,那种悲痛的事,到现在已近六十年了,想起来,真是非常摧心。我当时还有一种感想:祖父在三十多岁已故世了,父亲在四十多岁亦故世了(故世时四十五岁,我今日写此稿时,正是一百岁),遗传下来,我的寿命,也不会长吧。但我今日忽忽年华,已是七十多岁了,人家还恭维我得天独厚,老而弥健,但我了无建树,只是虚度一生而已。

  写到此,想起一件事,在我四十多岁时,在上海有一位老友管君,招榄我人寿保险,我那时笔耕所入,每岁收获,尚有余资,而子女众多,念此亦等于储蓄之一途,乃欣然应命,拟以五千元投保二十年。这是上海一家著名之英国保险公司。保寿险先得要检验身体,这是我所知道的,于是由管君陪我到该公司所指定的外国医生处检验。这个外国医生,我也不知道是英国人、美国人,听心脏,验小便,又用小榔头,敲我膝盖,令其反应,问我:“曾患过性病否?”对他说:“没有。”闹了一阵子,管君说:“三四天后,保证书就可出来了。”乃迟至两星颠,未有回音,我以电话问管君,管君支吾其词,我情知不妙。管君说:即来访我。我说:“生死有命,孔子所云,大概我是不及格了,兄亦无须讳言。”管君说:“不!我知道该公司检验身体者,不止一医生,我现已知道有另一医生,我们明日再往检验可也。”我此时甚为心灰,由管君强而后可。则此医生,年龄已老,白髯垂胸,云是法国人,检验也未如前医生之苛细。验后,管君私问之,医言:“大致可及格。”果然,三日以后,保证书即到了。这保险到了我六十六岁满期,连息得七千余元,足为长儿留学德国之需,亦云幸矣。

  父亲逝世之日,尤其使我痛心的,他要我读书,至少也得青一衿。假使父亲今秋不死,本年我可以徼幸进学,也未可知。因为巽甫姑丈曾说以常理而论,可以获售,但要视看文章的人目光如何。因为考场中看文章,有如走马看花,而这一丛花,不是特别惹人注目的花,也许是欣赏了,也许是错过了,这要看你运气如何了,因为照文字而言,也在可中式与不可中式之间呀,如果父亲迟一年故世,而我于今年进学,不是稍慰了他在天之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