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的财政政策与宋子文没有分别,但他的弄钱办法则比宋子文更多更狠。宋子文还讲资本主义的一套形式,要手续清楚;孔祥熙则根本不要什幺手续,钱用去了不知道那里用的;宋子文对部下较严格,不得他的许可,或容易为人发觉的,就不许胡乱搞钱;孔祥熙对部下就不管你钱从何处来,用什幺方法得来,只要分一部份或大部份给他,就一律包庇。孔祥熙除直接贪污,卖官鬻爵,受纳贿赂,坐地分赃,利用职权,投机攫利之外,特别厉害的是操纵市场,垄断居奇。

当实施“法币”之前,外面还毫无风声,孔祥熙当然早知道了,宋霭龄就以大量资金在公债、黄金两市场大做买卖,赚了很多的钱。因为公债的涨落是与政局的稳定或动荡有联系的,如果政局不稳定,还本付息可能延期,公债价格就要下跌。实行了“法币”,则公债与钞票的性质就相等,反正钞票又不要兑现,多印几张无妨,当然用不到停付公债本息,今后又无须多发内国公债,因此价格必然稳定,而且会一致看涨。“法币”实施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债市面,一般由六折涨到八折。这一过程中,宋霭龄及其一群喽发了大财。金业交易所买卖黄金,一般是便利进出口商人为避免外汇涨落的风险的:某商定购一批洋货,要三个月后运到,结价时不知外汇长短,很难计算成本,他就在定货时买进三个月或四个月的黄金期货,反正只要付十分之一不到的保证金,到时就不受外汇放长或缩短的影响(在平时英美金价的涨跌甚微,故金价与外汇是同时涨落的)。出口商也是如此,运出一批货物也要到达目的地时才能收到外汇,如外汇放长,则折合华币的数目就少,为避免风险计,在货物运出,在金业交易所卖出几个月的期货,届时就以收入的外汇作抵。华币与英美汇价固定之后,市金的涨落必然缩小,宋霭龄等在事前制造的金市风潮中又大发其财。接着在改发统一公债与规定金市以关金结价两事件中,宋孔又发大财。所谓“统一公债”就是把若干马上到期的公债库券,一律延长还本期,从五年到十五年,因此公债又跌下来,先知道风声抛出的占了便宜,抛空的(手里并无公债票,先卖空,俟跌价后再补进,是无本钱生意)更大赚其钱。金市本以美金结价的(如售出黄金而手里并无黄金,到期时以美金三十五元抵黄金一两),改为以关金结价,则完全由中央银行操纵(关金为虚金本位,其价格由中央银行挂牌决定)。

卖空买空是一定要有对手的,一方面赚钱,即另一方面蚀本;一方面赚大钱,则另一方面就必然吃了大亏,所谓“晋之厚,秦之薄也”。赚钱的是宋孔,吃亏的是谁呢?CC、政学系以及上海大多数金融界、工商界,因此流行了“四凶”之称。哪“四凶”呢?是:“孔祥熙,不祥;徐堪(财政部常次)不堪;陈行(中央银行副总裁)不行;宋子良(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不良!不祥,不堪,不行,不良,是谓四凶!”冤家这样多,当然“官吏投机,捣乱市场”的风声就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去了,那时蒋兼行政院长,还假装正经,他郑重其事的对翁文灏说:“咏霓,请你辛苦一趟,到上海去调查,回来时什幺时候到南京,就什幺时候来见我,愈快愈好。”翁文灏见到蒋如此坚决表示,认为调查后一定要办一下。翁文灏到上海调查了两天,把什幺都搞清楚了,回到南京时已近黄昏,打一电话给蒋,问他是否接见,蒋回答他“明天再谈”。翁已觉得奇怪。第二天一见面蒋就说:“我已明白了,上海银行界向来是吃财政部的,现在庸之不让他们吃,所以他们恨庸之。”翁文灏说:“我在上海调查的结果,似乎不是这幺一回事……”蒋马上截断他的话:“我已完全知道,你用不到讲了!”竟不等翁文灏开口,就端茶送客,连“你辛苦了”一类的敷衍门面话也没有说一句。蒋对翁文灏是一向比较客气的,翁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回到行政院,气得话都说不出,停了一会,对蒋廷黻(那时的政务处长)说:“不好干了,辞职,一定辞职!”蒋廷黻问他为了什幺事,翁讲了一遍,蒋廷黻想了一会,说:“我看辞不得,要辞也要等三个月以后,事情冷了下去再辞。如果现在掼纱帽,就种下了裂痕,如有人说起这件事那件事,他们会说是我们泄露出去的,他(指蒋介石)岂是能容人的?说不定会招杀身之祸!”经蒋廷黻这样一说,翁文灏的气愤被吓去了一半,不敢再喊辞职了(翁任蒋的行政院秘书长,大概参预一些秘密,所以蒋廷黻会说“恐招杀身之祸”的话)。原来蒋介石派翁文灏去调查的时候,不知道投机操纵者是谁,所以大打官话,派翁去的同时,又派戴笠去密查。戴笠比翁文灏早回南京一天,已一五一十把内幕对蒋讲了,蒋一听牵涉到宋霭龄,这件事就绝对办不得,所以不让翁文灏开口,免得说出了反而为难。

在公债市场、黄金市场得了大利之后,“四凶”的投机操纵对象又转到纱布、面粉、杂粮方面去。做公债、黄金买卖的还限于金融界、政客、投机商人,投机操纵的影响还不深刻,纱布、面粉、杂粮的涨跌,则影响全体人民,什幺人都害到了。政学系、CC等上一次吃了亏没有出气,这一次有大题目可做,自然不肯放过。交易所的监督管理权是这样分的:证券、金业属财政部;纱布、面粉、杂粮则属实业部。而实业部长则是政学系的吴鼎昌,《大公报》上不断明炮要求彻查法办,作舆论动员,吴鼎昌亲自到上海各交易所调查,把经纪人的帐都封起来。吴鼎昌知道要扳倒孔祥熙是困难的,先扳蟹脚,电告蒋介石后经蒋电令,把统税署长吴启鼎、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长盛颐两人(宋霭龄的亲信爪牙)扣押起来。到移送法院之后,由杜月笙的几个门生出来把一切责任顶下来,帐户上的某记是某甲,某记是某乙,他们是商人,交易所条例上又没有只许买多少,多买了就犯罪的规定,连一户明明写着“盛老七”的也由盛颐的妹子盛七小姐来承认,帐上又没有注明“男老七”或“女老七”,谁也不能说“男七”不是“女七”。于是烟消云散,依然一天星斗,吴启鼎、盛升颐官复原职。

当这件事闹得正凶的时候,孔祥熙已提出辞职,蒋介石也同意孔辞职。CC的王廷松(上海市党部常委、商会常委、绸业银行董事长,为陈果夫的义妹婿,陈家的“丫姑爷”,他的老婆原是陈家的丫头,到出嫁时由陈果夫的母亲认为义女的,在迭次反日会时发财不少)在南京听到二陈讲起,回上海告诉潘公展,传二陈之命,叫潘在《晨报》(鼓吹法西斯的蒋之嫡系机关报,由潘公展任社长)上骂孔祥熙,潘在几次交易所风潮中也亏了本,正想出出气,听说有此机会,就接连写了两篇文章。不料《晨报》刊登反孔文章时候,蒋已心回意转,挽留孔祥熙继续任职了。孔祥熙看到了《晨报》的文章,拿去对蒋介石说:“你的报把我骂得这样,你看我怎样做法?”蒋介石无话可说,立即下手令,把《晨报》停办。

抗战以后,孔令侃做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一切公家需要的外国货,都由他统一采购,不知赚了多少钱。孔祥熙自己在重庆开设了三十四家大公司,什幺商品,什幺行业都由他操纵。在钞票愈发愈多,物价一天比一天涨的条件下,谁能先取得新发行的票子,谁就占大便宜。大家想一想,谁还能抢在孔家的前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