椒生回乡之后,因了他举人的头衔与办过学堂的资格,就得到一个位置,即是绍兴府学堂的监督。不知道是副监督还是什么名义呢,总之有一个副手,此人非别,乃是后来刺杀恩铭的徐锡麟。他那时是个贡生或是廪生,已经很是出名,暗地里同了陈子英在打算“造反”,表面上却看不出,只是主张新学,自己勤勉刻苦,虽然世间毁誉参半,总之这与平常人是有点不同的。大概是甲辰的秋天,我到府学堂去,看见在客堂上放着直径五尺的地球仪,是徐伯荪自己糊的,那时他在教操,残暑尚在,他叫学生阴处稍息,独自兀立在太阳下,身穿竹布大衫,足着皮鞋,光头拖下一条细辫,留着当时心存不轨的人所常有的那样小顶搭,鼻架铁边的近视眼镜。这样的一个人,单就外表来看也可以知道那是和椒生的一套全合不来的,椒生穿的是上面三分之二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湖色绸的“接衫”,袖子大而且长,俨然是荡湖船里的脚色,他的那背诵《左传》,做“颖考叔论”的功课,也不吃香,其走向碰壁正是难免的了,不久之后他又下了野,其原因不很明了,但徐伯荪似乎也不长久干下去,大抵在甲辰年往日本去一转之后,就以道员往安徽去候补,两年后就动手杀了恩铭,椒生还以为他早看出这个乱党,自己有先见之明呢。

这之后,他只在家里教几个学生,从新做起塾师来了。辛丑年底藕琴从陕西回家,义房的住屋重行分配,旧日玉田椒生所用部分都归了他,玉田妻媳移住后一进,伯文仲翔住在礼房偏东前后进屋内,利宾则搬在大门内的大书房里去了。椒生回来的时候,里边没有房子可住了,乃向诚房借用白板门内的“兰花间”,教书也就是在那里。他是以道学家自居的,可是到了晚年露出了马脚来,有一回因举动不谨,为老妈子所打,他的二儿媳从楼窗望见,大声说道,“打得好,打死这老昏虫!”这类的事情很多,暴露出士大夫的真相,也是有意思的事,但是因为顾惜笔墨与纸面,所以就径从节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