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定府城里住了不久,全家即迁移到康格庄。迁移的动机,主要的是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那时我大概才三岁的光景,对于人事虽然尚很淡漠、然已渐能认识,并且尝试着要了解人生种种迷惑错乱的景象。

康格庄距保定府城东约有二里之遥。我们初搬到这儿,在村的小西头路南赁了陈家的两间西房住着。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饭的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这与其说是家里来了客人,倒不如说是父亲的难关来了恰当。四围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的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得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冲,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了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异常欣慰的。

一天黄昏,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母亲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会儿,她对我说:

“科宝,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吗?”

母亲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父亲。两位老人脸上都浮现出从未有过的珍贵的微笑。

原来我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的方而短。这大概因为在我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操作,没有工夫顾到孩子身体正常的发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的发育。母亲同我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我取笑罢了。

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笑笑说说,跳跳唱唱,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象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地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我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秆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擗剥,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保定府的惯例,擗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擗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擗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擗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擗。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擗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擗完了。出来之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黏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丫,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的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杨树叶。北方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上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度过去。

幼时我穿新鞋的时候很少,所穿的大都是“二鞋”。说起“二鞋”来,怕只有穿过的人才能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旧不新的鞋子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洗刷修补的工作,前后再打上皮包头;这样的鞋子,从外面看来好像新鞋似的,其实叫做“二鞋”。穿这种鞋,有一种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适合自己的脚,也许小些,也许大些,穿长久了,脚上就会生毛病。现在我脚上毛病所以特别多,都是因为幼时穿“二鞋”太多的缘故。

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唯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整齐的比较值钱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饷一领到手,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也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可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着。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物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衩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每逢赎当,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每次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朋友老远地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吗?”

经过这样的一问,不由得我脸上就有点发热。有时不等把我应回答的话说完,我就低声催着窦玉明说:“快走!快走!”

说也奇怪,这种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才显著地感觉到。一到东大街,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点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怒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进去,抬头一望,柜台后头站着的,就是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这时我的心房蓦地感到压迫,跳跃的次数骤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样。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就如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帖耳、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油腔滑调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

“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仰着脸,立起脚跟,看着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那时心里不禁反复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迎门冲”。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较现钱交易还要赚得多。每次在他店里取了面粉,分量总是不够头,拿回来一称,一斤至少要短二两。至于小米,不仅分量不够,并且还掺杂了很多的沙子。我们明知他巧妙的剥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论。原因就是:我们拿不出现钱来买东西!除了赊取粮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钱也在他店里挪用,这也是叫人气愤的事。因为在他店里取的是大串钱,他就弄些小钱掺杂着,我们也看不出来,等到取回家,把钱串拆开来用的时候,三个钱的醋,四个钱的油,那些小钱就没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钱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的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烟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经捉襟见肘,当然难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鸦片烟的苦痛,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卧在炕上,像害了霍乱病一样,呻吟呕吐,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呵欠、寒噤,连续地发作。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得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记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仰卧着也不合适,坐起来也不舒快,左翻右转,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条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这才勉强合上眼,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我就深知鸦片烟的可怕,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比看见仇人还气恨,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父亲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诚笃。家里正房的中央悬着一幅白布绘的观世音像,两边蒙着白布幔,中间只露一块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从这空隙处,仅能看见观世音的下体。白布幔的上端,还横蔽着一条黑布帘,底下拖出两条绿布飘带,衬托得异常精致。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别的祭节,父亲即穿上开叉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礼。每次看见他行礼,我心里总觉着奇怪,心想这是什么事呢?有时父亲行完了礼,仍不起来,趴在那儿,把头伏在地上,嘴里咕里咕噜不住地念诵,声音特别微细,辨不出念的是什么话,弄得我莫名究竟。有一次我实在闷不住了,轻轻地走到他背后,侧耳偷听,才听见了下面的一段话:

“祈求老佛爷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保佑一家平安,升官发财,一顺百顺。”

念完了,就在地上砰砰地连磕三个响头。

他在家里,闲常没事就在炕上打坐,盘起两条腿,像弥勒佛一样,手里拿着一串佛珠,来回没遍数地数着。一天下午,他从营中回来,又到炕上打坐,这时母亲突然叫喊起来:

“蛇!蛇!”

我蓦然一瞥,一条七八尺长蜡黄色的毒蛇,正沿着南墙根爬去,骇得母亲手忙脚乱,慌张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细看,随着母亲一同跑了出来。

父亲真不愧为佛门弟子,的确有点镇静的工夫。母亲惊慌失措的呼喊丝毫没有扰乱着他,他依旧安静自在地坐着,慢慢睁开眼睛,向那条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开始向那头蛇焚香叩头,同时嘴里还不住地念着:“阿弥陀佛!”

原来他竟把这条毒蛇当做了财神爷。财神爷居然进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终年祈祷,感动了佛爷慈悲心肠的缘故。他的虔诚信佛,不是白费的了。

从那天起,他就在连接正房东端的两间小房里设立了一座财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爷上供;初二、十六,就给这位财神爷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里过日子。

戒烟以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时我年岁还小,她生的什么病,也弄不清楚。只记得她因为家里煮的面条吃着没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里玉美轩去端面条,并且顺便请来一位姓宋的大夫。这位先生据说是专门针灸。到了家里,医生照例必须有的“望”、“闻”、“问”、“切”四步手续也没做,他就从腰里掏出一根九寸多长的银针,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对准母亲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后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来,—怎么能刺进胸口里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

俗话说:“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时年纪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气的熏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亲的病快好,于是许多迷信的勾当我都愿意扮演。比如在家里烧香祷告,远远地向着真高庄的刘爷庙叩头,我都虔诚地照做。往往搬一块砖头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头许愿。

我在院子里从黄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渐渐地不能动了,脑袋疼痛难忍,像要涨裂似的,前额上突出了一大块,好像另外生了个脑袋。母亲的病不消说并未因此减少分毫。对于神的信念,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庚子年义和团起来,八国联军打到保定,刘爷庙遂被毁掉。它的无边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可是听说现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来,恢复昔日的盛况了。

母亲死了,照北方的风俗在家里停灵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安徽义地找了一块地方安葬。说起义地,我还记得当日家里的悲苦情况。母亲死后,家里一文不名。我同家兄弟终日啼哭,父亲虽几经筹思,也是一筹莫展。后来实在无法可想,才决定葬到义地里去。当时假使稍微有一点办法,是决不会把母亲埋到那里去的。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来,就觉着如芒在背,坐卧都感到不安。民国十一年,我从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亲的灵柩从义地起出来,同父亲的灵柩合葬于保定府西北新茔。几十年来的夙愿,这才得以偿还。但这也恐怕是多余的吧?

我的家庭给予我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同时整个的康格庄的环境影响我的地方亦复不小。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他们大都以农为生,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类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唯一的营业。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容易买着。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们的衣着十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绸缎绫罗不消说这里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是洋布之类,这里也很少有人穿。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盐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盐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谈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抹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较好的屋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余都是些敝旧破坏狼狈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连院墙也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做院墙。院墙内外,破乱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唯一的点缀品。到了冬季,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穿着臃肿的破棉衣,瑟缩着身肢,慢慢移动着,看来简直像一个影子,像一个鬼魂。这时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都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一百三十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深厚的,随二百五十钱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齐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沙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薄薄的猪肉而已。

人们除了完粮之外,很少和政府接触。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关心政府的作为。两方面只是一面收税,一面纳粮,此外再无关系。保定府距这里虽然仅只二里,然而村民对于那里的城市文明并不感到多大的兴趣,有时却反而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这里听不到关于政治的谈论,也听不到列强侵略中国的痛史,外面种种巨大的事变,如同隔成两个世界,很少波动到康格庄来。

政府开征钱粮的时期,里正一手提着锣,一手拿着木槌,从村西头一直敲到东头,口里大声嚷着:

“完粮哪!上忙银子,每亩地四百六!”

村人听见这样的锣声,并不见得马上就去完粮。他们只没精打采地走到门口,漠然地对里正望一眼,很快地就缩回身子,只当没那么回事一般。一直到了最后的限期,延无可延的时候,他们才三五成群地到城里去缴出他们的血汗钱。

他们整年忙碌着、愁苦着,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戏。自然,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戏剧有“哈哈”、“二笑”、“梆子”、“老调”等数种。这类的戏剧,对于我们村民的影响非常深大,我们的人生观、社会观,都由此中渐渐地陶溶出来。我自己最爱看“老包斩陈世美”的一出戏。每逢看到陈世美强派韩琦迎路去杀他妻子的时候,我的两手总要握得紧紧的,全身的神经紧张起来,心里骂着:

“丧尽天良的陈世美呀!”

这样,直到全出演完,陈世美被铡,我的一口气才可以松下来。这时心里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痛快。但随即又要生出模糊不清的疑念。心里想:假如没有铁面无私的老包,这位丧尽天良的驸马爷,谁敢铡掉他呢?那么,他妻子的冤屈到几时才能伸雪呢?世界上真有老包这样的官吗?假如没有,这些罪恶和冤孽有什么法子可以解除呢?每次看完戏,我总要这样兴奋地自问着。

受这出戏的感动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上庙烧香的人,尤其是那些老太太,在烧完香回家的时候,一手拿着带土的油条吃着,一手掠着头发,一路上还不住指手画脚地大骂陈世美。

此外,“溪皇庄拿花得雷”,也是我最爱看的一出戏。故事是花得雷为非作歹,强横豪霸,张耀宗奉了令去捉拿他。幸亏褚彪老英雄肝胆义气,用尽心计,叫侠女张桂兰等巧装歌女,为花得雷祝寿,贾良等乘隙而入,里应外合,一战将花得雷拿住。

那时我常常想:“以后我长大了,不能做老包,也要做个褚彪才行。”我一生疾恶如仇,这类戏剧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

离开康格庄后,随军漂流各处,再不曾回去住过,然而这里一切情状,我一经回忆,依旧宛然在目,历历不爽。

这是我幼年时期的生长之地。它给我的印象,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