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所主持的情报工作,从封建势力的内部来说,是比较强的,他供给了很多材料——地方反对派的,其他派系的,一直到嫡系干部的言论行动,蒋介石都能相当了解,比CC的中统局要强的多。但对于外国的材料,特别是对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则非常贫乏,他虽然派了一些人与日本法西斯勾勾搭搭,也没有搞到什幺有价值的东西。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亟于要明了日本的真意向,以便决定或战、或降、或拖,单靠戴笠没有用,于是叫政学系的王生(抗战开始时驻日大使馆参事)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情报机关,叫做调查委员会,因为是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所以王生就叫做“最高调查委员会”(其公开的业务机关叫“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既然是“最高”,他就要统辖军统局与中统局,当然蓝衣社与CC决不肯买帐,这一幕政学系与蓝衣及CC斗法争权夺利的纠纷,也就不了了之,依然各干各事。王生的“最高调查委员会”就专做国际情报,尤其是以搞日本的材料为主,因为王生本人是“日本通”,政学系又是专作对日交涉的亲日派,有很多故旧亲朋在日寇方面做事,他再派一些人去,所以的确也搞到一些材料,曾得过蒋介石的夸奖。这一件事使戴笠很不满,他跑到香港去,召集他的部下训话:一定要把日本方面的情报搞好,可以多化钱,多派人,无论如何不能让王生占先。

戴笠派了一些人到上海去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其中有一个是他第三个小老婆的弟兄,毫无能力,是因裙带关系而录用的;上海区负责的人因为他是“老板”(军统局人对戴笠的称呼)的小舅子,就派他管档案文件(包括秘密单据)。戴笠对军统局的职员,待遇很苛刻,主要靠在外敲诈勒索,而内勤则靠吞没外勤的奖金津贴或勒索报效;而上海是沦陷区,鼓诈较难,那个小舅子当然毫无生财门槛,一个月拿八十元薪水,不能享受上海的繁华(那时物价虽仅较战前高一倍,八十元只够吃饭零用,看戏看电影也勉强,更说不上跳舞嫖赌),很不痛快。恰巧那时由陈立夫派出当汉奸的李士群,在沪西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主持“特工总部”,设法找上了这个宝贝,每月给他二干元,“二千元”是“八十元”的二十五倍,超过两年的薪水,于是戴笠的小舅子,就把蓝衣社的文件毫无遗漏地每种都偷出给李士群,连每月领津贴的人员名单,真名假名,统统给了李士群,结果是蓝衣社在上海的人员,一网打尽,连上海区的主任陈恭澍也投敌当汉奸了(蓝衣社投敌的早有王天木和忠义救国军副指挥何某等)。

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欧战的局势扭转了,戴笠的工作机关靠了陈公博(伪上海市经济局长徐逆天深就是戴笠系统)、周佛海、丁默村(伪社会部长,后任伪浙江省长,原为CC特务)的掩护,才重新建立起沦陷区的联系来。周逆佛海的所以拼命争夺上海伪市长一职(汪逆死后陈逆公博代理伪主席,所遗伪市长一职,引起群丑逐鹿,那时周逆大有宁可不做伪财长,非做伪市长不可之概),就是执行戴笠的指示,周逆到任后,曾致电戴笠,请求“蒋主席加委”,戴笠答应他“何时反正,何时即加委”。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周逆的“别动总队指挥”名义就是戴笠委他的。后来周逆与丁逆默村、罗逆君强等解送重庆,实际是戴笠护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