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就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年底。阴历除夕这天,我在裂面溪住着,派人买了一些鸡鸭鱼肉,预备同旅部的参谋、副官、书记、军医、军需各处的人员聚餐,想不到黄昏时候还未坐席,突然接到由顺庆转来陈将军一个电报,说顺庆第四混成旅的队伍已经开拔,要我迅速赶去接防,并说随后还有电报给我。

我接到电报,当即连夜出发。刚到顺庆,即接到成都电报,说云南蔡锷即将起兵讨袁,接着来一电报,说云南护国军已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誓师。稍停又来一电,说云南护国军分两路出兵:一路取道贵州,经镇远以出湘西,由李烈钧将军率领;一路出四川,由蔡松坡率领,两路之中又各分数路。转眼之间接到三个紧急的电报,真出乎我的意外。这回云南起义的消息,想北京和成都方面早就知道,他们挨一天又一天,妄想可以掩藏过去,直到看着实在捺不住了,才将消息电告各方。最后又来一电,要我向成都开拔。我接到这个电令,心里万分地不好受,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能站在帝制的这一边,去和护国军为敌的。要不然,滦州起义我们干什么来着?但是在我们前面只摆着两条路:一是随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陈将军怎样,我们也就怎样。一是拒绝陈将军的命令,自己单独主张。若是不问是非,只以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这与我平素的思想意志绝对违反,不消说我是死也不肯干的。可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开拔的命令干脆拒绝,则此次随我出来督察者仅有一混成营,其余都留绵阳及陕南一带,目前力量上绝不允许。我万万不能作这样幼稚的举动。这样的情形,使我陷入很深的苦痛中。我抑制不住我感情的奔放,当我拿着电报给队官姜瑞庭、排长韩占元等人看的时候,我一面和他们讲说着上述困难的处境,一面不禁悲壮地流下泪来。当时姜瑞庭和韩占元他们向我说道:

“旅长!我们处境太困难了,你的苦衷正就是我们全体官兵的苦衷。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别让他们缴了我们的枪,慢慢地再想办法。”

这位队官姜瑞庭自我在二十镇八十标时即随我当兵,能写能算,为人精明干练。排长韩占元勤劳耐苦,长于拳术。他俩是当时初级官中最明白事理最奋发有为的人,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话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亦能思索一番,有所准备。

在这里我再说一说我们一旅人的分布情形:第一团一混成营驻汉中,一营分驻绵州和罗江两处,第二团一二两营分驻陕西的褒城和沔县,第三营驻凤翔,骑兵一营在西安,炮兵驻绵州,但炮已经分开。我自己率领着在顺庆的只有一混成营而已。这次随我在左右的人员,有蒋鸿遇、张之江、李鸣钟等几位。这几位虽不敢说足智多谋,但却是真心诚意、竭其才能为国家为人民效忠尽力的。所以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坚决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为国奋斗,但不可闹到被人缴械的地步。本着这个原则,于是我们写了三封很长的信:一封给陈将军,详述对护国军不可开仗的道理,并说第二十镇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您是做过第二十镇的领袖人物,应当爱惜这段可宝贵的历史,继续向前努力。只要您不与云南的义军开仗,那无论情形如何困难,本旅全体官兵必牺牲一切,拥护您到底。第二封给刘一清先生,那时刘为督署总参议,上面已经提过。信上说,您和蔡松坡将军是好朋友,您是真正爱国爱民的革命党党员。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务要努力影响陈督,说服陈督,一要设法使陈督不与云南义军开仗,二要进而做到与蔡合作,助其讨伐帝制,维护共和民国。必如此,方对得过许多的先烈,方能符合您的素志。第三封给蔡松坡先生,说您的主张光明正大,我们极为敬佩,不过我们队伍力量单薄,又处重围,受着很厉害的压迫,事实上不能立刻有所动作,但必定竭力设法避免和您打仗。不久的将来,亦必寻求机会和您携手,共同负起打倒帝制的任务。这三封信写好,由蒋鸿遇和张之江带着直奔成郁,先去谒见陈督和刘一清先生,而后再赴自流井,设法找蔡先生,面陈一切。

在这里要补说的,是蒋鸿遇和松坡先生原是好朋友。当松坡先生任云南军务处总办的时候,蒋为云南骑兵营营长,常在一起下棋,过从甚密,思想感情都很投合。蒋为河北省固安人,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毕业。

一九一六年元旦的晚上把上述的事办好,第二天队伍即由顺庆出发,取道蓬溪、遂宁、安岳,开赴内江待命。同时调令绵州罗江的部队由成都向内江集中。这一路都是石板路,即就田埂铺石而成,十分窄狭。行经各地,皆土壤肥美,物产丰富。内江尤有一个特点:周围几十里路,尽是红土,漫山遍野都种着甘蔗。内江城里东西街达数里之长,几乎家家铺子都陈列着冰糖,一座座堆成糖山,晶莹剔透,使人目眩。大块冰糖有重至五六十斤者,走了多少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光景。制糖也是家庭手工业,几乎每家都制造。方法:用一种碾盘,周围大有数十步,中间高出二尺许,边上有石槽,槽下盛着木桶,碾出的蔗汁盛入桶中,而后用锅煮熬。距内江很远的地方,即先已看见这种碾盘。四川是富庶的地方,但其富庶决不是凭空来的。比如,别的地方也有红土,但并不见有人大量地种甘蔗。这也许是因为气候不适宜,也许是因为人不肯努力。一地的富庶与否,天然与人力都同样是决定的因素,决不该一概委之于天。我们到达这里,唐继尧、刘显世、蔡锷、李烈钧等联名的讨袁通电,内江的报纸上已经发表。密云不雨的局面,至此算完全揭开了。

这个时候,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已由成都开向叙府布防。伍曾为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与陈将军有历史关系。此外张敬尧的第七师也从汉口宜昌取道重庆向泸州前进,马继增的第六师则由湘西开入贵州。这两路由曹锟任总司令,曹本人驻重庆。他的第三师一旅拨归马继增指挥,还有吴佩孚一旅则随曹入川,复由重庆开向綦江方面堵截。(后来有人说我是吴佩孚的部下,其实我此时已为混成旅旅长,直属陆军部,共有十营。而吴不过为一步兵旅长,只六营,无论地位资格我都在吴之上,何得反谓我是吴之部下?这完全是不明真相的人的妄测)

成都方面陈将军的态度始终是摇摆不定,徘徊观望。若响应义军则对随同入川的各部不能信任;不干,又违背自己良心,而且曹锟、张敬尧各部相继入川,亦予他不小的威胁。至于他的左右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讨袁,响应云贵的独立,首领是总参议刘一清先生;一派主张拥袁,讨伐云贵军,完成洪宪帝制,首领是陈将军的参谋长张联芬等。论起两派势力,可说不相上下。一清先生和我是多年旧识,志同道合,滦州起义时我们曾共患难,此时精神上自然完全一致。张某则同陈将军的两个旅长很要好,意见亦相接近。另一方面刘为日本士官学生,代表“洋货”;张则陆大毕业,代表“土货”。又刘为陈将军嫡派,张则为杂派。如此,在陈将军左右互争雄长,暗斗甚烈。陈本人犹疑二者之间,见刘一清先生则说我们应当倒袁;见张某等,则又说我们应当拥袁。完全陷入辛亥革命时张绍曾将军所处之苦境。同时,一方面秘密地和蔡松坡先生等信电往还,一方面又常常给老袁作报告。

那时候自重庆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只经过,两岸山上即开枪射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过往军队吃了不少的亏。人们揣测不定,有的说此事是熊克武部队所为,又有说是蔡松坡早先埋伏的奇兵。我在内江奉了命令,负责调查各方面动态,每天派三班、五班的侦探到自流井以至叙府一路调查。只在内江住了几天,陈将军即又电令我率部开驻泸州。

这工夫蒋鸿遇和张之江已经回来。松披先生有亲笔信交他们带来,对于我们的处境很是了解,说只要我们能和他们合作,一切都不成问题。并说希望我们驻在泸州,较为方便。因为泸州是在资江和长江之间,四面都是山岭,为入贵州和云南的要道,地极险峻。在这次的战事中,此地实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的信措辞极为亲密,完全把我们视如同志。

向四川进攻的护国军是蔡松坡先生统率的第一军,刘云峰的第一师团为先头部队向叙府进攻。我们的队伍开到泸州的时候,蔡先生已率部队挺进纳溪,刘云峰已经攻下叙府。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遭了惨败,纷纷向自流井和泸州溃退。时张敬尧的一师人驻在泸州东面五六十里的地方,吴佩孚的一旅在綦江紧跟在张敬尧师的后面,熊祥生的部队(川军)正向泸州开来,刘存厚师则驻纳溪附近。我极欲与刘云峰接洽,免得发生误会。刘云峰虽然带的是云南队伍,但他本人却是河北省人,和蒋鸿遇有同乡之谊。蒋鸿遇知道刘有一位表弟董某,蒋即冒董某之名,向那边叫电话(是用电报通话),那边接电话的是刘云峰的参谋长张璧(现已当了汉奸)。电话叫通,两方开始谈话。这边把和蔡松坡先生接洽的经过,以及避免冲突的意思说明以后,不料那边的回话非常不客气,劈头一句就问道:“你们是干吗来的?”蒋说:“我们是奉命而来,出于万不得已。我们的困难松坡先生已经完全谅解。”那边就说:“你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即刻通电讨袁,一个是立刻缴械。此外再没有办法!”蒋说:“合作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前后左右全是袁氏的嫡系部队,我们是处在重重的包围中。若要公开表明态度,事实非有一个相当期限不可。这情形是不能不考虑的。”蒋鸿遇平心静气地这样说着,那边却打断他说:“不是通电,就是缴械,再没有别的话说!”说完,挂的线已断,再叫也叫不应了。

想不到松坡先生表示得那么好,而张璧等的态度却傲慢以至于此。我们觉得万分惊异,认为不可解,暂时即决定固守泸州,一切待后再说。

这时候指挥系统极其紊乱。北京统帅办事处和参谋部,成都陈将军,陕西陆将军,重庆曹总司令,各方面都不断地给我命令。命令各不相同。陈将军来电叫我守自流井,统帅办事处的电报叫我赶紧收复叙府,陕西陆将军的电报又叫我固守泸州。自我带兵以来,指挥系统再没有比这时再复杂再紊乱的了。我一天到晚连续不断地接到各方面几十道不同的电令,弄得头昏眼花,不知听谁的才好。有时甚至同一方面的来电,竟然先后指给我几个完全不相同的任务。比如陆将军那里,先来一电,要我守泸州。待一会儿,再来一个加急电,说“着该旅长迅速收复叙府”,稍停,又来一个十万火急电,却又要我星夜率队到自流井。同时陈将军那里也来七八个命令,一会儿叫开自流井,一会儿叫守泸州,一会儿又说若情形许可,须速攻叙府。忽指东,忽指西,情形和上述的一样矛盾而纷乱。弄得我没有办法,只得致电陈将军询问我究竟应该听哪一方面的哪一条命令。最后陈将军的复电是要我攻叙府。同时,张敬尧师正向泸州前进,也是压迫着我速攻叙府。并且暗示我,无论如何不得迟延推托。我考虑的结果,决定把队伍开往南溪,到了那儿之后,再斟酌情形,决定行止。

从泸州出发的时候,请蒋鸿遇去见刘云峰和张某,做第二次的接洽:第一,约定彼此不打,万不得已时只放朝天枪;第二,只要有机可乘,我即通电表明态度;第三,说明张敬尧、吴佩孚他们的队伍在后面紧逼着,我实在无法延抗命令;第四,说明和松坡先生接洽的经过。已说妥我在泸州相候。

我带着队伍出泸州才不过十多里,就看见漫山遍野尽是败退下来的溃兵。看光景,我心里猜想八九分是第四混成旅的老爷兵。派人一查问,果然是伍祥祯的队伍,在叙府接触后溃退下来了。可是这时他们官们身上穿的已不是绸缎,而是本地老百姓的破旧衣服。虽然狼狈不堪,还坐着轿子,有的是老百姓抬着,有的教兵们抬着,一点没有放下平日的官架子。兵们穿着一身又破又脏的衣裤,有的光头赤脚,连纽扣也没扣上,有的腰上束一条皮带,有的背着枪,却没有一粒子弹。伤兵瘸着腿,挂着胳膊,无人过问。官是官派,兵是骂派。一路走着,一路不停口地狠骂他们的官长:“他妈的舅子,吃是你们吃,喝是你们喝,捞钱玩儿乐全是你们的,到了今天你们还要摆官架子,不顾我们死活!”又因伍祥祯是云南人,而他的兵则全是北方人,故骂他们旅长有意带他来送命。嘈嘈杂杂地骂着,大家你推我挤,踉跄地奔跑。这情形已经没有半点“爷爷兵”的样子,倒成了真正的“孙子兵”了。训练军队,最要紧的就是实做实干,切实在技能和军风纪上用工夫,一刻也不容懈怠,一刻也不容放纵。平素能刻苦训练,战时才能操胜算,握左券。如果平时骄奢怠惰,养成习惯,一旦有事,即只有败溃之一途。第四混成旅的败溃,主要的原因就是平素缺乏教育,官长荒唐,士兵恣纵,彼此之间生活又悬殊太甚,自上至下,离心离德,一片骄矜浮华的风气。作战之先原已注定了失败的前途。今天所见的结果,一点都不是意外的。

这一晚在泸州和南溪之间的一个地方宿营,是个无月无星的黑夜,第四混成旅的败兵亦同宿此地。睡至半夜,忽然人声嘈杂,前面一个村庄上火光烛天,接着就听到噼啪的枪声。第四混成旅的官兵都惊慌起来,叫号奔窜,秩序大乱。我们十六混成旅却不作一声,不动一动,听着官长的命令,一一鱼贯地进入白天所筑的沟垒中(盖日间已有准备,设有意外,如何应付,都已筹划定当)。等了几个钟点,慢慢平静下来。才知道是前面一个村庄上失火,并无别情,至于枪声,是那村上的民团所放。司马懿称赞姜维统军“在夜不惊,闻变不乱”,这实在是军队必要的精神。我们这次所以能够镇定,一因平素有训练,有教育;二则也因有准备,每个人心里都拿稳了应付的办法,所以临事毫无恐慌的心理。若不然,也是没法可以维持秩序的。

我们刚走到南溪(距泸州九十里),蒋鸿遇即由刘、张等那边回来,刘、张他们的答复仍是立刻表明态度和缴枪的两条路。此外,并说何以蔡将军叫我驻扎泸州,现在又向南溪开拔呢?这样不成!蒋鸿遇自以为和刘云峰熟识,可以好说话,不料他竟抹杀一切,把我们当做俘虏看待,种种盛气凌人,叫人无法忍受。但我们思前想后,也决不欲以意气而偾大事。当即停止前进,重新遄返泸州,权将第四混成旅的溃兵设法予以收容。费了将近一天的工夫,方始收容竣事,交给了他们原来的长官。同时又打一电报给陈将军,请示处置办法。陈因与伍祥祯是老朋友,未便将他惩处,只复电叫我负责重编。等我改编完竣,又电令我将该旅开回自流井待命。我把这事办完,即奉令在泸州建筑工事,当派李鸣钟带一营人在泸州西南二十里名叫龙头关的地方掘筑沟垒。不久的工夫,成都陈将军又派省防军改编的熊祥生一旅来泸州接我的防。这位熊旅长三十多岁,南方人,和刘一清先生是朋友,为人精明敏捷,是一把好手。当天我陪着熊旅长到龙头关去看工事,不料李鸣钟把工事做得极其马虎,所掘壕沟,最深的不过一尺,而且统统都是卧沟。熊旅长看了笑着向我说:“恐怕您不打算守泸州吧?”我问何以言之。他说:“这样的工事怎么能够战?”我料他已经猜测出我们的实情,故只说:“我们横竖走定了,你看着再改造吧。”这样搭讪了过去。其实这是李鸣钟的大意,倒并不是我有意为之的。

这时刘存厚的一师驻在泸州上游的纳溪。有一天,他将几十万发子弹从资中运送,经过泸州。刘为人富有革命热情,识与不识都知道,那时一般人传说刘和云贵军已有联络,即将发动。也有人说并没有这回事。总之谣言很多。于是有的人主张把东西扣留,又有人主张放它过去,不必管那些闲事。后来有人打电报给陈将军请示办法。陈先复电不准放行,但待不到几点钟,又来一电说准予放行。陈将军举棋不定,左右摇摆的情形,于此可以显明地看出来了。

张敬尧、吴佩孚以及在重庆的曹总司令仲三,对于我和护国军的往还恐怕已有所闻,对我的压迫更加厉害。张敬尧、吴佩孚等都有话给我,要我立刻前进,攻取叙府。张敬尧并威吓我说:“你若不前进,那你快让路,我们上去。”他这是看我兵力弱,存心要欺凌我,压迫我。同时成都陈将军、陕西陆将军,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连电催促,非要我进攻叙府不可。我说我们兵未集中,准备未妥。任我怎么说,他们都不听。此时我部队虽名一旅,实际所带不过步兵两混成营。在川各部队之中,算我们十六混成旅兵力最为薄弱。处此情形,势已无可推延,只得率部再开南溪。原来这次定的计划是三路进攻叙府。成都派丁搏霄团从犍为前进,伍祥祯旅从自流井前进,我自南溪前进。情形如此地严重,我接受命令不好,不接受命令也不好。乃第三次派蒋鸿遇去见张璧等商谈一切。蒋去了之后,老不见他回来。我以为一定是那边把他扣下了。及至我们进至叙府附近,才遇蒋回来。所谈毫无进展,完全和上两次一样。我们军队一面进发,一面仍派了人去通知刘云峰先生,请他自动退出叙府。只要我们站稳脚步,随即撤退,请他千万不要误会。于是一面前进,一面放着朝天枪。打了一天,进至叙府附近的催科山。蒋鸿遇复偷偷将所携炮弹倒入山沟中,乃诡言弹完。并又派人通知刘云峰,我们即要撤退,请他坚持阵地,不必继续后退。我们即经南溪、富顺,直退至隆昌。同时丁搏霄部也由犍为一路向叙府打了一下,随即退出。我问他打的如何,他哭道:“没有什么,我们就是打仗弱一点。”丁是段先生得意学生,我看他也是不愿意打这无谓的仗,若参加另一种战争,他必不如此。

在这里,有几件琐事可以插叙一下。

我们旅里有一个排长名叫许骧云,为号兵出身。他在二十镇驻新民府时是第一名号手。这回攻叙府之役,他以官长地位,竟临阵弃械而逃。本当治罪,因他自首悔过,故宥恕了他。

我们从催科山撤退的路上,走到一个村镇。这天是阴历正月初一日,当晚在一座小庙中歇宿。那庙很简陋,张之江和蒋鸿遇住在正屋,隔着神龛,一个人住一边。我住在对面的小屋中。没有床铺,临时找来几把稻草,铺在地上。我躺到地铺上,刚要蒙眬入睡,忽然听到对面屋里哈哈的笑声,笑得极是热闹,把我的瞌睡也笑没了。我就起身过去,问他们笑什么事。张之江笑着说:“我们正谈说,我们不过两混成营的人,四面这许多老袁的心腹部队团团包围着我们。可是我们敢去和蔡松坡先生接洽,敢和刘云峰开谈判,敢和陈将军那么表示,敢和刘一清先生那么要求。我想除了我们,目今中国再没有第二个队伍这样胆大,这样敢做敢当了!”说罢,三个人又有趣地笑起来。蒋鸿遇说:“平日旅长有一个办法,我总是不佩服。就是每次招收新兵,您总要到场,亲自一个一个地验,一个一个地问。我想这种事,交给别人办不就行了,何必定要亲自去考验呢?到了现在,我才看出益处来了。现在我们这些弟兄,每一个人都是铁打的身体铁打的心性,而大家都像铁环箍着似的,几千个人一条心。若不是旅长下过那一番工夫,怎么能有现在的地步!”说着又笑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起来,第四混成旅一位刘团长到小庙里来找我。他是第一团团长,见了我,就下跪磕头。问他什么事,说是他一团人,溃散得一个也不剩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你们旅长现在自流井,你去找他不好吗?”他说:“现在的事,我看他也不见得有办法了。我打算到重庆去找曹大帅,您说可以不可以?”我说:“那好极了,你去就是了。”他却要我给他一个命令,不然他不能去。我坚持不肯,说:“我怎么可以给你命令?你自己去好了。”他说:“您不肯给我命令,只求您说个可以,我才去,只求您说个可以。”同时蒋鸿遇和张之江也帮着求说,我就只好说:“可以去。”他伏在地上又磕头,而后走了。过不久又来了孟宝臣等四个营长,也来要求我给命令,让他们去找曹大帅。他们走到江安,即被刘存厚拘捕,一一杀死了。(时蔡松坡先生驻纳溪,刘存厚部驻江安,相距不远)。他们平素对士兵不训不练,不管不爱,官兵之间,漠不相关,又昧于大势,不别是非善恶,只是糊里糊涂地过混账日子。这时看见他们的第四混成旅打了败仗,便自顾自弃军逃散,玩儿成光棍儿,至终连性命也不保。他们若在战败之后,仍然硬撑下去,徐图振作,必不致落个这样的下场。真是可叹可怜!

我们在叙府一战,虽然没认真地打,但两方面也颇有些伤亡。收留伤兵的时候,我是一视同仁,刘云峰方面的滇兵共收百余名,同我们自己的六十多名,都同样地管待医治,不分轩轾。这些伤兵都交由韩复榘照应着,运往泸州医治。不料走到江安,也被刘存厚扣住,意思也要加以杀害。韩复榘说:“我们这次作战实出于万不得已。不信,你看我们收容的伤兵里面也有滇军,而且待遇完全一样。”刘即派人到船上查看,果然是的,才化仇为友,并且每人给洋五元,又带了许多宣传品去散发。

我们上次到南溪,原派有我的一位书记长孟君在这里为留守。这次退到南溪,即继续向富顺隆昌行进,孟君因尚有未了事宜,故未随同撤退。后来他把事办完,撤退时,所乘的船在路上被打翻,孟君竟以身殉职。他是北平人,为人精明干练,爱交朋友,学问颇有根底,字写得周正,起稿来得快,也通达有条理。光绪三十一年我为司务长时,他为后队司书。多年以来,我对他很是倚重,这次不幸牺牲,使我异常地痛悼。

由南溪退向富顺的路上,不巧遇着大雨。所走的多是田埂,又窄狭,又泞滑,万分地困苦难行。骡驮子拖着大炮,走几步就滑到田里去,数十个弟兄使尽气力,又推又拉,刚刚弄了上来,一开步,又向另一边滑陷下去。这样,弄得简直没法运行。炮兵团长宋子扬就说:“这样的情形,大炮就只好丢掉吧。要不然,滇军追了上来怎么办?”那时孙连仲为头目,他坚持不答允。他说:“这不行。遇着一点困难,就把大炮丢掉,一则对不过自己的良心,二则回去拿什么脸面见旅长?”说着,和弟兄们咬牙苦撑,慢慢运着大炮走。撑到第三天,天晴日出,路也干了,结果所有的大炮都平平安安地运到隆昌,一门也不短失。可见步兵固然需要吃苦耐劳,炮兵尤其需要坚忍耐苦的精神。否则,是无法担当责任的。此等处,在平时还显不出来,一到行军作战的时候,就显出人的心性来,一毫也做假不得了。

我们退到隆昌,各方责难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尤以曹锟责备最甚。曹给我的电报有:“该旅长进锐退速,不知是何居心。”等等不关痛痒的话。我在隆昌住着,即派人送信给陈将军和刘一清先生,详说这次的仗我们不能打的理由。并明言我们开上去的不过两混成营,士兵不愿作战,故亦并无死伤,实在是因为官兵们都心里有病,我已无法维系,务请他早日表明态度,毅然与滇军合作,共挽大局。陈复我的电报不置可否,只令我速开自流井,一切自有办法。那时隆昌的队伍越聚越多,我遂决定接受命令,开赴自流井。刘一清先生时正在自流井,相见极欢,谈起陈将军与蔡松坡先生最近信电往来的情形。但陈将军仍是犹疑不能定夺主张。他恨自己违背良心,在这里委曲求全,仰人鼻息,不能痛痛快快地干事,以求心之所安。边谈,边流着眼泪,一片忠忱热血,使我无限感动。刘先生并为我策划,以为我此刻处境过于险恶,倒不如毅然攻下叙府,一免张、吴、曹等对我有不测之举,二则以之与刘云峰接洽,也比较容易些。我看他说的有理,当即表示接受。但要他回成都努力,务使陈将军早日决计,响应滇军。我在自流井共住五六天,和刘一清先生商谈妥善。那时曹总司令等叠来电令,限日要我再攻叙府,申斥非常之严,如此次若不完成任务,即非重办不可的话。我即下令将队伍开拔,仍沿原路转回。

从自流井出发,第二天到达一个什么场,接到陈将军的命令,将第四混成旅第二团拨归我指挥。团长姓赵,外号叫做赵黑头,他这一团在第四混成旅中训练较好,纪律严明,比第一团大不相同。怎么见得?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赵团第二营营长王某,鹿钟麟那时就是他的营副。他禁赌极严,有一次查棚子,见有人赌博,他即把头目捉着。问他说:“我下命令禁赌,早说过的,若是被我查着,我就剁他手指。这命令你看见没有?”头目说:“看见过的。”他说:“你既知道,现在你违犯了命令,你说应该怎么办?”当即不由分说,用刀子把他的手指剁了一个去。孙子斩吴王二姬,穰苴杀庄贾,军纪为之整肃。赵黑头执令颇严,所以纪律亦较佳。但因为打了败仗,这时士气也是很颓丧。张之江此时写一封信给我,讲述该团精神涣散,不要谈没有作战锐气,就是在后面住着怕也不容易维持,要求我给他们讲几次话,使军心稍能振作。我看过信后,打电话问他:“这部分队伍精神如此不济,你看讲讲话还能生效吗?”之江回答说:“只好试试看。”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去召集全团人讲话。初上去讲些笑话,大家都还嘻嘻哈哈的,讲到后来,越讲,他们越严肃、越悲痛,有的甚至痛哭流泪。我详说他们打败仗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守军纪、骚扰百姓等等的恶习气使然。说到国家训练军队的用意,说到我们军人的责任,把全体官兵都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摇头叹息,皱眉跺脚,自悔自恨得不得了。结尾我说,欺侮百姓就是欺侮自己的父母兄弟,就是欺侮自己的街坊亲戚。我们若不马上立志,改过向善,刻苦努力,那就不如猪、不如狗,只配永远做他人的奴隶。这次讲话以后,派人调查,知道士兵们深受感动,他们渐渐振作自新起来,许多恶习都无形中革除。不过少数的官长则因习性已深,一时还是不易整刷。

我们走到刘家场,遇到滂沱大雨,即在镇上耽搁一天。我住在一家铺子后进的柜房中。前门那边有一座小楼,军医处住着。不想那个楼上摆着几只大缸,里面存有当地保卫团的火药。军医处一个小医兵,年轻不懂事,在楼上找东西,因为光线暗,就点着一根本地蜡烛照着。蜡烛的余烬恰好落入装火药的缸子里,立刻轰燃爆炸,屋顶也炸飞了,人也火葬在里面。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人人以为是中了地雷。我的传令兵中有谷良民、郑继成等,慌忙捣毁窗门上的木棂,拖着我往外跑。一时秩序大乱,要制止也制止不住,后来打听明白,才一笑而罢。这事虽出于偶然,但由此可知训练队伍之难。我们练军队,不仅要训练官,训练兵,就是各种杂兵夫役,以及枪匠皮匠,也都当施以严格的训练。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闹出不可收拾的事来。带兵的人不可不特别注意。

我们从自流井出发,刘一清先生曾派人持亲笔信偕同蒋鸿遇先到叙府,和刘云峰接洽。第一说明共同促陈将军独立的事正努力进行,不久必有佳音;第二说明张敬尧、曹锟等是老袁的死党,他们以其众多的兵力压迫着我们,逼使我们攻取叙府。务请你让防,三日后我即撤退,仍由你接防。当即与之签订协定,秘密保存起来。蒋鸿遇回来,我即率队向叙府挺进,两方稍一接触,刘云峰即照约撤退。我这儿派张之江、蒋鸿遇兼程追上他,交他一封转致蔡松坡先生的信,详陈一切经过。蔡先生复信表示很好。自此松坡先生和陈将军往来的信电都由我这儿经过。

我们进驻叙府以后,曾审一案子,顺便在此一述。一天我到医院去看问病兵,见军法官李国钧正在审问一个伙夫,说有二百元被他偷了。把那伙夫压杠子、打鞭子,行种种重刑。在行刑的时候,伙夫哭着嚷着:“大人呀,是我偷了,是我偷了!”满口招认,一放下了,就口口声声自称良民,决不能做这样的事。我看了一会儿,心里生疑。即叫李军法官停止,让我自己来审。问钱放在哪里丢的?答说放在什么地方。问除这伙夫而外,还有什么人来过?答说还有位侦探来过一次。问侦探现在什么地方?答说就在城里住。我当即派人带了几名手枪队去传他。一打门,听到外面的人声,那侦探就上屋窜逃,赶了几个院子,才把他抓住。回来把情形一一报告了。问他:“钱是你拿了吗?”说:“没有拿。”“既没有拿,你为何逃跑?”他就塞了嘴,只好招认了。把钱追出来,他已花去了三十元。至此案子才算弄清。只是苦了那伙夫,受了一场无妄之灾。“重刑之下,屈打成招。”中国的旧官吏学识既不足,又不肯认真办事,其糊涂往往使人吃惊。试思多少的无辜良民,如此白白冤死!刑事案是这样,政治案则关系尤大。执法者如不能慎重将事,则不啻为渊殴鱼,为丛殴雀,国家人民必受无穷之害,又岂止枉死几个无辜而已呢?这事意义极为严重,所以我要在此一说。

我们占驻叙府的第二日,曹锟、张敬尧等都来电报,质问我为何不再前进追击滇军。我回电说官兵病者太多,故暂作休息。曹锟等复来电要我进军,否则他们将拨调一旅人来为我协助。同时陈将军也来电询问。我回陈将军的电说,官兵不但身上有病,心里亦人人有病,务请速作主张。我们忠心赤血,但能为国为民,愿不顾一切以赴之。恰好就在这时,接得陆将军急电,说长安被围,令我星夜率队往援。接电之后,我即不顾一切,将队伍撤向自流井,把叙府仍交刘云峰接防。走了两天,在路上又接到陕西的电报,当即下马翻译,知道陆将军已让出长安,叫我停止赴陕。北进既不必要,便将部队统统集中自流井。

我在退出叙府之前,又派张之江访见蔡松坡先生。我到自流井不久,张之江亦即赶到。带有松坡先生给我同刘一清先生的信,另外还有致蒋鸿遇一信。内容大致相同,要我们加紧促成陈将军独立,否则将以武力驱陈。我在自流井休息了数天,陈将军来电说:“闻贵部有援长安之行,但成都今万分危险,务请中止赴陕,速来成都共挽危局。”同时曹锟、张敬尧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来电报阻我赴援长安。我当即一一复电,谓“即赴成都”。

我永难忘记我们在自流井方面的情形。自流井为四川产盐的区域。四围皆山,井中出煤气,接上竹管或铁管,即为煮盐之火(管上如套一猪尿泡,泡即充满煤气成球)。另有盐井出卤水,汲出之后,即以此火熬煮,煮后,凝成固体,即为“盐巴”。此地横阔四五十里,共有盐井四千四百余口。井有二三百丈深者,有四五千丈深者,产盐极富。每年税收,数额惊人。这样富庶的地方,平素即为一般军人所垂涎而亟思染指,此时不消说更成了各方面搜刮的目标(自从这次四川战事发生,普通一团人每到一县,也往往三万五万地向地方需索,各级长官都是腰缠累累)。我到自流井的那天,当地的绅商都惊慌万状,以为我也要在地方上,大量地筹款。这从出面招待的商会代表的言语神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哪知我们住了几天,即规规矩矩地开拔,对于地方一草一木也未动用。这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叹为从未见过的事。同时一般人看着我不肯苟且,不认为是应当,是本分,反都笑我为迂执,讥我为傻瓜。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却以为若是军人不能坚守清介,只知搜刮骚扰,以人民为鱼肉,以士兵为抢掠工具,那结果必致腐烂崩溃,而入于灭亡之途。我们应当记牢“爱民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的教训,坚守不移方可。

我们开出自流井一站路,即遇刘一清先生于途。原来陈将军担心成都的安全,特意派他来促我速速开拔的。刘先生和我见面没谈几句,他催我赶紧开向成都。我告诉他蔡松坡先生有信来,当即把张之江带来的信交给他看。他看完信对我说道:“你可以这样办:这次开成都,你把队伍驻在城外二十里地的地方,不必开进城去,且同陈将军谈判,促他立即宣布独立。他若还是犹疑不决,你就声言不能维持成都的治安和秩序。”我觉得他的主意可行,即决照计进行。及至离成都五十里的龙泉驿,我们即停止前进,请刘一清先生进城,向陈将军转达我的意思。一清先生往还了几次,最后我又亲自进城面谒陈将军。我告诉他说,袁世凯利欲熏心、背叛民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我们万不能丧失了天良,帮着他干。您现在若还不通电独立,表明态度,那么不但我的官兵全要哗变,即你的部队也无法维持。不但我的性命不能保,即您的性命也难安全。这是大势所趋,非常显豁,丝毫也不容犹疑的。说到这样的地步,陈将军才答允了我的要求,当即打一电报到北京,劝阻老袁进行帝制。

陈将军被袁视为心腹的将领之一,西南一带的局面,全指望着他维持。老袁接到电报之后,不料陈将军忽然如此表示,心里受一重大打击,顿时昏迷不醒,不几天就呜呼哀哉了!

陈将军发出致老袁死命的电报后,接着宣布四川独立的领衔通电也拍了出去。一切都很顺利地照着预定的条款进行。时我们的部队已改为护国军第五师,分驻成都东面一带。及至袁世凯的死耗传到四川,入川的部队即纷纷后撤,曹锟同张敬尧亦分别撤往宜昌汉口。洪宪帝制的运动至此完全瓦解了。

回溯既往,这一时期可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个痛苦时期。许多人评论别人,往往爱说风凉话,不肯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仔细思量一番。别人有所动作,若是冒昧从事,他们就批评是犯了幼稚病,自取灭亡;若是处之稳重,他们又批评是徘徊观望,想投机取巧。这次的事,我曾听到不少的人批评我顾虑太多,但批评的人并没想到我当时所处的地位与境况。我那时不过区区一个旅长,人数不过四千,而且散驻各地,不能集中;刘云峰和张璧那方面的表示又是那样的骄傲侮慢,抹杀事实;同时环绕我周围的袁氏嫡系军力共总不下数万,时时有把我消灭解决的企图。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若是不顾一切,鲁莽从事,那不但牺牲了自己,于革命毫无裨补,而且反会把事情弄糟的。个人的成败事小,对于打倒帝制的大局影响却大。我认清了这个,所以努力压制着自己感情的奔腾,一方面再三与蔡松坡先生等接洽,取得他们的谅解;一方面则与刘一清先生极力逼促陈将军独立,响应滇军。在我那时微薄的力量,与艰难的处境之中,自问已尽我所能,而于心无疚了。结果我的志愿总算完全达到,这却是我在苦痛之余感到极大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