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内各地革命势力日益高涨,清廷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和三十二年先后在河间彭德举行秋操,以示威吓。

河间秋操,两方军力的配置,北军是第三镇全镇,第六镇一混成协;南军第四镇全镇,第五镇一混成协。

我们一混成协从南苑出发,分成两混成团,沿途自己预行演习。因为参谋人员幼稚疏忽,指挥错乱,弄得侦探看不见侦探,队伍看不见队伍,结果只有侧卫同侧卫碰着,大队完全错过。后来一个左转弯,两军掉过了方位,南军变成了北军,北军变成了南军,才开始打起来。段统制见状大为不怿,立时吹紧急集合号,对官长指摘错误,大加申斥,下令退二十里,重行演习。等到第二次演毕,已经七八点钟,当时来不及讲评,即下令往松林店宿营。那时天色完全漆黑,沿途人马杂沓,凌乱不堪。所走的又只有一条大路,前后车辆拥塞,益发糟成一团。大官儿不耐烦,早骑着马先跑了。剩下来的都是连长以下的官长,又都是新来的,也就不负责任。兵们没办法,就胡乱落队。等到了宿营地,已是午夜十二点,后头的部队还有没有来到。当晚决定第二天再行演习,并下令天明七点钟出发。哪知夜间下起雨来,越下越大,依照陆协统的意思,队伍改坐火车到保定,免得官兵衣服淋湿,到时不便演习。跑到段统制那里请示,段统制就骂他要借此卖人家好,说:“怕淋湿衣服?难道下雨的时候就不打仗吗?”协统却以为这是演习,并不是真的打仗;若是真的打仗,自然不用说了。协统就碰了这一个钉子,当时生气挂了病号,就坐火车到保定府去了。这里仍然下令出发。那时雨越发大了,倾盆的下降,无法行走。段统制不知怎么异想天开,说咱们不如来个科学的办法,令炮队开炮向天空轰一阵,说上面的厚云受了震动,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命令下来,大家就七手八脚向天空里开大炮,当时声震天地,民众皆惊,不知到底什么事。打了半天,哪知雨不但止不住,反而越下越大。段统制非常气恼,拿出他的硬脾气来,说:“下不下都得走!”立刻下令出发,当时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重有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锅灶家伙也因雨阻,没法子拉到,因此都落在后面。这次我着实佩服我们的回管带,他预先叫我们四个队官同到定兴县去买现成吃食,说免得大队一到,什么也买不着。我们把吃食买好了,就在定兴县等着。大队经过高牌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还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开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秩序非常之好。后来雨又下大了。忽然参谋长马良(相伯)骑马跑来,大声地下令道:

“奉统制令,队伍都到城内东林寺宿营。”

命令虽这样下了,可是事先却并没有计划。比如东林寺房屋共有多少间,能容得下多少人,统统没有派人去详细调查(其实东林寺只可住二营人,我们却共有十营队伍)。队伍糊里糊涂地开了去,前头大队一到,屋子里立时站满,不到一刻,院子里也满了。后头的部队越来越多,只因命令是住东林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一直往里拥进去。里面的几乎要被挤死,外面的仍然拼命往里挤。有一位团长李进材被挤到里面,出不来,就爬到人群上,踏着人头爬到墙上。当时拥挤的情形,可以想见。后来看着实在没法挤了,才下令各人自己去找地方落脚。这时已经有八点钟,天黑了,雨下得更大了。命令一下,队伍立时乱了起来。兵找不到官长,官长找不到兵。雨声人声,满街嘈杂,弄得天旋地转,莫名究竟。幸亏当时军纪还好,否则乘机抢劫的事一定是难免的。这时队伍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饿得肚里辘辘作响,又加演习时背负极重,路上泥泞油滑,士兵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我们这一营多亏事先预备好了干粮,没有受饿,算比较的好些。其余各营,直到第二天早晨,段统制招呼县长令各民家供给烙饼,才弄到东西充饥,然而已经整整饿了一天一夜了。事后段统制向人民家家查察,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

这次演习,最大的错误在于行军驻军,事先都没有精确的计划。这都应该由参谋人员负责。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纸上谈兵的缺陷。演习的时候,一切方略命令,都不向下级官佐传达,目兵固然什么也不知道,只一味跟着乱跑,就是连排长也一样是莫名其妙地瞎跑。他如“驻军注意”、“行军注意”等,也都没有。下级官长和目兵等都无所遵循。隔了月余,才听说这次参加计划的人中,有一位日人贺忠良在内。我想至少这位倭儿在参与计划时也没有安着好心。

演习过后,要举行一次阅兵式,事先官长目兵奉令一律须穿皮鞋。皮鞋是军需官在天津定做的,样式粗笨。官长穿的每双十二元,虽然不合脚,但皮子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别硬劣,尺码一律窄小,怎么也穿不进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负着。有的士兵,只好削去袜子,光着脚,死命地挤进去。可是运动起来,脚趾就如刀割,个个人痛得流泪。当连长的在这时地位最感困难。因为每连中不过十六七个人勉强穿了下去,其余的都无法遵循命令,弄得无所措手足。这件办皮鞋的事情,是段统制的军需劳佩兰先生经手办的。真想不到这位先生,糊涂得如此!皮鞋是这样,衣服的尺码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这个大个儿,领下来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上衣只齐腰,裤筒吊在小腿上面。我是如此,别人也是一样。要换,不许掉换。人人切齿痛骂,满清真是到了倒霉的时候,上层和下层毫不通气。中层负责的人,能力既不够,办事又不尽心,只想着如何省事,一点不往细心周密上设想,结果是蒙上欺下,一味地胡闹。从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当时政治之糟!

阅兵的这天,刮着极大的黄风。大家牵着手走,谁也看不见谁,只得临时发个命令:不阅兵了,官长们举行宴会。地点在河间府宴会场,连长以上的官长都出了席。这天吃的西餐,桌子上刀子、叉子、勺子摆了一大片。大家进来一看,不是吃的事,倒成了愁的事了。这一套家伙,大家不消说都不曾用过,恐怕就连见也未见过。特别是从乡下来的穷弟兄们,此时呆头呆脑地站着发愣,动也不敢动。等了半天,看见人家动手吃,才斜着眼角偷看,人家怎么办,自己也就怎么办。吃完了,每人赠送一只磁质纪念杯。那杯子约有二寸高,一面镌着“光绪卅一年初河间秋操”字样,一面镌着一条精巧悦目的小红龙。不晓得哪位先生不开眼,一下拿去了三只,大家也就跟着效尤。到得后来,杯子就不够分配,拿不到杯子的人,心里自然不舒服,于是将桌子上摆着的刀子、叉子、勺子也向腰里掖了去。起初厨房还不敢干涉,后来拿的人越来越多,饭馆老板可急了,站到会场里大声嚷着:“这是包的席呀!这些家伙全是我们的呀!”大家哪个肯听?依然继续向腰里掖着,当时我却不曾拿西餐馆的家伙,只看见桌子上放有几筒罐头沙丁鱼,觉得不错,就顺手拿了两筒,放进裤子口袋里。这天我穿的是一套新礼服。这要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浪费,是我花了六十四两银子定制的一种质料名叫“哈拉呢”的大礼服。我走出会场,骑上马,就飞奔回营,心想两筒沙丁鱼,拿回去同排长们一块吃,够多有味!哪知天晓得,那两筒罐头都是已经开了口的,当时没有细瞧,只顾顺手往裤袋里一塞,恰巧正是倒放着。等到下马来一瞧,吓!裤子上满处都是油污,把一套簇新的制服,弄得肮脏不堪,气得我又是好笑,又是懊恼,多天还把它当做说笑的资料。

回南苑的时候,从保定搭乘火车。兵们有坐敞车的,有坐三等车的,情形非常拥挤慌乱。有的一伸头,把帽子丢了,有的把刺刀丢了。我无意间遇见了梁喜奎,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第三营左队当事务长,管的是菜账。两个人坐下来,正谈着,不知怎么一来,他把一本账簿也丢到车外去了,一时来不及捡,他就暴跳起来,红着脸,也不做声,只是两脚乱跳。不消说一切出入账目,都写在上头的,回去怎么向营长报账呢?他办事向来负责认真,不肯马虎,于是只是不住地摇头叹气,我也无法安慰他。不料我偶然不留神,他竟跳下车去了。幸亏当时车还走得慢,算没有丧命,并且拾着了那本账簿,上了另外一辆车。

回到南苑,鉴于操演的成绩不佳,对于队伍的训练便加倍认真起来。

转过年,到了光绪三十二年,接着举行彰德秋操。这次参加的部队,北军是第五镇全镇,第六镇一混成协;南军是湖北第八镇全镇,河南一协。两方部队分由段祺瑞和张彪指挥,袁世凯和铁良任总监,王士珍为总参谋。军队来回都由火车运送。

事先从丰乐镇起,北军自己先行演习,第五镇第六镇各出一协对抗。段祺瑞统制和王化东统领分任指挥官。有一天演习完毕,集合讲话。这时张绍曾为军参谋长,张怀芝任第五镇统制。统制说了两句,就请参谋长讲话。张参谋长绍曾就问张怀芝,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参谋长问一句,统制就得答一句。可是张怀芝一句也答不上来,弄得脸红耳赤,只好说:“我记不得,请原谅。”解散之后,才知道张绍曾所以要问者,是有意要窘张怀芝一下,以为报复的。原来不久以前,张怀芝在第五镇任协统,那时张绍曾任协参谋长。有一次协统就考问参谋长这一套,张绍曾说:“这些都有账可查,请查看账目就知道了。”张怀芝就说:“你答不出,凭什么当参谋长?”张绍曾觉得无理可讲,当即辞职走了。不料现在张绍曾任为军参谋长,正好管上了张怀芝。所以也照样地考问一番,开他一个小小的玩笑。当时不知道这段旧事的,不懂何故,知道的人,都笑不可仰。张怀芝自己解嘲说:“这不怪人家,是我自己招的。”认了倒霉。凡人说话,总得思前想后,然后方可出口。张怀芝的轻言妄语,胡乱骂人,正可以表现晚清军政人员的一斑。他的受窘,实在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教训。

这次秋操,较之上一年河间秋操,大体上总算有了进步。但仍然毫无实际作战的意义。队伍展开之后,就下令包围,一枪也不发,即将南军团团包围起来。实际上绝无此理。这也是日本人贺忠良指使的诡计。总评判的时候,北军因系袁世凯所训练,不好也要说好,也不公平。接着段祺瑞背诵总方略和特别方略,声音洪朗,非常熟练。段祺瑞背诵完了,又由张彪背诵,想不到他一句也没背出来,脸红得像被人打了几掌一样,无法下得来台。后来由他的参谋长念一句,他在前面跟着背一句,演了一出双簧,才算完结。经了这次的秋操,清廷对袁世凯渐渐起了一种疑惧之心。不久贵胄学堂设立,满人谣言四起,说袁世凯甚不可靠,遂乘机将他统带的一、二、三、四、五、六各镇,抽出了一、三、五、六共四镇交由凤山节制,另设督办大臣之衔。

军队一归凤山节制,一切规章,乱加篡改。原来习用的举手礼,又改成了弯腰请安,四纲五目也都一律取消了。一时军队中乌烟瘴气,上下官兵,怨言四出。清廷这种举措,固然是意在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政权,然而实际上适得其反,恰恰给他自己的坟墓掘得更深了一些。试看凤山到任不久,便滥自任用满人,并开列价目,盗卖官阶:旅长三千两,团长二千两,营长一千两,连长三百两,公开地出卖。这样一来,稍有良心热血的官长目兵,自然都生出反感,日益趋向反抗的道路了。晚清任用官吏,只问是否亲贵,不问能不能,贤不贤。凤山以一毫不懂军事的人,来掌握军权,卖官鬻爵,无所不为,结果自自然然地使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