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孚公身边的亲人,如他在日记信札上所称,是潘姨与升儿,因为他对家人有时过刻,所以大家对于他们或者未免有些不满,其实也并不一定,平心说起来,有的本来不坏,有的也是难怪的。伯升生于光绪壬午,生母章姨太太是湖北人,早年去世,他从五六岁(?)的时候归潘姨太太管领,可是他并不是她的一系,回家以后对于嫡母及兄嫂很有礼貌,一直没有改变。他于癸巳年同我在厅房里从伯文读书,乙未在三味书屋,丙申随潘姨太太往杭州,丁酉进了南京水师学堂,甲辰毕业,以后一直在船上,至民国七年戊午殁于上海,年三十七。他小时候在北京,生活大抵不差,后来却很能吃苦,平常总是笑嘻嘻的,这很是难得。但是他有一种北京脾气,便是爱看戏,在南京时有一个时期几乎入了迷,每星期日非从城北走到城南去一看粉菊花(男性)的戏不可。椒生正做着监督,伯升从他玻璃窗下偷偷走过,他本来近视也看不见,但是伯升穿着红皮底响鞋,愈是小心也就愈响得厉害,监督听到吱吱的响声,也不举起头来,只高叫一声道“阿升!”他就只好愕然站住,回步走到监督房里去,这一天已是去不成了。有时椒生苦心的羁縻他,星期六晚同他预约,明早到他那里吃特别什么点心,伯升唯唯,至期不到,监督往宿舍去找,只见帐门垂着,床前放着一双布马靴,显得还在高卧,及至进去一看,却已金蝉蜕壳,大概已走过鼓楼了。他实在是个聪明人,只可惜不肯用功,成绩一直在五成上下,那时标准颇宽,只要有五十分的分数就可及格,幸而也还有真是不大聪明的朋友,比他要少两分,所以他还巴得牢末后二三名,不至于坐红椅子。可是他并不为意,直弄到毕业,我觉得这也有点儿滑稽味的。

潘姨太太是北京人,据伯升说她名叫大凤。她是与介孚公的小女儿同年的,所以推算当生于光绪戊辰年。一夫多妻的家庭照例有许多风波,这责任当然该由男子去负,做妾的女子在境遇上本是不幸,有些事情由于机缘造成,怪不得她们,所以这里我想可以不必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