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的秋天,左路备补军又另外成立两个团:左翼第一团同左翼第二团。我奉令招编左翼第二团。

我在阴历七月二十九日奉到命令。当天晚上,即在原来统带的一营人中选拔了几位官长头目,翌晨带同他们到河南郾城一带去招募新兵。

从北京动身的时候,天还没有明亮,东方正泛着血红的朝霞。沿路上,看见百姓们正在收割晚禾,茫茫的原野,一片晚秋的景象。

在漯河车站下车,五里路即到郾城。这里既靠车站,南面又有一条大沙河,下流可通至临淮关,上流亦通许多重要的城镇,河中船舶拥挤,产鱼颇丰。所以郾城是一个水旱码头,市上一片蓬蓬勃勃的兴隆气象(后来因连年内战,景况大非昔比了)。我们到了郾城,即找地方落脚。我向来牢牢记着“冻死不入民房”的教训,以为无论如何,我自己得把这句话拿来身体力行。至于住旅馆,则更不相宜。所以我每次行军,必住祠庙或空着的公所。这次在郾城,找到有一家停闭的戏院,室里有现成的木床。我们当即住了进去。因为大雨之后,里面异常潮湿,但为了方便,即未另找房子。当天我们都很疲乏了,在床上铺起随身带来的军毯,躺下就呼呼睡去。想不到一觉醒来,周身如同针刺的一样,疼痛得厉害,把毯子掀开一看,席子上,枕头下,到处臭虫,成群结队,多到令人肉麻。后来回到南苑,遍身都生出厌人的疥疮。这戏院停止已久,臭虫都饿瘪,一旦住了人,它们就餮地大吃一顿。戏子身上都生着疥疮,俗话说:“不怕疥水,只怕疥嘴。”一夜的工夫,戏子身上的疥毒,就传染到我们身上来了。这场恶疾,经过两月,才慢慢地治好。从此我得知戏院、澡堂、旅店都是传播病菌最厉害的场所。后来每到这些地方,我就怀着戒心,不敢稍有大意。

郾城这一带,人烟稠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多。我们除在郾城招收而外,并派出人员在逍遥镇、西华县、沈邱、项城等数处分头招募。取录标准,凡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者,一律收录。凡面黄肌瘦、精神委靡者,体高不够者,皆不要。人民生活,的确看出一年年地艰难起来了。整整一团人—一千六百余名—不到两个星期,就招足了额数。梁冠英、田金凯、赵廷选、吉鸿昌等,都是这次应募来的。郾城街上有朱姓兄弟两人,一名朱安邦,二十岁;一名朱安庭,十八岁,都是基督教徒。浸礼会牧师介绍他俩投军。入伍后,极为忠诚本分,勤劳负责,不久即升排长。一九三八年我过郾城,想起他俩,曾向熟人打听他们的下落,不料都已死去了。替他们算算年纪,不过四十多岁。中国人寿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现象。我细思原因,觉得主要的是知识不够,意志薄弱。富裕者则生活纵恣、耽逸堕落,因而短命;贫苦者则生活窘困、饥寒交迫,纵有得着机会,慢慢爬上去的,但一旦有钱,也就恣纵起来。社会如此,彼此熏陶,好像唯有恣纵方是人生乐事,加以经济凋敝、社会动乱诸原因。总之还是整个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当晚乘车北返,还出了一点小波折:郾城车站站长,要等候接到路局的电示之后,才肯开车。路局没有答复之先,他坚执不肯开车。但那时新兵早已登上火车了。停在站上,久不开行,于是便七言八语,嘈杂不休,闹得车站上秩序非常混乱。我便问站长说,我出来招兵是奉有政府的公事,决不会是假冒。向路局要车,也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当然不是私自乘车。这样留难不开,我固然难以维持秩序,车站上也多不少麻烦。若是早把车开了,两方面都方便,免得耽误时间。后来费了许多的争议,才勉强把车开出。在站上整整耽误了四五个钟头。

我们乘的是铁篷车。这一千多个新弟兄,招收并不是难事,可是要把他们大伙儿运往北京去,就觉得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他们都是老百姓,过惯的是农民生活,团体生活的训练,丝毫没有。因此处处都得为他们照料,为他们设法。尤其乘火车,困难问题更多。我因为有了上年招兵的经验,这次在事前都一一妥为预备,以免临时没有办法。现在且举三件极小的事来说:第一就是饮食的问题。现在军队士兵们每人都有一只水壶,行军时食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新来的弟兄,哪里来的水壶?但决不能因此就不给他们水喝。他们都是新来的,忍饥忍渴都无训练。倘若一天没水喝,眼睛红肿了,鼻孔也流血了,他们受不了这种苦,势必即对军队生活留一恶印象。我就想出了水站的办法,事先派人在沿途各站,安置大桶,预备开水,另外每辆车上,预置两把洋铁壶,两只粗饭碗,以便替换着用。等到我们的车子到站,开水早凉好了,大家都可充量地大喝。新兵没受过苦,吃的也不能坏,于是在开车之前,办制了大量的馍馍带着,在车上吃着方便。第二就是大小便问题。铁篷车上没有厕所,大小便都很困难。往往看见军队乘火车,每到一站,弟兄们都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就在站台附近拉屎撒尿。兵车一过,随处污秽。而且站台上男女旅客来来往往,瞧着丘八们到处哈着腰,露着屁股,实在不成体统。更有一种的,任弟兄们在车厢衔接的那连关上面大便小便,一个不小心,就可以摔死摔伤。这在没乘过火车的新兵,更须注意。我的办法,是把火车在离站十里的地方停住,让弟兄们下来,到野地里去把大小便打发干净,然后再进站去,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第三是睡觉的问题,事先即办置了大量的草,把车上铺垫起来,每辆车内都铺个三四寸厚,可坐可卧,十分舒畅,只是严禁吸烟。这些虽是小事,但是却疏忽不得。比如垫草,若不事先预备,那时到了车上,铁板冷气砭骨,弟兄们无有不生病的。这些事一一

张罗好了,还得对弟兄们详细说明,马马虎虎说一下,是不行的,又非不惮烦琐,反复讲说不可。

我们一团人,分作三列车,一路上顺顺利利,到达北京。下车后,在顺直门外一个大庙里住。安顿之后,就开始团队的编制。第一营营长由我自兼,二营营长是赵冠江,三营营长是邱毓坤。每营哨官四位:一营,前哨为李鸣钟,后哨王某,左哨万某,右哨刘某;二营,前哨赵西平,左哨刘某,右哨刘大侃,后哨关某;三营,前哨吴鹏飞,后哨杨某,右哨康某,左哨席尊龙。

这回任用的哨长头目,多数都由备补军第二营中精选充任,所以比较的整齐,不像上年成立第二营时那样的分子混杂,滥竽充数了。军营中紧要的事,是卫生知识的灌输。尤其是新招的兵,十九都是穷乡僻壤里来的子弟,卫生方面的常识,是根本谈不上的。一天晚上,已经深夜,忽然一阵号啕哭叫的声音,从兵棚内传了出来。这时我还没睡觉,听了很是诧异,急忙顺着声音去查,以便追究一个明白。到了兵棚里,看见一个兵正在地上乱滚,口里不住声地哭叫。问他们的班长是怎么一回事?说是前两天因为擦抢,一时不慎,把大拇指擦破了一块,即用布裹扎起来,当时稍有一点儿疼,以为不要紧,并不在意。不想浸了水,毒菌侵入创口,伤势陡变,如火焚烧,疼痛难忍。我把他的手指仔细拨开一看,中指头竟已烧黑,毒气正在飞速地蔓延。我就急忙亲自送他到哈德门同仁医院治疗。大夫一查验,出人意外地,竟说手指非锯掉不可,否则,连手脖子也保不住了。我听了这话,很替他焦心。我对医生说,我不敢做这个主,请等我的回话,再做定夺。当即把此事去报告了陆统领,请示他能不能照医生的话把指头锯掉。陆将军说,这万万不可姑息,毒气到了哪里,就齐哪里锯掉。并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定不知道它的厉害。”我回头即通知医生,照他的话行了手术,将大拇指锯了一节。一个活泼泼的小弟兄,因为这一点小的创伤,就受了这种断指的创痛,实在是出人意外了。自从这次以后,我对于军队的训练,就特别注意卫生知识的灌输。

历年来,无论行军驻军,每逢讲话,必特别提出这个题目,同大家反复地申述,叮嘱他们要看重小事,注意卫生。

这次招来的新兵,都是年轻力壮的良善农夫,从质的方面说,可说没有可訾议的地方。但是他们缺乏教育,知识浅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丝毫没有。他们原先在家里的时候,只想着出来当兵,可是等到入伍了,受到严格的训练,即感觉苦恼、不自由,又想着还是家里好,一心一意要逃回家去。可是军营门岗严紧,于是只好跳墙。庙中的墙垣高得很,有冒险尝试的,往往把身体摔坏,吃了大亏,只有自认晦气。从那时候,我就常常想:中国要想抵抗帝国主义,不能不实行征兵制。但要美满地实行征兵制,则又非先普及国民教育不可。可是照我国实际的情形看,若说一定要等教育普及了,国民的文化水准都一般地提高了,而后再施行征兵制度,则事实上又不能许可。因为国民教育的真正普及,在整个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是办不到的。所以这就必须努力宣传工作,使爱民族、爱国家以及各方面必要的政治认识,都能家喻户晓,那时方可有效地实施征兵。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万万不可忽视,其故即在于此。我为要补救这个“逃兵”的严重现象,一面对士兵加紧政治教育,一面又极力设法改良对于他们的待遇。初级官长教育士兵,大部分都是缺乏经验,方法又欠妥当。他们正在壮年,血气方刚,性情暴躁,日常士兵偶有不是,动辄恶语相加,痛施体罚。因此难为得很多士兵暗自流泪。他们所以私逃,这正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地严重。孙子兵书上明文载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也。”这就是说: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平素训练,不得兵心,一旦有事,怎么能使士卒共甘苦患难,怎么能叫士卒舍生拼死?所以我这时一再恳切地告诫初级官长,叫他们务必要把士卒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样,万不可稍存丝毫歧视的意念。但是在那时的环境下,要根本废除体罚,事实上还不可能。所能办到的,只是切戒官长逞意气、胡乱虐待士兵。我特意立下一个“八不打”的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我把这个戒条,三令五申地告诫各级官长。刚实行时,官兵们都非常地不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军纪就难于维持了。后来日子一长,方慢慢地见出功效,同时逃兵的事,也无形中大大减少了。

我们驻在顺直门外,感到种种不方便,故又移到北苑驻防。这时我把官长目兵分成四个讲堂,加紧训练:一个营长和营副的讲堂,一个连长排长的讲堂,一个头目的讲堂,一个特别兵的讲堂。官长的基本战术同应用战术两课,由我亲自讲授。方法、原则与应用混合起来教授,一面讲原则,一面讲应用。课堂上讲完了,马上就上操场演做;操场上演做完了,立刻又到野外去实习。我的教学程序是这样的: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七、你再做。从每个士兵的战斗动作,以至每连每营的战斗动作,必须经过这七道步骤。我认为这样的讲授,才是切合实际的办法,才能免掉纸上谈兵的流弊。后来十六混成旅时代的中下级干部大半都是在这时候训练成功的。

一天我正预备上讲堂,陆将军临时来了个电话,问我第三营营长邱毓坤为什么辞职不干了?我一听,沉疑了半天,当即回复陆将军说:“我当面来报告。”原来第三营中哨有两个兵偷了人家两块钱,中哨孙副哨官主张马上把他们开革掉。但营长邱毓坤却坚持不同意,把两个兵一个拨到前哨,一个拨到左哨。前哨哨官是吴鹏飞,左哨哨官是席尊龙,他们俩看见无缘无故从中哨拨来两个兵,觉得很奇怪,后来探问出他们曾在中哨偷钱,就极不高兴。两个哨官异口同声地说:“中哨既然不要贼,我们也不要贼。”事情弄僵了,三营营长进退两难,即愤而向我请假。我当时劝慰他说:“这是琐碎事情,您何必如此固执?若竟因此动意气,更不值得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话,待了一会儿,就默默地走了。

接着是两个哨官同一个哨长来见我。中哨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再收留这两个兵,前左哨更坚决地表示不能收容。我正没法儿办,待要预备上课,陆将军恰好就来了电话,询问这件事情的经过。显然是邱营长从我这里走出之后,又向陆将军那里去辞职了。我接罢电话,即匆匆地乘马由北苑到军警执法处去见陆将军。到了那儿,邱毓坤正好也在座。陆将军问我说:

“邱毓坤为什么辞职?”

我回答说:“这件事最好是让他自己说。”

邱毓坤站起来把上述情由说完,又道:“这时天气这么冷,雪下了几尺深,若是把他们开革了,叫他们上哪儿去?我看不如来年春天暖和了,再叫他们走才好。”

陆将军说道:“你说的话不成理由。你说天气吗,这和犯法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若是不偷东西,就是六月天也不能开革;若是偷了东西,下怎么大的雪也不能姑息。这和天气是两回事,你为什么要牵扯起来呢!”

这位邱营长是安徽合肥人,武备学堂出身,曾办过旗语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学识阅历,都是好的,只是脾气顽强固执,骄傲自恃,从来不肯降心下气,听听别人的道理。因此同谁都处不好,这次同事们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到后又被陆将军说了这一顿,他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结果竟辞职走了。我觉得为人处事,最要紧的是明镜高悬,抱定无我的态度,来看是非道理。若是一味地固执己见,意气用事,那无有不失败的。但一般人却很难做到这种地步,军人尤其如此。

邱毓坤走了,第三营营长之职,派来一位孙振海接任。

北苑一带,为历年驻兵之地。历来被裁汰的老弱残卒和被开革的不良士兵,大部分都流落在这儿,明着打杂帮闲,以谋生活,暗中却借此勾引营中弟兄,干些下流营生。奸淫偷盗,无所不为,一切罪恶的事,全由他们一手创造出来。一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营房后门口的马号里,忽然起了火,喂马用的干草,全都烧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酿出大祸。据站岗的兵说,火焰是突然间冒起来的,事先并没有看见零星的火焰。因此,断定这不是一时的失慎。后来多方查询,始从一个小贩口里,追究出原委。那是因为几天前我无意中看见一个小贩在营门口摆摊,卖的尽是有碍卫生的零食,弟兄围拢着购买,你去我来,秩序紊乱。我看不过去,就把他驱逐走了。那小贩因此记下了仇恨。他原是以前被别的驻军开革的兵,他知道靠营墙的马房中,储藏着干草。这天晚上,他乘人不备,隔墙把火药包扔到马号的干草堆里,上面插上一支燃着的香头,等到香头燃到火药上,火药爆发,干草即随着燃烧开来。幸而为时尚早,人都未睡。若是迟一些,必定闹出乱子来。过了几天,汤旅长天锡那边也起大火,烧去二三十万斤干草,也是附近游勇干的。大概住过北苑之人,像这类的尴尬情形,都能够知道的。

在北苑驻了三个月的光景,又奉令调到东城东四禄米仓驻防。这是以前逊清时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宽阔,一团人住着,尚有余裕。大约屯米的时间太久,耗子多得可怕,满地都拉撒着碎米。这房子的垣墙,下面厚有一丈,上面阔有六尺,进身深有八丈余。因此虽开有小窗户,却不管事,阳光仍是难得照进去,以致室内阴森森,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湿雾。弟兄们的铺位虽都铺有很厚的蒿草,但仍不免受病,往往一连上病倒五六十个。症候都是喉头作痒,不住声地咳嗽。我问了几位医生,据说吃百合可以治这病。于是我就买了几十斤百合,每天叫伙夫煮一大锅,我亲自拿去给弟兄们分食,每人一碗,连汤一齐喝下去。吃了十多天,大家果然都渐渐痊愈起来。我在照应他们的病时,正是我和他们接近的最好的机会。问问他们的姓名,家庭状况,想家不想家。他们大多天真烂漫,敦厚老实,我们总是谈得非常亲热。因此全团的弟兄,我都很熟识。虽不敢说每个人我都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百个中,叫上九十个名字,是没有问题的。不但正名字叫得出,就是他们在家时用的小名,我也要问出来,记牢。比如张凌云,我问他的小名叫什么,他说叫做“厚儿”;刘汝明,我问他小名叫什么,他就说叫做“呆子”。我日常对于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亦呼其小名。能叫出他们的大名小名,两下里的感情就显得特别亲热,特别不同,这意义是很大的。要记牢弟兄们的名字,其实并不是难事,只要多和他们接近就行。除了他们生病时,自己照应而外,还有别的机会。比如样子特别的,有点特殊艺能的,有些特别脾气的,曾经发生过特殊事故的,都容易熟识。除此之外,还有每天亲自点名的机会,点一个,瞧一个,久而久之,就都成了熟识的人了。

开驻禄米仓之前,曾经奉到开一营人到新乡驻防的命令。当时遵令开去的,是孙振海带领的第三营。孙振海的外号叫做“孙气”。这人做事虽然热心,但读书太少,欠缺修养,最好意气用事,加上他那一营的官佐,又都是杂凑而来,因此官民之间,老是闹意见。他去新乡之前,我很是踌躇,怕他弄不出好结果,不幸我所挂虑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一天第三营营副同三个哨长,共同来了一个报告,指摘了孙振海十大罪状;一、不给目兵开水喝;二、公费悉入私囊;三、胆量太小,遇事慌张;四、疑心病太大;五、言过其实;……以下几条,记不消楚了,每条底下都列举很多的事实。

我接到这个报告,就拿去见陆将军,请示他怎么办。陆将军也接到同样的报告,他主张我亲自去新乡查考一番。我回到营里,略作布置,即带了一个护兵,当天就搭平汉车去新乡。

我乘的是晚车,开车的时候,已经四点,过了高碑店,夜幕渐渐落下,窗外的景物都依稀辨不清楚。火车走得很慢,好像快到了磁州的时候,我问茶房:

“离新乡还有几站?”

茶房说:“还有四站。”

我就叮嘱护兵王炳友说:“记着,再过四站,咱们就下车,不要走过了。”

“再有四站,咱就下车。”护兵又重复了一句。

叮嘱好了,我把外套一围,就在车凳上斜靠着。这时一轮皓月,正从窗外射进来,照着车内,起了一层淡黄的烟幛。我们的一些被称为睡狮的同胞,纵横狼藉地散乱在车凳上,有的在打盹,有的却耸着肩膀吸香烟,除了断续的像雷也似的鼾声之外,一切都静悄悄地。在月光下,我左右前后看着,他们那些黄色的脸上,都满覆着很深的皱纹,这正表明着他们都是长年在外,饱经艰苦的。到了这时,不禁也触动我的乡愁。火车向南奔驰着,我的心头腾起许多麻乱的思绪。过去,未来,想来想去,没个完结。这样没头没脑沉思着,不久也就蒙眬入睡。但始终只是似睡非睡的状态,车轮轧轧前进的声音,我都能模糊听见。一站一站地过去了,听着到了四站头上了,我蓦地听见王炳发说:“到站了,下车。”匆忙地把东西提了下车,两人缓步向站外走。这时站台上正停有一辆二把手小车,我就把行李卷同箱子放上去,叫车夫推着。走出站约莫大半里路,王炳发突然叫喊起来:

“错了,那不是岳王庙吗?”

我一听很惊愕,抬头一看,前面不远果然巍然矗立着那座俎豆千秋的岳王庙。这时我的两只腿就像被吸铁石吸住了一样,停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直发愣。车夫回过头来问道: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呀?”

“上新乡。”

“错了!错了!这是汤阴县呀。”车夫说完话,把车子一放,也木挺挺地站住了。

这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不免掩口葫芦,想不到我竟然闹了这么一场笑话。只记着过四站就下车,也没想到四站过后,是否果然就是新乡。这时火车已向前开走了,想再上去已不可能。到城里找栈房去住宿,离车站又太远,而且第二天早晨,又须赶回来。不得已,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粮食店,权且借宿了一宵。第二天绝早,乘了一辆拉煤的车,云天雾地地拖到了新乡。不料事有凑巧,我在北京上车的时候,遇着一位第三营的军需长,他也是乘车回新乡的。我在汤阴耽误了一夜,这工夫他早已到了新乡。我来新乡的消息,他已事先报告给他的营长了。

孙振海听说我来新乡了,一时慌了手脚,当夜就去各栈房里找我,所有的新乡栈房都找遍了,连个影儿也没见到。这样一来,益发增加了他的疑心病。他决没料到这时我还在汤阴车站一家粮食店蒙头高卧呢。

到新乡下车,径到营部里去。“孙气”见了我,那种局促不安的样子,使我不禁发笑,同时也很使我诧异。还没等着我开口,他就一口咬定说:

“我的事情,您已经查明了。我知道您昨天就到了,什么事您全都查明白了,用不着我来多说了。”

我听了他的话,晓得他是误会了。我就向他解释,把在汤阴县耽误了一夜的事告诉了他,但他始终不肯相信,仍然肯定地说,我把他的事情都已经查明了。

经过详细查询之后,才知道所报告的几条,并不完全确实。原因只在孙振海初任营长,缺少经验阅历,又加神经过敏,疑心太重,处事往往不能沉着。他这次到新乡驻防,原为防范土匪。因此他就整天想着防匪的事,看见什么都要联想到土匪的事上面来,甚至看见车夫小贩,也要生疑心,想着这怕是土匪的探子吧。他一营人开到这里,分作数处驻扎,他成天往来各处,叮嘱弟兄,提防土匪,准备进击。有一天,附近一个地方演戏酬神,夜里放起鞭炮来。他听了就慌了手脚,立刻部署一切,神情举措,很不镇静。以此,官佐都瞧他不起。此外,平日总还有些噜嗦事,得罪了人家。我觉得这是经验太少之过,阅历深了,自会沉着起来的。阅历重要,同时读书也极要紧,二者并进,互相补正,方才真有进益。先贤给我们的教训,也是这样的。当时我把孙振海重重地教导申斥了一顿,一场风波,方始平息。

这次到新乡,顺便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对于营中挂病号的弟兄,都亲自看了一下,分别加以抚慰。我看过病房同士兵的寝室,深深地感到中国的士兵生活,实在太可怜。只要稍能避风遮雨,无论什么地方,都叫士兵去住。这同欧美国家的军队比起来,相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