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单经济学

日本军队初进北平的时候,在西直门内陆军大学旧址,设立“宣传办事处”。日本人把招牌上面的“办”字写成“辨”字,汉奸无人敢于说他写错,于是“宣传辨事处”的牌子,就一直挂下去了。

汪逆伪组织的杏黄旗,本定写“反共和平”四字,后来有的写“和平建国”,有的写“反共和平建国”,南京考试院旧址的伪“国民政府”门旗是“反共和平”,新街口的旗却写“和平建国”,这是因日本人随便写。他们也只听其随便写,有一次汉口特务机关长柴山当面递一封信,上面写“汪兆铭阁下”,汪逆接信时一面脸板着一面口里还道谢,你有什么法子?

在日本特务人员任意搬演之下,汪周二人各有特性,汪的特性是每天讨论商量,但行为全与讨论商量两不相干,周佛海的特性是不讨论不商量,也不思索,在他看来事情总是简单的。有一条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老早在他的心里,这个原理是“有钱就可以开银行,开银行就可以发纸币”,根据这个原理,他在去年六七月里,就定下了“新中央银行”为中心的财政金融计划。

那里来的钱呢,借日本钱,纸币没人用呢,大之制裁以日本宪兵,小之威胁以丁默村的特务。这是他的财政金融计划的前提条件和救济方法,为了借日本钱开银行而发纸币,他决定了请日本财政顾问。

第一次看出他的财政金融计划不通的乃是犬养健,周佛海于去年七月把计划给犬养,犬养拿了“计划”来看梅思平,犬养对梅说:“除了请日本财政顾问和请借款,这个计划是看不大懂。”也许犬养是英国留学生看不懂这位日本留学生起草的“计划”,梅在九月底才把这件事告诉我。

第二次揭破这个财政金融计划的,就是石渡、阿部内阁成立,石渡退位,于去年十一月初来沪,汪方派了张素民、陈君慧等去和他谈及银行纸币问题,他指定了什么重计中佐一类无关重要的人和张陈谈判,他本人说了一句“新中央银行不宜成立”的简单的话,就到南京去了。他由南京回沪,即东渡回日本,那谈判只半途而废。第三次揭破这个计划的,要算阿部的专家顾问青木了,许多的日本人都为华北的“联币”,以及华中的军用票“华兴币”的问题所困,他们不能忍受伪政府再印一批毫无价值的伪法币。使日本人陷入更大的难关。

“有钱就可以开银行发纸币”的简单经济学原理是荒谬的;何况原理的前提不能成立,日本人没有再开银行发纸币的那样财力。

◎二、华北伪法币如何

据北平的伪“联合准备银行”年会报告,“联币”发行到四万五千八百万元,而东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四日的华北通讯,说“联币”发行额已超过五万万元。

“联币”本是军用票的性质,随日本在华北军事的进行,“联币”发行数额只有增加,同时日本在华北要“开发”要“建设”,换句话说:日本为了掠夺并独占华北各方面经济事业,尤其是煤、铁、盐、棉花、羊毛等资源,也要增发“联币”。估计芦沟桥事变以前,华北流通的法币约三万万元,现在“联币”却增发到五万万元以上。

过去三万万元法币流通地域,是普遍于都市乡村,现在一般乡村以及多数县城,为日本军队力量所不及者,与游击队所控制者,全用法币,“联币”只通行于大都市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线,即日本军队驻屯的狭小的线和点。

都市以乡村为营养环境,现在华北的实况,都市与乡村之间是隔绝的,即如北平游览区的西郊,现在亦以红山口为界,甚至于红山口的里面,夜间还不能通行。乡村的小贩如挑着农产物到都市去,即为游击队所截留,即令他能到都市,他卖货所得的是“联币”,这种钱在乡间是无用的,并且是违禁的,他还来做什么?都市的商人同样不能下乡买货,他拿着“联币”既不能安全下乡,即下乡也买不着货。

“联币”客观数量已经膨胀,而主观上又堆积于少数的都市,不能购取乡村的产物,其价格当然跌落,而物价昂腾,现在的批发物价的指数,比民国二十五年贵到三倍有余。

再以进出口贸易而论,华北原为外国粮食与轻工业品消费市场,即以食粮而论,华北每年进口外国食粮的一万万元,而以出口之煤、皮革、羊毛、花生、棉花等货所得之外汇相抵。现在“联币”不能作买英美荷等主要贸易国的钱币,外商运货来华北时,不独受日本方面非法的限制和排挤,并且卖得的“联币”等于废纸,外商的生意当然不能做。

日本则由华北掠取煤、铁、羊毛、棉花等资源,而其对应所得之进口货为日本的轻工业品。民国二十五年华北进出口货,出超五千万。二十七年转为入超六千六百万元,二十八年入超额增为三万七千五百万之巨。入超大部以“联币”为抵,因此日本商人也只是取得不能换取外汇的废纸一批,只有用到华北。

日本对华北的输入所得的是“联币”,由于日本限制外汇,“联币”在名义上是“圆元同率”,但日本不许“联币”换取日圆,日圆法定汇价是英金一仙令二便士以上,但“联币”实价跌至英金四便士以下,四月间华北日支经济协议会决定加强“圆元同率”,但是实际上这个决定不能实行是显然的。

日本对华北输入增加,引起日本商民的不满。二月十三日,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开会时,日本议员质问这件事,说道“日本为维持华北几万万联币的信用,在本国物资缺乏时,还要供给物资于华北,这是不能满意的事情”。日本政府的答复非常含混,只说仍然维持“圆元同率”。

如果日本不维持“圆元同率”则“联币”更要跌落,即令维持,也并不能使“联币”的价格高了起来。日本方面这个苦恼正在发展之中,他们现在正开会于东京、于北平,都没有得到良好的办法。

今年二月间,华北传闻汪伪上台,要发行所谓“新法币”于是“联币”暴跌,经日军再三辟谣才略为回涨,倘如汪伪法币发行,则华北的货币问题,更使日本方面无法下手。

华北日军占领地与华中日军占领地的汇兑协定,也没有可能,“联币”是与日元同率,“华兴券”则由日本定为六便士,由“法定价”而论,便无法规定汇率,但在实际上,“华兴券”在华中并没有地位,华中日军占领地流通的仍然是法币,另外有日军强用的军用票。

华北货物向日本以外出口,是不多的,因为外国钱币与“联币”没有联系,因为华北对外出口,往往转到上海方面来脱离日本的控制。

最近日本企图运用物资交换制度,使华北华中之间,以现物交换(大阪每日新闻三月二十四日),两处的日本兴亚院联络部,协议以华北的煤与华中的米麦交换,一年之内想达到五千万圆的数量,(大阪每日新闻四月二十三日)这种办法也足见伪币问题达到难于解决的程度。

◎三、日圆集团华中除外论

在华中日军占领地,“华兴券”是一种名义的兑换券,日本发行“华兴券”和中国规定的关金一样,不过是计算上的单位,“华兴券”的发行数额,从来是采取消极紧缩政策,所以在市场上没有地位。

华中仍然是法币流通地带,日本军队只是强制使用大量的军用票,军用票购买货物,是强制的,因之日军驻屯地点的货物多向非占领地逃避,长江下游的生产区域,最大部份本来是中国军队及游击队保卫的区域,日本军用票决不能行使到这里来。

由于法币贬值,英法等外国持票者,能够出高价购买中国货,例如棉花,日商出价每担五十元,西商则出五十元以上的价钱,买到百分之五十至一百的中国白棉。日商无法与之竞争,日商如要竞争,只有把日圆买法币而用以买货,这样在日本政府看来,就是日金出口,不得不加以限制。日商如把华中当作日圆集团地域来看,则若于军用票不能与西商竞争,“华兴券”又不为商业活动而增加数额,即令“华兴券”增加数额,也不过追随“联币”而同陷于跌价的困境。

上海为中外银行汇聚的场所,无论什么纸币,如不能通行于中外银行的范围以内,便没有价值,无论日本增发“华兴券”,或印发伪法币都只是蹈军用票的覆辙,徒然发生一个伪法币与军用票如何调整的难题。

汪方“专家”研究的结果,伪法币要与日圆同率,但是这个主张是空话,“圆元同率”在华北已是没有效用而徒陷日本于苦恼的。如要求“日圆伪币同率”,日本又要求什么呢?日本要求你的伪法币,有已独立的价格,你的法币如何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而有价格呢,这不是“专家”的问题,这是事实不许你做到的。

如若伪法币大量发行于华中,而“圆元同率”,其结果日商向华中输入的货物,又只能换得伪币,日商想用伪币购买中国货,中国货一样逃避,日商要把伪币拿去买英美荷的货物,又要先把伪币换成日圆,日圆只得膨胀,日金只好外流,日圆因而跌落。这个苦恼,日本已经设法救济了,二月五日日本议会开会时,日议员质问道:日本贸易在一九三九年度虽说出超八万万元,但若除开日圆集团贸易外,结果是入超四万万元,其对日圆集团之出超十二万万元,既不能换取外汇,而此入超四万万元却须支付外汇,现在如果华中又发行与“联币”相同的伪法币,更增加此种困难。

最近上海的日本商人主张把华中划出日圆集团之外,以便日商在此与西商竞争,就是由于上述各种困难而起,在此时,在周的伪中央银行与伪法币的政策,当然不合日本方面的胃口了。

◎四、简单经济原理的揭破

周佛海的简单经济原理,是被日本人揭破了。原来日本没有这份钱,所以不能就开银行,开银行也不能就发纸币,也不能就发横财,这恰与他“有钱就可以开银行,开银行就可以发纸币”的幻觉是相反的。然而日本在中国的举动,一律是自造困难,伪行与伪币,虽说招致困难,仍旧是要进行的。汪伪的财政,非滥发纸币不能维持,同时日本在华中的军事,与所谓“开发”之独占经济活动,也要求滥发纸币,日本商人固然感觉痛苦,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本来是日本军阀财阀在一般日本商民的痛苦上面强行的。

至于日军占领地内中国商民因此而感受痛苦,例如华北粮食缺乏与物价高涨,以致于此屋骈死的惨状,老早在于汪周之流意想之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