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将有政治变动

在欧战大作,又要把地中海和太平洋都卷进漩涡的今天,日本政局将有变动。变动的前奏,一件是汤浅辞去内大臣,一件是“一国一党”运动再度抬头,而近卫似有出任新党首领的可能性。

这个变动的内在的要求有二:一是日本不得不积极应付大战,一是日本不得不去谋中日战事的结束,新党运动如果成功,是不是可以满足这些要求,近卫是不是能够解除这些要求所自有的困难,本文就我所耳闻目见,加以叙述,并予以推论。

◎二、“不扩大方针”及其放弃

中日的战事,是在近卫内阁手上发动的,芦沟桥事变以后,近卫内阁对于战事取“不扩大方针”,淞沪战事既起,近卫仍申明其“不扩大方针”,在北方他想打到太原、彰德、德州,告一段落,在中部他想以一个师团之力,占领上海市郊为止。他想以如此之军事,压迫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这便是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内容。

淞沪战争绵延三个月,日本用兵加到七师团之多,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南京陷落,近卫内阁议决攻击南京,乃是十一月下旬的事情,当时的情况,是日本出征军人已成了没有笼头的野马,决不是内阁所能驾驭,同时中国政府早已认定“大战一开,则中途妥协即是灭亡”,早已下了贯彻到底的决心。

近卫内阁到此时还不肯放弃“不扩大方针”。他中途又把战局拖延至次年春末,他改组内阁,冶宇垣与板垣于一炉。旋又开“五相会议”,以集中权力,在近卫的用意,想借板垣入阁,以为控制出征军队之地步,而贯彻“不扩大方针”这个用意,随宇垣与板垣的斗争激化而失败,代起者乃是板垣的“长期战争与长期建设”的主张,九月末宇垣下野,十二三日近卫内阁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发明,到了这时,近卫不独没有笼络住野马军人,反被军人拖入更深的泥沼,所谓“不扩大方针”不独没有贯彻,反成为批评攻击的目标,温和派责他附和军人,军人则责他以“不扩大方针”延宕了战事,近卫的声望因而受了莫大的挫折。

◎三、近卫与“汪集团”

正在这个时候,近卫板垣找着了汪系,以为汪如出马,可以“收拾中国的时局”,执行其所谓“长期建设”,而完成其所谓“东亚新秩序”。近卫乃发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声明,“汪方”则发表“艳电”相呼应。

近卫左右的政客建议近卫去职,以“急流勇退”的手段,保全“令名”,在近卫当时的意思,如若“汪系”成功,他仍可再出组阁,这个意思,他屡次传达于“汪系”,预定日期在二十八年的秋冬。在“汪”的方面,以为拉住了一个近卫,可以超越一切奸伪,大摇大摆以收意外的成功,这种“托身”之意,遂使周梅等于去年五六月之间,冒冒失失,跑到东京,惹起日本人士的轻蔑。

“汪系”是不是可以“收拾时局”,月复一月,有不动的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没有一兵一卒,也叫不动一旅一师,他们没有民心,并且饱受国民的斥责,去年秋冬之际,近卫不独放弃组阁之想,其焦虑悲观可以想见。

在这时候,不独近卫想置身事外,便是近卫左右的少壮知识份子,除犬养健留沪应付而外,也一便一个抽身,这有事实可考,并有姓名可指,说来很多,不必其陈。不独近卫如此,板垣亦然,自汪伪府成立以后,阿部入宁,板垣“金蝉退壳”,不再支持“汪系”。

◎四、敌情的变化

这是为了什么?“汪伪政权”不能结束中日的战争,反而延长“中日的战事”,这种事实,终竟骗不过日本的国民。近卫为人悻悻自好,为少壮军人所认为最后的法宝,而日本一般人士把他看做西园寺之后的元老,他自己也以后继元老自居,他既以“收拾中国事变”自居,他当然不会为了汪伪的烟幕,反使战事延长,他如果再与“汪”同进,他更要失掉人望,他当然想打开新的途径了。

然而新的途径,不易寻求,日本军人要收获在华侵略战的“战果”,中国国民军要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双方的距离,不独很远,并且随战事的延长与扩大,越来越远。在这种形势之下,收拾中日的战局,决不可能。

日本军人的野心,构成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大纲”,在中国四万万人里面,同意者便失却中国的民心,乃至国籍,也就不会有力量“收拾时局”,日本军人要收获他们侵略战的果实,只有抗战到底,中国方面要保卫领土主权也只有抗战到底。

与近卫呼应的“汪集团”,已经跟随日本军人去了,其作用至多不过日本的宣抚班和维特会,近卫如若再循旧来的政策,以全力支持汪伪“政权”,则近卫也不过是平沼,阿部,米内一样,结束不了“事变”。又何必多此所谓“一国一党”运动之一举?

近卫内阁最后一着,经平沼,阿部,米内三任内阁的努力和试验,已经失败了,日本国民不独不满意于这三任内阁,且曾向“近卫声明”的本身放了一矢,这就是所谓斋藤事件。自斋藤事件以后,“近卫声明”勉强统一的国论又复动摇,在疑虑与紊乱之中,现在的政党都陷于破碎的的境遇,一党运动在这个境遇之中,始有可能;而一党运动所构成的一党,如仍弹“近卫声明”的老调,必不能使日本的政党面目一新,也就必归于失败,决无可疑。

在国际情形的一方面,日本已濒于“介入”欧战的深渊,日本如欲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介入欧战,以求免于欧战结果以后凄凉的孤立,日本如不解决中国问题,则中日战争必然与世界大战相与联系,其事势之所至,仍为“介入”。

日本要参战,必须停止或减少中国的牵制,换句话说,必须“结束中国事变”,中国事变如不能结束,则日本亦不能坐视欧洲的决战,“故步自封”以自致于世界大战之后,又坐受国际的谈判,其事态的严重,将远过一九二二年。

何况日本军人,还有南进的野心,而日本“南进”至少也要“北守”,现在“北守”已不可能,百万大兵饱受中国抗战的牵制。

如此苦闷,如此循环,决不是拘守“近卫声明”的平沼阿部米内一类的内阁,所能打破的。

日本如果不顾一切,“介入”欧战,必然参加德义一方,日本如参加德义,自必有所贡献于德义的战局,他必须威胁荷印,并威胁英法在东方的领地,以牵制英法的实力。这样一来,他立刻把大战延到太平洋,日美斗争必难幸免,这时使日本要消耗加倍的武力,同时却减少甚至于停顿国际的贸易,日本不啻以贫弱之人遍打四面的邻居,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是“孤注一掷”,而本钱是否可以收回,都茫无把握。

因之,反对“介入”者,仍恪守不介入政策,想乘欧战扩大的时机,争取英美法方面一步的退让,阿部与米内两任内阁,都是这样的。

一党运动所构成的新党,是不是打破“不介入”政策,而一逞军人的野心呢?如果是的,这新党有什么样的魄力和能力,结束中日战争,抽出日本的武力,缓和日本的困穷,以应付大战?如果不是的,则新党的对外方针,依然与阿部米内一样的无力。

◎五、新政策又是什么?

日本现正要求新政策,以打开难关,因此而有一党运动的机缘,可是近卫贻留那个旧政策给平沼阿部米内三任内阁的人,他如果仍守着旧政策,他只有追随这三人的覆辙,如果他定下新政策,新政策又是否可以见诸实施。

近卫的新政策,尚未可知,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他必不再以全力支持汪伪“政权”,他必不肯担当他左右的政客所不肯担当的老而无用的任务,去欺哄一般看透了烟幕无用的国民,去延长中日战争,以耗尽日本的国力,坐失应付欧战的时机。

在近卫和汪的联系这一点上,新党必然有一度的改变,可是不支持“汪”又怎样呢?

汪伪组织是建立于日本的一个根本矛盾之上的,日本国民要求结束战争,日本军人要求保“战果”,在客观事实上,日本军人要求收获“战果”,只有战到底;日本国民要结束战争,就只有退出中国领土以内的侵略军,两个相反的极端,日本政府和军部无法调和,于是近卫内阁幻想以为可以结束战争的“汪系”,一变而成为阿部米内内阁欺哄日本国民的烟幕,近卫在去年不愿出马以支持这个烟幕,可是今后他就能够以集权的新党为后援,揭破烟幕,而对现实吗?在上述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的时期,他主观上断乎无此魄力,而客观上不易有此可能。

近卫对于军人,想随顺他们,而相机约束,但是这不过是个主观的观念,他没有魄力和能力把这个观念实现于事实。他前年组阁时期,“不扩大方针”被军人拉成“扩大方针”,他以后必然又让“结束战争”被军人拉成“延长战果”。

中日战事延长,则日本“南进北守”的要求,便无法顺利着手。欧战结束,依于战术的进步,决不会再有四年之长,日本的国力决不够打尽了中国领土,再打南洋,何况日本军队再打华西,中国的抗战依旧不会结束。

“存在决定意识”,陷入矛盾的日本,不会忽然产出一个伟大的新党。制造矛盾的近卫,也不会忽然化为解除矛盾的英雄。由苦闷而产生新党运动,其所形成的新党,决难打破苦闷,新党运动所促成的政变如果实现,最可能的只有一面使日本停留于中国抗战的泥沼,而一面又驱日本走进国际战争的漩涡。以近卫为首领的新党,恐怕仍然只有拿虚伪的“日汪条约”诈欺日本国民,说“中国事变结束了”,同时驱迫日本国民再出血汗,以应付国际战争,直到日本国家毁灭为止。

如若近卫不愿意这样做,他仍然是阿部米内的尾声,其结果东未成而西亦不就,虎头于始而蛇尾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