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南京的关系相当不浅,虽然他在南京只是前后五个年头,比起留学日本的七年来,时间要少些。他于前清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年闰三月十一日从绍兴出发,经过杭州上海,于十七日到了南京。四月初五日写信给家里,说往江南水师学堂考试,作论文一篇,题为“武有七德论”,考取为试习生,将来有缺可补二班。他所进的是水师的管轮班,即是后来所谓轮机科,但是他在那里只留了半年,于十月中回到家里,那时他因为学堂里太是“乌烟瘴气”,已经退了学了。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动身往南京去,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十二月十七日家信附寄功课单一纸回来,可以证明已经考进学校了。至辛丑(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初八日起毕业大考,壬寅(一九〇二)年正月决定派赴日本留学,二月十五日乃离南京赴上海,转往东京去了。

那时前清政府还是用科举取士,考试八股文和试帖诗,知识分子想求“上进”,只有走这一条道,才算是正路,此外如无钱捐官,只好去学幕,做“师爷”去了。学校还全然没有,不过顺了办“江南制造局”的潮流,在南京杭州等处办了几个特殊的“书院”,教授格致等所谓西学,不过还是需要膳费,穷人没法进去,只有关于军事的,因为中国一直说“好男不当兵”,投考的人很少,所以特别不收膳费,而且每月还给津贴,这种机关当然不能称为书院,所以改称“学堂”。鲁迅前后所进的便正是这种学堂,他之所以进去也并不是因为志愿当海陆军人,实在只为的可以免费读书罢了。水师既然是乌烟瘴气,结果只好改考陆师,恰巧其时开办矿路学堂,附设在陆师学堂里面,鲁迅便往那里去报考,论性质本与“格致书院”近似,大概因为附在陆师的缘故吧,名称也就不叫书院而称学堂了。

鲁迅在南京这四年的修业,对于他的影响的确不算小。关于文史方面的学问,这一部分的底子他是在家里的时代所打下的,但是一般的科学知识,则是完全从功课上学习了来,特别是关于进化论的学说,虽然严幾道的《天演论》原是赫胥黎一篇论文译本,原名“进化与伦理”,不是通论。星期假日,学生常游之地多是下关码头,(吃茶在江天阁,)鼓楼,台城,夫子庙,(吃点心在得月台,)后湖便难得去了。鲁迅和几个同学可能受了陆师的影响,却喜欢骑马,有一回他从马上摔了下来,碰断了一个门牙。他们又常跑马到明故宫一带去。那时明故宫是满洲人驻防兵的驻所,虽然在太平天国之后,气焰已经下去了不少,但是还存在很大的歧视,至少汉人骑马到那里去是很不平安,要遇着叫骂投石的。鲁迅他们冒了这个危险去访问明故宫,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与革命精神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我于辛丑八月初到南京,旋考进江南水师学堂,至壬寅二月鲁迅即往日本去,所以我直接知道的事情实在只有这大半年而已。从当年旧日记里引用一节,作为一例。

水师陆师两个学堂都在南京的城北,水师距旧时的仪凤门不远,它有很高的机器厂的烟囱和桅竿,在近地便可望见,从城外进来是在马路的右手。沿着马路前去,前面一处名叫三牌楼,便是陆师学堂所在地,但是从水师往陆师去,中间还有一条便道,要近得不少,只是不能通车而已。水师陆师都是军事学校,校长称为总办,照例是候补道充任,水师既是乌烟瘴气,论理陆师也该相差不远。可是不知怎的,陆师总办比较要好得多,鲁迅在校的后两年,总办俞恪士(名明震)乃是候补道里很开通的人,后来鲁迅对他一直很有敬意,在日记中说及称为“俞师”。现在事隔五十余年,陆师遗址几乎无从查考,水师在国民政府时代闻曾作为海军部官署,恐怕原状也已什不存一了吧。

“十二月二十四日,晴冷。午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道路泥泞,下足为难。同大哥谈少顷,即偕至鼓楼一游,张协和君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下钟始睡。”这里值得说明的,便是张协和这人。鲁迅在学堂的时候,我去访问,在宿舍内见到同住的人,乃是芮石臣,(原名芮体乾,毕业后改姓名为顾琅,)与张协和(名邦华)。后来派往日本留学,在这三人外加了伍仲文(名崇学),本来是“前五名”,又一个人则如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说,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所以只好中止了。这位张君与鲁迅同班同房间,日本弘文学院同学,浙江两级师范同事,又是教育部同事,直到鲁迅离开北京一直有着交往。张君后来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到解放前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他这才离开,回到北京,仍旧住在他的旧址:西城松鹤庵二十六号。他的年纪同鲁迅差不多,前年走来看我,还很是康健。现在知道鲁迅在南京时代的事情的人,住在北京的,大概只有我们两人了吧。我就是不敢去烦扰他,他所知道的鲁迅在学堂的情况,一定要比我多得多了。

(《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