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修养是句比较旧式的话,它的意思大略近于现代的“文艺学习”,不过更是宽泛一点,也就好讲一点。鲁迅的著作,不论小说或是杂文,总有一种特色,便是思想文章都很深刻犀利。这个特色寻找它的来源,有人说这是由于地方的关系。因为在浙江省中间有一条钱塘江,把它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两边的风土民情稍有不同,这个分别也就在学风上表现了出来。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1与章实斋2,谭复堂3与李越缦4,都是很好的例子。再推上去,浙东还有毛西河5,他几乎专门和“朱子”朱晦庵6为难,攻击的绝不客气,章实斋李越缦不肯犯“非圣无法”的嫌疑,比起来还要差一点了。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代表。不过这一种议论,恐怕未免有唯心论的色彩,而且换句话说,无异于说是“师爷”派,与“正人君子”的代言人陈源的话相近,所以不足为凭,现在可以不谈。但是,说部分影响当然是有的,不但他读过《文史通义》和《越缦堂日记》,就是只听祖父介孚公平日的训话,也是影响不小了。介孚公晚年写有一册《恒训》,鲁迅曾手抄一本,保存至今,其中所说的话什九不足为训,可以不提,但是说话的谿刻,那总是独一的了。

我们客观一点寻找鲁迅思想文章的来源,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是本国的,二是外国的。说到第一点,他读得中国古书很多,要具体的来说不但烦琐,也不容易,我们只好简单的来综结一句,他从那里边获得了两件东西,即是反封建礼教的思想,以及唯物思想的基础。读者们应当记得他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那是极好的资料,说明他反礼教思想的起源。《二十四孝》据说是“朱子”所编教孝的通俗书,专门发挥“三纲”中的“父为子纲”的精义的。书却编得很坏,许多迂阔迷信,不近人情,倒也罢了,有的简直凶残无道,如“郭巨埋儿”这一节,在鲁迅的文章里遭到无情的打击,这也就显示它给他的刺激是多么的大。历代稍有理性的文人大抵都表示过反对,可是只单独的说一遍,没有什么力量,鲁迅多看野史笔记,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有如六朝末武人朱粲以人为军粮,南宋初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吃人肉干当干粮,一九〇六年徐锡麟暗杀恩铭,被杀后心肝为卫兵所吃,把这些结合起来,得到一句结论曰礼教吃人。这个思想在他胸中存在了多少年,至一九一八年才成熟了,以《狂人日记》的形式出现于《新青年》上,不但是新文学的开始,也是反礼教运动的第一阵。他的唯物思想的根苗并不出于野史笔记,乃是从别个来源获得的。说来也觉得有点奇怪,这来源是佛经一类的书籍。他读古书,消极方面归纳得“礼教吃人”,建立起反封建道德的思想,但积极方面也得到益处,了解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他爱好历代的图画,后来兴起板画运动,辑录史地佚书,唐以前古逸小说,都有很大的成就。词章一方面他排斥历来的“正统派”,重新予以估价,看重魏晋六朝的作品,过于唐宋,更不必说“八大家”和桐城派了。中国佛经有许多种都是唐以前译出的,因此可以算是六朝的作品,他便以这个立场来加以鉴赏。鲁迅从谢无量的兄弟,留学印度的万慧法师那里听到说,唐朝玄奘的译经非常正确,但因为求忠实故,几乎近于直译,文字很不容易懂。反过来说,唐以前即六朝的译经,比较自由,文词流畅华丽,文艺价值更大。鲁迅曾初读佛经,当作六朝文看,并不想去研究它里边的思想,可是不意他所受的影响却正是属于思想的。他看了佛经结果并不相信佛教,但是从本国撰述的部类内《弘明集》中,发见了梁代范缜的《神灭论》,引起他的同感,以后便成了神灭论者了。手边没有《弘明集》,不可能来引用说明,就所记得的说来,大体是说神不能离形而独存,最有名的譬喻是用刀来比方,说形体是刀,精神是刀锋,刀锋的锐利是因刀而存在,刀灭则刀锋(利)也就灭了,因此神是也要与形俱灭的。鲁迅往南京进了矿路学堂,学习自然科学,受到了科学洗礼,但是引导他走向唯物路上去的,最初还是范缜的《神灭论》,后来的科学知识无非供给更多的证据,使他更坚定的相信罢了。

鲁迅从外国文学方面学习得来的东西很多,更不容易说,现在只能很简单的,就他早期写小说的时代来一谈。他于一九〇六年从医学校退学,决意要来搞文艺运动,从办杂志入手,并且拟定名称曰“新生”。计划是定了,可是没有资本,同人原来也只是四名,后来脱走了一个,就只剩下了三人,即是鲁迅,许寿裳和我。《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向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集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杂志刊行虽已中止,收集材料计划却仍在进行,可是很是艰难,因为俄国作品英日译本虽有而也很少,若是别的国家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当时叫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便没有了,德译本虽有但也不到东京来,因此购求就要大费气力。鲁迅查各种书目,又在书摊购买旧德文文学杂志,看广告及介绍中有什么这类的书出版,托了相识的书店向丸善书店定购,这样积累起来,也得到了不少,大抵多是文库丛书小本,现在看来这些小册子并无什么价值,但得来绝不容易,可以说是“粒粒皆辛苦”了。他曾以一角钱在书摊上买得一册文库本小书,是德文译的匈牙利小说,名曰“绞刑吏的绳索”,乃是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是他唯一的小说。这册小书已经很破旧了,原来装订的铁丝锈断,书页已散,可是鲁迅视若珍宝,据我的印象来说,似乎是他收藏中唯一宝贵的书籍。这小说的分量并不很多,不知道他为什么缘故,不曾把它译了出来。

《新生》没有诞生,但是它的生命却是存在的。一九〇七年因了孙竹丹的介绍,给《河南》杂志写文章,重要的有一篇《摩罗诗力说》,可以当作《新生》上的论文去看。一九〇九年因了蒋抑卮的借款,印出了两册《域外小说集》,登载好些俄国和波兰的作品,也即是《新生》的资料。但是鲁迅更大的绩业乃是在创作的小说上,在这上边外国文学的力量也是不小的。这里恐怕也可以有些争辩,现在只能照我所见的事实来说,给予他影响的大概有这些作家与作品。第一个当然要算俄国的果戈理,他自己大概也是承认,“狂人日记”的篇名便是直接受着影响,虽然内容截然不同,那反礼教的思想乃是鲁迅所特有的。鲁迅晚年很费心力,把果戈理的《死魂灵》翻译出来,这部伟大的小说固然值得景仰,我们也可以说,这里看出二者的相类似,鲁迅小说中的许多脚色,除时地不同外,岂不也就是《死魂灵》中的人物么?第二个我想举出波兰的显克微支来。显克微支的晚期作品都是历史小说,含有反动的意义,不必说了,但他早期的作品的确有很好的,《域外小说集》中《灯台守》的诗都是他亲手所译,《炭画》一卷尤其为他所赏识,可能也给他一些影响。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

(《文艺学习》)

1袁随园名枚,字子才,杭州人。乾隆时(十八世纪)以诗名。思想比较自由,特别关于两性问题主张开放。

2章实斋名学诚,绍兴人,乾隆时史学家,有学问而思想较旧,反对袁随园的主张,作文批评,多极严刻。著有《文史通义》等书。

3谭复堂名献,杭州人,善诗文,生于清末,为章炳麟之师。

4李越缦名慈铭,绍兴人,生于清末,长于史学及诗文,喜谩骂人,作文批评亦多严刻。著有诗文集及《越缦堂日记》。

5毛西河名奇龄,绍兴萧山人,生于清初(十七世纪),学问极渊博,著有《西河合集》数百卷。解说经书极有新意,最不喜朱熹的学说,多所攻击,其大胆为不可及。

6朱晦庵名熹,福建人,通称朱文公,南宋时道学家,注解四书,宣传旧礼教,最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