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精神感召”,已够得上说是“挥金如土”了,但在蒋介石二十年来所搜刮所挥霍的数字中仅为“沧海之一粟”。如民国十九年蒋冯之战,蒋的嫡系精锐第三师(师长为张治中)、第四师(师长为徐庭瑶)几乎全军覆灭,蒋介石用陈诚所献的计策,以一千五百万元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两人叛变,得以转败为胜。那时候,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不过两万万元左右,一千五百万元就占了十三分之一;那时候,蒋介石自己的军队不足三十万,全年的军饷只要三千多万元,一下子就付出等于全年军饷的一半,可见蒋介石用钱用得很慷慨。

民国二十五年夏,蒋介石用二千余万元收买陈济棠的空军,有人计算一下,比买新飞机还要贵三四倍,说这个买卖不犯着做。蒋介石说:你不会算帐,这个买卖并不吃亏,而是便宜的——我们买一架新飞机,只能抵他一架,现在把他的收买过来,我多一架,他少一架,当然一架要抵两架的价钱;单有飞机还不中用,一定要有人,训练一个空军人员,比买一架飞机的钱还要多,我训练一个,也只好抵他一个,收买他一个,则我多一个,他少一个,自然一个要顶两个。因为蒋介石精明到此地步,于是陈济棠的“天南王”就垮台了。

在抗战之前,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武器好,服装好,吃得更好,嫡系军官还另外有额外补助费,如李延年,就每年要买一辆最新式的美国汽车,一九三六年决不坐一九三五年的汽车,一九三七年一月,就把一九三六年的汽车换掉了,他们的生活比上海大银行经理还要阔气些。钱从那里来的呢?大部份是蒋介石给的。(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嫡系军队吃空额,侵占士兵饷银的风气还不大,到抗战第三年,由于物价飞涨,蒋军军官才大家从士兵身上打主意,贪污之风比杂牌更甚。)

蒋介石的“挥金如土”,已如上述,但这仅是他用钱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则吝啬异常,几乎“一钱如命”。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将起,黄任之先生(炎培)沿津浦铁路北上旅行,回到上海时对友人说:“在徐州同时看到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和中央军第二师(黄杰部)两种军队的服装与生活,真是天壤之别!我如果是东北军,就非造反不可,实在太气人了!”黄先生是以八面玲珑着名的,尚且如此愤慨,其对待东北军的苛刻,也就可想而见了!

民国十九年蒋冯战争的导火线就是为了待遇不公,那时蒋介石与冯玉祥换过兰谱不到三年,电报往来,称兄道弟,冯电蒋质问何以对西北军(那时称二集团军)待遇不公,蒋介石复电申述两大理由:第一,二集团军生长西北,向来苦惯的,苦些也不要紧,不妨事;一集团军(蒋自己统率的)生长东南,就苦不得。第二,二集团军是冯亲自训练,有刻苦作风,生活苦些无妨;一集团军就不行。蒋介石还说:过去所以推兄为军政部长,即希望兄能以西北军之艰苦作风贯彻于全国军队。言外之意,就是说:我的一集团军所以不能吃苦,必须待遇高些,这个责任就要你冯五祥负。

果真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必须苛待西北军吗?只要把收买韩复榘、石友三的一千五百万分出一部份给整个西北军,冯玉祥也就没有反蒋的理由与必要了。

抗战以后,中央机器厂与中央电气厂均迁到南去,把机器藏在山洞里生锈,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一再建议稍增一些机件即可制造飞机,那时预算只要化费一百五十万元就可以每月制造一架飞机,先搞起来,以后再扩充。三上呈文,蒋介石和宋美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均置之不理。为什幺?因为自己能造,就要少买外国货;少买外国货,就少赚了回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