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六卷。康熙二十六年(1687)圣祖仁皇帝恭编,乾隆四年(1739)乾隆皇帝为此书写了序言刊布。有《四库全书》本及《十朝圣训》本行世。该书共3万余字,为清世祖福临之分类言论集。分类汇辑福临有关治国的各种言论。全书共收录113条,分为32类,包括论治道、敬天、圣孝、圣学、谦德、节俭、儆戒、敦睦、谕群臣、求言、纳谏、任官、考绩、选举、诫饬臣下、理财、恤民、赈济、重典祀、礼前代、褒忠节、兴文教、谕将帅、招降、谕外藩、仁政、体群情、安民、慎刑、惩贪佞、除弊、宥过等类目。该书是研究福临生平和思想的珍贵史料。乾隆四年(1739),与清太祖、太宗圣训同时刊布,清末也出现了多种翻刻本。

又作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共360卷。雍正十年(1732) 命臣下校刊,次年编成付印。乾隆初补辑,最后成书。有雍正十一年(1733)及乾隆三年(1738) 内府本、红活字本,以及 《四库全书》本行世。清代雍正朝朱批奏折选编。雍正十年(1732),为督使臣僚循规守制,敕鄂尔泰、张廷玉纂辑,以让“天下臣民展读,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翌年次第印就,随时颁赐诸臣,乾隆三年(1738)全书成。书内拣选了历年雍正皇帝亲笔批答的223名总督以下、道员以上,及提督、总兵等地方大臣所上奏折8000余件,刊印十八函、一百十二帙、三百六十卷。卷首雍正皇帝御制序文,卷末乾隆皇帝后序。该书刊印格式为,每件端书“朱批”二字,用朱红色套印朱批原文,下面用黑色刊印奏折文字。全书按具奏人顺序编排。虽对原文多有删改,但仍为研究雍正时期历史和清代奏折制度的重要史料。原抄本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廷内务府刊本传世。

全称《大清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圣训》。36卷,乾隆五年 (1740) 敕编成书,有《四库全书》本及《十朝圣训》本行世。全书30余万字,为清世宗胤禛之言论集。胤禛在位时间虽不甚长,但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其“励精图治,日昃不遑。端拱九重而念周四海,为万世永赖之计,故理繁浩剧而不避其烦。厪一夫不获之心,故虑远防微而不遗于细。”临御治国事无巨细,均留意在心,皆有指示见解。按单位时间计算其言论甚多,且篇幅甚长。全书分为29类,包括圣德、圣孝、圣学、敬天、法祖、文教、武功附武备、敦睦、用人、恤臣下、爱民、恤兵、察吏、训臣工、励将士、广言路、理财、慎刑、重农桑、厚风俗、治河附水利、蠲赈、积贮、谨制度、崇典祀、笃勋旧、褒忠节、绥藩服、弭盗等类目。是研究胤禛生平和思想的珍贵史料。有刻本及石印本、铅印本传世。

一百五十九卷。和硕庄亲王允禄缮录刊布。雍正七年(1729),世宗宪皇帝,应廷臣的请求,命和硕庄亲王缮录,雍正九年(1731)告成,所载上起雍正帝登极、下止雍正七年。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再命和硕和亲王弘书编次,乾隆六年(1741)告成,编录雍正八年(1730)至十三年(1735)上谕,校正续刻补为全书。原本皆以每月别为起讫、不标卷数、仍依旧次,厘为一百五十九卷,原本未题书名,因其中由内阁宣示者居多,故题曰“上谕内阁”。将内阁处理政务票拟的意见,皇帝特颁的训诰,一一记述。

简称《上谕八旗》，允禄、允礼等奉敕编纂。始编于雍正九年(1731)，编定于乾隆间。有武英殿本及《四库全书》本行世。该书共13卷，约20余万字，为雍正帝胤禎在位时对八旗官员之训谕汇集。胤禛在位13年，每年所谕各编为一集。其即位之初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十二两月部分并入第一卷。这是有关八旗事务的重要文献资料，凡有关八旗之政治、经济、军事、吏治、文教、生计、礼俗、风化、宗教及日常旗务等诸方面问题无不涉及，并对各类问题均有明确指示。其体裁为编年汇集，不便之处，是诸多问题交织于一起，缺乏分类。该书如实收录了胤禛有关八旗之所有谕旨，或长或短，长者一篇训谕超过万言，如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一条即万言以上，而短者仅三两句话。但均言之有物，不尚空谈。

全称《大清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圣训》。60卷。雍正九年(1731)敕纂。分类汇辑玄烨治国的各种言论。雍正九年,在实录馆进呈刚修成的圣祖实录的同时,雍正皇帝又命令馆臣另修圣训一书,使之与实录相经纬,各有侧重。此书共分为32类,包括圣孝、圣德、圣学、圣治、敬天法祖、文教附武科、武功、恤民、任官、广言路、严法纪、理财、慎刑、重农桑、兴礼乐、省方、治河附运河北河水利、澄叙、赏赉、蠲振、积贮、饬臣工、训将士附恤兵、褒忠节、恤旧劳、广幅员、弘制度、弭盗、牧政、礼前代、柔远人等类目。它是研究玄烨生平和思想的重要史料。此书于乾隆六年(1741)刊刻印行,清朝末年又有多种翻刻本出现。

一卷。商辂撰。商辂(1414—1486),明浙江淳安人。字弘载,号素庵。正统(1436—1449)中殿试第一,授修撰。郕王监国,入参机务。景泰朝官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英宋复辟后被黜为民。成化 (1465—1487)初被起用入阁,进谨身殿大学士,在内阁十年,以宦官汪直擅权专政,尝率同官弹劾,后辞官归家。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卒谥文毅。有 《商文毅疏稿略》、《蔗山笔墨》、《商文毅公集》等。此书为其子侍讲良年所编,后有其孙汝赜跋,称商辂《素庵文集》共有几十卷,两遭回录,悉为灰烬,幸此卷独存,乃付梓印刊。此本为天一阁所钞,但刊本又佚,幸有偶传。《商文毅疏稿略》内有招抚流移疏、边务疏、减省官员疏、用贤疏、止盗疏、政务疏、赈恤疏、修德弭灾疏、灾异疏、公务疏等共33篇,记载史事足以补史缺。有 《四库全书》 本。

全称《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大定业高皇帝圣训》。4卷。康熙二十五年(1686)敕纂。分类汇辑努尔哈赤治国安邦的各种言论,类下再按时间顺序排列。全书共92条,分为26类,包括敬天、圣孝、神武、智略、宽仁、论治道、训诸王、训诸臣、经国、任大臣、用人、求直言、兴文治、崇教化、勤修省、节俭、慎刑、恤下、辑人心、通下情、明法令、鉴古、赏功、昭信、诫逸乐、谨嗜好等。是研究努尔哈赤生平和思想的宝贵史料。乾隆四年(1739),乾隆皇帝以其藏于内府,群臣无法得见,起不到训谕的作用,于是下令内府刻版印行,使其流传。至清朝末年,又出现了多种翻刻本。

七卷。明潘季驯撰。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 (今湖州)人。明代水利家。嘉靖进士,以御史巡抚广东,行均平里甲法。嘉靖四十四年(1566),总理河道。隆庆五年(1571),主持堵塞邳州、睢宁黄河决口,并于万历初期主持治理黄淮两河,修筑水利工事,成效卓著。后潘季驯进为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张居正死后,以“党庇居正”为罪名落职为民。万历十六年 (1588)再次起用为河道总督,又加工部尚书。潘季驯奉命治河,先后达二十七年,卓有成效。他著有《两河管见》、《河防一览》,《宸断大工录》(即《两河经略》)。《潘司空奏疏》包括了他巡抚广东时奏疏一卷,督抚江西时奏疏四卷,在兵部时奏疏一卷。潘季驯历任之处多有政绩,本集所载对明代典章制度及时政之弊都有比较详细的反映,足以与《明会典》及其它史志的记载相参考。有 《四库全书本》。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也许只有辜鸿铭,才会在本世纪初,把清帝国的翰林院比作英团的牛津大学,把清代同光之际的“清流”活动,比作那以前三十年的“牛津运动”,而不顾二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中国的牛津运动的故事》,便是这样的一本书。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这本书,按照他的序言所署的日期,初版刊行不不会早于1910年2月。我们仅找到1912年在上海刊行的第二版,封面社明文字依据向德国牧师提供的中文定本,并新增附录两篇。显然,这第二版,是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修改过的所谓定本,其中有些文字是他在民国成立那年添加的,与尉礼贤的德译本相一致。

清末民初梁启超(1873—1929)撰。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有《饮冰室合集》已著录。在楚辞研究方面,他首先运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把楚辞作为形象反映生活的纯文学作品,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是书为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学时的讲稿。全书共七节。第一节略考屈原的历史及其游踪。第二节论楚辞产生的背景,略论战国时期楚国华夏文化的组成及楚文化的特点,南北文化的融合,这些是产生楚辞的渊源。第三节分析屈原的思想感情,指出高尚理想与热烈情感之间的矛盾。第四节叙述屈原的政治斗争情况。第五节专论屈原的同情心。第六节讲对同情心刺激最烈者莫如祖国,故屈原终不忍去国,终至自杀。第七节论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评价甚高。有《饮冰室合集》本载第三十九卷,第十四册。

袁世凯复辟，9月3日,梁启超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阐述了反对变更共和政体的观点，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是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政治决裂，并揭开护国战争序幕的惊世之作。该文对杨度等鼓吹的君宪救国论提出了批驳。认为“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幡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文中引证大量史实说明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之不可逆,指责帝制复辟派“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该文坚持共和制,坚决反对帝制,给帝制复辟派以有力打击。

三百卷。清乾隆时三通馆臣奉敕编修。又名《清朝文献通考》。其体例与《续文献通考》完全一致,分为二十六考,有“田赋考”十二卷,“钱币考”六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五卷,“征榷考”六卷,“市籴考”六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八卷,“选举考”十六卷,“学校考”十四卷,“职官考”十四卷,“郊社考”十四卷,“群祀考”二卷,“宗庙考”十二卷,“群庙考”六卷,“王礼考”三十卷,“乐考”二十四卷,“兵考” 十六卷,“刑考”十六卷,“经籍考”二十八卷,“帝系考”七卷,“封建考”十卷,“象纬考”十二卷,“物异考”一卷,“舆地考”十四卷,“四裔考”八卷。卷首并有“凡例”十六则。是书所记始于清开国时的天命之年 (1616),止于乾隆五十年(1785),是一部记载清前期社会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书。其内容较《清朝通典》更详细,分类更细致,使用也方便。其细目较《续文献通考》略有增删,如田赋考增加了八旗田制,钱币考增加了银色银直及回部普儿,户口考增加了八旗壮丁,土贡考增加了外藩,学校考增加了八旗官学,封建考增加了蒙古王公等,市籴考则删除了均输和买和籴,选举考删除了童子科,兵考删除了车战等,这些根据清代制度的变化而所做的修改,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当然与清代乾隆时所修的其它“几通”一样,书中也多有重复、混乱之处。是书原为《续文献通考》的一部分,其编修始于乾隆十二年 (1747),乾隆二十六年才提出另编是书,故名《清朝文献通考》,以示区别。是书目前通行的本子也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清朝文献通考》影印精装二册。

一百二十六卷。清乾隆时三通馆臣奉敕编修。又名《清朝通志》。是书共分二十略,计有“氏族略”十卷,“六书略”三卷,“七音略”四卷,“天文略”六卷,“地理略”八卷,“都邑略”四卷,“礼略”十二卷,“谥法略”八卷,“器服略” 六卷,“乐略”二卷,“职官略”八卷,“选举略”三卷,“刑法略”六卷,“食货略”十六卷,“艺文略”八卷,“校雠略”八卷,“图谱略”二卷,“金石略”七卷,“灾祥略”三卷,“昆虫草木略”二卷。卷首有“凡例”十二则。宋代郑樵曾撰《通志》二百卷,分帝纪、皇后列传、年谱、谱略、列传等目,记事起自三皇、终于隋代。又有清代三通馆奉敕所修《续通志》,门类沿袭《通志》,记事上接《通志》,止于明代。是志则上起清太祖天命元年 (1616),止于清高宗乾隆五十年 (1785),不但体例与《通志》、《续通志》相比,省去本纪、列传、世家、年谱,而且细目也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删简和增补。如“都邑略”,《通志》载四裔,是志仅载清统治区域;谥略”,《通志》分为三等二百又十品,是志仅录尊谥与赐谥;“金石略”,《通志》分载泉币、钟鼎彝器款识和诸家碑刻,是志只收御定诸帖及奉敕石刻;“天文略”,是志细述历数、仪象,比《通志》全面,“地理略”,是志备载各地河流,比《通志》详细,“六书略”,是志则记有满蒙回等多种文字,“七音略”,以汉满梵音翻切配合十二谱。当然是志的价值不能与《通志》相比,但其反映了清代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情况,内容还是比较丰富,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是志记事起止年代与《清朝通典》相同,两书相较,内容多有重复之处,作用与价值也大体相仿。是志最常用的本子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是志影印精装一册。

一百卷。清乾隆时三通馆臣奉敕编修。又名《清朝通典》。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开始编修,大约完成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二年之间。其编纂目的正如其书总目中所指出的“用以昭示万年”。是书共分九典,分别为:“食货典”十七卷,“选举典”五卷,“职官典”十八卷,“礼典”二十二卷,“乐典”五卷,“兵典”十二卷,“刑典”十卷,“州郡典”七卷,“边防典”四卷,卷首并有“凡例”四则。是书主要根据《清律例》、《清一统志》、《大清通礼》、《大清会典》等书的内容编纂而成,汇总了清代开国至乾隆中期一百七十多年间的社会典章制度,反映了这一阶段的历史变化,其作用为研究清史所不可或缺。如“食货典”中榷酤、算缗等细目,“礼典”中封禅的内容,编书者认为这都是前朝的弊法,清代没有推行,所以尽皆删去不用,“兵典”中则增加了介绍清代八旗制度的内容,“州郡典”分省排列,改变了以前按九州叙述的成例,这些细目的更改,都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表明了是书的史料价值。但也应当指出的是,是书内容虽较充实,但毕竟不能与《通典》相提并论,书中为巩固清代统治的目的显而易见,其在总目中的自我吹捧,也是需要加以甄别注意的。是书有武英殿刊本和清末浙江书局的复刻本,都是与《三通》合刊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至1937年出版《万有文库》二集,其中的《十通》合刊本中《清朝通典》影印精装一册,是目前仍在通行使用的本子。

汉代礼仪典制汇考著作。四卷。南宋王应麟撰。王应麟认为《汉书》、《续汉书》等两汉史志对于汉代典章制度之细目多有疏略,乃博采诸家经注及《说文》诸书,详为笺释,以补其遗漏。包括《周礼》二卷,《仪礼》、《礼记》 一卷,《诗》、《书》、《论语》、《孟子》、《国语》、《公羊春秋》、《说文》一卷。因唐时孔颖达等人为诸经注疏时离成书时代已远,对时异名殊之方言士俗往往仅据字面推释,与经之原意未必相符。王应麟于本书中一一订辨。如《周礼》“太史职”,注云“太史抱式”,疏曰“占文谓之式”; 王应麟则引《艺文志》“羡门式法”来解释此言。再如《周礼疏》对“步摇假紒”及“五夜”,·以及《仪礼疏》对“偃领”等之解释,王应麟皆据典加以考正。但诸经注疏中有些错误,王却加以沿用,可谓千虑之一失。另,本书仅以诸经为次,随文条列,未重新分类加工编订,查检颇为不便,取材亦有失于简。但其所考大致精赅,且各有依据,大别于南宋末年时人侈空谈而鲜实征之作风,不失为研究汉代政治、社会制度之重要参考书。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杂海》等丛书本,《玉海》中亦有收。

1908到1910年间，巴黎中国留法学生主办的刊物《新世纪》中，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中国应该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Esperanto世界语）。章太炎不同意这种幼稚而走极端的主张，同时又对当时的切音字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写了这篇文章，一面驳斥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一面提出他对切音字的看法，认为“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另外又在文章里发表了他“取古文篆籀迳省之形”拟成的切音字方案——“纽文”“韵文”。他的这种理论，就是后来“注音字母”理论的根据；他的这套方案，就是后来“注音字母”方案的前身。

章炳麟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仍以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政治观点,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02年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一文即其代表。章炳麟在这封信中批驳了此文对革命的种种非难,阐述了中国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为当时革命派对改良派进行公开论战打响了第一炮。文章围绕着中国应“立宪”还是“革命”这一中心问题,着重驳斥了保皇派康有为提出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又针对康有为“保皇是天命注定”的谬论,认为革命是“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认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深信中国经过“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革命之后,将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信中表现作者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力地鞭挞了勾结帝国主义的满清政府的罪恶,揭露保皇派的反动本质。此信发表后引起反动派的极端恐惧,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力的鼓舞。但信中在反满思想中掺杂了不少大汉族主义的糟粕。全文万余言,以古今中外的实例佐证,阐述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观点鲜明,气势凌厉,说服力和感染力极强。

近代孙中山著。作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之后,他又领导了打倒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本书是根据作者从1924年1月到8月所作的16次演讲而整理成书的。书中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关于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首要内容;对国内民族问题,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则是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关于民权主义,他一方面阐明了封建暴政灭亡和民主制度胜利的必然性。强调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原则;对自由,他提倡争国家的自由,反对争个人自由;对平等问题,他认为要消除人为的不平等,而求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他设想了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方案,认为实现了这些方案,就可避免欧美的流弊,做到主权在民。关于民生主义,他认为人类求生存的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的主张。

孙中山著。该书发表于1924年。其基本内容在1906年12月于东京举行的纪念《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就已提出。它是“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具体内容之一,并准备在推翻清王朝以后,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予以施行。该书是作者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心得,是他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他从选举问题入手,指出了欧美国家宪政中的弊病和缺陷,并援引一些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设计了一种能补西方国家宪法之不足的“五权分立”的宪法方案。但是,这一“五权宪法”思想。虽与欧美国家的宪法及“三权分立”原则有所差异,但就其实质而言,却是从后者演化而来的。“五权宪法”将国家政权划分成: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和考试权;每种权都是独立的。书中设置的国家机构由五个主要部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组成。其实质仍是以欧美国家宪法为蓝本,再加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考试和监察机构的职能,从而为“五权宪法”披上古色古香的外衣。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强调实施“民治”的主要手段是地方自治。要求行使直接民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认为直接民权是五权宪法的关键。虽然,作者把“自由”和“权力”的“平衡”,作为“五权分立”、“五权宪法”的基础,但在具体的政治方案中,却着重于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完满解决,致力于政体的规划,而将“人民权利的保障”问题从属于前者。该书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是企图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三权分立”政体方案的尝试,是作者不懈地追求民主主义的理论结晶,从而使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明末清初黄宗羲撰。一卷。前有序,即《答朱康流论历代甲子书》,说明历代甲子,自鲁隐公元年己未(前722)以下,载籍皆可考据,无有异同;自隐公以上,其说不能归一,《汉志》与《史记》不同。黄道周主《史记》之说,宗羲以其与《尚书》不合,谓当从班氏以武王克商为己卯岁,历引《尚书》及《竹书纪年》作证。经其推定,共列七十三个甲子,第一甲子为黄帝元年,第七十三甲子为明天启四年(1624)。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著作。孙中山著。写于1917—1919年,由3部分组成,曾多次印行。1956年编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部分“心理建设”,即“孙文学说”(1918年著),共8章,主要论述“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指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权,原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种种革命方略、建设宏模不能实现,原因是“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成说存在于人们心中。因此在认识论上必须打破旧说,懂得“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的道理,以鼓励人们实行革命主张。第2部分“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1919年著),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主张兴办实业,谋求富强。共分6个计划,全面设计了中国工业建设的步骤、规模。前3个计划是在秦皇岛建北方大港、在上海建东方大港、在广州建南方大港,以作为发展各种工业的中心。第4个计划是兴建铁路系统。第5个计划是兴办衣、食、住、行、印刷等各种工业。第6个计划是兴办采矿业。希望通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帮助,工业革命与国有化同时进行,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促进世界文明,防止战争爆发。第3部分“社会建设”,即“民权初步”(1917年著),解释为实现民权而举行会议的手续和方法。认为民权就是人民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样才是纯粹民国。实行民权的第一步是教会民众如何举行会议。卷一,“结会”;卷二,“动议”;卷三,“修正案”;卷四, “动议之顺序”;卷五, “权宜及秩序问题”。这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全面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纲领。其中普及民权知识,教导民众迈出实行民主的第一步,有积极意义。

近代严复所撰政治伦理论文。发表于1895年天津《直报》。指出八股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危害,是亡国之道;极言“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称创行君主专制制度的“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赢,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帝王“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谦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他认为救亡之法,在于“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只有“通知外国事”,“以西学为要图”,即向西方追求真理,进行变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

中国严复著。原发表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津《直报》。系甲午战争后,作者主张自强变法一系列论文中之最重要者。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进化论观点和积极提倡西学思想。阐明国家强弱存亡之大要在民力的强弱、民智的高下和民德的好坏,并据此考察当时中国所处的时势,尖锐指出:中国“民力已苶(nie)、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认为救此危亡,“要政”在效法西方国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改革旧制,更革人心风俗,而其根本则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就是增强人民的体力,禁止吸食鸦片,革除女子缠足的陋俗;开民智,就是设学堂,讲西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新民德,就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强调变法乃“最亟而不可稍或辽缓者”。自强保种又“必朝廷除旧布新”。同时提出自上而下实行改良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作者在该文收入《侯官严氏丛刻》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增添了将近一半文字,主要是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具体的阐述。现收入《严复集》。

严复撰写的政治伦理论文,1895年3月发表于天津《直报》。韩指韩愈,辟韩就是批判韩愈颠倒君臣、君民本原关系的谬论,阐明君臣、君民的真正的关系。严复认为一国之中应以民为主,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因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故出什一之赋以置其君,使之作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君不能独治,于是增其臣而助治,所以,民不出什一之赋,则君无以养,君不能替民锄其强梗则可以废。他指出:“民之自由,天所畀也。”(《严复集》)人人都有自由之权,民立君臣,是为了“通功易事”,互相合作,选择“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君臣刑兵都是“缘卫民之事而后有。”(同上书)“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同上书)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则相反,“秦以来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为,”而后“可长保所窃而永世。”(同上)严复以西方“天赋人权”理论为武器,揭露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及其纲常名教的反人道性,在当时思想界有着巨大的启蒙作用,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恐慌。张之洞曾命人作《辨<辟韩>书》进行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