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在京时，查办重案多次。凡陵庙仓库兴作考查之事，多与其役。积年既久，更事渐多。且中经甲申、甲午两次战役，及累次外交胶葛，尤多有所阅历，名为部属，而于国家大事，颇得其大要。前人有《郎潜纪闻》之作，今所言者，半皆吾身亲见之事，非仅耳食已也。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惜年来记性锐减，不过得其十之一二耳。
从前京师最高机关曰军机处。处在乾清门东侧，屋只三椽，旁有小屋为茶房。堂官兼军机者，不能常到署。有事须进内面陈，司官多在茶房小坐。湫隘不堪对面，即军机章京办事之所，俗所谓南屋也。余考军机时，入其室画到，见其屋小如舟，十数人埋头作书，烛几见跋，其景况与寒窗无异。然其地极严重，平时无论何人，不得践其户也。其余如内阁、户部、刑部、都察院各署，余皆因公到过，虽各有大门大堂，而办事之所无不狭隘，皆以数十人聚在一室。刑部司堂简陋尤甚。当时夙夜在公，事固不废，而居其中者，尤安之若素也。
余每到军机处启事，其廊下必排烧饼油扎果数盘，为备枢臣召见下时作点心也。古人宰相堂餐，断不如是之节俭。当日枢臣，似尚有羔羊素丝之遗意也。
大学士名居揆席，非兼充军机大臣，几与闲曹无异。然位分不可亵，故大学士多有管部者。京官皆一满一汉，分东西坐，非如外官之坐，必中于堂也。唯管部，则于部中添一正座，两旁以满汉尚书陪之，满汉四侍郎则在下面分两旁坐。故大学士俗呼为中堂。后来不管部之大学士及协办之大学士，亦沿称为中堂焉。
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国初，有以州县循良行取为御史者。同光以降，则专以翰林编检，及各部郎中员外，考取序补。其实翰林一等得京察，或积资开坊；部员得京察一等者，亦注意外放，皆不愿考御史。因御史辗转一二十年，亦不过得道府而去。是御史只是二等人才耳。至满御史，尤系不得志者所为，偶有建白，多系受人请托。孝钦每于冬季语宫人曰：“岁将阑矣，满御史又该说话矣。”盖听政日久，深疑其有卖摺之弊也。李文忠久任封疆，动为言官所指摘。余过天津，与余言之切齿，谓非撤都察院不可，渠自有所激而云然。而御史好弄笔墨，咄咄逼人，实有令人生厌处。但瑕瑜参半，其有遇事敢言，不畏强御；或平日缄口不言，遇有要政，独能力排众议，侃侃直争者，皆不愧“拾遗补阙”四字，不得谓此官之竟可裁撤也。其所以招人訾议者，咎在朝廷鼓舞无权耳。
从前给事中、御史，例准风闻言事。而六部九卿堂官，皆得专摺条陈时政，弹劾官邪。翰詹得讲官者亦如之。其余如编检、部司员、阁中书等官，如有陈奏，须呈由堂官或都察院代奏。余初到京，适使俄大臣崇厚因擅立条约有损主权，京官纷纷具摺参劾。直督张（树声）之子张翰卿，联合六部司员，会衔具奏，而适少吏部之人，托王可庄与余言，写好摺子，要余领衔。余曰：“此事关系国体，衮衮诸公，自能力争；我们草茅新进，何必越职言事。”语次流涎摺上。可庄曰：“不列衔便是，何必糟蹋摺子。”余曰：“流涎却非本意。但我要奏事，得由我自主；若他人写便摺子，叫我领衔，我虽初出茅庐，亦不能如此懵懵。”其事遂寝。甲申、甲午之役，议论尤多，风气尤盛，余绝不轻发一言，所谓我无言责是也。唯马江败衅，同乡参劾张佩纶失机，系属乡事，不能不列名，非本意也。
从前国有大事，则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尚书、侍郎也，九卿则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堂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各堂官也。名为会议，实在主管衙门早定一稿；或主管衙门应回避者，另推一衙门主稿。在内阁会议同意者，即行画稿；不同意者，或单衔具奏，或联合数人另奏，然究属少见。且议案虽取会同，而决议究以主管衙门为重。譬如从祀孔庙之案，或有异议，究须归礼部作主也。总之，纪纲整肃，无权利可争，无意气可用，公事易公言也。
从前易名之典限制甚严，朝臣非有勋望不得予谥。后来恩典渐宽，大学士尚书死后多予谥，然督抚得谥仍从严格。李文正之父曾任督抚，死后无谥。嗣文正以师傅入直军机，疆吏特据士民公呈，奏请予谥。孝钦阅摺后，乃对军机曰：“李殿图若果应谥，何以当时不办，乃事阅多年，始行奏请？”恭邸即对曰：“李殿图即李鸿藻之父。在任时确有政绩，士民日久不忘，呈请督抚乞恩；督抚据情转奏，并无冒滥。”孝钦曰：“汝们早不说，几几叫我得罪人了！”乃特旨准谥。文正登时磕头谢恩。此次召对，虽不免夹杂私话，然王道不外人情。当日文正恩眷之隆，君臣鱼藻之雅，都下播为美谈，无有加以訾议者。惟是枢密之地，语稍涉私，便不免传播，亦足见一时朝纲之肃也。
天子舆服旧制尚黄。然皇上平常御殿，多穿蓝袍，不穿补服。非逢五逢十并不挂朝珠。坐垫只用蓝缎，殿内陈设亦少黄色。且宫殿春联竟用白纸黑字。门皆朱门，未见有所谓黄门者。其殆以黄为俗物而嫌败意欤，抑以黄为正色而亵御不轻用耶。然外间一遇御字，则无不饰之以黄焉。
八旗之制，曰正黄旗、厢黄旗（厢或作镶）、正白旗、厢白旗、正红旗、厢红旗、正蓝旗、厢蓝旗。平时习焉不察，但呼某旗某旗而已。及谒陵时，各旗分为各色，正黄旗都统穿黄马褂，正蓝旗穿蓝马褂；而正白旗则竟穿全白马褂，正红旗竟穿全红马褂；至厢黄等旗则以红色镶边，厢红旗则以白色镶边。旗帜一色，楚楚可观。入关时骑射之盛，殆不过如是也。
《圣祖庭训》，光绪初年重刊，京曹各颁一卷。余领而读之，中皆道学之语，其言“暑不挥扇”一节，意义尤精邃。仁庙晚年圣学益粹，六十年文治之美，洵有本原也。
纯庙继武仁皇，导扬文化，书法极工。余于京师法源寺，见碑刻御制《游法源寺》诗，笔势飞舞，神采奕奕，似为历朝宸翰之最。特其诗句与御制诗集稍不同耳。大抵御制诗文集，或由儒臣润色，或代拟之，万几鲜暇，不能一一躬亲，亦如上赏之福寿字联匾，多由南书房恭代，不尽是御笔也。当时儒臣，以纪文达为最得优眷。南巡时，上幸白龙寺，时正鸣钟，上乃伸纸作诗。才写“白龙寺里撞金钟”七字，文达便大笑。上怒曰：“朕诗虽不佳，汝亦岂能当面大笑！”文达对曰：“臣非敢笑也。特因古人诗中有‘黄鹤楼中吹玉笛’一句，积年苦不能对。今观御制七字，恰是天然对偶，不觉喜而失笑耳！”一日，上莅南书房作书，手带一玉，刻《兰亭序》，字极细致。文达侍侧，目短视，乃就而睨之。上笑曰：“我出一对，汝能对，即以此赐汝。”因指玉刻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十一字，使对。文达应声曰：“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庄重得体，得未曾有。上大喜，即脱玉与之。当时海宇承平，君臣相悦，诚非晚近所能梦见也。
发捻未平，满汉大臣仍闹意见。宝师尝告恭邸曰：“我们满洲特一洲耳，虽有人才，何能与汉人十八省比！”此言为其侄世兄景月汀将军（星）与余闲谈及之。当时天下承平，满汉渐无畛域，而月汀尚以此为言，可见满族之解事者，固早以排汉为戒也。
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本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三更灯火，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与人同也，时间既短，师傅又不无客气。大概有清以骑射得天下，本重武轻文。即如满洲大家教育子弟，每日雇一教读，其雇价月不过数金，少则只二金而已。无他，满人出身容易，不必学优而始可仕也。是满族人才缺乏，亦误于“何必读书”四字耳。
满人在京，可分为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逐，若遇有汉人在座，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满人祭神，必具请帖，名曰“请食神余”。所祭何神，其说不一。未明而祭，祭以全豕去皮而蒸。黎明时，客集于堂，以方桌面列炕上，客皆登炕坐。席面排糖蒜韭菜末，中置白片肉一盘，连递而上，不计盘数，以食饱为度。旁有肺肠数种，皆白煮，不下盐豉。末后有白肉末一盘，白汤一碗，即以下老米饭者。客食愈饱，主人愈喜欢，谓取吉利也。客去不谢，谢则犯主人之忌。满人请客，以此为大典，然非富家不能办。余极喜食此肉，盖全豕去皮而蒸，其味与寻常殊不同。凡有请者，必起早赴之。余在京十九年，只遇过三次而已。宫中祭神，屡有赏吃肉之事，席地而坐，以自带之小刀切肉。大概皆内庭供奉，及武侍卫与焉，他人则无此口福也。
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车则必用红套围，非堂官却不许僭也。要其坐轿坐车，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则轿夫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两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清室王公富有庄田，其地租归直隶州县代征者不少。闻入关之初，褒奖功臣，准其跑马圈地，凡马足所至之处，即为所得之田。是征服地民田，即为功臣采邑也。但王公佃之于民，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勾稽。层层侵蚀，岁岁销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矣。忆在部时，八旗地租，州县因催征不力议处者，不少官样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无由诘也。溥倬云尝对余言：“我王府庄田有名无实，若照原额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贵胄，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
王公及闲散宗室，例不许离京城四十里，并不许任外官，且不许其经商，所谓爱之欲其贵也。满汉俸饷两项，统计二百余万，汉人所得者十一万有零。发捻乱后，俸饷减成，光绪初年，旋复旧额，是满人俸饷仍占汉人十之九，未尝不可使之富也。谁知谷禄有定，而生齿日繁，不商不农，独仰此俸饷为生，其何能给？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丰履厚不无其人，其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
钟杰人（英），余之乡会榜同年也，由户部先得京察，放湖南岳州府。渠本福州驻防，其老本家则仍在京，到京自认为本家。旗人最重科甲，故往来甚密。载公（澜）即王之子，端王之弟也。澜公与杰人之本家有姻亲，多与杰人相往来。余偶与之相见，便拉拢交情，请酒送礼。又喜结交外官，李畲曾由工部捐知府，分发江西，渠为之写信与德晓峰。畲曾后送以磁器，渠对余言：“李畲曾居然送我磁器，未免见外了。”实亦意嫌其薄也。杰人往岳州后，渠屡与借贷。当时王公实有穷则思滥之意。清制禁王公与外臣结纳，历朝谕旨，极为森严。光绪中叶，防闲渐弛，如澜公者，实不一而足。杰人又有亲戚名惠某，庄顺皇贵妃之内侄。庄顺为醇邸生母，惠即醇邸表弟也。官兵部笔帖式，年甫二十，人极恭顺。余问之曰：“汝亦算是皇亲国戚，何以仅做笔帖式？”渠曰：“我与醇王至亲，与王亦有亲。但醇王穷，悼王尤穷，那比恭王为军机，有些进款。我房子月租十二两，王出五两，醇王出七两，余外伙食随意津贴。二王均无权，我安得不做笔帖式？”嗣余晤同部郎恩灏，问之曰：“惠某为醇王表弟，其贫如此；汝是慈安太后内侄，何以亦不阔绰？”恩曰：“不要说了。我家每年，宫中本有二千银津贴，慈安太后去世后，尚给一二年。后因法国打仗，慈禧太后言国用乏绝，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此项津贴遂完了。去年我娶亲，给我二百两，此外毫无沾光。至于年节，我们却有送礼，鞋子针线，却花钱不多，宫中亦以饽饽等物见答。但太监往来，每次须四两应酬耳。”余与杰人往来甚密，故于王公之情状颇有所知。合观此两人之言，亦可印证。今因后来亲贵之黩货，遂不谅其族众平日食贫之苦，亦未为公道也。
丁丑同年盛伯希祭酒（昱），宗室名士也。人甚不羁，菲薄满人，而喜与汉人为友。每谓：“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两字当作如是解也。”渠为豫亲王后人，家有庄田，其后亦不甚充裕，其言自有感而发。但其好买古玩，亦不得谓之非奢，特不俗耳。
从前京官专讲资格，原以抑幸进也。自仕途拥挤，而怀才不遇者，乃倡破格求贤之说，以耸动当途，而自为脱颖计。当时京中，遂有下诏责人、破格用我之谑。谁知亲贵营私，即借此破格为名，以便其颠倒而广招徕。于是驵侩骤跻贵显，皂隶亦溷衣冠矣。甚至姻娅无仕手握兵符，竟任其弃城潜逃而不为罪者。是举国家之爵禄刑赏，无格不破矣。人心瓦解，神州陆沈。何非此“破格”二字酿成之耶。种族主义，特其名也。
京师前三门，中曰正阳门，东曰崇文门，西曰宣武门。喜言谶者，谓清太宗天聪十年改为崇德元年，定有天下之号曰“清”，清以崇德始，以宣统终，“崇宣”二字，恰应崇文、宣武两门额。且明以崇祯亡国，清以宣统逊国，亦是一谶。况顺治以摄政王兴，宣统以摄政王败，此又莫之为而为者。然同治纪元时，发捻之乱未平，人即有以顺治、同治将成终始之兆为疑者，而后卒不应。其果谶耶，抑会逢其适耶？
余往吉林查办事件，濒行，宝师告余曰：“此役两面受敌，颇不易恰好。但有一语相告，汝须牢记：凡办案必须脚踏实地。奏摺中字字要有来历，不可以意为之；倘后来翻案，方站得住。”余谨受教。到吉后，穷一月之力，检查案卷数十箱，千头万绪，缕析条分，拟稿五十三开。事毕覆奏无异议。此案系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揭，中更杂以御史卖摺一事，情节复杂，物议纷纭。先派钦差大臣，多托故不往。后始以本部敬止斋侍郎（信）及工部汪柳门侍郎（鸣銮）任之，余以掌印资格，派作随带司员，遂与同部溥倬云同行。工部所派者，则为何主事（乃莹）、丁主事（象震）两人。另有刑部王郎中（鹏运）、徐主事（谦）两人，因审案必须用刑曹也。钦差虽分满汉，而主意出自汉大臣为多；阶级虽分堂司，而办事究以司官为重。余虽系满大臣所派，而主稿则为汉大臣所推，除审案专属刑曹外，余事毕余一人任之。此案两方面因互争意气而起，所谓化小事为大事也。其结果则绅士议处，将军则附片请旨申儆；御史卖摺，审无确供，请归刑部就近复讯。平心而论，官厅案卷，难保无弥缝之处，而绅士之控案累累，且所讦将军，情节又多过当。就事论事，势不能无所轩轾也。
昆师与余甚相得，每见必畅谈数小时。有一次，礼部仪制司司官因收地租事不详查旧案，致乡民赴部禀诉，此本小事也。时昆师与李文正公同为尚书，钱子密姻叔为侍郎，三人以司官之言为然。满侍郎启秀独持异议，遂单衔具奏。乃派徐荫轩中堂（桐）查办。余充承办司员，检查旧卷，知礼部司官办理实有未当，但事非一年，官非一任，请旨将堂司各官量予议处覆奏，奉旨：既系事非一年，官非一任，所有堂司各官处分，着即加恩宽免。当查办未覆奏之前，余例应回避，不能与昆师见面。及事毕往见，曰：“皇上尚有恩典，汝何苦作恶人？但公事公办，我不怪汝。惟启秀本无行小人，此事之起，有谓其受人贿托者，我与高阳、子密三人力持不可，渠乃散布谣言，兴风作浪，竟以此小事单衔入奏。军机大臣亦小题大做，遽请查办，殊为怪事耳。”余只可设词敷衍而已。按侍郎单衔具奏，本为例之所许，但朝廷原可令其余堂官明白覆奏，无查办之必要，此必启秀当时弄些手脚耳。启秀亦翰林出身，由盛京侍郎调京后，骤升尚书，入军机，卒以袒护拳匪，外人指为祸首，明正典刑。观此人颠末，可知当日同部共事，邪正断难相容也。
京中招摇撞骗之风最盛，谣言最多。御史风闻言事，无所避忌，偶一牵连，便难解脱。长安之居，不得谓非险地也。赞老奏参陕西考官丁维嘱托太监买差一案，奉旨查办，余与承审之役。此案发难极烈，万目所视，颇难大意，而参摺只说风闻，尤难着手。研审逾月，始得端倪。缘丁维（记是山东人）与江西人饶士腾，均以编修考差，两人同寓。适有素识之古玩店伙到寓，谓：“吾有太监门径，可以买差。”丁富而饶贫，丁似有默许之意，饶亦未加拦阻，迨放四川试差之先一日，古玩店伙又来，谓说定四川可放，议价四千金。其实有无定约，讯无确据。迨次日，四川放人，与丁无与，则店伙之言为无验矣。不数日，丁放陕西主考，店伙又来索贿，丁自置之不理。及丁差竣回京，太监日往古玩店吵闹，道路纷传，而参案成焉。初审时，提饶讯问，饶自外省解来，一到堂，以不知情对，当时不得要领而散。讵饶回寓后便自尽，盖一时愤愧。恐无以自明，便寻短见，殊可悯也。嗣提丁到案，一切不认。提店伙到案，亦一味狡赖。其实太监是真是伪，何姓何人，并无主名可按。再三讯鞫，始供出直隶秀才一人、剃头匠一人，盖店伙受之于秀才，秀才受之于剃头匠也。秀才甚黠，一到堂，便说有关说情事，而以行贿未成为言；至太监系何人，如何索贿，则推之剃头匠，渠一概不知。盖劣生熟习例案，知虽认罪亦不重，省得吃眼前亏也。剃头匠则矢口不承，连日熬审，跪练入肉寸余，阅时三句钟，而毫无边际。问之丁，则曰：“渠卖的是四川，我放的是陕西，本两不相涉。即谓放四川时，我有应许，究竟有何证据？”问之店伙，亦游移其词。多方印证，始知店伙当日实有说合，丁实未峻拒。严诘丁，丁又言：“店伙当日不过隐约其词，我即以正言斥之。事后索酬，特京中人讹诈惯技，何能定我罪案？”当告之曰：“伐国不问仁人。店伙敢于唐突，自非无因至前，且汝当时即应举发。迨后来吵闹，汝如果问心无愧，亦即应送究。”此等责备，虽是呆板官话，然既成参案，则官话安得不说。渠始无词。后乃以不知检束，议以革职。其余人犯，以撞骗未成，分别拟以流徒完案。
京师步军统领，俗谓之九门提督。其兵沿绿营体制，俗谓之京营。其下有侦探，名曰“番役”，人多诟病之，然其认真办公时，亦煞有可取。余承审贿买考官一案，其时查办大臣系福中堂（辊）、徐中堂（桐），福为步军统领。审案时，番役头目前往供差，站在门外听审。遇有犯人供出他犯时，堂上如诘其乡里住址，及平日职业，加意研求，番役头目即知意旨，便纷纷下乡。明日再审，即带其人来矣。问其如何办法，则曰：“昨日由此坐板车，驰往乡下，扮一卖油人，作为肩挑贸易，寻出线索，即带之而归。”盖步军捉人，向不出票，只由番役头目（如管带之类）用草纸写数字，便可行使职权。其镇压地面，潜势力固甚大也。
薛云阶尚书（允升）持躬廉朴，熟悉刑名，为法家之泰斗。时有一候选者，系六品捐职，喜结纳，与薛公子相往来。后因招摇日甚，御史谓其与公子冶游，并涉及请托词讼，封章弹劾。奉旨查办，所派之大臣，系吏部及都察院堂官，余与承审之役，在都察院集讯。御史风闻言事，本无佐证。该捐职上堂，只呼“革员冤枉”四字，矢口无供；且烟瘾甚重，跪至一点钟，头上气如炊甑，屡次晕绝，实碍难熬审。薛公子系内阁中书，上堂递一亲供，无可穷诘。提其仆，供尤游移。连审数日，毫无端倪，同台御史竟指查办为瞻徇。当时台谏摧折大员，视为快事，一击不中，他御史便再接再厉，习成风气。承审中亦有其同台之人，尤感左右为难之苦。适有一日覆审，薛仆大闹癖气，当堂顶撞，乃笞之二十，而案仍无头绪。于是同朝大官，啧有烦言，谓查办过于操切，卒以查无实据覆奏。平心而论，冶游之事，薛公子不无嫌疑；而事过境迁，苦无佐证，不能据以定案。然当日台谏党见已深，势焰尤炽，非笞仆却无以转弯也。余与薛尚书素无往来，有一日，与同召见，在板屋内少候，见面互致久仰之语，备极殷勤。且畅谈大清律例与处分则例（因余官考功，是以及此），互相表里，毫发不能爽。津津有味，绝无介意，可见大臣风度，迥不可及。而朝纲未坠时，百政尚属清明，虽纤芥之隙，难逃指摘之严。及今思之，不禁神往矣。
京师有十库，而银库居其三。一系紫禁城内库，存款百二十万，备闭城日用，永远不动也；一系内务府银库，专储金玉珠宝，不藏银也；惟户部之银库，则专藏银。余在京十九年，奉派随同查库四次，每次藏银至多不过一千一百万，少亦在九百万以上。当时聚全国之精华，其现银不过此数。余守苏州六年，省有藩司、粮道两库，每年首府均奉派查过一次，且有前后任交代，一年不止查一次者。然两库所藏不过百万。苏州为财赋之区，而所藏不过如此，甚矣，中国之不富也。然当时政不繁，赋不重，虽不大借外债，而国计仍可勉力支持也。
京师银库防弊极严。库设管库大臣一员，以户部侍郎兼之；设郎中为司员，下有库书数人，库兵十二人。库书不入库，而入库者只有库兵。外省解饷到库，每万两闻须解费六十两，却非明文，不知库书库兵如何瓜分。然库兵入选之日，户部门外，必先有十数辘客保之去，防被掳勒赎也。库兵之贵如此，似非区区部费所能养其廉，是非出于偷窃不可。库兵之入库门也，虽严冬亦必脱去衣裤；库内别有衣裤，亦不能穿之出库。出库时，库门设一板凳，跨之而过，示股间无银也；且两手向上一拍，口叫“出来”二字，示胁下口内均无银也。然其偷法有出人意表者，则以谷道藏银也。法用猪网油卷圆锭八十两，恰可相容。平时则向东四牌楼一秘密药铺买药服之，谓男子谷道亦有一交骨，服之则骨可松。然油卷巨而银之分量重，塞之于内，只能容半点钟，工夫稍久亦便出乱。余初疑其说，同人告余曰：“汝不查过内库乎？内库库兵不曾脱裤，因库藏皆大元宝也。”余闻之，亦无以难。至冬间偷银，又有抽换茶壶之一法。茶壶出库，必倒开一验，冬天冻冰，银冻在茶内，虽倒开亦不坠也。其余则重出轻入，天平上亦不能无弊。然无论如何，大数不能过差，查库时须求适合，可见所偷亦有限。甚矣当日库兵之笨，又未尝不叹当日库兵之可怜也。
孙师以户部侍郎兼管三库。余初派查库，往询情形，语毕，师谓余曰：“今日太老师忌辰，上供有菜；汝留此用饭。”余以为必有盛馔也，及入座，六簋皆肉类。乃问曰：“上供之菜，仅如此耶？”慕韩曰：“浙人家食素俭，即此便算是丰的。”又一日下午，留余吃点心，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
缎疋库，亦户部三库之一也。名曰缎疋，其实御用缎疋，皆藏于内务府之缎库，兹所藏者，特备赏赐之缎疋，及官用之粗质布帛耳。库中有楼，楼上积土不许打扫，土厚时则加芦席于上。积二百余年来，不知加席几次，脚踏其上软如棉，而尘则甚嚣然。查库时，堂官率同司官十余人，分楼查点。每项多数千百疋，或以一二十疋为一捆，或以数十疋为一捆，查不胜查，不过抽查一二捆，点数而已。有一日，余上楼查三线罗，楼列数百捆，捆高充栋。余举其最高者，指一捆，令其取下查检。库役缘梯而上，高举布捆，倒掷地上，尘土坟起。时方盛暑，挥汗如雨，面目为之黧黑，盖库役嫌余苛察，故恶作剧也。溥倬云怨余曰：“谁叫汝多事，致上此当。”余曰：“要认真，不能不上当。”一笑而散。三库内，又有一颜料库，所藏尤杂。凡各种材料皆备，檀香成堆，散布于地，然无人敢检拾者。宣纸多数十年物，积叠如墙，闻其中有蛇穴居，每次查库者皆不敢过问。年年贡品用之不竭，日积月累，几不可数计。月要岁会，册籍爽若列眉；其实偷漏抽换，弊窦固无可究诘也。
京师十库，余均查过。内库、户部三库之外，则有内务府六库。六库中，银库在弘义阁（太和殿有两厢，东曰体仁阁，西曰弘义阁。因弘字避讳，不设大学士，故人鲜知其名）。库藏最贵者为蓝宝石，约两指大，仅三片。金刚钻大如青果核者两口袋。余则金玉珠宝，璀璨满目而已。磁库内古磁，如宋元明所制，排列数十架，色色俱备。若南薰殿茶库，所藏字画尤多可观。历代帝王像，有盘古、有汤武，唐宋以下则较全。间亦有皇后像。此外如徽、钦二帝及李、杜小像，各十余帧。徽、钦活画蒙尘面目，李白面白而须稀，杜甫面黑而胖。又有吴三桂斗鹌鹑小像，皆特色也。闻又有王右军墨迹，及古画甚多。因大雪天寒，不免有分班偷空时刻，则惜未能遍观也。他如缎库皮库，记又有一颜料库，皆视外库为优焉。
京、通十有七仓。京仓日积月累，米色红朽，名曰老米，六品以下官俸及兵粮，皆取给焉。其米色好者，则储于通州仓，以备宫中所用及五品以上官俸。京仓米既朽坏，京官领米不能挑剔，只付与米铺打折扣而已。而兵米则不然，每次发兵米时，八旗都统必派员先看仓，此仓米色不对，则换彼仓。若此仓个个不要，则仓监督必当查办。于是请托行贿，百弊丛生，计无所出，只有亏之于米而已。亏之愈甚，竟至有放火自焚者，谓米之潮湿能生火也。仓弊愈甚，而讹诈仓官者愈多，仓监督形同傀儡。而从中了事者，则皆仓书也。总之，领米者不能得好米。八旗官吏，及参仓弊之被动御史，与夫仓官仓书，皆得钱也。忆癸巳仓亏案发，奉旨查办，口说官话而从中黑幕，何曾是因公？米数固当查点，然数百仓廒，何能遍查？只饰其名曰抽查而已。惟到仓时，看其廒座外隙地一律铺席，与缎疋库楼意同。席上粒米狼戾，结成饼团，几与粪土无异，任人践踏而过。暴殄天物，迄今思之，犹为痛心也。
余当掌印后，本部堂官有派勘估承修各项工程者，余多派为监督，亦习惯应尔也。工程之中，以陵工为最重，有另案工程，有专案工程。专案者，特别修理之别名也；另案者，岁修之别名也。东西两陵，东陵有昭西陵，世祖章皇帝（顺治）母后陵也，太宗昭陵在奉天，后陵在遵化州，是为奉天昭陵之西也；有孝陵，世祖陵也；有景陵，圣祖仁皇帝（康熙）陵也；有裕陵，高宗纯皇帝（乾隆）陵也；有定陵，文宗显皇帝（咸丰）陵也；有惠陵，穆宗毅皇帝（同治）陵也。西陵在易州，有泰陵，世宗宪皇帝（雍正）陵也；有昌陵，仁宗睿皇帝（嘉庆）陵也；有慕陵，宣宗成皇帝（道光）陵也。近日德宗之崇陵，亦在西陵之内。宣宗本在东陵宝华峪建万年吉地，后因龙须沟出水，是以于西陵改建慕陵。凡后後死者皆另立陵，视帝陵之方向以定名。如孝贞、孝钦显皇后陵，皆在定陵之东，今皆名定东陵是也。然两陵不能无别，故特称为普陀峪定东陵、普祥峪定东陵。余所云某东陵、某西陵者，即可例推。至帝后生前所造陵，名曰万年吉地，而系之曰某某峪。万年吉地既葬，则改称某陵焉。东陵为余所到者。一曰景陵，陵前有九空桥。桥之北有宫门，入宫门则有隆恩殿，东西配殿各一。正殿后有铁门，启门而入，前排石五供一排。后即宝城，上有宝顶，如城楼形，左右有堞，下即隧道也。宝城之前，左右两排，有十余个红土堆，圆顶如僧墓。询之守者，云此即妃嫔坟也。妃嫔之坟名曰园寝，上盖绿琉璃瓦，规模颇大，此独附列陵内者，不知何故，守者亦不能言其详。一曰裕陵，宫门外石人石兽最多。与他陵不同，前更有圣德神功碑亭一座，其下之＜厂＞项长逾丈，其制可谓巨矣。此碑惟皇帝有武功者则建之。西陵所到者，一曰泰陵，一曰昌陵，一曰昌西陵。昌西陵只一圆顶，无所谓宝城也。东陵之孝陵，树木葱蔚，一望而知为王气。若惠陵，则显豁呈露，一览无余矣。西陵之慕陵，闻最简朴，宫殿均不油漆，宝城之制亦杀。盖宣宗素尚俭德，宝华峪出水之后，重惜物力，故改作一切从简。两陵地势，以东陵为雄壮，西陵则较平衍也。
余承修东陵另案工程，中有景陵东配殿，在应修之列。到陵一看，殿中不过有渗漏痕而已；而西配殿檐瓦破损，油漆黯淡，并不请修。细诘其故，乃知西殿保固期限未满，不能报；东殿保固期满，不肯不报也。然即报修两陵工程，每岁各不能逾万两。各陵请修之案，但一过保固年限，便设词要求。而勘估大臣斟酌款项，各陵中强为分派，遂不免有迁就之意。然因此敷衍之故，罅漏不补，积久倾圯，酿成专案工程，则用款非巨万不办；此亦势迫使然也。陵寝岁修，题目不为不大，而俭啬如此，可见从前度支，部章极有限制，固未尝用若泥沙也。
余所办工程，以祈年殿为最巨，工费将及百万。祈年殿者，即上辛祈谷坛也。坛为雷火所击，全体毁焉。或云守者举火于殿额后割蜂蜜，以致失慎，然事后莫能诘也。殿柱本用楠木，近时无此材料，以洋楠木代之，横卧于地，对面不能见人，其圆径之巨可想而知。殿顶以金镀之，在库领金六百两，中可容数十人，甚矣规模之宏壮也。
京师贡院，余会试时已极破坏。号末座位离地仅及尺，号壁崩蚀，棹板不能安，每以带悬板于梁，以置笔砚，可谓苦极矣。雨天滴漏，尤为不堪，每科必有工程。余念过来之苦，于承修时，曾于应修之号，各捐灰一斤以益之。乃匠人巧滑，改用灰水，将全号屋顶一律刷之，以致无从覆验。偷减掩饰，愈修愈坏。后经全体改造，焕然一新。余亦与其役。当未改造时，人言明季因修贡院而国亡。有清一代，相戒不敢改造，似以仍旧贯为宜，当时多以迷信斥之。谁知国未亡而科举先废，亦可怪也。
从前钦差奉旨驰驿，查办事件，及随带司员一并驰驿者，出京时，兵部给以勘合，以为驰驿之证。兵部仍奉旨咨行督抚，督抚即转饬首驿，州县递驿迎送钦差随员并仆从。照例均须乘驿马而驰，然钦差与司员，则县必供备车轿，因驿马万不能骑也。沿途日食，由县领款预备，作正开销。以官阶之大小，定膳费之多少，日不过数钱数分已耳，而县则必以酒席相待。却之便无所得食，不能矫情也。惟每过一站，仍应取地方官印结，注明照例供应夫马，并无额外多索字样。县未出结，便不敢行，因需索例有处分也。定例甚严，而事实相左如此。每次钦差出京，沿途州县办差，每闹赔累。钦差回京，必有谓其滥受馈送。满载而归，甚有以滥索供应见诸参案者。而出差者则谓长途遄征，备历寒暑，而每日之两餐一宿，欲求稍称人意，殊不易得，且谓行路种种艰难。阅历稍浅者，不无偶动肝火之时，而旁人每以为癖气太大，不能相谅。故老于出差者，必以忍耐二字相规劝。两面各持一说。余初亦疑信参半，迨自吉林归，乃得其究竟焉。今姑以余所历者言之。吉林之役，余随节前往，上下吏役约三十二人。七月暑气未衰，途行尚热，奏请搭官轮，由天津赴营口起旱，可省十二日程途。谁知到营口时，雨后泥泞，车轿皆阻。将就雇小船行河曲，而船迟二百四十里水程，阅八日始到奉天。途中，伙食船随后并进，暑天穿丛苇中，野虫横飞，环扑刀砧，与鱼肉相搀杂，食之不能下咽，日只熬粥，以盐菜侑之。及到奉天，军队出接，结彩燃灯，迎入公馆。馆中陈设，却有半假半真字画，及丑菊数盆，房舍亦尚洁净。少顷，将军及五侍郎送燕菜席来，每人不止一席。例菜无味，大半糟蹋而已。歇两日，整理长途行计，乘间拜客，忙无暇晷。行时，将军派兵一营护送，气象亦尚堂皇。唯住宿时，戎幕围守行馆，按更击鼓鸣钲，扰人清梦，亦一苦事也。自奉天至吉林八百里，而按站遄征，将及二十日始到。每晨起催齐夫马，非辰正不能启程。午到尖站，意谓一饭即可行也，乃又催齐夫马，每挨到申初而始就道。各站里数长短不同，竟有迟至初更而未到站者，数根火把黯淡无光，过桥过涧备历危险。亦有站短日未斜而即歇者。有一次，勒令其赶前三十里，到时则食宿种种不备矣。此行路不能自由之苦也。尖站宿站，每站必设行馆，高张标榜，美其名曰“行台”。所谓燃灯结彩者，门前挂四盏红洋布宫灯，屋顶或墙壁蔽以五色洋布幔，聊以遮掩眼目而已。甚有卧房之后，即系牛栏猪圈，而以篾篷隔之者。若遇大市镇，有民房可借者，亦甚罕。唯便溺之器，则必饰以红布，或用红呢，此其所以示敬也。至早晚两餐，例菜八大八小，且席多隔日预备，绝无新鲜者。路过锦州希宝成太守（贤），扰其一饭，较可果腹，余则半饥半饱，日度一日而已。此沿途食宿之苦也。到吉林时，文武各官来接，将军在接官亭跪请圣安，后即迳入行台。封门办事，每日只进水菜开门一次，严密关防，回避一切。膳费奏明由省库按照部定数目拨给，由本地代办，事毕算账。下马之日，则送满汉席一次。余日自备家常便饭，尚可博一饱也。吉林产人参皮货，价甚贱，门役有持来售卖者，同人无赀，不能多买；亦以归途过崇文门，恐检查被谤也。办公一个月毕，覆奏拜摺后开门，将军仍送席一次。差片送行，钦差随员各送《太上感应篇》一部，不敢馈赆，以是将意而已。次日出城，到接官亭，将军寄请圣安，礼毕，即时就道，仍按驿到奉天。奉到批摺照办，即照正驿入山海关到京。计往返恰满百日，亦可谓辛苦备尝矣。人言钦差到境，供应何等奢华，馈赠何等丰厚，自属大谬不然。而功令森严，束缚驰骤，实不免徒滋流弊。平心而论，出差者明知沿途供应已属例外，即稍委曲，必不敢再事苛求；而州县应官务求了事，绝不肯闹出是非。而办差家丁觑破此旨，遂从中大试手段矣。饮食车马，每籍口于京仆之苛索，以欺本官；而其对待京仆也，过山礼门包名目。闻京仆出京时，必抄有底账，办差者必不肯痛快照给，京仆持之急，则以不给印结为抵制。相摩相荡，似皆以“夫马不齐”四字为媒介，临时煞费周章。此次途中，余每夜微服侦访，却无明白争论规费之事。至临行之夫马迟速，事属白昼，无从察察为明矣。
督抚、主考、学政照例驰驿。但主考官阶较小者，其受屈情形最甚，回京时绝不肯告人。潘耀如太守（炳年）曾出广西试差，余与之谈驿站情形，及规制束缚之苦。渠曰：“诚然诚然。我到过一县，仆从因挑剔供应，知县竟翻脸不给印结，我只得与之赔礼而行。其实一人如此。”而每科之闹冲突者，必不止一人也。学政则幕友仆从人数较多，其沿途情形必不能熨贴。汪侍郎曾任广东学政，所言经过情形，亦不免长吁短叹。广东尚且如此，他省更可知矣。至于督抚，则威权较大，似州县无不加意奉承。然余在南安时，陶子方制军（模）到粤督任，路过南安，由大庾县办差。余照例送之到大庾岭行馆，冷静与逆旅无异。余并不馈赆，渠尚送文集一部，答谢地主。可见督抚过境，亦不尽惊天动地也。后来轮船通行，督抚学政多奏请自备资斧，改坐轮船者。可见“驰驿”二字，实官员之苦事也。中国人多不晓中国事，随声附和，一味盲从，大都类是，言之可笑。
值日之制，以八旗而定，因之六部、内务府、理藩院，亦各值一日，而以九卿各衙门附之。譬如初一日则吏部、内阁、翰林院三衙门，省文曰吏内翰；初二则户（户部）通（通政司）詹（詹事府）；初三则礼（礼部）宗（宗人府）钦（钦天监）；初四则兵（兵部）常（太常寺）仆（太仆寺）；初五则刑（刑部）都（都察院）大（大理寺）；初六则工（工部）鸿胪（鸿胪寺）；初七则内（内务府）国子（国子监）；初八则理（理藩院）銮（銮仪卫）光（光禄寺）。皆以两三衙门，省作三字，口熟易详。此外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系属新设，且事关外交，有要事当随时陈奏，不以值日拘也。凡遇值日，所有奏摺即于是日呈递，堂官亦递绿头牌请安，有召见即留牌，不留牌则不见。此正班也。若有要事，则不待值日亦可加班，其递牌递摺之法，与正班同。寻常只此八班，值日周而复始。若遇令节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班一日，先期则传旨：某日推班。次日仍接原班递轮。司官遇值日，有紧要公事稿件，并带领引见者，均于是日丑寅之间进内。散班时，冬天不过黎明，夏天不过日出。至于圣驾谒陵，仍照常值日奏事，在路上行，则改为辰刻办事；一到陵上行宫，仍旧丑正递牌。清朝勤政，固超越前明也。孝钦太后重出训政，引见迟至黎明，则微露倦勤意矣。
清廷仿周礼六官之制，设立六部，名曰吏、户、礼、兵、刑、工，俗语以富、贵、贫、贱、威、武六字分配，群信为吻合。然吏贵而户富，兵武而刑威，此其易知也。工部专管工程，职务猥琐，以天下贱工目之，亦尚恰称。惟以礼部为贫，颇费剖说。京官廉俸极薄，本无贫富之别，而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司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此其所谓贫也。今则六部改为十部，而礼部初改为学部，后变为教育部。各部政费比前清多几数十倍，闻尚别有进款。教育部则较逊，恐亦不免于贫也。
吏部四司，人以喜、怒、哀、乐四字目之。谓选缺补缺，喜也；议处分，怒也；丁忧，哀也；得封典，乐也。恰合分际，何等超妙。承平时，闲曹无事，吐属风雅，思之犹神往也。
余曾读《处分则例》及《大清律》。初读第一条，便掩卷思之曰：“这样情节，如此处置；若犯那样情节，又当如何处置？”旋读第二条，而那样情节，便有处置之法，紧接而来，丝丝入扣，毫发不爽。可见当日字斟句酌，煞费删定，非仅一二人起草之功也。
余初到吏部，例应学习三年。学习期内，所当之差，以当月为最多。“当月”二字，殆即古所谓“值宿”也。每日满汉各一员，满员早起赴内阁送题本，多不住宿；汉员则在署住宿，兼监用印。所住之处，即名曰当月处。屋只两间，外间排一公案，为用印之所；里间设两炕一印柜，凡堂司印箱均汇在一处。各司有用印，则另有一牌来领。此即当月公事也。屋极湫隘。每日下午接班，晚餐菜只一碗两碟，次早又一餐。次日下午有人接班，即出署。夜间阖署阒无一人。此差当至得主稿时，始得摆脱。回想当年清苦情况，恍如昨日。然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
部务虽分满汉堂司，而事权究属之汉员，且尤以汉司员为重。麟芝庵相国（书）好动笔墨，每喜改余稿。有一日在朝房，欲动笔改奏稿二字，余不觉大声呵之曰：“不能！”渠遂搁笔而止。溥倬云出而语余曰：“虽是汉掌印，那能如此专横？”余曰：“奏稿不能将就，顷间亦急不能择耳。相国与我厚，当不我怪也。”相国人本圆通，遇事颇好通融，每低声与余斟酌，余曰不可，渠亦不敢强。余屡拂其意，然与余终相得，盖其相度之谦冲，固不可及也。平心而论，满员得好处，固占便宜；而主持公事，未有不让汉员者，汉人固不弱也。
余少时记性尚好，部例只看过两遍，其荦荦大者，时常引用，固不必言。即琐碎条例，及近十余年成案，皆能得其大意。而书吏往往摭拾琐碎例案，于稿尾挑剔数语，以“例有处分”四字，查取职名议处；一面则写信外省，吓诈取财。外官岂尽明白？动中其彀。余当掌印后，例案既熟，年力正富，颇有一目十行之能。故每日例稿，必有四五百件，应画者皆能于一时许了之。而遇有此等稿尾查笔，必取而勾之。吏每有执简争者，余曰：“汝要写信耳。我在此，岂能容汝作买卖耶！汝谓我违法，我便违法何如？行法当得法外意，此等零碎条例，无关轻重，汝谓我不知耶？”故终余之任，部吏多有叫苦求退者。然十数年来，外官免花兔枉钱，不知有多少也。
余在吏部，曾充司务厅掌印。司务厅固管全部胥吏也。时广西提督冯子材，以部吏写信索贿奏参。密旨令吏部堂官拿办。日将夕矣，徐荫轩尚书（桐）、许筠庵侍郎（应癸）尚在署未散，乃以“沈锡晋”三字告余曰：“此廷寄饬拿之部吏也。”余曰：“部吏写信索贿，决无真名，在署万难弋获；须得其住址，或可图也。”尚书乃复写出“炭儿胡同”四字。余又曰：“一人不能独行，须满掌印同办方可。”乃同满掌印惠树滋（森，后任浙江运使）同出城，访北城坊官，不遇。不得已，先回寓晚饭。少顷，坊官来寓，告以来历，坊官极力推托。余告之曰：“坊官未有不识部吏者。此廷寄所交拿也，汝其敢抗乎？”坊官曰：“炭儿胡同却有两个姓沈者，但未知那一个是部吏。”余怒其诈，乃厉色与言曰：“汝既知有两个姓沈，则那个是部吏，汝岂有不知？我不能为汝指实，汝自裁之；若贿放，则罪汝无赦。”临行又告曰：“此钦犯也，须带一稳婆往。若本人脱逃，可带其家属来。”在当时，亦不过故作严厉语耳。谁知坊官前往围门搜拿，该吏却在家，潜匿内室不敢出，稳婆入于床下得之。明日覆奏，上乃大悦。盖前数日，户部亦有似此之案，上面谕户部侍郎密拿。侍郎一人到部，下车，坐于车凳，拦门口，禁人出入，而遣人入署搜捕。卒以不得主名，致被脱逃。当时都下喧传，遂有户部堂官不及吏部司官之语。余曰：“此亦偶中耳。堂官固拙，司官亦未必甚巧也。”
吏部之吏有两种：一曰经承，一曰贴写。经承如铺户之东家，贴写特如伙计耳。贴写专办公事，且须例案熟悉；而经承则不然，专管纸张，及贴写之工食。官中纸张工食之费，每季每科不过十余金，而每科一经承，须雇数十贴写。公费不足，则须经承赔补。然经承缺出，必须由贴写掣签而得。贴写一得经承，则宫室车马衣服，均有人为之代备。谓经承可以藉写信而索贿也，但索贿之得与不得，及司官之精明与不精明，亦即看经承之财运如何耳。故有一得经承而转致倾家荡产者。非谓部吏便可悍然舞弊也。且京中人类不齐，尚有藉书吏为傀儡而中饱分肥者。非谓部吏遂能独得好处也。世人不察，遂谓部吏未有不富，且谓部员未有干净者，皆瞽说也。余尝指署额“清吏司”三字（凡部必有司，司之额必曰某某清吏司），谓人曰：“吏浊而官能清之，官浊而吏亦能清之。然吏浊而官或糊涂，尚有不清之日；官浊而吏总明白，万无不清之时。”谓吏亦能告发也。后来书吏尽裁，而办稿属之司官，卒有司官得贿之案。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也。
从前命盗案处分极严。命案限六个月，盗案限四个月，为初参；展一年则二参；又展一年则三参；再展一年则四参。盗案尤严，初二三参，不过住俸降留小处分，到四参，则降一级调用。有级可抵则抵，否则实降知县为印官，典史为捕官，印捕同一责成。故为知县典史者，必先预备加级，以待四参抵销之用。时有四川典史，任内有四参三案，而加级亦有三次，恰可备抵。乃部中作为四案，不敷一级，议以实降一级，即作为革职开缺。后典史不服，禀川督，咨部诘问，部即开明某案某案，事主某人被劫，列单咨覆。该典史乃又禀，由川督声明，部单所开事主王曾庆被劫，川中并无此案。后详细覆查，乃知前单所开王曾庆，即曾庆所讹也。因部中抵销加级时，只凭书吏写一浮签，书明事主某人被劫，四参应销一级。将原稿封册无讹，便将浮签贴上，由看册司员加一红点，即为了事。此案典史本有三级，彀抵三案，而书吏故意将曾庆一名连上。事主主字作王字读，故曾庆一案，变出王曾庆又一案矣。此固看册司员糊涂，然亦由案牍太繁，书吏巧于作弊故也。书吏写信吓诈，当时必是此典史自恃级恰彀抵，不肯花钱，渠乃设计陷之也。后将书吏革办，而典史开复，然已吃亏不少矣。部中案繁，不能一一盖印，多以司官红点为凭。部吏舞弊，只能抽匿文书，却不敢捏造红点，谓一捏造必至破案，盖其迷信然也。然此种办法，余早不以为然。及遘此事，乃筹公款九百金，改造一完全官册，而弊无从生矣。
军事平定，朝廷论功行赏。阵亡殉难者，皆得分别请恤。凡赏世爵者，则有公、侯、伯、子、男之封；赏世职者，则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各等次。其阵亡者，则于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其不愿袭恩骑尉者，准改为文武生，一体应试。发捻之后，凡寻常剿匪阵亡殉难者，亦得陆续请恤。其官阶大者，无不随时给恤；其微员末秩，必待督抚调取宗图册结报部，方准议恤。原以防弊混也。历时已久，积牍日多，部中仅凭督抚咨报，即行检查，阁抄清单有名（督抚汇案请恤原奏，奉旨交议，由部向内阁抄出，谓之阁抄。另有清单，则胪列衔名也），即不能议驳。此事专归验封司主管。余掌印后，奉行故事，初不以为意，后乃日见其多。按其年月，多在二三十年以外，且验阁抄清单向不盖印，亦疑有抽换情弊。如果内外书吏交通，是此项恤典源源不绝，将来冒滥，不知何所底止。遂检查档案，当时阵亡殉难未经议恤者，尚有八千余员之多。因思该故员等，既经请恤有案，只因宗图册结未经咨部，停其议恤，对于死者已不无缺撼。且因此悬待图结，转使冒名请恤者，得因之作奸，殊属两失。乃决将图结未到之八千员，先行议恤，仍俟图结到时，再准其承袭。如此则死者无憾，而生者亦不得冒滥。否则验封司来一案议一案，议一案至小亦一云骑尉，便可变一文武生，是验封司掌印，直不止一省学政权力矣。乃商之徐荫轩尚书，则蹙眉言曰：“一案便准八千余世职，未免太宽。”余曰：“宽此八千余世职，尚有尽时；若不宽，则迭起循生，可以滥到八万不止。看似宽，实从严也。”剖说数次，终迟疑不决。后复商之徐忠愍侍郎，一说便了解。余曰：“此本是惊人之笔，正堂意在踌躇。我们不如缕说情弊，改为请旨，上头如有疑问，临时即可详晰以对，不至碰钉。”侍郎以为然。旋遍商各堂，均尚认可。摺上，遂准如请办理，数十年之积弊，为之一清。可见司官办事，只要无私，不怕无权也。
京察三年一次，以子午卯酉四年为定期。每届应办年分，吏部将在京尚书、侍郎、都御史、内阁学士、副都御史及盛京侍郎为一本，在外兼京衔督抚为一本，缮具简明履历清单请旨。其三、四、五、六品京堂，及内阁读学、翰林读讲学、庶子、府丞，缮具简明履历清单，通为一本。具题后，一、二品大员则明降谕旨黜陟，京堂等官则带领引见。有奉旨议叙者（议叙加一级，从优加一级，纪录二次），有照旧供职者，有原品休致者，均有一番进退。其五品以下之翰詹科道，及各部暨阁府院各衙门人员，并小京官笔帖式，先由各堂官填明守、政、才、年四格，分别一等勤职、二等称职、三等供职字样，并六法应议人员，造册密封，送部及都察院吏科、京畿道，限封印前送齐。开印后，吏部定期知照吏科、京畿道封门磨对，吏部则在考功司封门磨对。毕，吏科、京畿道前赴考功司面议。事竣开门，再由吏部堂官会同大学士、都察院堂官、吏科、京畿道考察。先期传各衙门人员在吏部大堂，以次过堂唱名。其在一、二、三等者，于过堂时，吏唱“应留”二字。过堂毕即定稿，将应留之员，照考语等第，缮黄册进呈。其填注六法者，亦由本内照例议处。奉旨后出榜宣示，一不谨及罢软无为者俱革职；年老有疾者俱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其有年过六十未得一等者，则归老人班，另行引见，或照旧供职，或原品休致，临时候旨。至于引见，则先尽京堂，余则分期分班带领引见。如引见圜出之员，仍再覆带一次。记名后奉旨以道府用者，则由军机处遇缺请简。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其犹行古之道欤。每届封门考察，余充帮印时办过两次。丙午幸厕一等，例应回避，则未之与焉。
有一届京察，余带领老人班。有一钦天监官员（官阶姓名，今已忘矣），年报九十五，精神强健，步履稍差，每过一门，必蹲下一歇，方再行。及引见，背诵履历，一切如常；惟起立时一跌，几有两足朝天之势。御前侍卫即欲下阶干涉，余以全力急掖之而退。是日奉旨，仍准照旧供职，可谓天恩高厚矣。盖此辈所以恋栈者，为靠俸米以养余年也。当时政尚宽大，每届勒令休致者甚少。此老人于次日，即步行出城，到铁门寓所道谢，亦感激余一掖之力也。
德宗性甚急。有一日，带领京察笔帖式引见。先期宫门抄传，明日寅正看版（祭祀前日看祝版）。大家以为，引见必在寅正看版之后。余以掌印须先预备，乃于丑正往，而到外朝房时，徐荫轩尚书敬止斋侍郎已到，正在着急，曰：“太监已来催两次，说是今日先引见，再看版。大家皆拿定时刻，不肯早来，如何是好？”余曰：“姑且进内再说。”迨入东华门一查，引见者却到得不少，而带领引见者，并无一人。所幸者，当小差事之笔帖式尚有几人。余乃勉强分派，向之两人带一班者，今只令一人先管一班，到临时再行腾挪。甫就绪而皇上升殿矣。黑暗之中，十分迁就，好在引见者均是京官，情形熟悉，故得敷衍了事。当甫入东华门时，茫无头绪，余一人奔驰乾清门及东华门内外，路约数里，往返数次，气喘而肠似欲绝，必蹲下一歇，方能再走。然后悟当日老人班老人过门一蹲，其苦况亦如是也。
部院公事，向皆按部就班，不许稍有假借，否则参案随之。忆甲午京察，翰林院保送人员已过堂，即日须咨送部院汇题矣。乃掌院忽闻所保一等中，有一鄂人，已经被参，意欲易人。麟、徐两掌院皆吏部堂官，麟乃到徐私宅，约余一人前往。时已申初，寒暄数语，即提及翰林院京察：“我们意欲临时更易一人，何如？”余曰：“翰林院京察，昨日闻已过堂，如何复议易人？”麟曰：“过堂究未宣布，岂能不容我们斟酌。”余曰：“不然，保送一等堂官，必系真知灼见，宁能于一二日之间，忽有游移。况过堂虽未将等第明白宣布，而填注考语，等第分明，书吏岂有不知？书吏知之，即与公布无异。若要更改，须指出事实方可，若以意为之，似非所宜。”麟曰：“此人保出，颇有窒碍，奈何？”余曰：“中堂之言，其殆为某人被参之事乎？此事我亦有所闻。究竟有无其事，尚不可知，且即有之，查办是否得实，亦未可知。若仅据传闻，即将一等换人，将来更多窒碍。”徐曰：“保人本要慎重，临时更正，自亦慎重之意。若明知故犯，那有此理？”余曰：“不然。慎重指平时而言，今既过堂定案，因人言而忽游移，明是规避，何得谓之慎重。且如今日更正送部之后，过数日，又闻一等内复有被参者，岂能取回再更正耶？”立谈移时，终不能决。时已上灯，余急欲出城，乃侃直言曰：“以愚见度之，今日咨文必须送部。将来其人如果被参获谴，翰林院滥保一等；如果有人指参，则两位中堂应照滥保例，降二级调用。然以中堂位分，自必加恩，改为降留，或改为革留。若必临时更改，将来被人参奏，则‘规避’二字完全私罪，例应革职，即或加恩，将何以自解？况京察只按目前资格，分别等第，本无从徇私，若必强用手脚，是无私而为有私矣。请两害相权可也。”两中堂均以为然。乃传呼院役，即刻用印行文，余便急骑出城。后来鄂人参案亦不见明文，但引见时不记名而已。可见当时部院办事何等郑重，岂能遇事必有黑幕哉。
京察，察京官也。察外官，则谓之大计，以丑未、辰戌行之，亦三年一次。届时吏部题请通行各督抚府尹办理。藩、臬二司由督抚出考，缮具履历清单，咨部汇题；其运使道府以下等官，督抚将应举应劾之员分为二本，送内阁具题。奉旨后，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考核题覆。其得卓异者，由部调取引见，所拟旨意，则定以加一级回任候升。其六法人员则由部分别开缺。此等制度亦古考绩之意，但奉行日久，举者多而劾者少，劾者固当去职，而举者候升只成空话，稍失黜陟本旨耳。余在江西得过卓异两次，在苏州得过一次，自系老守资格，但三次俱未引见，并“候升”二字亦未邀恩也。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覆电到，谓却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凡吏部考绩之事属考功司。“考验”二字与“考绩”相仿。鲁到部，即由余与满掌印惠树滋带到军机考验。旋以候补道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委用，而上海道之缺开矣。同时又放一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之事。虽无确据，然不数日，珍妃被黜，妃兄志伯愚学士（锐）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去，或云事为慈宫所闻也。京中好事者作一七绝，首二句云：“一自珍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盖隐刺其事也。可见破例简放者只此二缺，即被参开缺。当日御史未尝无威，且专制时代，军机亦未尝无权也。
状元三年一人，本无足奇，而俗每羡慕之。状元拜客、散殿试卷，博人欢迎，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某科某状元到沪，拜客游宴，不免轶出范围，经御史奏参，奉旨查办，交部议处。时考功掌印为盛蓉洲前辈（植型），帮印为李小砚前辈（端遇）。掌印意在保全。谓例无专条，难以重处。李曰：“挟妓饮酒，照例革职，有何难办？”盛曰：“查办覆奏，无挟妓字样。游宴二字，何能遽断为挟妓？”李曰：“无论如何，不议以革职，我不画稿。”争论数日不决。有一日，余到宝师宅画稿，谈次，师告余曰：“汝考功司掌印帮印，因状元事闹意见。汝以为何人有理？”对曰：“帮印亦不能谓之错。”师曰：“司官之有掌印帮印，原以互相牵制。帮印如果执简而争，堂官亦无如之何，况掌印乎？且帮印说此人有玷清班，不足顾惜。”言之亦自成理。但开国以来，二百余年，未曾办过状元，大家为欲顾全朝廷体面，却非有意徇私。惟我是管部，诸事应让正堂主持，初无成见也。余当时未得帮印，不便自惹是非，到司后不复提起。不知后来如何调停，乃援私罪不应为而为，事理轻者，罚俸九个月，加等，议以降一级留任，而状元保全矣。事后，余与戴艺甫（锡钧）在司戏言曰：“不应为而为私罪，律有两条：不应重者，降三级调用；不应轻者，罚俸九个月。今议由不应轻加等，是不欲重而又不敢轻，谓之不应中可也。”李闻之大叫曰：“汝不要奚落我，我未当掌印，算我倒运便是；然议到降留，尚是顾全帮印面子，有何理可说！”李系山东人，素性戆直，此次之争，清议多韪之，后升太常卿，叠掌文衡，未必于此事无关系。当时朝中大官，实为状元二字所迷，成此谬举。及今思之，有清爱惜状元，可谓仁至义尽，蔑以加矣。
从前劳绩保举之案，必交部议奏，部必照例准驳；督抚仍顶奏乞恩，如仍交部议奏，部必仍驳之；若再三陈请，得旨著照所请奖励，部便不驳。然遇例载虽奉旨允准，仍应请旨更正者，则又不能不更正，部只守例而已。醇邸当国，时孙文恪颇用事，意欲裁抑部权，凡遇保案，多有特旨迳准者，而部例有应请旨更正者，竟批云无庸更正，可谓枢臣极端专制矣。于是枢臣与部臣遂不免有意见。卢栗甫前辈其时充考功司掌印，适当其冲，乃以覆议御史屠（仁守）处分过于轻纵，交都察院议处，而卢落职矣。枢臣之意，以卢某平日议他案多从刻，何独于此案从宽：？且卢、屠均系鄂人，显是袒护同乡。如此口吻，直迁怒而周内之耳。然此等冲突，不过暗中风潮，不数时而渐平息。盖其时朝纲整肃，说公道者亦自有人也。
从前文职保案，归吏部核定准驳，文选、考功两司分办；获匪保案，则专归考功办理。案初到部，检查本员履历为第一关键。查毕则照呆板例章办理，毫无出入。余每遇一案，多者百余员，少亦数十员。决以二三时，亲手批定，如有舛错，再由同人检校一次。绝不假吏胥之手，亦不耽搁时日。其有被驳者，每因声叙不明，或被本员蒙报；亦有督抚因寻常劳绩，坚请异常劳绩者。文牍往来，徒滋繁渎，余复手定获匪保奖章程，通行各省，详晰说明，使人容易了解。故定案极速，书吏虽写信撞骗，时间亦来不及矣。
从前部费名目喧传外省，一若部吏手眼绝大，竟可颠倒是非。即在京京官，亦尚有疑信参半者。部吏以写信撞骗为生涯，事诚有之；然有犯必惩，遇有牵涉，即送刑部，毫无假借。但其中亦有成为习惯，不能彻底严革者，虽不得谓之弊，究不免贻人口实。无非纸工原定公费，不及十分之一，法制未善，流弊至此耳。以吏部论，领凭有费，领照有费，引见亦有费，或数两，或百数十两，恍惚亦有一定规矩。而最重者，则卓异引见道府，竟有至三百六十、二百四十者。然亦有原因。缘每届京察大典，用费何等浩繁，部领只三百两，则书吏赔垫不堪，故办京察后，即以办大计补之。势之所迫，亦以无关弊窦，意同默许耳。其余则补缺一事，补缺索费与引见又异。补缺合例与否，万难高下，吏所得以索费者，则有故意迟延之一法。何谓之迟延？盖补缺须用题本，题本须经内阁吏科转折，阁科磨勘，稍有满汉文错误，即驳回另换。一换再换，便耽搁数月去矣。外官情急，补缺遂有按缺分花钱之举，多有至数百金者。一花钱便不错，不错则核准便速，此所以显其神通也。其实外官之黠者，不肯花钱；其有不愿补苦缺者，亦不肯花钱，迟之又久，虽无费亦核准也。余尝告文选司同人谓：“此等情弊，似可撞破纸窗糊。明定办法，岂不痛快！”渠曰：“题本事关阁科，所驳换者，明是官话，何能指之为弊？且阁科书吏亦是无钱办公。若根本解决，非纸张开报销、书吏给工食，无法可着手也。”
部吏作弊，无非撞骗。有一年，同月出有知县六缺，应行制签。中有广东二缺，云贵二缺。部吏乃向候选者索贿三千金，谓可选广东；如不花钱，定选云贵。有一候选者，乃文选司掌印之至戚，因商之掌印。掌印曰：“制签那能作弊？何人索贿，我可办他。”其戚曰：“吏云不可对第二人言，言则定选云贵；汝千万勿坏我事。若选云贵，盘费亦需三千，我非花钱不可。”掌印不得已，乃告之曰：“汝可询之同候选者再说。”其戚曰：“渠云不可与第二人言。”掌印乃笑谓曰：“吏非尔亲，何独厚于汝，使汝花钱？”其戚乃询之同候选者，果人人都索三千选广东。乃恍然大悟，其为土地天晴吃猪头，下雨吃羊头之伎俩也。
余初到部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两季应六十两，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仅有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则有两份八十金。俸之外有米，六品给老米，五品给白米。老米多不能食，折与米店，两期仅能得好米数石。若白米则尚可不换也。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吏部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饭食银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费，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当日部员如此清苦，安分从公，并未尝呼枵腹也。
从前吏部寓宅门前，贴有“文职官员私宅免见，一应公文衙门投递”告示（兵部则曰武职官员，科道则曰文武官员，亦示关防之意）。究亦仅属虚文。余充掌印后，多与查办之役，颇露头角，疑忌者多，故不得不自谨饬。寻常宴会不轻赴席，杂宾一概不见。公退无事，只邀同乡作击钵吟。雨天客有无车者，则套车迎送。其时常集者：张珍午、郭春榆、曾幼沧、郑子瑜、陈征宇，数人而已。
吏部夏日皆辰正入署，未初散署，冒暑回寓。日长无事，玉苍有《十朝圣训》借而读之。五本一换，阅时逾两年，二百余卷乃卒读焉。《圣训》即历朝之上谕，行政规矩备焉。分门别类，余寻行数墨，耐性读之，巨细洪纤，无一语遗漏。然掩卷即不复记忆，当时亦聊为消夏计耳。王子恒表叔，可庄之尊人也，告余曰：“汝颇似林文忠。文忠在翰林时，日读六部则例，即此意也。”余逊谢不敏。谁知两年涉猎，从容涵泳，嗣后遇有同列争议、大政咨询，余皆能判断如流，颇中綮要。不得谓非无意中之效验也。
余得京察记名后，逾年不即外放。其时内阁侍读学士出缺，轮应一等部员升补。余在吏部名次第一，例应坐升。乃因中东战后，各省停解照费，津贴无资，且内升更为清苦，是以有不求放道，只求放一南省府缺之请。谁知余出京后，内阁侍读学士缺出，吏部一等记名无人，即以户部一等之葛振卿（宝华）升补。按格循资，不数年即升尚书。可见当日京官升转，尚有一定资格。而余则一麾出守，无资格可言，沦落天涯，不无江州迁谪之感。而自今日视之，则不止浮云已也。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文肃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京城东西二庙，每月两会期，排列古董珍宝。琉璃厂每正月必排到上元，名曰“厂店”，视二庙尤盛，雅人好古，俗人好货，无不争趋之。余在京十九年，未尝一履其地，为侪辈所绝无仅有者。唯斜街土地庙之选菊，则嗜好不能与人殊也。后虽遍查十库，饱阅宝物，绝不以眼福自豪，盖非性之所近也。盛伯希尝谓余曰：“我以百金购一碗，置肉其中，三日不败。”余曰：“我每日买肉一斤，三日三斤，不过三钱银，何用此碗为？”可庄亦不以古董家为然，尝举一笑话云：一班好古者，一日相约，各以家珍赴会。有醉汉持一元宝与焉，群嗤之为俗物。醉汉曰：“此雅根也。”众哑然失笑。旭庄则不然，每诟余曰：“汝一毛不拔，到底囊中能余多少钱？”余曰：“否，否。天生我一人便已赘矣；若于一身之外，更有长物，岂不更赘！”此数语虽近滑稽，然亦煞有道理也。
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集一隅，地极湫秽，稍自爱者绝不敢往。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其出色时，多在二十岁以下。其应召也，便衣穿小靴，唱曲侑酒。其家名为下处。下处者，京中指下朝憩息之所为下处，故借以名之也。若就饮其家，则备十二碟以下酒，酒后啜粥而散，名曰“排酒”。酒钱给京票四十千，又下走十千，按银价不及四金也。或在其家请客，名曰“吃饭”。吃饭则视排酒郑重，一席之费，多者廿四金，少者亦必在十金以外；下走之犒，则随席之丰啬而定。其馔较寻常酒馆为特别。余曾为龚蔼人方伯所约，在梅兰芳之祖梅巧玲家，食真珠笋一味为最美。盖取蜀黍初吐颖时，其小如珠，摘而烹之，鲜脆极可口。余在苏赣宴客，因署后有蔬圃，每仿制之；然一盂所需，已踏破半畦蜀黍矣。京官清苦，大概只能以排酒为消遣。因下处甚清雅，夏则清簟疏帘，可以观奕，冰碗冰盆，尤可供雪藕浮瓜之便；冬则围炉赏雪，一室烘烘，绕座唐花，清香扑鼻，入其中皆有乐而忘返之意。像姑或工画，或知书，或谈时事，或熟掌故，各有一长，故学士文人皆乐与之游，不仅以顾曲为赏音也。然此皆闲曹年少时为之，若官跻卿贰，年逾耆艾，则仍屏绝征逐，以避物议。尝闻潘文勤平时最喜一善唱昆曲、兼工绘事之朱莲芬，及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而莲芬年节前往叩贺，文恭必袖廿金银券，出而亲授之，一见而别，至老不衰，都下传为韵事。盖优之风雅，远胜妓之妖冶，故禁令虽同，而从违不必一致也。后来下处渐消灭，而妓寮则车马盈门，毫无忌惮，此亦世变之相因而至者也。
余自庚辰后，始联社作折枝，不两年便改为击钵吟（《十一集》即余选刻）。晚间破闷，则约同乡三四人，到寓小集。如有大聚会，则在榕荫堂。榕荫堂即福州新馆之客厅也，窗明几净，觞咏洵足怡情。余素有莱公之癖，春夜每捐一金购蜡。旭庄家中，善制喷墨字画纱灯，大放光明，尤增吟趣。堂之前后种松八株，意以为后人哦诗备也。谁知癸丑到京，堂既为不作诗者所占，而松亦无一存者，此亦诗事中之黄粱一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