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曾涤生(国藩)为中国近百年间的重要人物,捧他的颂之为圣人,骂他的就谥之曰汉奸。究竟他是好是坏,极易判断,只要看帮谁办事,反对的是那一阶级,就黑白分明。他死于南京的两江总督任内,南京玄武湖一个亭子上过去悬挂他的遗像,辛亥革命后,像上的眼睛被人挖去了,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不料过了十余年,这位谄媚异族,屠杀同胞的“英雄”忽然又交起好运,蒋介石把曾国藩捧上三十三天,不论治军治家,处处奉“曾文正公”为规臬:在鄂豫皖湘赣“剿共”的时候,曾大量印行“曾胡治兵语录”颁发给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更是根据曾国藩“原才”一文的理论——在一二人的倡导下,可以使天下移风易俗,拨乱为治;抗战以来,蒋经国在赣州,每两星期必须写一封长信给他,而且一定要写楷书,这是刻意摹仿曾国藩家书,尤其明显。

蒋介石为了什幺这样崇拜曾国藩呢?除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臭味相投的一般性原因之外,特别是因为曾国藩是中国军阀建军的祖宗(在曾国藩之前,正规军为绿营,是统一的,他创始了湘军,才有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北洋军),他的治兵方术,是反人民军队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一点,蒋介石的老师段祺瑞,和他的“太先生”袁世凯,都没有蒋介石那样体会得深刻。

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办团练,招募一大批农民为保卫地主豪绅的利益与另外的一批农民作战,这件事已不大好办,后来“率领湘勇出省杀贼”,当然更不好办——在本地时还可以用“保卫家乡”(实际是保卫地主)的口号骗人,出省就不能再用了,而打仗是要拼命的,农民为什幺肯为满清和曾国藩拼命去杀另外一批农民呢?聪明的曾国藩想出了一个欺骗穷人拼命的办法,就是每打下一个地方,允许官兵大抢几日,以刺激其士气。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他写信给其九弟国荃,常有“想见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词句,所谓“大索”,名义上是搜索“残敌”,实际则是搜索财宝,公开抢劫。抢劫之余,****妇女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文。

曾国荃攻入南京时,先锋为提督李臣典,照官家文书的记载,李臣典日夜血战,进城后不久即力竭身死。满清追念其功绩,封世袭子爵。大家都相信李臣典是作战过劳而死的。民国十六年大革命失败后,李昌芬同志亡命来投,在我创办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工余闲谈,始知他是李臣典的曾孙,谈起他曾祖的轶事,才知道李臣典的死,是另外一种“过劳力竭”。破城之役,李臣典是辛苦了几天,破城后接连****了两个妇女,致脱阳而死。提督是清朝武职中最高的官,本身如此,其部下的纪律就可想而知了!(李昌芬同志于民国十七年夏遭蒋介石的毒手,在南京就义。)

民国初年,湖南农民当兵的最多,除农村破产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受曾国藩部下湘勇在苏浙皖赣抢掠发财的影响(湘勇无谓牺牲的为数甚多,但在旧社会中,穷人的性命最不值钱,死了是没有人会提到的)!左宗棠部下的周提督,是雇农出身,因挑送地主的礼物在中途赌钱输去了,就逃到左宗棠部下当兵,连升到总兵,回家后成了本县最大的地主,从县城到他家近一百里,道路两旁的田都是他的。

放纵官兵抢掠虽然能够刺激其拼命,打下一个地方,就可以发财;但不能巩固部队,因为官兵抢饱了就想开小差回去,即使不能开小差,有了钱也就不肯拼命。于是曾国藩就想了第二个好方法,叫官兵赌博,在赌博中把兵的钱都骗光了,于是再鼓动他们去打仗。士兵拼命打仗,打胜了好抢老百姓的财宝;抢到后在赌博中被军官骗去;骗光后再拼命,再抢掠;如此循环不已,湘军军官(中国最早的军阀)就发了大财。

左宗棠是曾国藩一手提拔的(左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处当幕府,因杀樊樊山——祯祥——的父亲,被湖南官绅所弹劾,曾国藩保荐他“才可大用”,反得破格擢升),但左最不佩服曾国藩,说他太虚伪。左宗棠对曾国荃却很投契,说“曾九是血性男子”。左宗棠曾问国荃:“九帅一生得力之处何在?”曾国荃回答他有两句话:“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左宗棠大为佩服。曾国藩的家庭成份是富农,后来则成为经营地主,家中并不是豪富,当然没有“如土之金可挥”,曾国荃虽做过几任督抚,但都因不善于敷衍上司和同僚,时间均很短,刮地皮也刮不到许多,他所挥的金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是带兵时抢来的骗来的(曾国荃打下南京后回籍置田百顷)。

曾国藩靠这两手,所以能组织几十万军队进行反人民战争,所以蒋介石要事事摹仿,处处崇拜他。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中央军”纪律之坏,有口皆碑,“中央来了一扫光”的民谣已遍及全国。淮北还有一个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搞了一肚子小中央”,更是刻画得入木三分。为什幺坏到这样,因为他得了曾国藩的衣钵真传,知道非如此就不能“鼓励士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