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秋操完了,山东第五镇也举行校阅。我们第一混成协派去两个人参观,一个是我,一个是第七十九标的标统萧广川先生。和我们作伴同去的,有第二混成协选派的段雨村先生和李排长,还有第三镇的几个官长。

我们由新民府动身,乘火车到天津,住了一夜。我因为手边没有带书,旅途中甚觉无聊。就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了大批的少年丛书:《大彼得》、《哥伦布》、《富兰克林》、《林肯》、《纳尔逊》、《班超》、《司马光》等,共有几十本,每本价值一角,内容都通俗浅显。我得了这些新书,如获至宝,喜欢得像小孩子得了糖果一样。第二天从天津坐轿车往济南,一路上我就细读我的新书,虽然车子颠动得非常厉害,但我直看到头晕眼花,还是舍不得放手。尤其关于外国名人的故事,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使我读之,耳目一新,增长了许多的见识,引起了无穷的感想。我对这种书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每天总要看完一本或两本。心想书店里若是多多编印这种书,努力在内容通俗和价值便宜两点上注意,那么,对于一般平民,真是一个莫大的福利。可惜当时文化界对于这项工作并不怎么重视,等我再广泛地搜罗时,就很少有所得。这使我非常地失望。

和我同车的几位同伴,萧广川先生为人忠正,段雨村先生则极其好学,一路上谈话行事,都很使我敬佩。唯有第三镇选派的几位官长真是莫名其妙,沿途不是唱小曲,就是谈赌博,再不然就是去逛暗娼。听不见他们说一句正经话,看不见他们做一件有道理的事。对于他们,我又是气恼,又是厌恶。心想,他们也是选拔了去参与人家校阅大典的官长,竟如此的恶劣而荒唐!这样的人物,怎么可以做军官?这样的人物,更怎么配选拔?后来我才省悟:当时军队中任用人才,只看有无势力,有无得夤缘,学问品行都是不管的。因此到处坏人窃据高位,为非作歹。晚清之亡,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轿车左右晃荡,老是躺着,使人非常难受,但一坐起来,就被颠震得碰了头,左右耳朵都碰得流血。一条坎坷不平的路,满是厚厚的尘土。这时正在四月底五月初,太阳蒸热难受,尘土使人窒息。拉车的驴子,骨瘦如柴,因为每天长途跋涉,它渐渐地已经走不动。赶车的不时用皮鞭抽打,一抽,一颠,一打,一跳。越是走不动,越是挨打得厉害,赶车的丝毫不加爱惜。我和赶车的说:“你这样虐待它,来世一定要变头驴子!”赶车的苦笑着回答道:“我情愿变猪,也不做驴子!”说着还是使劲地抽打。牲口是他自己的,他为什么这样的不知爱惜?就因为他生活穷苦,要牲口跑得快,替他多挣钱。这叫做“越渴越吃盐”。因为他们越是穷,越养不起驴子;越是养不起,驴子越受苦;驴子越是受苦,越是死得快!我们每天这样从早上走到天黑,就在村庄或市镇上投宿。下了车,脸上蒙的尘土至少有一个铜板那么厚。在小店中歇下脚,洗脸,漱口,口里吐的也是尘土,鼻子里喷出来的也是尘土。头上碰破的不算,浑身筋骨也被震得发痛。其苦真是不可言状。我们许多大人先生,到现在还要夸说我们中国的古旧文明。以为凡是古老东西,都是好的;凡是新东西,都不赞成,真是可笑得很。我是素来认定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我觉得我们民族太落后了,若不努力赶上时代,真会没有前途!

这时津浦铁路已经动工修筑,沿途都拥挤着黑黢黢的工人,在堆筑土基。这使我非常地高兴。心想,若是有一天全国各地都密布着铁路网,一切笨重落后的交通工具都淘汰干净,那就好了。我在驴车上细看那路基,完全是用砖铺垫路,每隔二三十里路,就有一座新垒成的烧砖的洋窑。这事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修路的工人,为什么不用石头垫路?工人回说因为运输困难,用石头太不方便。我就很是纳闷,心里想:“满山都是石头,有什么不方便,这样子修窑烧砖,究竟得多花多少钱!而且路修好了,窑还须拆掉,实在太不经济了。”直到现在,我还怀疑着那时烧砖铺路是何用意。

好容易到了济南,径到第五镇营房的招待处下榻。这招待处预备得非常周到,床铺不用说,就是盥具和文具等也都应有尽有。第二天即参观第五镇的校阅。看完这次校阅我发出几点感想:

第一,觉得这次校阅,目的完全是准备给人家看的,并没有练习实际作战的意思。国家花了许多钱,练了多年的兵,到头不过摆摆样子而已,岂非笑话!这些官儿们,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第二,校阅的人预备了非常豪华的大菜。这除开故意摆阔而外,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

第三,夜间的对抗演习,阵线重叠,两面都弄成自己的人,天亮一看,才知道自己在打自己。军队训练了多少年,拿出这样的成绩,真令人气愤!

第四,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一次也打不中,这表明他们平素毫无练习。

第五,对于士兵,没有一点精神教育,而且官长士兵之间毫无感情,简直彼此离心离德,背了脸,士兵一提到官长就是骂。小官怨恨大官,小兵咒骂官长。《孙子兵法》上一再地着重军心的培养,可是这里的治军者(当时那桐任统监)却一点没有注意。

第六,最可恶的是,参谋处总办同军务处总办—都是东西洋留学回来的—却在场内大喝其白兰地酒,有的拿起瓶子仰着脸往嘴里倒,有的在那里大说大笑,弄到后来喝醉了,嘴里流着白沫,打滚号哭,又唱又嚷。有的则互相骂着小白脸,或者打起架来。国家练兵,竟糟至如此!这哪里是校阅,简直是儿戏,简直拿百姓开心。

回到招待处,我就和同来的几位谈我对于这次校阅的感想,将上面各点一一指说出来。想不到第三镇的那几位官长,却不约而同地讥笑我:“你是个老粗,当兵的出身,你懂得什么!也乱评批人家!”我说:“我们练兵,绝不能怕人家批评,否则,怎么会有进步?这样子练兵,不叫练兵,叫做害国家宰人民!”

这时正是五月端午节,山东巡抚趁着这天在大明湖宴请参观校阅的来宾,陪客的都是第五镇营副以上的官长。这天我穿着一副灰粗布大褂,用一块白粗布手巾遮着眼,把辫子盘在上面,一个人背着手,慢慢走向大明湖去赴席。刚走到大门口,两个戴红缨帽的差役走上来,望了望我,就说:“今天巡抚大人在这里请客,掌柜的要逛明天再来吧!”

我当时听了,也不好说什么,转身就退回来,走到大门对面的阴壁下蹲着。心里想:“想个什么法子才能进去呢?”我在一边沉思着,那边赴席的人已经陆续地走过去,十之九都穿着官纱大褂或是纺绸大褂,走到门口,大摇大摆地就走进去,差役们问也不问一声。

眼看已到十二点了,来的人也渐渐稀少了。我想再不进去,就要迟了。于是重复走向前去,离门口十几步,那两个差役又走上来。这次神色已经不大好看,语气也分外不客气了:

“给你说过的,巡抚大人今天在这里请客,叫你改日再来,你不肯听,又走上来!”

我忍耐不住了,我说:

“你知道今天请谁们不?”

“横竖不是请你?”

我说:“正是请我。”

我们在大门口大声嚷起来。正嚷着,张丕镛营副同方玉璞营长从大门口门房里走了出来,看见是我,赶忙把我让进去。里面几百人,穿粗布大褂的只我一个,顶不济的也着一件纺绸大褂。无怪差役瞧不上眼,他不让我进来了。“人凭衣服马凭鞍”,在我们这社会中,这句话委实不错。

五月初六日,我动身到曹州去。因为家兄这时在曹州府带县队,我们已多年不见。他听说我到了济南,特意派了谷良友兄来,接我去叙叙。我们坐的是山东流行的一种二把手小车。出济南,走东平州大路直奔曹州府。在小车上,他坐一边,我坐一边。车子吱吱呦呦地响着,倒很有趣。只是苦了车夫一个人。等到走了一段路,我们就下车步行一番,让车夫歇歇力。这一路上一日三餐,连咸菜也买不着,村庄到处苍蝇飞舞,肮脏不堪。所遇百姓,都不识字,妇女都缠着小脚,小孩子挂着浓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无生气,社会上看不见一点新的现象。此时正值仲夏,沿路上农民埋首田间,辛苦地做工。车子从他们身旁走过,有的只抬头望一望,随即又落下头去,有的竟连头也不抬。那种沉着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现着中国农民生活态度的严肃,我坐在车子上,着实感叹了一番。一时觉到我们的老百姓,实在是非常可爱的,只可惜当政者昏庸无道,弄得社会贫穷落后,国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难言,真是深可痛心的!

过了钜野,就到谷庄,这是谷良友兄的故乡。我们下了车,走到一处场园里休息。谷良友兄临时拆了一扇门板,权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几块砖头,叠起来,当凳子坐。吃饭吃的是烙饼卷炒鸡子,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黄瓜。正吃得高兴,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先生,口里衔着一杆烟袋走进来。他穿的白布褂裤,白须白发,神情很是矍铄。经过谷良友兄的介绍,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来找我谈话的。

老先生态度诚恳,看见我就问:“这是冯大人吗?”谷良友兄代我转述了几句以后,我们便坐下来谈话。

老先生坐下来,头一句就问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缅甸、安南、高丽、琉球、台湾,都被外国占领去了。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我们一切打算,都要以国家为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的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高丽,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

“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

我当时再也没法往下说。后来我想到,这位老先生的话,很可以代表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专制政治,使人民觉得国家只是一姓的私产,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于在私有制制度之下,他们深深地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因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给于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门第也随之而高,可以睥睨于乡里;没有土地的人,劳苦终年,难得饱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贵,企求获得土地的心也就更加迫切了。

这次在曹州府,我顺便去见陆朗斋将军,谈了些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临别,他送了我一本彭刚直公的奏稿。他说这本书,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细读一读。

同家兄在一块盘旋了六七天,把要谈的话都谈完,便从那儿和谷良友兄动身,骑马到了开封,会晤一位和我同时入伍的朋友李健亭先生。健亭那时在河南混成协第二标当执事官,多年故旧,一旦聚晤,促膝长谈,个中自有一番乐趣。在这里不曾久停,又乘车到郑州,由郑州转北京,再回新民府。火车中所见的情形,也很使我忧闷。旅客之中,我们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乱吃东西,就是躺着歪着呼呼大睡,好像他们只有对于吃和睡发生兴趣。外国旅客就不然,或是看书,或是看报,女子则一边编织衣服,一边教小孩子认字看画,至少也是谈谈话,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时间,没有滥吃滥睡的。车上查票者都耀武扬威,开口就是叱骂,对于旅客,俨如审判官,十分地令我憎厌。那时从北京到新民府这段路还没有直达通车,途中须在山海关换一次车。换车的时候,意外地碰见了一位朋友张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这里说出来。他原是第三镇的军官,刚从陆军大学毕业,正要回营去服务。因为过去我们曾在一个队子里当兵,所以见了面,彼此分外地亲热,谈的话也很多。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出旅馆去散步,他同我谈了一番“麻将做官论”。这段话很使我惊讶,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焕哥,”他说,“现在你会打麻将了吗?”

“我不会。”

“你怎么不学呢?”

“国家快要亡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占去了,我们都是青年军官,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不应该沾染这些不正当的恶习。”

“你太傻了!我原先也是不会打麻将的,可现在学会了。这玩意儿很容易联络人,如今冯国璋的亲戚,段祺瑞的子侄,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将的时候联络认识的。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能联络得上。你如果不会打麻将,你凭什么和人家联络?你不会联络,凭什么能做官?我劝你不要老是死心眼儿,也活动活动吧?”

他滔滔不绝地发挥这样一番妙论,我听着,怎么也不能入耳。待了半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不到他在陆军大学毕了业,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国家设办高等军事教育机关,每年不知花费人民多少血汗钱,结果却造就出这样的捍卫国家、造福人民的人才来,岂不令人痛心!这些话在我心内直打转儿,我勉强地忍住,不曾说出来。当时点头而别,各自住到旅馆里去。

那晚上本来和他约定的第二天乘火车同出关。可是第二天我在车站上等他,怎么等也等他不到,看看离开车只有一个钟头了,我只有赶忙到旅馆里去找他。到了那里,门口站有勤务兵,不许我进去。我一定要进去,到他房间里一看,还是昨天见面的一批人在那里,却单单不见这位麻将做官论的仁兄。我探询他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跷,跑去问勤务兵,才知道他昨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陆军大学毕业生闹翻脸,结果打起架来,彼此都被刀子把脸劈伤,住到医院里去了。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想,这一下,他的“麻将做官论”可要破产了!后来我回到新民府,打听各方面的朋友,知道这位仁兄那天的确闹了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