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吾父亲和母亲故世以后,即寄柩于城北在桃花坞背后之轮香局厝所(其地亦名五亩园)。每岁春秋两季,前去拜奠。人死后以早日安葬为宜,古今中外一例。古语云:“入土为安”,现在人家,往往以华屋为山丘,停棺不葬,为人后者,终觉心中不安。当父亲故世时,我以年幼,且,这笔葬费也无着。母亲故世后,我正筹备父母合葬,却又适逢着祖母故世了。我那时便筹备父母及祖母葬事了。这事便与砚农叔商量,他极为赞成。

  向来苏州人家办葬事,隆重而瘫烦,没有葬地的,便要购买葬地,还要请教风水先生,横看竖看,这一种成为封建时代的学术,为的是祖宗的墓地,关系着子孙的荣枯。我们却没有这种麻烦,因为我们本有基地,在苏州西郊乡下的白马涧,我的祖父朗甫公,早已葬在那里了。这是吾祖母的父亲吴炳斋公,帮助吾祖母经营的。所以离他们吴家的坟墓,也很相近,我往祭扫时,有持也与他们吴家一同去的。

  我家还有一个祖墓,这个地名,叫做卧九岭(是否这两个字,我还未深考),那个地方较远,我们去扫墓,从白马涧要翻一个岭过去;那是我的高祖以及曾祖等的葬地,那个墓规模很大,占地很广,这一带乡下人称之包家坟,我跟了父亲,在十四、五岁时便去过,但不加修理,很多荒圯,有许多树木也被人砍伐了,我们的宗族凋零,只有我们一家去祭扫,因为路远,一天工夫来回很迫促,也不能年年扫墓。

  这白马涧一处,基地虽小,颇为紧凑,对面是青山,四围是松林,乡下人呼之为“绿山”,究竟是那一个相同的字音,我未查志书,怕志书上所未载。我家的看坟人(苏州人称为坟客),是一个寡妇,年约三十余岁,他的丈夫名阿罩,我们呼之为阿罩娘娘。每逢年底,必到城里来,送些乡下土物,以及冬青柏枝之类。吾祖母则留宿留饭,馈赠颇丰。有一次,阿罩娘娘来说:在我们的坟后,本来是没有路的,现在乡下人为了贪便利,行捷径,走出了一条路来,禁止不可,不知有碍风水否?祖母问我怎么办?我素来不信风水之说,随口胡诌道:“后面有路,是最好的了。”其实既然在我们坟外,如何可以禁得住,除非筑一道围墙。筑围墙又很费事,正是他们的生意经来了。而且乡下人的事,你要禁止他行走,他偏要行走,就生出事来了。

  苏州有句古老的俗语,叫做:“乡下人打官司,城里人做坟。”意思是说乡下人打官司,必定要到城里来,请教于城里人,这时要吃城里人的亏了。反之,城里人做坟,必定到乡下去,仰仗于乡下人,可是也要吃乡下人的亏。撇开乡下人打官司不说,城里人到乡下去做坟,的确对这班乡下人有些不容易对付。他们是地理鬼,对于做坟的事,比城里人内行熟识得多。他们知道城里某一家大户今年要来做坟,那就是他们的好生意来了。什么土工,石工以及关于葬务上的工作,你总逃不出他们的手,而且他们每一乡一村都团结好了,不许别乡别村的人,来侵袭他们的范围所有权的。

  我们白马涧这个墓地,在支硎山脚下,为支道林养白马所在地,因此得名。春二三月,游人到天平、范坟诸胜地,倘在扫墓以后,坐了山轿,到日落时,还来得及一游。那地方的妇女,也以抬山轿为业,十八九、廿一二的乡下姑娘,抬了山轿行走山路,其捷如飞。我有一次扫墓时,船泊环龙桥,有两妇人,一老一少,抢着要抬我这一肩山轿。抬至半路,略事休息,我见那少妇翻开桃红色袖子,还是一位新嫁娘,问之果然,原来此两人一姑一妇也。我问老的道:“她多少年纪?”说是十九岁,我说:“怎抬得起山轿?”那老的道:“前几天,贝家太少爷,一个大块头,身重二百斤,也是我们婆媳抬了走。”

  最奇妙的,她们放下山轿,便从事于刺绣,这一乡村,妇女刺绣,也是一种职业,所绣的一为神袍,一为戏衣,北京、上海等地戏班里所穿的袍服,都取给于苏州,而苏州各绣庄,则放此工作于乡村妇女呢。

  我于建筑墓地的事,完全是个外行,这又不得不请教于砚农表叔了。他们的帐房里,有一位胡琴孙先生,他是一位熟手,最近清卿公的葬事,也是他经手办理的,与乡下人接洽得很为妥善。而且吴家的坟与吾家的坟,相离不远,乡下人也都认识他,呼他为胡师爷。不过我们的坟和吴家的不能相比拟,他们的规模大,我们的规模小呀。所以我请命于砚农叔及胡琴孙先生,恳他们帮助我办理这件葬事。经他们都答应了,砚农叔就托胡先生陪我筹备一切,择日即盘柩下乡了。

  我们当时便雇了两条船,一条大的船,装载了祖母及父亲母亲三具柩;一条小船,便是向来我家每年去扫墓的那条小快船,载了胡先生和我两人。从城里出发到白马涧,也需要行程三四个小时哩。再说:这块墓地只够吾祖父母和吾父母的四个穴位,我们夫妇的穴位是没有的了。当时我曾想:就在吾祖父母和父母的坟地相近,买一块地,为我夫妇及儿辈将来葬身之地,则我们死后,也可以魂依左右。一时有这个思念,却也未曾实行,因为我时常出门远游,离开了家乡,东奔西走,迄无定所。又因世变日亟,内外战争,逃了好几次难,那有闲工夫,办理此事。况且现在经营公墓,提倡火葬,对于坟墓的事,不足注重。我写此回忆录时夫妇都已七十四岁了,身在异乡,未知能否归骨故乡,那末几根枯骨,不知儿女辈如何措置它呢。

  我办理这葬事,是在我二十八岁的冬天了(一九○三年,清光绪廿九年),那一天棺柩入土的时候,正在清晨(名曰开金井),天气严寒,还飘了几点雪,乡下人又说是吉兆,很难得遇到的。我办了酒饭鱼肉,请他们吃了一顿。我和胡琴孙先生说:他们很认真劳力,我们宜宽待他们一些,不可苛刻,所以这班工作的人,也无所苛求。仗了胡先生的精明,处理得很奸,这地方的乡民也还是良善的,不致被敲了竹杠,可是我们也没有待亏他们呀。到底我们不是大户人家来做坟,他们也加以原谅。

  营葬以后,我对于祖母以及父母的事,好像是有了一个归束。在这期间,却又有使我悲痛的一事,乃是我的子青表哥逝世了。他是可以不死而竟死了,更为令人可哀。譬如我的盟弟戴梦鹤,他的肺病已深,无可挽救,而子青表哥是身体素来强健,别无病痛,他此我长两岁,今年刚三十岁了吧。因为这时他们一家都患了最厉害的喉症,首先是他的母亲传染了。那时苏州并没有医院,仅有在葑门天赐庄美国教士所办的一个小医院,唤做博习医院,仅有数张普通床位。并且这时候中国人不相信西医,尤其所谓上流社会,即使有医院,也不愿把病人送到医院里去,虽然有许多病是要传染的,还是守在家里,预防之法,并不严密。只是相信中医,而中医却不善治此种传染的恶疾。

  那时他的母亲(是我的姑母,非吾祖母所出,是巽甫姑丈的续弦,母家江氏),也知道是传染病,叫子青哥趋避,他不肯听,因为他事母至孝。结果,他母亲死了,他抚尸痛哭,他也传染而死了。此外,他的夫人儿子,当时亦都传染,幸而未死。子青哥死了,我哭了他好几场,他是我的兄而兼师的,我没有兄长,视之如亲兄,而哥亦无弟,爱我若胞弟。我们这个表兄弟,有胜于亲兄弟也。他在幼年时,即拘束于家中,别无朋友,且亦难得出门,我想他的朋友除我以外,就很少了。我有什么要想发起的事,他都做了我的后援,如印“仁学”,发刊“苏州白话报”等等。他的环境,为旧势力所包围,然而他是趋向新的路上走。我在外面,得到风气之先,有时对他报告,对他启发,他也很以为是。他的对于时代评论,个人学识,我亦为之心折。不想他乃殉身于旧道德,这是很足以悲痛的。他有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学生,后来也未能出胜,次子又早故世,长子温如,颇为落拓。子青哥生前有一些著作,不知何往,屡次询问温如,思为编集,他却模糊其词,我又与他家人久别,思之不禁泫然。

  我自从祖母故世以后,打破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了。我觉得株守家乡,太无意味,至少出外谋一个工作,目的地当然在上海了,我倘然在上海工作,而家眷则仍在苏州,也没什么不便。现在内河小轮船,愈开愈多,苏沪之间,一夜可达,将来火车一通,不是更加便利吗,这时沪宁铁路,已在建筑,先开通苏沪一段,苏州乡人称之为“旱火轮”,在齐门外已在鸠工储材了。我以卖文为活之生活,亦足自给,因为家庭开支很省,我每月所得尽够支持,这只冷板凳我是要远远抛弃了。

  不过我虽有此计划,而未能积极进行,上海虽然也去过一两次,也没有什么机会可遇。而且我是不大愿意于求人的,并非高傲,实是懒散。在苏州呢,朋友之中,除了几位略有新思想的,都远离家乡,出门去了。苏州那时也真太安闲了,屈指计之,有数种人:第一种是绅士。苏州可称是绅士最多的地方,因为苏州科举发达,做大官的人多,有的做京官,告老还乡;有的做外官,归营菟裘;不但是本地人、外省、外府的人,也都到苏州来,以为吴风清嘉,而且又是江苏省城,因此冠盖云集,互相交游。至于本地的绅士呢?也有些担任地方公益慈善事业,此外便是亲朋们的应酬,婚丧喜庆,衣冠跪拜,一天到晚,便是忙着这些事。第二种便是富家子弟,保守财产者,家里有田地房屋的产业,不必出而谋事,所谓安富尊荣之辈,一切外事不问。每天叉又小麻雀,踱踱观前街,了此一生。还有吸上了鸦片烟的,吞云吐雾,重帘不卷,短笛无腔,说是吸上鸦片,可以保守产业,不至于外出狂嫖滥赌,任意挥霍了。第三种就是属于我辈号称所谓知识阶级了,弄弄词章,画画山水,游游花园,拍拍曲子,也可称逍遥自在。最苦的是一班素以教书为业的老学究,虽欲改造而也无从改造起了。

  前章说的为了筹办什么女学堂,到上海去调查,以至不能对祖母亲视含殓,心中正是郁塞。祖母故世后,在家守孝三十五天,照倒不能到人家去(旧俗,在此期内,到人家去,人家视为不祥),朱粱任虽来看我,我也只约略告诉他,把所徵求的规章都交给了他。他们也觉得当时要我上海去而铸此大错,心中有些不安,所以一直也没有对于此女学有所进行。这件事还没有一个基础,大家一松淡,就此松淡下去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私心,我是不愿意长处苏州的,如果女学办成,要我做主任,我又在苏州生了根了。还有如果子青哥不死,他一定能帮助我,今则已矣,尚何言哉?大家意志涣散,女学仅一场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