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驻守的时代,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干部分子良莠不齐,而好的干部人才尤其不够。这使我在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时第一团团长是杨桂堂,五十余岁,外号叫做杨傻子。这人老于世故,无是无非,任凭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是好好地回答着。又加利禄心太重,一心只算计着高官厚禄,如何讨长官的喜欢,如何能升官发财,他就如何做。什么国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我同他相处了两年,时常见面、谈话,但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肺腑里的真话。第二团团长是何乃中,别号叫做芳谭,广东香山人。为人忠诚,满清最末一次的武进士,保定保府学堂毕业。他习的虽是武科,却能写作极流畅的文字,品行学问都是好的。只是不赞成革命,遇事过于慎重,不敢冒险。参谋长是宋子扬,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知识经验都很丰富,称得起一位干练有为的人物。少校参谋是蒋鸿遇,河北省人,保定军官协和第一期学生,学骑兵,曾在云南当过骑兵营长,与蔡松坡相熟。为人机警干练,足智多谋,韬略上尤远在当时一般人以上。上尉参谋是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县人,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忠厚老实,谨严稳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时候。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心静,西什库学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欢读书,气量太窄。第二营营长杜占鳌,山东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东人的特质,耿直忠诚,方正不苟。第三营营长孙振海,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位“孙气”。这人火性太大,心浮气躁,始终没有什么大建树。第二团第一营营长陈正义,言行稳练,学识也很好。第二营营长董士禄,学识无多,性情油滑,无是无非,一味地只想升官发财。第三营营长王某,安徽蒙城人,一个大字不识,出身于地方上的巡防营,没有在正式军队里受过训练。炮兵营营长杨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委靡不振,因此办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骑兵营营长刘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别重,从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丝半点像有为的军人。—这就是我那时的一般干部。从质与量两方面看,都难使人满意。综合起来说:第一是缺乏朝气。他们大多因循苟且,并没有替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和决心。如何才能提起朝气,想来真是不容易。第二是不爱读书,不但新书不读,旧书也不读,科学方面的书不读,普通的书籍亦不读。终日懈懈沓沓,毫无求长进的心。第三,他们都有一点来历。比如,杨桂堂和段祺瑞即有关系,常常给段送礼、写信,拉拢得很亲密。宋子扬和徐又铮有亲戚的关系。其他各人,也都无不有一点来历。因此办事要振作,动辄得咎,处处掣肘;不振作,则又自觉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住人民国家。

那时共和初肇,袁世凯独揽大权,政府的组织以及一切措施,都渐渐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从报纸上、从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来种种消息,使我一天天明白到国家再上轨道,人民解除苦痛,距离得还很遥远,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艰苦的路程,有待于我们的努力。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常常感觉自己读书太少,学识不足,而且所读的书,又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旧东西。以此来应付这激变期的中国社会,时时显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我渐渐觉得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正与补充。有时甚至觉得我以前读书几乎都是走的冤枉道路。但是时局越艰难,心情越彷徨,我向前干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总觉得自己没有灰心颓志的余地。为要担负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当以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过之纲任排长,选用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为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而外,还有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等。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全连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显出蓬蓬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对这个模范连,只希望做到使他们能自发地愿为国家人民奋斗牺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讲话,我统是按照这个目的灌注阐发。

我们一面在长安努力训练,一面奉命派出队伍到各地驻防。其中赵冠江一营驻武功县。一次,赵营长接得本地人报告,说他们村子里到了土匪。赵即率队往剿,把村子团团包围起来。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赵仍不肯罢休,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缉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枪支。当时却在民家搜出许多烟土,赵一一予以没收,并令百姓代为挑送。这一下,弄得百姓非常怨恨,纷纷到省城告状。我查明了这事,气愤难言,立刻将情由呈报陆将军,赵冠江撤差,换杜占鳌接任。这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从这件事上,我益感觉到好的干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深深认识到不良环境的可怕。因为那时陕西的情形窳败之极,基础薄弱的干部们,置身其间,耳濡目染,一旦离开了长官的训导,就不知不觉地为非作歹起来了。

我在长安驻军期间,目见许多情形,都很使我觉得痛心疾首。我顺便说几件,以见一斑。第一,就是关于查大烟的事。督军署的参谋长、副官长三四个人勾结起来,满处搜查大烟。查得一两土,罚洋一元,烟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装钉,派人押着,一车车运往北京、天津贩卖。算算这个账吧,每两土罚一元,又把土收去贩卖。一方面是受着双重的剥削,一方面是坐得双重的横财。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第二,就是乡亲用事。参谋长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长李某是蒙城人,……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这样的情形给局外人看着,已经够碍眼的了,然而意犹未足。副官长李筱芬等又上条陈,索性公开要求大用乡亲。当时因有“口里会说蒙城话,腰中就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督军后来的失败,正就在这种事上种下了根由。关于用人的事,我们一定先问贤不贤,不问亲不亲,只问能不能,不问乡不乡。若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则弊病丛生,害人害己,必无好的结果。第三,姑息养奸,也到了使人诧异的程度。如一天我们去见督军,大家坐着谈话。当时有一个人走到督军面前,嬉皮笑脸地说:“报告督军,这里有一件事可以大大地发财,给督军说说好吧?”督军毫不生气,慢慢笑着回言道:“在我的眼里,也看不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可是想来见人就说发财的事的,总不是好人吧。”那人反而很得意,仍旧嬉皮笑脸地说着。看看督军一句话也不斥责,使我惊讶极了。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居然以至于此!若不是我亲眼看见,谁说我也不会相信的。又比如当时有所谓收揽门生的事。陕西第二混成旅旅长奉献二万两烟土,以为拜仪,而对方居然收受。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后来长安兵变,缴督军械的就正是这位旅长。还有督军左右的一批大贤小贤们,有的是西洋留学生,有的是东洋留学生,有的是将弁、武备、速成或讲武堂的学生。他们因为出身不同,来历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谓土派、洋派、东洋派、西洋派等,终天争着官大官小,钱多钱少,或则吸烟打牌,吃喝玩乐。彼此之间,互相造谣,互相攻击,总是要抢官做,要发大财。青年人如此生活着,而督军毫不过问。

这些事,我是没法看得过去的。那时第十五旅旅长贾焜亭(名德耀,日本士官学生,平日手不释卷,笔不停挥,颇有学识眼光)对这些情形也总是摇头,和我抱同样的感想。我们不自量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军面前说说。比如拿烟土的事,我们苦苦地劝说,总是说不动。以后甚至我们去了,左右使我们不能见面,把我们引到客厅里,叫个人陪坐着,使我们无从说起。又比如那批肮脏的大贤小贤们的情形,我们每次到督军署,也总要忍不住说几句。后来他们一见我们来了,就骂着说:“混账又来了!”不久,我和贾焜亭都被派赴外县各地巡视。贾和我说,这是有意差使我们出来,免得碍他们的眼。

顺便再在这里说一点那位副官长李筱芬的事。这人我在北京的时候原就认识。那时他也住在京防营务处。我每次到那儿去,都要遇见他。他说话满口新名词,表面上似乎很有学问,其实肚子里浅薄得很。穿一身时髦的绸缎衣服,涂满一脸雪花膏,头发梳得精光,鞋袜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势,也许就因为这些缘故。那时他已染上鸦片烟的嗜好,常和秘书长刘某在一起躺灯,不过还不好意思公开。见了人,特别是我,就把大烟藏起来,怕人家耻笑他。我有时劝劝他,他总还在口头上接受。从这一点看来,证明他那时还有点羞耻观念,还有去恶迁善的可能。不久,他就飞黄腾达起来了,在烂泥里滚久了,前后就判若两人了。我在长安遇见他时,他竟恬不知耻地把各种烟土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将熬好的几大瓷缸(每个一尺多高)烟膏指给我说:“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云贵土。”言下神色飞舞,得意之极。后来又听说娶了两房姨太太。可是等我走到褒城的时候,就接到他的讣闻了。死时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军中有句俗谚说:“鸦片、烟、酒、姨太太,三个星期进棺材。”李筱芬完全应了这句话。对于这个人的一生,我常常感慨不已。腐恶环境的害人,有这样的可怕!我记叙这个人,对于今日一般少年得意的朋友,或许可以有些帮助吧。

我在长安住到第二年(一九一四)四月间,奉派到各县巡察。走到三原,就接到督军的电报,召我回防。原来四川发生重大的兵变,陕川两省接壤,地方上空气骤见紧张,人心也随之惶惶不安。为防范事变波及陕省,我奉陆将军命令,率部队开驻汉中,借以镇抚陕南。

奉令开拔的时候,同时也奉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第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旅。不久第七师师部取消,十六旅又改为十六混成旅,归中央直辖。有了这个独立团体的存在,使我能够很自由地把滦州革命时代的朋友,重复集合到一起,企图继续那时的革命精神,同恶势力积极奋斗。十余年中,十六混成旅所以始终能在北洋军阀的重重包围之下,久历艰苦,毫不妥协,一直奋斗到底者,皆得力于这时候的改编。

部队出发之前,我们的十六混成旅各出一混成团,举行秋操。这第十五旅,原由中路备补军改编,在河南招募的补充新兵,分子非常复杂,因此纪律不十分好。又加这一向在外剿匪,一直没有约束,更弄得放荡恣肆了。贾焜亭是新到差的旅长,一时也无从整顿。等到和我们秋操时,不知什么缘故,十五旅竟有几人暗带了真子弹,向我们打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伤人。当即把秋操停止,草草讲评了事。当时情形,至今回忆,犹觉哭笑不得。

我们的部队向汉中开拔,路线是由咸阳经过兴平、武功、扶风、凤翔、宝鸡、秦岭、凤县、风岭、留坝、褒城等地。长安至咸阳,中间隔有一条渭河。渭河两岸都是沙地,夏天大路上不能走车,我们都从高粱地中穿来穿去,寻找小路。当晚就在渭河北岸住宿。这里的河面,水涨时宽可二里许,水浅亦有半里。河水浑浊,很少清澄的时候,这里的渡头名曰“咸阳古渡”。渡河的工具是一种木船,后面没有舵,旁有一个木橛,上套木桨,压水而行,远远看去,宛似菩萨的鞋子一般,这就是这儿渡河的唯一交通利器。时至二十世纪,人家已经用飞机飞船在那里比赛行程速度,而我们的国家,却仍然沿用几千年前原始时代的木船,相形之下,就知道我们民族是怎样的落后了。

我们的部队继续渡河,水手们一面压动木船,口里一面哼着各种古老的腔调。这一个水手哼一声,另外一个水手呵一声,满河里一片哼哼呵呵的呼叫,听来好不热闹有趣。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配合上这种古老的腔调,真可说是古色古香,令人不自觉地仿佛回到几千年前的世界中去了。

过了咸阳古渡,前面一条东西大路,大路以北,是一带望不到头的丘陵。那就是两周的王陵(东周陵在洛阳邙山)。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都在这里。陵园的土壤尽呈黄褐,土质也非常干。

马嵬坡在兴平附近,离咸阳有几十里。史载唐玄宗的爱妃杨贵妃,就是在这里自尽的。坡前面便是她的墓地。墓上生着一片白硷,有些好事的人见景生情,巧加附会,说这种硷土,就是杨贵妃生前所用的脂粉变成,人们吃了,可以医治心口痛、头痛等病。这个谣言一传扬出来,地方上的愚民就络绎不绝地到这儿来焚香礼拜,诚心诚意地把墓上的硷土取回家去,给病人吞服。唐明皇和杨贵妃淫乐败国,有什么值得人民崇拜?又怎会有此灵验?百姓的愚昧,以至于此,是多么痛心的事啊!

前行不远,到马刨泉。相传三国时,关公或张飞所骑的马曾拴于此。因为口渴,无处觅水,马忽以蹄刨地,乃得甘泉。这显然都是后人崇拜英雄,巧加附会的传说。兴平过去是武功。武功过去是岐山。再过去就是凤翔。这一段,直至凤翔,都是缺乏水源、缺乏树木。如果沿路栽树,再将渭河之水引来,那就太好了。此种事清朝时代没有人办,民国以来亦不能办,所做的都是一些破坏的事,要到哪年才能谈得上全国普遍的建设呢?(听说现在武功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农学院,由王子源先生主其事。王吃苦耐劳,埋头实干,将来定有很大的成就)凤翔地方整洁,人民殷实。他们衣食丰足,因之文风也很兴盛,弦歌之声,遍地可闻。自我行军以来,像这样的偏僻之地,还很少见过。可是听说不久以后,这里即连年兵燹水旱,匪盗遍地,地方元气大丧。想来那样一个民康物阜的世外桃园,遭受到这样的厄运,也一定顿改旧观了。

由宝鸡至凤县,经过历史上有名的秦岭。此为终南山脉,自甘肃入境,绵亘八百余里,有陈仓、太白、商山等高峰。韩愈的诗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句,可见其地势的险峻。当天晚上,即在岭上搭帐篷住宿。上山的时候,穿的是夹衣;到了山顶,立刻感到寒冷难挡,改穿棉衣还有些不支。“晚穿棉,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真是这地方的特殊气候。从这里又过凤岭,上书“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字样,也是险峻之极的地方。距留坝约十余里,有一座紫柏山,留侯祠即在靠大路的边上。昔汉高祖定天下后,大封功臣,其中张良的功劳最大。汉高祖封他许多地方,皆不要,唯独要了这个留坝。这里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贫瘠之极,人都不懂何故。张良说:“我要了这地方,必无人与我相争。”我曾到那儿瞻仰了一番。那地方很僻静。四围都是高山,走到里边,一种幽古的感觉,蓦地袭上我的心胸。我觉着中国的寺院,委实别有一番恬淡闲静的幽趣,是别的任何场合所没有的。后来我每喜欢跑到偏僻的山林古寺里去,度我的读书生活,正是这种时候给我的印象所启发的。留侯祠正殿上塑有张良的泥像,神气活现,不晓得是出诸哪位名家之手。我在徘徊瞻望之余,不禁起了一种景仰之念,遂撰了一副对联用木头镂刻起来(几年后又换了石刻)。其文如下:“豪杰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长芳,想那志士忠臣,千古犹留凭吊所;神山古来稀,设黄石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愿作逍遥游。”正殿的左侧,有一股澄碧见底的泉水。听说冬夏长流,永无涸竭的时候。我站在泉边,一面看水中的游鱼,一面却想起两千年前的张良的身世。他本是为韩报仇,愤恨秦皇暴虐无道,才有博浪沙的壮举(今河南阳武县东南有故城,即秦时的阳武城,城南即博浪沙)。后来襄辅汉刘邦,伐秦灭楚,奠定天下。在汉室的功勋,他得算首屈一指。但成功之后,不料他竟然隐遁到深山大泽的地方,富贵荣禄,都弃如敝屣。他的心迹的清澈,实在值得人钦服。与他同国同时的韩信比起来,就另有一番风度了。又在祠的前后观玩一会儿,回到老道的客堂里,吃了一碗素面。临走的时候,给老道丢下三块大洋。老道很客气,送给了我一部《素书》。卷首有宋张商英的一篇序文,说黄石公在圯桥送张良的就是这部《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之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云云。书共六篇:多是一些格言式的处世哲学。张商英并在序文中举例说明,张良相汉高祖,那个策略就是用的书中的那句话。比如张良劝高祖封雍齿,就是用的书中“小怨不赦,大怨必生”一句。张良辞封三万户,而只要了留坝,就是用的书中“吉莫吉于知足”一句。虽不免牵强附会,但倒颇有趣味。这书流行的不广,所以顺便一述。

过留坝前行,就是汉高祖入汉中后所焚烧的栈道。今此道已无,行旅都改走鸡头关,路极高峻难行。一面高临绝壁,一面下临深沟,从留坝到褒城,尽多这种险道。沿途烟山万重,壑水急流,真是说不尽的万千险阻。这条路上,人烟特别稀少,几乎可以说不见人迹。原因是从前每有军队从这儿经过,就把当地百姓都抓去抬伤兵,抬官长,连门板也搜个精光。弄到后来,百姓们一听说有兵来了,就赶忙向深山里躲避,以消极的坚壁清野的方法,同丘八爷对抗。这次我们的队伍从这里经过,他们闻讯,前两天早就已经躲远了。

鸡头关石门附近有“玉盆”同“滚雪”两个古迹。玉盆是一湾清泉,水色深绿,中有石块,宛如玉盆一般,在石门上游的山谷中。滚雪,据说是曹操当年行军到此,正值大雪,一时不慎,失足从马上跌滚下去。石门穹里面,有隶书的石刻。拓本流行坊间,所谓《石门颂》的就是。

队伍到了褒城,分驻褒城与沔县两个地方。褒城有褒姒庄,即周幽王的宠妃褒姒的故里。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火骗诸侯来博了她的一笑。后来申侯和犬戎攻周,幽王举烽火,诸侯不至,遂因此亡了西周。褒城荒僻之地,竟出了这样一个一笑倾国的褒姒!褒城与沔县相距有六十里,其间有个地方叫黄沙。相传就是当年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的所在。我这一路行来,想到当年诸葛亮相蜀伐魏,六出祁山,走的就是这一条路。魏延屡次主张当由子午谷出长安,孔明都不听信。可见从前这一条栈道,一定比较宽敞平坦,不像子午谷的险峻难行。但年代久远,山川变换,情形已大不相同了。

沔县附近有汉丞相武侯祠。我到沔县的那天下午,特地跑到那儿去观光。武侯祠巍峨壮伟,别有一种严肃气象。我到这儿,也撰了一副对联,表示我对他的仰慕。文云:“伊吕伯仲间,岂唯管乐自期,徒夸玉垒经编远;申商名法后,尽遣老韩同传,别觉黉宫俎豆长。”

这里的祠堂庙宇也有道士住守,满身污秽,头发尤其肮脏。和他们谈了一会儿,语言乏味,毫无知识,比起留侯祠的老道,相差远矣。他们倘若也能像留侯祠老道一样,将孔明的文章逸事,印些出来送送游客,那多有意思!我打听他们的出身,原来因为生活所迫,找不着吃饭的门路,都是到了三四十岁方半路出家。这就无怪了。武侯祠南面耸立着青葱的山峦,重叠起伏,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定军山。定军山西是武侯的墓址。墓上有两株桂花树,高达六七丈,时当八月,桂花盛开,清风四溢,香达数里之外。武侯祠过去有马超墓,为石头垒成。上面盖土,四近满是正在怒放的金黄色的迎春花,一条有四五尺长,宛如条条彩带。我停足观玩许久,不禁感叹一番。当年曹阿瞒何等雄武,刘备对之俯首,孙权对之震服,不料竟被这位小将杀得割须弃袍,仅免一死!

我们的队伍到了汉中,川变已经平息,原来的任务不成问题了。于是就加紧训练。

那时汉中道道尹姓程,名柯,号叫仲虞,是一位精干而且勤劳的官吏。我去拜会他,从他的公署大门,一直走到后堂,大门外,大门内,每一室,每一房,以至厨房、厕所,都朴素干净。每天都由他监督着打扫。地段上连一根草梢也没有,这使我感到很大的钦敬。道尹本来是清闲的官职,然而他能勤于治事,不安于清闲。由此一点,即可见其精神。陕南镇守使兼第二师师长张钫,这时也驻在汉中。

汉中的风气与长安迥乎不同。汉中的迷信空气,特别浓厚,迎神赶鬼一类的怪事,普遍地流行着。居民门口上十有九家贴着辟邪的神符,大有百鬼临门的情势。有一个名叫菜园子的地方,迷信尤甚,差不多事事问卦、问卜,到了疯狂的程度。听说当年张鲁在此为吏,以鬼神为统治百姓的工具,想着永远过他的为非作歹、穷奢极欲的生活,而百姓不敢指摘反抗。这遗毒至今不灭,使得汉中的百姓,同鬼神结了不解之缘。这种迷信空气,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可以打破。

汉中的农民不论是老是少,每至下田锄地的时候,必都穿着大褂,或是半新的,或是破旧的,但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神态很是斯文,好像小学教员一样。这种风气,别地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来历。汉中以西、以南,随地都是稻田,每年出产的稻米,除了供给本地以外,还可以大量地向外运销。汉中沔县一带出产的银耳,也是当地的大宗收入。这儿的银耳非常驰名,销路特别旺盛,普通都以人工种植。其法是把山上正在生长的圆径一二寸的树木砍下来,截成三尺或六尺长短的木橛,五根七根地架在山谷中间,日头曝晒,又经大雨淋漓,相当的期间之后,就长出银耳。稍加泡制,即以昂贵的价钱销行各地。

汉中有两处富于历史意义的地方:一处是拜将台,一处是汉中王的纪念碑。拜将台,人们大概都晓得就是汉萧何月下追回韩信,刘邦将他封台拜将的地方。汉中王碑,是刘备即位汉中王的纪念碑,但可惜碑文早已残缺不全了。

北京帝制的空气,这时已由酝酿而渐成事实。老袁手下的猴子猴孙,用尽了心机,怂恿他早即帝位,以便自己也得封妻荫子,加官进爵。老袁本人,不消说皇帝瘾也早已发作,心里正想着一尝九五之尊的味儿。正在事机微妙的时候,有位美国人名叫古德诺的,发表了一篇中国不适宜于共和国体的妙文。这篇文章,当时的各大报章均经刊载。大意是说,中国的社会人情,极不适宜于共和政体。中国要想走上近代国家的道路,第一是先恢复君主制。并郑重声言,中国如没有大皇帝来管束人民,将会有无穷尽的祸乱出现,永远得不到平静。不晓得这位面包先生,是在美国把自由空气呼吸得厌倦了呢,还是受了丧心病狂的中国官僚的卖弄,竟拿出这样的荒谬言论,来自欺欺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中国不适宜于共和政体的声浪,高唱入云。一些帝制遗孽,便以此为借口,说外国人也主张帝制了,从而推波助澜。一时全国鼎沸,弄得老袁也兀自狐疑不决。平心而论,袁世凯本人,对于帝制这一着,一直是一面酷欲一尝,一面又戒惧审慎,怕着弄不出好来,反把到手的权位,轻轻断送。但自经这番唱和以后,筹安会应运而生;同时袁克定、段芝贵等又假造一份《顺天时报》,上面专刊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每日送给老袁去看,说这就是国内的舆论。如此包围,闭塞老袁耳目,老袁信以为真,他的主意也就渐渐坚定了。

筹安会的主要分子为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严几道六人。那时报章上常常有六君子之称。筹安会成立之后,花样越来越翻新了。北京市上居然有了所谓公民请愿团出现。每个自称为公民的,手里拿着旗帜,大声呼喊着,向总统府请愿,要求老袁俯顺民意,早日南面正位。连八大胡同的妓女,也组织了请愿团,推举代表,赴总统府请愿,老袁也公然派出代表予以接见。中国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光怪陆离,什么调儿都能弹出来。民意!民意!多少人都拿钱制造它,来欺害人民,为祸国家,结果自己也葬送了!袁世凯原是一个聪明干练的人,若是没有筹安会等一班利欲熏心的家伙,从旁帮同吹捧,他自己恐怕不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来。但反过来说,若是老袁果然真正聪明有为,亦必不致被这些小人所包围。细想起来,老袁毕竟是个糊涂的人!

不久,我在军中便接到段芝贵发下来的《孙文小史》、《黄兴小史》的小册子,里边尽力诋毁中山先生同克强先生。那时每一营发给一百本,每班可分五六本,每天要把它当成正式的功课讲读。我想这大概是北京的一批蠢货们,竭尽了心智想出来的办法。但他们的诡谋是失败的。当时许多官长接到这些小册子,都偷偷地把它烧毁了。虽然有将来考检的命令,但终亦无人理会。我接到了这种小册子之后,一面翻阅,一面不禁无名火起,切齿痛骂段芝贵等的卑劣无耻。他们这种伎俩,事实只有越发增加孙、黄的价值,丝毫不会损害孙、黄等在群众中的信仰。那天我特意召集官长目兵讲话。我说杨度、孙毓筠这些小子们,寡廉鲜耻,卑污下贱,在北京被钱收买,给袁世凯组织了筹安会,扶助他做大皇帝。他们这种办法,不久将要使国家有很严重的祸乱出现。好弟兄们,我们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住的是百姓的。我们决不能随波逐流,违反百姓利益。我们要认清是非,万不能受人家蒙骗。讲完了话,我又招集官民谈论这事。

为提高士兵的精神与认识,以担当来日之大难,这时我特意编了一本叫《精神书》,作为军中训练的规范。这书共分三节,凡八十条。第一节为“道德精神”,偏重个人修养方面,如谨言慎行,努力为学等等。第二节为“爱国精神”,阐发牺牲小我,成仁取义的道理。第三节为“军纪精神”阐发军纪的意义。当时我们军队中的新生命,都渐渐的自此培养出来。后来民国十五年又编“革命精神”一节冠其首,共为四节。

我因为驻在陕南,对于外界的消息十分隔绝,对当时的中国大势尚不能有全貌的认识,于是时时刻刻感到苦恼焦躁。这期间,国际间的风云一天险恶一天,历时数年的世界大战,方在发动。中国在国际与国内的复杂情势之下,究竟将走向哪里去?不消说正是我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正在这时,震惊世界的二十一条件,日本突然向中国提了出来,强迫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答复。这一消息传到了褒城,我周身的血液立刻沸腾。当时我虽欲尽力制止这种感情的冲动,但我二十余年来的军人生活,已造成我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平抑不下去,甚至几天连饭也不能下咽。甲午年我随父亲到大沽口修筑炮台,那时一听见说日本人三个字,我心里就生出痛恨的感觉。庚子年我从保定府跑出来,亲眼看见过日本兵端着枪,拿中国同胞当靶子射击,以为笑乐。那时我恨不能一刀砍死几个,以发泄我胸中的激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使出了这样的毒辣的手段来,要整个地亡我国家,奴我民族,我怎能不悲恸欲绝?从此我决定了两个斗争的目标,时刻地努力不懈:一个就是要向国内恶势力奋斗,一个就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奋斗。我那时所认定的,是中华民族若想求取生存,不能不打倒国内的恶势力,尤不能不打倒恶势力所赖以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多少年来的历史,已证实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九一八”以后,我所以坚决地主张抗日,正是这种历史过程发展下来的必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