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后,就明显地分出了左右派,左派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右派则反对三大政策,而且主张反苏****反工农。国民党老人物中害怕新兴的人物夺去他们的权位,大部份是右倾的,但孙中山的主张很坚定,把坚决公开反对三大政策的冯自由等开除出党,因此这些人就不敢公开活动而暗中阻挠。当左派右派的名词初次出现时,谢持邹鲁等就硬说这是鲍罗廷制造出来的,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没有什幺左右派。国民党左派中包含着两种人物:一种是真正认识到要革命必须联俄、联共、拥护农工利益,如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诸先生;一种则是投机的,因为上有孙中山主持,外有苏联帮助,又有群众拥护,只有跟着这条路走,才有个人的前途,如汪精卫、宋子文、甘乃光、陈公博,以及武汉时代的孙科(孙科原来是右派)。汪精卫等应该加上括弧叫“左派”。蒋介石从民国十三年到十五年初的两年间,也是这样的“左派”,他甚至主张国民党要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你看他何等“进步”?蒋介石就靠了这一时期的“左倾”面目,骗得了各种支持而成为实力派,掌握了武装的领导权,他就不再“左”了,他站在“左”右之上操纵一切,以“左派”打击右派,以右派打击“左派”,自己就扶摇直上,而成为统治一切的“领袖”。这样说,好像他比右派还“左”一些,不是的,在******的坚决狠毒,比一切有派还厉害。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有派以胡汉民为代表,胡为辛亥革命以后民二反袁时的广东都督,资望较高,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则为孙中山最有力的助手,总揽财政民政,以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省长又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廖胡两人因主张不同颇不协调,十三年冬孙中山北上,由胡汉民代理大本营大元帅职务(时韶关还有一大本营,系指挥讨伐曹吴北上军队者,则由谭延代理大元帅)。民十四春孙中山逝世,胡即为军事政治上的领袖,当时大本营所辖部队计粤军许崇智、湘军谭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豫军樊钟秀,其中以滇军为最大,兵多械精,豫军在粤赣边实力所余无几,另外还有赣军总司令李烈钧,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则仅一空名。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迎孙中山回粤,即滇桂军之功,故杨希闵、刘震寰恃功而骄,盘踞要津,自己筹款筹饷,成为革命的障碍。孙中山逝世后,杨刘更目无大本营,愈益跋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认为必须讨伐杨刘,否则革命不能进行,但胡汉民等则慑于杨刘兵力强大,且处于广州市内肘腋之下,如讨伐不胜,则连广州也要失去,因此犹豫。经政治委员会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令东征的粤军及学生军回师讨伐杨刘,一面由大本营严令滇桂军接受约束,不能胡行。杨希闵接令后对胡汉民的回答是:“请代帅先下令攻打三日,然后我再回手。”其骄矜自恃的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是右派所以迟疑不敢讨伐的原因。但讨伐战事一起,只一天半,滇桂军就全部瓦解,成功之速,出于意外(滇桂军在广州勒索筹款,贩烟开赌,军官自营长以上均积资十余万、数十万不等,在开火之前,均携款走香港、澳门,或避入沙面租界,故失败如此迅速),事后即废大本营而成立国民政府,考虑国府负责领袖问题时,大家主张要根据讨伐杨刘时是否坚决为标准,因为不讨伐杨刘,根本就没有成立国民政府的可能。在这一原则下,胡汉民当然不能担任国府主席,唯一适合的是廖仲恺先生,但廖如出任主席,则将引起胡派的不满,因此就把从来不做官的汪精卫抬上台,以作缓冲。那时国民政府的阵容如下:主席汪兆铭、外交部长胡汉民(原大本营代理大元帅)、财政部长廖仲恺(原任)、军事部长谭延(湘军总司令、韶关大本营代帅)、建设部长孙科(原广州市长)、原任大本营外交部长的伍朝枢则调任广州市长。

滇桂军阀杨刘崩溃之后,以粤军许崇智部的实力为最大,胡汉民在广东的势力根深蒂固,廖仲恺则深得人心,众望所归,又极精明强干,为蒋所畏惮。蒋介石率领的学生军在东征惠阳及讨伐杨刘中建了两次功劳,急于出人头地,攫夺大权,于是就秘密布置了一个大阴谋,十四年八月廿一日刺杀了唯一能约束他的廖仲恺先生!刺廖案一发生,蒋介石就大哭大吵,说:“廖党代表(黄埔军官学校的党代表)是革命的擎天柱,反动派竟敢刺死他,真是罪大恶极,就是把全广州的人杀掉一半,也不能抵偿这笔血债!”那时蒋介石真装得是“义愤填膺”,为廖先生报仇的精神是表现得最坚决最激烈。谁知道刺廖案的真正凶手就是他!这个晴天霹雳对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为应付这非常巨变,成立了特别委员会,集中党政军一切大权,推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特别委员,负责镇压叛变与缉凶。蒋介石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平时对廖不满的与胡汉民、许崇智的部下都罗织在内,说是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林直勉(孙中山的秘书)等主使,粤军将领魏邦平(军长)等直接参预,把许崇智的部下一一缴械,胡汉民的左右捉的捉,逃的逃。这样一来,杀了廖仲恺,迫走了胡汉民,并吞了许崇智的实力,一箭三雕,蒋介石就一跃而为广东最大的实力派。那时的国民党左派则因蒋介石严厉镇压了右派,认真为廖仲恺报仇,把他当作好人。

刺廖案以后,就以蒋介石为中心,改编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把学生军扩充为第一军,自任军长,何应钦为副军长;湘军为第二军,谭延为军长,鲁涤平为副军长(民国十五年何、鲁升为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又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程潜所部湘军在讨伐南路邓本殷,胜利后编为第六军),蒋介石任军事总监,统辖各军,他就成了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了。

右派势力在广州受到打击后,谢持、邹鲁、林森、居正、戴季陶、叶楚伧、石青阳、邵元冲、沈定一、张继、吴敬恒(稚晖)、覃振、傅汝霖、茅祖权等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擅自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共二十四人,参加西山会议者共八人,其余二人为中监委,四人为候补执监委),在上海另立中央,即所谓“西山会议派”。民国十五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两人开除党籍,戴季陶、吴稚晖两人虽列名通电,未出席会议,仍当选为执监委员,其余十人,则须于一个月内向国民党中央表明悔过态度(否则丧失党籍)。国民党二全大会后,左派占了优势,革命势力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于是蒋介石又搞第二个大阴谋,把左派的势力压下去。

三月二十日(即北京“三·一八”惨案之后两日)蒋介石和他的盟弟欧阳格(时任海军局长)商量,以电话转达一个命令给中山舰长李之龙,叫中山舰开到黄埔,说有人阴谋异动,要去镇压。中山舰到了黄埔,蒋介石说他违令开来,意图不轨,把李之龙扣起来,迫李之龙承认是共产党员,有异动意图,借此就把共产党员拘捕的拘捕,驱逐的驱逐。当时共产党中有人主张:蒋介石既如此无理,公然反对革命,就干脆去掉他,但陈独秀等要和蒋介石讲统一战线,主张忍耐(陈独秀和高语罕各在《向导》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表明对蒋介石一贯推崇拥护的态度)。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蒋介石即在其枪杆压力之下举行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部的部长,中执会与中监会合设一个“主席”(变相的总理),大量起用西山会议派份子。二中全会中蒋介石自任中执会、中监会的“主席”(后来因许多老头子不服,自己觉得无趣,就改推张静江代理),中央各部人员大加更换,以叶楚伧代吴玉章为秘书长,陈果夫代谭平山为组织部长,顾孟余代毛泽东为宣传部长,邵元冲代甘乃光为青年部长,新设一军人部,管理军队中的特别党部及委派各级党代表,蒋介石自任部长。其中叶楚伧、邵元冲为西山会议派,并未表示悔过,按照二全大会决议,应丧失国民党员资格;陈果夫是监察委员,照例不能担任中执会负责工作,但只要蒋介石认为对他有利,就不管什幺纪律党章。

二中全会后,连假左派的汪精卫也被迫出洋了,国民政府主席由谭延代理(谭的外号叫“八面观音”,即面面都做好人的意思。陈诚是他的女婿)。左派的势力又被蒋介石压下,于是蒋介石就初步打下了独裁的基础。

二中全会开会,柳亚子先生曾从上海赶到广州去出席,开了两天会,就一气而回上海。他对蒋介石的专横无理,非常气愤;同时又不满意当时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迁就忍耐,因此回上海后杜门不出者数月,连江苏省党部也不到(柳亚子先生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同时又兼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