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常以“党统”压人,而蒋介石集团的“党”,则向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霸持,一般称为CC系,包办党务、特务、文化部门。后来蒋介石又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了法西斯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也搞特务和文化,他们有军队作后盾,蒋介石对他们的信任,在某些问题上还超过CC,因此也渗入一部份势力到党务部门。到民国二十七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就主要由“蓝衣社”主持。因此CC与蓝衣社之间就时常打架。一般又称“蓝衣社”为“复兴系”,这个名称很不恰当,因为“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虽叫“民族复兴社”,但民国二十六年以后CC的公开组织就叫做“民族复兴大同盟”,同时汪精卫派的组织也叫做“民族复兴会”,以“民族复兴”为名的有“社”有“会”又有“大同盟”,虽然“民族复兴社”的招牌较老,但单称“复兴”,就容易混淆。“蓝衣社”这个名称虽无明文,但比较普通而含义明确,所以我们仍沿用这个名称。

CC的来源说法有二:一即陈氏兄弟,“陈”字的英文字母第一个是C字,CC就是“二陈”的缩写;二是“中央俱乐部”的缩写。不管是那一个说法对,反正都是以二陈为中心的集团。因此,在谈及CC团时,首先谈一谈陈氏兄弟。陈果夫出身商人,前面已讲过他做上海物品交易所时的历史,民国十五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三月二十日”事件后做中央组织部长,北伐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陈果夫在广州任后方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十六年“四·一二”后,又担任蒋记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蒋介石下野时连带去职。十七年蒋介石复职时又任组织部长。经过他的手办理“第三次代表大会”圈定“代表”、指定“代表”等办法,“九·一八”后汪蒋合作,他出任江苏省主席,组织部长由他的兄弟立夫担任;以后担任农民银行理事长及国民党党校“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出身于北洋大学,习采矿工程,留学美国,十七年返国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为国民党党务系统特务工作的创始人,不久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经过一个共产党叛徒代他写了一本《唯生论》,就成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兄弟两人霸持党务,许多党棍子都投其门下,所以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谚语流传全国。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事前蒋介石派戴季陶到广州去征求西南实力派的意见,经西南执行部开会商量后,提出执监委员名单,由戴季陶及邹鲁(西南出席“五全大会”代表团的领袖)带到南京,交给蒋介石,由蒋转交陈立夫,嘱其“照办”。后来陈济棠又以私人名义提一名单,蒋介石因为陈济棠是实力派,初拟迁就陈济棠,把原来的名单更改,后经戴季陶力争,仍决定原来名单,但陈立夫嫌西南提出的名单人数太多,就指使其喽少投西南派的票。结果第一次投票,有许多西南要人没有当选,而“中央党部”的秘书科长(如方治、萧同兹、张冲、徐恩曾等)都当选了中委。蒋介石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他已亲自答应,威信有关,于是第二次要选出的八十人,不再经过投票,一律由主席团指定,才了此一重公案。陈立夫操纵选举还不仅如此。那次选举的票数发表时,陈立夫所得的票数仅比蒋介石少一票,已使人觉得很奇怪,实际上陈立夫所得的票数比蒋介石还多四票,陈立夫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亲自在黑板上擦去一个“正”字(五票),所以比蒋介石少了一票。这一件事当然就马上有人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感到陈立夫太“权高震主”,自己感到威胁了,民国二十五年初,要把陈立夫扣留起来,陈立夫消息灵通,就躲入天目山“养病”,托了许多人去向蒋介石说好话,动员了他的叔母(陈英士之妻)去说情,那时陈英士的独养儿子学空军跌死了,陈英士的老婆去向蒋介石哭,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蒋介石火头过了,想起陈立夫****有功,于是表示谅解,陈立夫的“病”也就好了。以后蒋介石就把朱家骅代替陈立夫,而调陈立夫去代王世杰为教育部长。

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以后的“德政”就是变学校为集中营,一方面制定教授的黑名单,命令各大学把进步的教授解聘,或不许续聘;一方面利用战区学生的生活津贴收买走狗,致规规矩矩求学的青年,饥寒交迫,所领津贴无论如何也吃不饱。重庆川东师范有一个大防空洞,成为陈立夫拘禁青年的牢狱。民国二十九年重庆发生大隧道口被炸坍窒死数十人的大惨案,国民党政府因此组织防空洞管理委员会,说要整顿一番,陈立夫是委员之一。人家怀疑陈立夫和防空洞能发生什幺关系,国民党的中央社宣布:“陈部长是专家”,人们不知“专家”的意义从何而来,陈立夫虽学过采矿,许多年来早忘掉了,后来经人点明,原来是使用防空洞的“专家”,不仅“专”而且是“发明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那样使用防空洞的。到一九四四年,蒋介石为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国民党的反动坚决性,又将陈立夫与朱家骅对调,陈立夫回任组织部长,朱家骅做教育部长。

CC的所以为蒋介石所倚重,主要原因之一是最早搞特务。民国十六年的“一一·二二”惨案就是陈果夫布置的,蒋介石借此把西山会议派的气焰压下去了。在这以前,西山会议派常以“****先辈”自命,他们是“先知先觉”,蒋介石是“后知后觉”,处处倚老卖老,蒋介石不易独断独行。经过“一一·二二”惨案,蒋介石重行上台,声势就大不相同。国民党中央开会的时候,对重要的案件,陈果夫老是说:“这要征求总司令的意见,再好决定。”胡汉民虽曾发过牢骚:“究竟是总司令听命于中央,还是中央听命于总司令?这样做法,不是爱戴介石而是害介石的。”可是毫无办法能改变这种一切以蒋个人意志为依归的作风。后来就专设一个特务机构,专作对付共产党的执行机关,叫做“调查科”,隶属于组织部,由陈立夫亲自领导,科长为陈立夫的表兄弟徐恩曾(出身于上海交通大学,曾留美习电气工程),在重要城市的公安局内设“调查室”,直接听命于陈、徐。以后又在各省市党部内设调查室,特务网的布置遍及各县区,这成为蒋介石独裁统治机构中不可缺少的部份。民国二十一年以后,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部”内设了两个特务部门,第五科由邓文仪主持,第六科由戴笠主持,以情报为主,因邓文仪的成绩不及戴笠,特务工作就归并给戴笠(另外一个黄埔系的特务组织为康泽的“铲共义勇队”,一般工作限于在苏区“清剿”)。戴笠的特务系统一天天扩大,与徐恩曾领导的特务系统就发生了冲突,矛盾日益尖锐。民国二十五年,蒋介石就把他统一起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陈焯(曾任南京警察总监)为副局长,徐恩曾为第一处长,戴笠为第二处长。名义上虽统一了,实际上第一处与第二处还是互相打架。到二十六年又分为两个“调查统计局”,一属中央党部,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一属军委会,以贺耀祖为局长,戴笠为副局长。两个局长都是挂名的,实权都操在副局长手里。到一九四三、四四年,徐恩曾做交通部次长,由叶秀峰(也是学工程的,曾任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江苏省建设厅长、正中书局总经理、国民党中委)任副局长,其后即升局长,实际工作则由郭紫峻负责。在抗战时期,CC的特务工作“成绩”远落在蓝衣社之后,对日情报固然毫无建树,就是以专门干的“****”工作,也不及蓝衣社,囚禁并磨折爱国青年的集中营劳动营,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属于蓝衣社的,CC掌握的不足三分之一。CC特务系统人员投降敌人的虽为数甚众(着名的如丁默村、李士群等等,丁默村投敌后即与蓝衣社联系),但对CC毫无“贡献”,CC其他投敌要员,如周佛海等,以后即与戴笠发生关系。所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下了一道密令:“在收复区,只准军统局有行动权,中统局只准做报告,不准行动。”因此,中统局劫收的财富比军统局要少得多,在声势上也相形见绌。一九四六年戴笠堕机毙命,军统局(已并入国防部)群龙无首,各不相下,中统局始乘机扩展,恢复了一些失去的声势。

CC的另一特务工作,就是在学校中建立特务组织,抗战前在上海各大中学组织的叫做“青社”,最初由吴醒亚领导,吴醒亚死后由潘公展领导。“青社”的社员,由CC发给手枪,可以随时威胁教职员和同学,加入了“青社”,可以不上课,不考试,照常升级,照常毕业,毕业后升学或就业,都由CC所把持的行政机关负责,每月还有二三十元津贴,足够在小舞场中夜夜跳舞。中学毕业会考,过去是很严格的,有很多学生为了应付会考,逼出病来,但“青社”社员在考试前可以先偷题目,考试后又有“特别加分”,只要有三十分就好加到六十分,会考就及格了。所以就有一批浮薄青年,加入这个特务组织。加入之后的工作,就是监视有正义感的爱国的进步学生与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教员,随时做情报,今天说甲“反动”,明天说乙是“人民阵线”。那时在上海各大中学都有,大学中尤以暨南大学为最嚣张,暨南大学校长白鹏飞在礼堂讲话,特务学生掏出手枪来,喊“滚下去,滚下去!”白鹏飞不安于位,于是由CC的何炳松去代替他。何炳松上任后,带了一批CC特务去当职员及教授,但特务学生仍极嚣张,致好几次由吴醒亚亲自赶去解释。暨南曾发生一个笑话:训导处规定学生不准一人住一间宿舍,必须两三个人合住一室,但有许多学生霸住一室,既不搬出也不让别人搬入。训导处职员去干涉,一个学生把袋一拍:“老子有手枪,老子不搬!”训导处职员也把袋一拍,说:“老子也有手枪,老子一定要你搬!”民国二十五年的复旦大学风潮,就是潘公展想做复旦大学校长,而策动特务学生捣乱而起。CC团这套行动使许多旧社会的士绅学者(甚至如国民党老党员、曾任江苏民政厅长的胡朴安等)都一致认为是“贼夫人之子”(害人子弟)。

CC的领袖除陈果夫立夫兄弟外,重要的有朱家骅、谷正纲、程天放、余井塘、张励生、李宗黄、张道藩,其次则有叶秀峰、潘公展、吴开先、徐恩曾、方治、萧同兹、程沧波、马元放、赵棣华、李中襄、许孝炎、陶希圣、陶百川、许绍棣、项定荣、罗霞天等。陈布雷的主张态度,与CC沆瀣一气,但他直接受蒋介石的支配,只能算是半个CC。在上述诸人中,有些已脱离二陈(如朱家骅),或与二陈貌合神离(如程天放),或脚踏两头船(如张励生),但他们都是CC出身,本质上立场上与CC没有分别,所以仍归入CC。

朱家骅,字骝先,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为吴兴同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参加民国十五年北京“三·一八”运动,其后与徐谦、顾孟余、陈友仁等先后到粤,助钮永建、叶楚伧办“中央学术院”。戴季陶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朱任副校长,北伐后任浙江民政厅长(时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朱原与张静江关系很好,后因闺阁暧昧事件与张积不相容,朱泣诉于戴季陶,戴言于蒋,民国十九年秋冬间,张、朱乃同时去职。朱回南京后即成为CC的要角,曾一度任交通部长,抗战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日寇陷杭州,朱已狼狈西逃,因战事紧张,蒋又派黄绍雄回浙主政,朱内调代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其后又转任组织部长。朱在担任秘书长与组织部长任内,不断将各省市党部书记长调入中央训练团受训,而派其私人代理,在CC团中单独形成一派,脱离二陈而自树一帜,人称为“新CC”。在国民党内部,朱家骅虽有一部份势力,但比起二陈来却相差甚远,不能起决定作用。蔡元培逝世后,朱因北大关系,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四四年与陈立夫对调,任教育部长。朱为着名亲德派,苏德战争发生,与德使馆人员相约在新疆见面者(意即德国完全打败苏联,德军进入中亚细亚而到新疆边境,他们到新疆去庆祝德国的胜利),朱家骅亦是一个。

谷正纲原来是汪精卫部下的一员大将,民国二十一年汪蒋合作,谷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其后社会部成为行政院的一部,谷仍任部长。由于****反人民极为坚决,即与CC合流,汪精卫投敌后,谷仍留重庆供职,蒋对他更为信任。民国二十九年冬,三十年春,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恒源(问渔)、冷(御秋)拟成立一政治团体,定名为“国讯同志会”,黄等与蒋谈及,蒋说“可以”,即由黄、江、冷三人出面写一文件呈蒋,蒋亲笔批“交社会部依法办理”,黄等就持交谷正纲,要办理立案手续。谷正纲与陈立夫、朱家骅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不让组织,但既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又没有任何借口不准组织,于是就由谷、朱两人去恫吓黄、江、冷三老,说:“共产党太厉害了,我们国民党有五十年政治斗争历史与经验,还搞不过共产党,你们要成立一个政治团体,一定会被共产党操纵,那时我们固然不好办,你们也负不了这个责任。”黄炎培经此一吓,就此不敢成立,以批评国民党一顿了结(民主政团同盟于民国三十年春夏间成立时,原定由黄炎培任主席,黄因“国讯同志会”未组成,他没有“政团”,未加入同盟,其后民盟名称删去“政团”两字,黄始参加)。

程天放原为陈果夫的重要干部,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程为秘书长。其后CC排挤政学系的民政厅长辜仁发,程天放认为一定由他继长民厅,但陈果夫却因余井塘更为忠实而给了余井塘,程天放因此一怒而去职,其后即投奔政学系,曾一度任中央大学校长,又出任第一任的驻德大使,闹了不少笑话。以后就不大活跃了。

余井塘本非国民党党员,民国十六年从法国回来找不到职业,经西山会议派收容,在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十七年春蒋复职时,陈果夫回任组织部长,西山会议派的职员都去职,独余井塘因怕失业而留在部里不走,因此受陈果夫重视,由干事而总干事,而秘书,而主任秘书,而中央执行委员,而组织部副部长,而江苏省民政厅长,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余在CC中为庸材之尤,但以盲从为二陈所赏识。

张励生在“九·一八”后任国民党河北平津特派员,专作逮捕进步人士及威胁意志薄弱者“自首”等特务工作,原属CC在北方的健将,其后则与陈诚关系密切,因此抗战后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副部长,又一度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日寇投降后任内政部长,并为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八代表之一。一般称张励生为“三陈系”,因他的老板不仅为陈果夫立夫兄弟,另外还有一个陈诚。

李宗黄是CC中的“县政专家”,国民党的“新县制”,大部出于李宗黄主持的“县政研究委员会”所规划,因此得任南省民政厅长。民国三十四年杜聿明驱逐龙云,由李代理南省政府主席,“昆明惨案”即李与关麟征二人合演的“杰作”,为罪魁之一。

潘公展与二陈为吴兴同乡,曾任《申报》记者,民国十六年“四·一二”以后始加入国民党,因同乡关系得两陈引援,历任上海市政府农工商局长、秘书长、社会局长、教育局长、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九·一八”后主办《晨报》。为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二十四年因得罪孔祥熙而停刊。“八·一三”抗战时,利用社会局地位,与杨虎(淞沪警备司令)、蔡劲军(警察局长兼戒严副司令)狼狈为奸,勒索工商界,非缴纳几近半价的贿赂,不许搬出闸北货物,十一月国民党军撤走时,放火烧光,致损失六万万元以上(当时汇价相等于二万万美元)。上海商人曾致电蒋介石:“请斩蔡潘以谢沪人。”国民党政府逃到重庆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日寇投降后回上海任“市参议会议长”。

吴开先在大革命时曾任上海《民国日报》校对,一度加入共产党,“四·一二”后首先叛变,成为****特务的主要人物,因此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总干事而组织部长,而常务委员,成为上海的“党皇帝”,并操纵黄色工会。潘公展任教育局长时,用人行政全由吴开先主持。其后与潘矛盾甚尖锐,曾散发传单,宣布潘公展十大罪状。抗战后退至武汉,任CC的公开组织“民族复兴大同盟”书记长。汪精卫叛国后,吴开先系的上海市党部委员自书记长蔡洪田以下,汪曼云、黄香谷等完全投敌,吴关先即到上海主持国民党“党政统一委员会”,与敌伪勾结,太平洋战争后以“被捕”形式投敌,不久即由敌伪送回重庆,从事诱降活动。日寇投降后任上海市社会局长。

程沧波,名中行,原来是研究系,《时事新报》主笔,批评国民党以尖锐着称,蒋介石曾公开在纪念周上骂过他,其后即受国民党收买,出国“考察”后任《中央日报》社长,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继程天放为秘书长。西安事变时痛骂张学良,从祖宗三代骂起,宋子文曾当面指斥他没有报格说:“你究竟是骂张学良,还是骂政府?张学良如像你所骂的一向极坏,政府就不该用他,责任就不在张学良而在政府了。”程私德极坏,其属员眷属之年轻貌美者,辄多方勾引,不理人口。民国三十年任监察院秘书长,日本投降后任江苏监察使。

张道藩,曾留学法国,习美术,为CC主持文化工作,曾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桂系何民魂任市长时),内政、教育两部次长,抗战后曾制造各种御用文化团体。但久不得升官发财,因此跟老画师齐白石学画,时发牢骚,蒋介石曾骂过他“愈老愈糊涂”。

马元放(原名饮冰),最初在南京市政府任编审,受知于张道藩,投入CC,出任江苏省党部委员。抗战后任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江苏省教育厅长。民国二十九年在上海被捕即投敌,民国三十二年由周佛海派回重庆。日寇投降后任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兼南京市副市长。

赵棣华为CC掌握财权的大员,陈果夫任江苏主席时任财政厅长,抗战后任交通银行总经理。

陶百川出身小学教师,“四·一二”后从干事秘书而上升为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九·一八”后因私自拘捕北平学生代表,为上海人民法庭所通缉(由市长张群亲笔签署缉捕令)。民国二十二年上书陈立夫请求出洋留学,中有“他日学成归国,决不如羊公之鹤,对客不舞”(意思说一定为你出死力)。那样的信竟公开刊于上海市党部的机关刊物中,真是无耻之尤。抗战后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其后回重庆任《中央周刊》社社长,专门造谣,甚至说:“共军刘伯承部袭击国军一二九师”(一二九师即刘伯承邯番号)。

其他诸人,叶秀峰、徐恩曾前面已谈到过,方治(安徽人)原任宣传部秘书,抗战后一度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日本投降后代吴绍澍任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萧同兹为中央通讯社社长,蒋冯阎战争随张群、吴铁城出关活动张学良入关。李中襄、许孝炎为抗战期中的参政员,与陶百川为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党团负责人,许孝炎为宣传部主任秘书。陶希圣为着名汉奸,众所共知,无庸介绍。许绍棣(即与郁达夫之妻王映霞通奸者)、项定荣、罗霞天均为浙江党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