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政权”又延期

影佐、周佛海在本年一月初间预定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所谓“新中央政府”,因此他们赶着开青岛会议,接着又开上海会议,准备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开会。事不如人愿,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看见他们登场呢?他们还预备着一个日期——三月十二日,可以成立“新政权”。以今天的情势推测,三月十二日总又是空过那一天。

率直的说,汪,周,梅听命于影佐,影佐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他们纵然挂上招子,上面写着二月二十二日或三月十二日开演,风雨无阻,决不延期;若是日本中央军部要延期,他们也只好延期。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周佛海报告汪道:“日本内阁有一个决议,把新中央成立的事情,全权交给影佐机关”。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可是影佐定的期怎么又不灵呢?简单的说,风雨无阻,王、梁有阻,所以青岛、上海会谈都不顺利。可是大家知道,王、梁听命于喜多、原田。喜多、原田又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日本军部叫喜多、王和原田、梁阻碍他们,他们有什么法子?听说周佛海一度到东京去告御状,也没有告得好,其实事情本没有什么可怪。

我在二月二日发表的论文“新政权是什么”里面,曾指出日本要延宕所谓“新政权”,不好由影佐开口,只好由喜多、原田出马扮演黑花脸来阻挠他们,这是日方的双簧,也是日方对于汪派傀儡化的打磨和训练,训练得他们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

◎二、去年延期的先例

回想去年九月底,也曾有过这么的一回。

影佐、周预定九月下旬乘两伪组织在南京开联合会议的时机,汪往南京会见王、梁,作召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准备,十月中召开“中政会”,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新中央”。

汪于九月二十左右到了南京。第一天中午,汪与两伪组织人会谈,宣布那不久以后被日方全案推翻的“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要望”。会后,汪、王、梁单独谈话,汪要求他们同意于“中政会”的办法并参加;王克敏很老实的说道:“喜多到东京去了,他临行叫我不要同意中政会,我答应也是无效的,要等他来决定。”

第二天上午,喜多与影佐同到南京,影佐当下向喜多、原田、王、梁宣布阿部内阁支持“汪政权”的决意。汪听见了极端的高兴,以为事情总没有问题了吧?谁知道下午九时,王、梁来回答道:“我们对中政会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议题,都不同意”。王克敏补充道:“我们没有意见,这是喜多、原田的意见。”于是汪转为极端的失望,决定明天一早飞回上海。

这样的决定之后,第三日上午,周佛海告知影佐,影佐答道:“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周很高兴把酒醉喜多的事报告汪,汪也欣然相信。于是在影佐、喜多、原田三位导演亲上镜头最紧张一幕中,勉强结束南京会谈。到下午,汪才回上海,原来飞机是日方准备,你要回到上海,那能就飞。

因此所谓十一月十二日的日期延宕下去,直到十月底,影佐、周又定下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中政会”,一月一日成立“新中央”;然而到了十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停了下来,那影佐“将军不见面”回到东京去,这个日期又拖下去了。

这是我耳闻目见的延宕和训练法——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的训练法。今年一月至二月的青岛、上海两次会谈,我虽没有去观光,可是我在去年十二月早已听见日方的消息,说青岛会谈,定有问题,如今且看两次会谈以后,一时之间,“新政权”的成立程序,又呈停滞的状况,听说问题又出在王克敏,王克敏问题,就是喜多问题,喜多问题仍然是日本中央军部的问题,谁叫他们延期,是可想而知又可想而知的了。

◎三、为什么又延期

明白的说,日方又延期,其中原因之一,是观望国际情势的变动。

在去年八月以前,德义日共同防共同盟,助长了日本在国际上威势不少。日本与德义东西呼应,彼此提携,以与英法美对抗,很有些活泼的情形。假如日本那时候树立所谓“新政权”,极少可以得到德义的承认,紧张气焰。

假如日本坚决的加入德义军事同盟,又假如欧洲大战由于德义日军事同盟发动,又假如义大利积极参战,在这样三重假定之下,日本对于所谓“新中央”才可以风雨无阻,决不延期。

不料事实是德苏之间突然订立协定,对抗英法。在日本国内,主张加强德义日同盟的板垣,受了可以使有气节的武士道者切腹的失败,平沼内阁因此下台,日本因此延宕所谓“新政权”最初拟定的成立日期——去年十月十日。

欧战爆发,日本军人欢喜如狂,他们以为这一回,日本的国运可以一转而左右逢源。他们以为英法要撤退印度洋以东的武力,美国的力量,要牵到欧洲的险恶局面去用了。如若这样,日本可以放手解决中国问题,并可以再进一步发展他的国威,一直到印度洋的西首。

又不料事实是英法德三国宣而不战,义大利守着中立,与德日的关系,全然疏隔,义大利无所求助于日本,关系也松懈下来。美国却以全力顾到远东,英国也不肯痛快的退让。

于是日本国内,国民埋怨战争,期望“中日事变”的结束,以趁欧战的时机,发展工商事业。怎样才可以结束战争呢?主张亲英美的一派与主张亲德苏的一派,渐由相激荡而相斗争。他们的战争愈演愈烈,但在实际上,日本亲德苏么?德苏的军事同盟还没有成立,苏联是否全力投入欧战,大是问题,日本亲英美么?阿部以至于米内内阁的媚笑政策,丝毫不收实效。在这样一个拖延而孤立的国际情势之下,日本那有什么明朗的有声势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可取?

他树立“新政权”么?在一方面,英法美尤其美国,决不承认,更可以把美日关系恶化起来;在另一方面,德国的承认没有可能,义大利的承认,日本又拿什么交换条件巴结他?树立“新中央”,于日本外交现势,有害而无益。到了最近,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渡大西洋,第一脚便踏上义大利的国土。威尔斯游历义德英法各国,可以有什么成就,不可预料;但总有很大的影响,留给时局和平的前途,这个影响,反射到远东方面,就是增加日本的孤立。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日本政府不愿大鼓大擂树立所谓“新政权”,惹起人家的憎恶。

他不树立“新中央”么?日本军人又拿什么去欺哄日本国民?他又拿什么法宝对付中国?

于是,日本军部的老办法,又是叫影佐催汪上台,叫喜多、王和原田、梁去阻挠他,延了一期,再看风头。日本外交上的不生不死,叫汪集团在愚园路再不生不死一个不短的时期,五个日期一个一个的过去了,他们仍然是不生不死在愚园路。

◎四、汪政权无力也是原因

日方的心理,是不是说像树立“新政权”这样伟大的行动,要仔细考虑国际情势才敢去作,不,不是的,日本当局以为像这样仅有烟幕作用而毫无实在效能的组织,要在这不利于日本的时机树立,是犯不着的。因为“汪政权”必然无力,所以日本毫不经心的一期延一期,如若“汪政权”有充足的力量帮助日本灭亡中国,日本也就不必顾虑国际环境了。

去年五月以来,日汪谈判的归结,是汪方国旗首都等表面的形式。日方则要汪方备具人力与物力。九个月来,日方责望汪方无力是屡次屡次的,影佐说道:“因为汪先生没有实力,日方只得要求广大的驻兵区。”清水说道:“中国高级知识份子假定三百万,汪先生能吸收一百五十万就好了。”这样使周、梅诸人红脸结舌的闲言闲语,很多很多,互相埋怨的心理,在日汪之间颇为浓厚。

为了应付他们对于日本的报销,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账,例如周佛海向日方说:“我有十二师,都要别的军队动他们才动。”这是去年八月的话,九月间有人告诉我,我笑道:“他的十二师,我已有四师了。”原来有些军事掮客指了几师几师,到处交换赌博的本钱,没有半句话是可以相信的,这种谎报,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细,某人收买游击队,中饱了百万元,某人拿八万去江北收买游击队,全数进了腰包,如此之类,传闻处处。

这是他们的军事运动。说到党务,北平的“汪党办事处”,日日有日本宪兵光临,寸步也行不开。广州的“汪局部”,受日军四面枪击,一班委员被迫伏地,不敢动弹。从此以后,青天白日旗收到屋子里面挂。诸如此类,他们那儿去找党员,人力的充实,又从何说起?

再说汪系的特务。上海特务费,每月卅万元,特务的杀人费,还有另外的开支。实际上他们不过仰仗日本军人对于两租界的压力,闯祸劫人,其所杀者完全是无抵抗的只坐人力车或步行的一些人,稍有保护机警的人们,就在他们想望之外。假如杀和刺可以统一天下,他们的杀和刺也还差得很远。他们唯恐日本人杀中国人不够,还要中国人杀中国人,以此立下户头向日方报账。

一般以为汪可以命令周,周可以命令丁,其实不然,丁默村的特务,是对日本宪兵队负责的,汪方的密件,一落丁默村、李士群之手,立刻就走进日本宪兵队长之手。特务人员在外间自夸道:“汪在周的手里,周在我们的手里。”其实丁、李又在日本宪兵手里,汪的特务不过是日本宪兵队的延长,又算得什么特别的力量,值得他们沾沾自喜?

再说财务。愚园路的权威,建立于金钱之上,可是每月开支到二百五十万,除某氏一家而外,没有人得知底细。有财委而财委会永远不开,因此上谣言就百出。老爷买美金,太太买金钢钻,某人个人每月支配五十万,各种难听的传闻,不独流入中国人的耳朵,并且流入日本人的耳朵,闲言闲语,姑不具述。

去年十二月底,财委会主任委员报告现存六百万元,可是存在何处,无人得知。外面有一位商人说道:“他们的命脉在我手里”,如此汪系的特务财务两种命脉,都落在无人得知的黑手掌心去了。

最后,说到宣传。国民良心,终不易于泯灭,作宣传的人,与别人一样,都存着失败主义或怠工政策的心理。《中华日报》每月经费十万元,报办得比别家坏,并且坏得多。我在上海担任了四个月“宣传部长”,没有方法责备他们,本来“一不做,二不休,”始终要下决心替日本骗同胞的人,可以说很少,也可以说没有。

有人谣传我要宣布受了汪方津贴的人的姓名。尤其是上海有不少的人受过津贴,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只宣布日本军人灭我亡我的秘密,我认为这类秘密,关系到四万万同胞生命财产子孙百代。这种秘密,没有人有权利保持,所以我也没有权利保持,而要宣布给四万万同胞知道。至于中国人在威吓胁制或蒙蔽欺瞒之下,接受了他们的钱,为公为私,我们要始终严守秘密;况且替汪系作新闻运动的人,中饱私囊,确有其事,则经手者说受过津贴,而实际并没有受过也大有其人,我为什么要冤枉他们呢?还有一些无抵抗的人士,如不受钱,就要挨枪,则我对于他们受钱,只有同情,何能攻击?

一天一天,汪集团人力物力之空虚与虚伪,为日方所洞悉;一天一天,日方的拖延乃至于欺骗,也使汪方感受痛苦或失望。我可以大胆向中日两国国民说道:“这是一个国际骗局,日本军人拿去骗日本国民,汪、周、梅拿来骗中国国民,同时日汪之间,又互相一骗”。

◎五、还是放下吧

欺骗不能解决中日两国之间并且与世界问题打成一片的大问题,欺骗只是大问题的一个细流,暂时之间为少数人所舞弄,诚意是说不上的。假如一方有诚意,这一方发见对方是欺骗时,必然立即放手,因为两方都无诚意,所以两方的心总放不下来。

要说汪系里面一点也不烦闷不怨恨,也是过甚其词,他们烦闷以至于散者散,而守者甚至有自杀自戕的心理,这是我在二月二日的论文里面指出过的。这种悲惨的心境,决不是外面的人容易体会得到的。

汪、周、梅诸人的罪过是受了日方的骗,还要替他掩饰,再来欺骗中国人,明明条件是亡国的条件,他们却硬吹“独立平等自由”,明明是“抢”,他们却硬说是“平等互惠合作”,明明是拖延,他们就说也没有说的了。

他们也只好说“从前拖,这回不拖”,“这回不拖”,是去年十二月底的话,可是现在的事实证明,“这回”仍然也是一个“拖”,他们又说什么呢?日方延了又延,拖了又拖,把他们的上台热,用冷水浇成了冰冷的冷水,可是他们硬要在冷水上面造出蒸气来,以维系部属的存在,他们关了房门,一样的倒抽冷气,出了房门,便急进急进“组府还都”。本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若一般知道这些日方欺骗小儿一样的事情,真的连卫队车夫也起不了劲头,那还了得!

他们的错误,是没有放下的勇气。在一月初间,我打电报劝他们道:“提得起,放得下,方是自主。”其实他们早在日方打磨训练之下,失去了自主。我仍然希望他们再鼓一点勇气,把他们无前途的“运动”放了下来。他们不折不扣受日方欺哄一年有余,他们如不忍心转而欺骗中国人,他们便会放手。他们如果放下手来,再没有人去受日本军人的欺骗,因为他们的一面受人家的骗,而又一面来骗人家的最后的一群。

◎六、日方的骗术

日本是亚洲的强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勤苦奋斗,为世所知,何至于想用欺骗的手段来解决中日之间赌国运的战事呢?

大家要知道,在现阶段的日本,权实操在军部科长阶级之手,而实力在于军队里面佐官之手。他们只见一点一滴的事务,以全力达成任务。他们每一个人,看不见大局和全面,而他们的集体又没有中心干部和中心领袖,可以决定他们的行动,所以他们对于中日战事,只能发,不能收。他们对于本国政治家军人,凡能发展战事及推进侵略者,才加以崇拜。他们对于本国有识政治家收拾局面的主张,因其妨碍他们每一个人要用全力达成的任务,他们便听不入耳。

为了达成他们自己的任务,他们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和技术,有时小巧得不易发见其险恶,但也有时幼稚得一看就可以发见其欺诈。例如大柏大佐拜吴子玉做干爹,其拜跪之恭,也并非不足以动人;又如影佐对汪之流泪,在汪居然认定其可虑。每一个较为强硬的中国人,都可以使他们九十度的鞠躬;如果此人认日方为可亲,则他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自责本国军人之强横,侵略之不好,乃至于相与慷慨激昂,认错认罪,更可以夸耀此中国人是爱国者,是英雄;但是如果此人再进一步与他们发生了关系,则他们马上宜漏其秘密,使他受社会的责难,而戴上“汉奸”的衔名,于是此人乃与日方利害合于一致,成为“一不做而二不休”的汉奸份子。到此一步,则日方的面孔一变,由恭敬而为严肃,由和蔼而为凶狠,那时候,此中国人进不可而退不能,于是日方一面策动,一面责难,一面推进,一面妨碍,你做得好,他怕你,你做不好,他骂你,此中国人乃成为十足的傀儡。

日方的双簧,不独影佐与喜多联演,即影佐机关之中,也有各种的角色。周佛海发见影佐的阴狠与诈伪,却爱信犬养的忠厚,梅思平却认定犬养也在书生本色之中,带有间谍的成分。假如犬养真有本色,真有抱负,他决不会与父仇同事。所以犬养颇为有识的日人所鄙,说他是犬养木堂不肖的儿子。

总之,在现阶段的日本,没有条件可以产生一个伟大的手腕,收拾“事变”,挽回颓运,必须国际有重大的变化,而日本国内发生相应的流血巨变,使佐官政治受空前的打击,使无论是影佐或是喜多,一律失脚,那时候,中日之间,才有重大的转机。汪、周、梅虽然是他们的傀儡,假如决然舍弃所谓“和平运动”而跳出傀儡舞台,也可以使他们早一点销声匿迹,因此我仍然希望他们(汪周梅)鼓勇的把一切活动放下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