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于小床特别有些记忆的呢?这理由一半是因为伯宜公久病,总躺在这床上,一半是常看见他在那里吃雅片烟。他的吃烟与所谓衍太太家里也是有关的。他在少年时代进了秀才,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本家中子传房分最近(子京也一样的近,可是那么样的古怪),人很和气,太太又极能干,便常去谈天。子传夫妇都吃雅片烟,“抽一筒试试吧”,劝诱的结果乃上了瘾,可是他一直自己不会煮烟,须得请他们代办,其被揩油也正是不得免的了。鲁迅对于衍太太个人固然多有反感,如《琐记》中所说鼓励阿祥转旋子以至磕破头,即是实例,但上边这事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阿祥本名凤琯,字仲阳,小名曰服,比鸣山小一岁,是《阿长与山海经》一篇中所说远房的叔祖玉田的儿子。

伯宜公的晚酌,坐在床前四仙桌的旁边,这记忆比他的吃烟还要明了。他的酒量,据小时候的印象来说似乎很大,但计算起来,他喝黄酒恐怕不过一斤吧,夏天喝白酒时用的磁壶也装不下四两,大概他只是爱喝而已。除了过年以外,我们不记得同他吃过饭,他总是单吃,因为要先喝酒,所以吃饭的时间不能和别人的一致。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但是酒喝得多了,脸色渐变青白,话也少下去了,小孩便渐渐走散,因为他醉了就不大高兴。他所讲的故事以《聊斋》为多,好听的过后就忘了,只有一则“野狗猪”却一直记得,这与后来自己从《夜谈随录》看来的戴髑髅的女鬼,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可怕。因此我觉得在文学艺术上,恐怖的分子最为不好,于人有害。大抵神鬼妖怪还不怎么样,因为属于迷信的,随后与事实相比较,便不相信了,正与猫狗说话一样,不留下什么影子。可怕的还是实物,如故事中所说从顶棚上落下的半爿身体,首级,枯骨之类。甲午秋天小姑母死于难产,金家在长庆寺做水陆道场,鲁迅回来同伯宜公说佛有许多手,还有拿着骷髅的,我当初不懂这个字义,问清楚了之后乃大感恐怖,第二天到寺里不敢再去看大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