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系是蒋党中的大派系,在行政及地方政府中占着极大势力,当蒋介石与日寇勾搭时期(从“九·一八”到“七七”,以及抗战初期),政学系是执行“亲日外交”的主角,除汪精卫一派(郭泰棋、唐有壬、高宗武等)外,几乎全由政学系包办、如黄郛、张群、陈仪、殷同、陶尚铭、蒋作宾、许世英等。抗战初期,地方长官中政学系占三分之一,如江西的熊式辉、福建的陈仪、贵州的吴鼎昌、四川的张群、广东的吴铁城、浙江的黄绍雄、上海的俞鸿钧、青岛的沈鸿烈,其他各省主席虽非政学系,而民政、财政、建设三厅长及其他省府委员与各行政督察专员(简任职)中,政学系的人物常占半数或半数以上。在行政院中,抗战前后则有张群长外交(行政院副院长),吴鼎昌长实业,张嘉敖长铁道、交通,翁文灏的秘书长(吴鼎昌外放黔省主席,翁继任经济部长),徐堪的粮食,后来俞鸿钧又代孔祥熙长财政,而何应钦则是准政学系,所有重要部门,大部几全为政学系所盘踞。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政权依赖美国,政学系也插足于对美外交。日寇投降,台湾与东北重归版图,这两处都有重工业基础的,在经济上外交上都关系重大,又是熊式辉当东北行辕主任,陈仪当台湾行政长官。

政学系并无组织形式,是一群老政客和热中于“学而优则仕”的“学者”,为了互相援引、互相包庇、攫取权位的集团,他们一般具有办事才能(当然也有极庸碌的,如吴铁城、蒋廷黻之类),比蓝衣社和CC高明,刮起地皮来,也巧妙得多。他们没有一定的主张,总是看风使舵,顺着大势走,谁得势,就帮谁说话,帮谁做事(这当然是专指地主资产阶级统治者内部势力的消长而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取得权位,保持权位。它可以为统治头子做许多丧天害理的事,但一看此路不通,马上又会装作“正人君子”,真是“悲天悯人”,这样,就不至于走上了绝路。正因为如此,所以政学系能够团结一群不属于其他派系的老政客与新政客(如过去的翁文灏、胡适等,后来的王云五等),以及吸收原来所属派系已失势或没落的人们(如原属汪系的王世杰、郭泰祺)。政学系没有形式的组织,对每一个成员除升官发财的利害关系外,也没有一定的约束,可以随时随地随人而应变,以达到投机取得最大权利、避免吃大亏的目的。

政学系的前身是同盟会的右派,黄兴所领导的“欧事讨论会”,最早的领袖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岑春煊(八国联军之役,慈禧太后率光绪帝逃西安,逃出北京时,狼狈不堪,岑春煊率了两营兵赶到“扈驾”,因此连年升擢,做到总督)。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会是三个大部份联合而成的:第一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华侨及广东的会帮(三合会)和一部份知识分子为主干;第二就是黄兴、宋教仁领导的会帮(哥老会)、新军及知识分子;第三是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主要为江、浙的知识分子。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一派叫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首先脱离同盟会而成立统一党,不久即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及君主立宪派梁启超、张謇等合作而合并为共和党,这是同盟会中的极右翼。黄兴、宋教仁等幻想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以为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就能使封建军阀就范,因此民国初年由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大收党员,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以为国务总理非他莫属(他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挟着“大政方针”到北京去,在上海火车站就被袁世凯刺死了。接着赣、皖、湘、粤国民党四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谭延、胡汉民)及南京留守黄兴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失败,国会也被解散,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民国二年)。以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黄兴始终没有参加,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当时国内发生参战与中立、助英与助德的争执,黄兴即组织“欧事讨论会”,并把岑春暄(广西的大官僚大军阀,在粤、桂、滇、黔等省有势力)拉进去以增厚力量,实际上就是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原来国民党议员就分为三派:中华革命党系统的叫做“丙辰俱乐部”(民五岁次丙辰),其主要人物有林森、褚辅成、田桐、白逾桓等;“欧事讨论会”一派的叫做“政学会”,其主要人物有汤漪、孙洪伊、杨永泰等,即拥戴岑春煊为首领;另外一派摇摆投机的叫做“益友社”,贿选曹锟为总统的猪仔议长吴景濂,亦其中的一员。民国六年督军团迫胁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入北京拥溥仪复辟,段祺瑞讨平张勋之后,用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之策,宣布“法统中断”,认为旧国会已失时效,另行召集“临时参议会”,另办一新国会“选举”,于是西南成立护法政府,孙中山因处处受粤、桂军阀(莫荣新、陆荣廷等)的阻遏,离开广东,岑春煊即成为护法政府七总裁的领袖,护法国会中政学会议员最为活跃,此为“政学系”名称所由来。

从“护法国会”之后,政学会议员即各奔前程,有的分散依附各派军阀,有的从事社会事业。北伐以后,政学系人物首先在蒋介石集团获得重要地位的为黄郛与张群。黄郛与蒋为浙江同乡,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为蒋介石的上司,北洋军阀时代曾因冯玉祥的推荐一度任外交总长。民国十六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以黄郛为第一任上海市长,做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之间的牵线人,“九·一八”后成为亲日外交家的领袖。张群与蒋介石为日本士官同学,辛亥革命时又同在陈其美部下任团长,与蒋私交颇笃,北伐以后任第一任军政部常务次长(部长为冯玉祥),其后继桂系张廷之后任上海第三任市长。民国十九年蒋与冯阎战争时,双方均派代表出关拉拢张学良,张群为蒋的代表,以吴铁城为副,萧同兹等为随员,这些都是嫖赌舞的好手,与东北官僚将领搞得融洽,再加上张群的手腕高明,张学良入关助蒋,冯阎失败,为蒋立下大功。以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抗战后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为蒋介石四大亲信之一(其余三人为孔祥熙、陈诚、胡宗南)。其他政学系人的被蒋重用,大部出于张群推荐。

民国二十一年淞沪战役(一·二八)后,蒋、汪同时登台,那时看到张群的一切呈报都修理清晰,问张群是谁起草的,张群以杨永泰对,蒋就把杨永泰要了去。那时蒋正以全力“剿共”,即任杨永泰为“五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把各方来文,摘要分列,寥寥数百字,要义包罗无遗,所拟办法,也极切当。蒋介石过去的秘书长,如邵力子,陈布雷,都只会做文章,不善处理问题,得杨永泰后,省力不少,倚之如左右手,不仅靠他处理文件,还和他商量问题。杨永泰建议推行保甲制度,在五省创设行政督察专员,直接由总司令部派出,蒋均执行,于是杨永泰推荐同系的官僚担任湘、鄂、赣、皖、豫各省行政,以后又推行到其他省份去。杨既得蒋信任,即开始揽权:凡各省政府改组,如名单中没有几个政学系人物并担任主要厅长,就很难得到蒋的批准,他必从中破坏。那时蒋长驻南昌或庐山,遥制南京政务,凡国民党要人赴赣与蒋商议要事,如所谈问题与杨的主张不合,或该事不利于杨的同系,则杨必从中阻挠,其方法为:当谈到将入正题时,杨即入室报告“有重要军报须处理”,以打断其谈话。第二日再来时,因昨日尚未谈出轮廓,蒋毫无印象,故须从头再谈,到将说及正题,杨又如法炮制。到第三日,则那一位要人就不敢再提了,因再提又要从头讲起,会引起蒋的讨厌,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反不如识相些免得碰钉子。只有汪精卫与蒋谈话,则杨永泰从不捣蛋,因为他和汪精卫的主张是一致的。

由于杨永泰的办事能力(******的办法多),蒋介石才进一步重用政学系。民国二十四年冬蒋任行政院长后,除张群长外交外,以吴鼎昌长实业,张公权长铁道,翁文灏为秘书长,蒋廷黻为政务处长。同时也因为杨永泰的擅权太露骨了,国民党其他派系都不满他,蒋也感到杨有暗施操纵的形迹,这是蒋介石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杨永泰就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内被蓝衣社所暗杀(事后蒋党制造伪证,说是西南的刘庐隐指使人暗杀的。刘庐隐是胡汉民的亲信,国民党推选他为中央宣传部长,那时从香港到上海,拟到南京去开会,在上海租界上被绑架,刘被特务拉上汽车后,大叫“绑票”,为租界巡捕截下去,蒋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说他是“暗杀犯,奉军委会令逮捕”,把刘再引渡去)。

政学系的所以得势,除由于善观风云气色,会投机,能办事,比国民党其他派系的人材较多等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有一个强有力的舆论武器——《大公报》。下面就谈一谈《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