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二军自在天津战败,大部退到洛阳一带。收编他方部队太多太滥,其中有吴佩孚的残部,因被吴收买回去,此时突然叛变,以致不可收拾。又因本无训练,纪律废弛,地方受其骚动,百姓都对之衔恨,惹得当地红枪会四起,加以攻击(此亦吴所买弄)。如此一来,遍地都是敌人,处境极为狼狈。当西退之时,某方截袭其后,岳维峻被俘至太原,二军至此只余李虎一部,其余或溃散,或被消灭,已无存者。李乃进兵西安,收拾残部,和三军杨虎等部结合,谋共同抵御敌军的围攻。李、杨等进据西安后,刘某奉吴佩孚之命进潼关夹攻,其械弹给养皆某方供给,故实力颇为雄厚。此时井岳秀等驻榆林,坐观成败;田玉洁、党玉昆,则各占据二城或三城,只管鱼肉百姓,吃喝玩乐;吴新田亦听吴佩孚之命,以汉中为其根据地,整天抽大烟。他的部队原是张敬尧的旧部,纪律败坏,此时无人约束,益发无所不为。这就是陕西地方上一般状况。李、杨等部在西安被刘等四万余敌兵围攻,内少粮秣,外无救兵,只在危城中艰苦撑持,到我们五原誓师的时候,他们已被围了八个月之久。西安城中军民吃食无着,饿毙者狼藉遍市巷,实在已到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绝境。我在五原听到那种令人不忍卒闻的惨状,每日所收求援的电文,宛如雪片一般。所以我决定取道甘肃,分为十路,进援陕西,以解西安之围。

我在五原等部队派遣完毕,准备了一个大概,亦即出发。途中和王铁老同坐一辆汽车,循着汽车道向宁夏进发。我们第一天住在临河,第二天到磴口,因为汽车损坏,在磴口逗留一天,第四天到达平罗,第五天即安抵宁夏。这一条包宁汽车路,完全是石友三督率部队修筑而成,工程颇为浩大。石友三为旅长时,很能吃苦耐劳,也颇有血性志气。孰知不到十年,他为环境所移,闹了一大堆的姨太太,染上了许多恶习,并且有一个时期竟与日本人也有勾结。这种变迁,谁也预料不到。三四年前,他不断地写信给我。我每次回信都和他说,你若能翻然悔悟,努力抗日,就是个有志的男儿,否则,别的话你都不必说,你我从此断绝往来。我对于他的这些劝勉鼓励,不知究生多少效力。

从五原到临河,沿途的土地很是肥美,适于种植。古时在西北屯田,多在这一带地方。可惜现在人烟稀少,已成一片荒原。人们一直不重垦殖,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废了。王英的父亲,是这里一带唯一的一个努力垦荒的人,他的事迹前章已经叙及。他原籍河北大名府,十八岁出来,身边没有一文钱,只穿着一件遮身的小褂来到这远远的河套。几年的工夫,他开辟了几千顷地,掘筑了几十道河渠,使荒原变成膏腴之地。到他中年的时候,已成为冠绝河套的唯一富翁了。他的身材高大,活到八十多岁。这样的人若生在外国,当早已成为誉满世界的大人物,报章为之颂扬,文士给他作传,一定轰动得妇孺皆知了。可惜他生在中国,一生了不得的事业,竟被淹没无闻。

沿途和王铁老同坐一车,铁老为我讲历史,谈古事,往往微言大义,使我生无穷趣味,得许多教益。当时他所讲的故事,我至今没有忘记。有一个是说燕国使者到楚国送文书,楚相当夜起稿作复。侍者在旁边捧着蜡烛相照,因为蜡烛太低,楚相觉得不便,但也不愿开口,就随手书“高举烛”三字于纸条,以示侍者。文稿既经草成,这个纸条无意中夹了进去,封入文书中。燕国使者携文书回国,燕王打开来看见这个纸条,不懂什么意思。那时燕是弱国,楚则强大,以为楚国来此三字,必有用意,不可漠视,故立刻集合群臣,细加研究。大家研商的结果,都认为是燕国吏治太黑暗,内政不修明,楚国不便直说,故写此三字以示讽喻。“烛高火明”,显然是规劝我们扫除黑暗的意思。我们应当接受其善意,力图整刷才是。于是大家详议所以改革之道。有的说,我们只会空说,而不实做,有好办法好规章而不能实行,这是大弊病,应当改革;有的说,我们只知自私自利,而不能天下为公,不能切切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大病,应当设法改革;有的说,我们不能发扬学术,发扬文化,这也应当改善;有的说,我们苛捐杂税太多;有的说,我们没有注重武备;有的说,我们在上者过于奢逸;有的说,我们不能选贤用能;有的说,我们不知发展农业。把弊病一一揭举出来,分门别类,分配专责,定出办法与计划,下令切实施行。三年后,燕国乃大治。至此燕国向楚国道谢其厚意,送大批金帛财宝前往。楚相不明白其故,暗使人去问燕使。燕使说出“高举烛”的字条,楚相方忆及旧事。楚王至为兴感,谓人曰,这是一件无意的小事,然以燕国谦卑,有从善之心,有革新之志,故以此而大治。若夫骄傲之国,怙恶不悛,讳疾忌医,岂克臻此!这真是一个富有教训的故事。在庐山时我曾和蒋先生谈过,蒋先生亦非常高兴。铁老又谈他为四川灌县知事的一段旧事。他有一次往谒藩台,一等三四个钟头,总不传见。那时拜见上官,例须在号房纳银八两,名为“规矩”,否则不予传达。铁老此次纳了“规矩”,仍不传见,就去质问门房。门房道:“你纳的规矩只有一份,还有叔太爷、婶太太二份没有纳,故不接见。”铁老怀怒起来,说道:“我是个翰林,跑来做知县。我是个冤枉官,我不纳这些外钱。”门房道:“你不纳,就见不着我们藩台”。铁老说:“见不着,我不见就是了。”这时叔老爷出来,气势汹汹问为何不纳,说这是规矩,不可打破。铁老一定不纳。于是即下争吵起来。正吵着,里面即高声传见,叔老爷避去。铁老自以为得计,哪知见了藩台,说了三句话,藩台即举茶杯,下人高呼送客。八两银子,只换了藩台三句话。原来所纳银两少,则藩台见面说话也少,此亦成“规矩”。满清吏治黑暗一至于此!真是令人惊诧。一路上铁老所谈大多此类。这里不一一记述。

到临河,看到萧振瀛筑的新城,工程不坏,城内一切设施,亦颇有可观,想见他很吃了一番辛苦。我想知道一点百姓对于他的批评,问了几个本地人,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我是谁了,所以无论如何,也没得到他们的真实意见。这时因为缺乏粮秣,兵站长正在这里请求人民帮助,设法张罗。

第二天从临河出发,后面追来一辆汽车,报告我一个连长强迫百姓换马,因而被他的旅长枪决之事。要换一匹马,看起来似非什么大罪,可是军纪必须严明,骚扰百姓的事情尤不可有。我们是新败未久,正在努力整顿,肩上担着艰巨神圣的使命,更要严格地维持纪律,方不致陨越。

沿路所过的地方都是黄色的砂土,无论是山坡或是平地,看不见一块树木,看不见一块青色的草地,实在贫苦得很。途过三圣宫地方,看见那儿的情形也和皮斯堡陇相似,纯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寨子的范围很大,寨门以内两行大树矗立,建筑都很坚固,墙外湖水,四周都是树木,青葱蓊郁,在此穷荒之境,益发显得如同另一个世界。寨中街道整齐清洁,房屋很为适用,约有百十户人家,并设有学校。沿途像这样的寨子,颇有几个。附近人民的一切事情,都操在外国人之手,此间外国人皆比、意国籍。见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外籍女子,据她自己告我,是十八岁来此地,至今三十多年了。我说:“你真是勇毅,有志气。”她答道:“我们外国女子不像你们中国女子,也不像你们中国男子……”我问她的话什么意思。她说:“我们都读书,都信奉天主,有爱心;又都有强壮的身体和两只天足。因此我们不怕路远,不怕危险,不怕困苦,哪里都好去。你们中国女子,不读书,缠小脚,更不知爱国家爱世人,照传统礼教永远不能离家一步;就是男子,也都老死于家乡,即有远志的,禁不起家属一番劝阻,妻子牵衣一顿哭泣,也就大志全消了。冯先生,您说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中国的实在情形啊?”她同我谈了许多话,我都一一记下,使我感到刀子剜心一般的激动与难过。临行的时候,郑重致谢她同我说的这些好话。这些边疆地方,无论如何是我国本土,我们以其僻远穷荒而弃之,然而外国的女子却来了,开辟得如此整洁美丽。我是一个中国人,如何能不感觉惭愧呢?

离磴口不远,有一道流砂。所谓流砂,须加说明:比如在北面有一砂堆,经风吹送,一会儿工夫,这堆砂就慢慢移到了南面。这些砂堆,移动不定,故名流砂。汽车在这种砂地上行走,或以木板凿孔,一段段钩连,铺于地上;或以毡毯垫地,否则即深陷于砂中,无法开行。我们汽车行过这道砂地,极是困难,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慢慢移了过去。到达磴口,已是下午六点。

磴口位于黄河之边,原属阿拉善旗管辖。居民不过数十户,一半是蒙古人,一半信奉回教,汉人也占相当数目,汉回蒙三族杂居,地方十分穷苦。我因要对人民讲话,车子也须修理,在此停留了一天。在街上对民众讲演三民主义,又和蒙人及回民作长时间的闲话,访问本地的风俗人情及其疾苦,彼此之间,都很欢喜。我于此地划设县治,令吴某任县长。吴为人聪明干练,曾为工兵营长,因此地太苦,非有能力者不能办事,故调此职(但后来任巩县兵工厂总办即渐渐学坏)。此间原来所派之兵站人员为一初级官,既无成绩,又得罪了本地人民。此时特换派一中级官任其事,阅历知识较高,办理得好多了。这时黄河已将结冰,天气越发寒冷,我怕后到的部队会遇困难,对于兵站的情事,又特别计划了一番。这一路负兵站总责的是闻承烈(曾为左路备补军头目,排长,随我为兵站总监最久。后来曾任济南市长)。他们为办兵站的老手,可是那时一文不名,这种巧妇也无能为力的无米之炊,的确也难为了他。

磴口以西,出产一种肉苁蓉,销运广东南洋一带,年达十几万元;其根生砂土中,茎粗一寸,高八寸,随处皆是。别处没有见过。后查本草,方知此物性热力大,为至佳之补品。这儿还产一种甘草,粗的约可一寸,味甘性热,产量亦丰。中国地大物博,真是随地都是宝物。我越想到国家政治的腐败,越是难过;越看见地方物产的丰富,越是鼓起了革命的勇气。

从磴口出发,道路崎岖,行走越发困难。我想到前前后后,这么多的士兵,身上寒冻,腹内不饱,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跋涉如此艰苦的道路,夜间没有屋子住,都在野地露营,心里不禁时刻悬念。是日下午三点钟,才到了石嘴子。其地为宁夏门户,很是险要。出产丰富,尤以煤为大宗。有绅士郑梅峰,拥有煤井数座,为当地一大富户,约我们到他家休息、进餐。他家房子宽大畅朗,样式也很讲究。他除了煤矿而外,还有很多的盐池和碱池。那天晚上,他款待我们吃饭,办了双鱼、双肉、双鸡、双鸭的酒席,这一桌丰盛的菜肴,一定破费了不少的钱,使我吃着很不过意。据说,这位郑先生颇受地方人士的爱戴,办了许多公益事宜,乐善不倦,绝非那种为富不仁之流可比,所以很可佩服。我以为内地财富是无限的,像石嘴子这种地方,看去极其贫苦,但只要肯干,也可致富若此。我们必须注意开发土地之财,否则真是对不起祖宗。

我曾在石嘴子周围察看了一番。我设想后面留驻绥远的部队开完,敌军很有跟踪向我们追击的可能,若果然如此,则这一带地方便有构筑阵地,以资拒守的价值。因此便在附近详加踏看,哪儿当为防御阵地,哪里应作攻击阵地,都大致规定了一下,以为日后不虞之备。

过了石嘴子,就入平罗县境。这儿与石嘴子以东的情况便显出大不相同。人烟稠密多了,气候和暖多了,地方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兴盛气象,不再是那种荒凉贫瘠的样子。两地相离虽并不远,可是竟形成两个世界。

平罗地势也很险要,可称宁夏北部的门户。时县长名王者宾,他兄弟王者林与我是朋友。从前我在二十镇,驻新民府的时候,他为驻吉林二十二镇炮兵营军需长,后来因为赌博亏累,开小差跑了。民元时候又投我处做事,后来有人保荐,就任此间知县之职。事先他知道我要来,特意坐着骡车跑出很远的地方迎接。相见之后,我问问地方上的情形和民间的疾苦,他都一一详述。一路行来地方太贫,食粮最是困难。到了平罗,看见地方富足,一切都有办法了。谈了一会儿,我便先走,一路找本地百姓们谈谈话,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进了城,一直到他县衙里歇脚。看见上房里住有女眷,我当是他的太太,便请见见王大嫂。不料有人拦阻我,告诉我,那是他新娶的姨太太,他太太不在此地。我又知道县衙中管事者是他新太太的父亲,种种办法,都叫人不能放心。于是各处打听,结果查出他的许多劣迹,单就征集马草一项而言,即有许多弊病。他亦不能自圆其说。这样艰苦紧张的时期,他又到任不久,竟不知洁身自爱,勤奋办事,反而肆无忌惮地干起这一套来,实在不能逭恕。他从前曾为了一个案件连累他的弟弟几乎抄家,现在不知悛悔。我和他虽是老朋友,亦觉得无法袒护,故将他撤差,以示惩戒。

次日上午十一点钟离开平罗,下午三点便抵达宁夏。到宁夏的这天晚上,就接着刘郁芬转来孙良诚的告捷电,说我军于二十七日早四点解了长安之围,刘镇华已经率部逃出潼关了。接到了这个消息,大家都觉得非常痛快。我为军事的胜利喜,亦为被困八月之久的长安百姓及二、三军庆。这回胜利,关系于国民军北伐者至为重大,比如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办法。当即分别电告中央,及其他各路军。在这里,我要将此次军事情形,略述一下。

长安解围的先着,是平定甘肃,甘肃不能平定,即不能解西安之围,亦不能出潼关。故当先说甘肃的胜利。

刘郁芬以师长兼任甘肃督军,孙良诚和张维玺同在他这一师中为旅长,薛子良为省长。刘是个厚厚道道的人,政治恃薛子良,军事则恃孙、张为之辅助。那时盘踞甘肃的队伍极杂,大家各拥一部分实力,或受张作霖的唆使,或受吴佩孚的委任,都虎视眈眈,集中视线,注意着刘郁芬。他们有的主张静观时变,随风转舵;有的主张积极动作,攫取地盘。态度虽有缓急的不同,但哪一个也没忘掉抓住时机,扩充个人的势力。其中受吴佩孚愚弄最甚者,当数张兆甲和孔繁锦,其次还有吴新田。他们都受吴佩孚的委任。张兆甲据陇东,吴佩孚委他为甘肃督军;孔繁锦据陇南,吴佩孚委他为省长。所以他俩态度最为积极,急要下手。到后来孔把陇南的防地让给了吴新田,与张兆甲集合力量一致动作,一个从陇东来,一个从陇南来,以兰州为目标,向刘郁芬猛烈进攻。

时我方早有准备,兰州附近的阵地构筑得相当坚固,埋设地雷,安置铁丝网,一切设备,都按照新式战术构成。孙良诚勇敢善战,张维玺足智多谋,两人都具有一种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精神,没有一处不亲自察看,妥为防备;又加上一团团长赵席聘富有实际经验,长于筑垒与埋设地雷,此回亦大得其力。由于工事的坚固,官兵又能上下一心,奋勇抵抗,张兆甲和孔繁锦猛攻多次,又加几次夜袭,均未得逞。张、孔急切不能得手,而损失太大,只有分途退却。张退平凉,孔退天水,暂时都防守不进。于是孙良诚向陇南追击,张维玺向陇东追击,没费多大气力,即将张、孔解决。孙良诚的性情是务彻底,不妥协,他把张兆甲的部队歼灭的歼灭,遣散的遣散,脚踏实地,毫不将就。张维玺的性情比较柔和一点,一战把孔繁锦击溃,将其部队稍微整理,全部改编。

当兰州危急的时候,受刘郁芬直辖的尚有驻宁夏的丁镇国一旅。丁为回教朋友,其时见南口失败,兰州受敌,因而徘徊观望,心怀叵测。孙良诚调令其来援,他迟迟不肯受命,而忘记他是国民军起来的。他的部属受本军教育至深,不受其愚。于是孙良诚致电丁旅各团,令不管其旅长如何,只顾自由行动。电到,有陈新民等团即弃其旅长,进兵往援兰州。张兆甲、孔繁锦之败溃,颇得其力。这一下使丁镇国白费心计,至今无颜见国民军朋友。

却说孙良诚攻下平凉,我即令其进兵入陕,以解长安之围。他接奉命令,便率领部队,向咸阳方面推进。这时刘镇华的司令部设在临潼,长安被他部队四五万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侦探也进不去,城内的人也出不来。这时田玉洁驻三原、泾阳一带,先受吴佩孚的委任,后又受了刘镇华的委任。党拐子驻在凤翔,也暗受吴、刘两人的收买。但在行动方面,他们是只为实际利害打算的,利之所在,什么事情也愿干;否则,谁的命令也不听。所以他们只在一旁,袖手作壁上观而已,真心实意谋救西安友军的,其时仅有邓宝珊一部。邓为人虽慷慨好义,但人单势孤,力量不够,故奋斗多时,亦空有解围之心,并未收解围的实效。

孙良诚率部到达咸阳,便布置一切,向长安围城军猛烈进击。左攻右攻,苦战约有一月,牺牲甚大,并没有获得显著的进展。其所以不能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孙良诚部不过万人,刘镇华围城军则比他多出四五倍,彼众我寡,悬殊太大。第二,孙部连年转战,已甚疲敝,此次守御兰州,攻占平凉,未及休息整顿,又接着长途跋涉,来解长安之围,困顿之情,可以想见。而敌方则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攻击自属不易。第三,兰州西安间相距太远,道路不便,又值大雨连绵,交通更是困难,以此粮秣不能接济,弹药极感匮乏。第四,他进攻之初,原希望西安城内被围的杨虎、李虎部队可以声应反攻,里外同时动作,以收夹击之功。可是城内部队被围过久,都成疲兵饿卒,已失却反攻的力量,而他们在围困之中,内部又不协调,有的虽仍坚持苦撑,不甘屈服,有的则被敌方威迫利诱,颇有主张投降求和者。第五,他又估计田玉洁、党拐子以及其他方面友军见他发动攻击,必可声援相助。可是实际他们稳坐不动,徒作壁上观。有此几个原因,所以攻围数十日,未获成功。

我在五原的时候,便洞悉孙良诚在前方的情形,乃令刘汝明、孙连仲、方振武、马鸿逵等部前去增援。同时又知于右任先生到陕,极力奔走,但没有名义,活动颇难,故又加委于先生为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并委刘郁芬为驻甘总司令,以加重他们调遣的权力。后来到磴口,又委孙良诚为前敌总司令,方振武为前敌总指挥。经过这样的布置,显得颇有头绪。可是援军来得太慢,此时孙良诚的部队在前方,苦战不下,因为雨下得太大,道路梗阻,运输困难,实已到了粮尽弹绝的地步。而敌方却又新运到一批某方供给的子弹,积极企图反攻。孙良诚处此困境,无法支持,势已非退不可。这一天孙与俄顾问薛福林商议,以为后退固然不妥,但形势如此,不退已经不行,乃决计退却。命令已经写妥,送达命令的人已经走出门外,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孙良诚忽然灵机一动,跺着脚大哭起来。他想:

总司令现在已经离开五原,正在路上走着,各路大军也正在分头进发,不知何时才可入陕,二、三军不知何时才可解围。此时我若一退,必致影响全军士气,武汉方面北伐军亦必受大影响,那时整个国民军完了,革命大业也受挫了。这样要紧时机,我怎么能退?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不能轻退……

于是将原定计划完全打消,立刻把送递命令的人半途截回,将所书命令撕毁。部属看见他如此慷慨坚毅,极为感动,于是重新鼓起勇气,振作精神,苦撑下去。孙良诚这一举,关系于国民革命业绩者实在太大,谁也不应忽视的。

马鸿逵接到援陕的命令,老不开拔,及至我到磴口,致电问他何故不开拔,词甚严厉,他方调动队伍向咸阳慢慢进行。走了很久,才到咸阳,又复停兵,总不过河,和孙良诚言明,他只可供给枪弹,不能出兵相助。孙良诚便和他说:

“这样也好,你就供给我们二十万发子弹吧。”马答应了他的要求,拨给他二十万发子弹。他的部队得到这批子弹的补充,士气大为振作。这次解长安之围,马鸿逵虽未作战,但其物质上的帮助,亦是很得力的。

增调援军中,又有某部,走到长武、邠州一带,也是迟延观望,不肯前进。究其所以如此,也有相当苦衷。因为他的部队,在南口作战,牺牲太大,枪械弹药,一直没有补充齐全,此时加入前线作战,犹疑顾虑,自所难免。可是国民军誓师北伐,哪一部分都是疲敝之余,艰苦奋斗,困难是彼此相同的。何况救人之急,如同自救,当前线如此紧急的时候,他却不顾大局,只管自己打算,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在这一点上,后来别人对他还都能原谅,唯有身当其冲的孙良诚,却因此十分恼恨,无论朋友怎样为他解释,孙良诚总是瞧不起他。

方振武后头紧跟着开来的,是刘汝明的部队;刘汝明后头,还有孙连仲的部队。刘、孙两部援军,总共不到八千人,分作两次开拔。孙由包头开宁夏,刘即由宁夏奔向平凉,前后相差不到两三天的工夫。孙良诚在前方苦撑了数日,刘、孙援军都先后开到,即在咸阳会师一处。彼此见面,不禁悲喜交集。悲的是别后彼此都受了不少的挫折,喜的是经过千辛万苦,又能在一处,共相患难。于是详商作战的计划,决定刘汝明向左路,孙连仲向右路,两面包抄绕袭;孙良诚则由正面出击。三方面同时发动,势如疾风骤雨,使刘镇华部无法招架,刘即下令退却。恰好那退却令错送到孙良诚之手,因得洞悉敌情。于是加紧猛攻,一战即冲入刘镇华司令部,使之溃不成军,狼狈退出潼关。我方获得了巨大胜利。俗语说:“打架要亲兄弟,作战要父子兵。”这话真是不错。此时胜局已决,原先观望不动的各部,也要上来立功了。孙良诚对某部之滑头取巧,极为不满,当即拦截其不许渡过渭河,闹了不小的别扭。

这回长安解围,孙良诚功劳最大。他以久战疲敝之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为国民军北伐,立下稳固的胜利基础,实在值得欣慰。故北伐中,孙良诚功勋实居第一,谁也不能否认。

长安之围既解,对于陕西的焦念之心,大觉宽慰了。我便在宁夏住下,从事部队的移调,并且训练新成立的部队。原先在五原拨交宋哲元的军官,此时将旅、团、营、连长一一委好,正式编为一师,即委宋为师长。每至早操之先,由我亲自点名训话。

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我说:

“您这是干什么呢?这些官长,既没有兵,也没有枪,算的什么队伍?”

我说:“你们不用着急。回头前方缴来枪支,后方补上员兵,马上便可成立新的劲旅。”

我虽然这样说,大家还是怀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将来真的能够成立正式队伍。可是不久孙良诚等将缴的枪械从前方送来,苏俄帮助的枪炮亦已运到,当即补充兵员,很迅速地便把一师整整齐齐地成立起来了。

宁夏为西北重镇,马鸿宾为此间镇守使,马是回教中有学问,明大义之人。其部队我亦检阅点名,官兵多姓马,别姓不过占百分之一二,全是回教子弟。又有新兵队,都无枪支,亦每日按时操练,精神颇佳。我每天尽可能利用时间,亲自整训部队。尤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会演讲三民主义而外,又编有革命精神问答书,发给各部诵读、答问,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准。有刀须磨,有枪必擦,有部队必须勤加训练,这是我毫不放松的。

此地有道尹姓邵,原为本军司书,由书记军需升任此职,对事尚能小心谨慎,只是政治知识差些。我每到一个地方,照例喜欢探听些当地掌故,以为谈助。我到宁夏,就问邵道尹曾听说这里从前有些什么好官和坏官。他回答说:“还没有打听过。”我说:“不知道志书上有没有记载?”他道:“志书上没有。”我向地方父老问悉,民国前有山东滕县人高善哲老先生为翰林出身,任此间知府,上任时候,两匹骡子,拉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他老太太,他自己在车子外边上坐着。在任数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袜,全是他老太太给做。这里从前所筑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黄河年年成灾。高老先生到任后即着手改造,每日带些干粮及待批阅的公文,打成一个小包,背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监导民工筑渠。一连五六个月,不问风雨,从不间断。渠成,地方年年丰收,原野一片江南风光,真是万家生佛。民元鼎革,他罢职归田,百姓跪送数十里,依依不舍。此为宁夏百年来最好之官。后来我到泰山住,曾与高老先生见面。那时他已八九十岁,身体很康健,犹能作蝇头小楷,每日服乌鸡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孙到泰山摘柏叶泡茶为饮料,以此为其养生之要道。他自挂冠家居,教子课孙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梓之敬爱。现已逝世一年多了。

宁夏宋为西夏国,汉、回、蒙、旗杂居,以回教势力为大。我以为回回只是一种宗教的派别,不当视为一个特殊的民族。回教、佛教、耶稣教、天主教同是世界的宗教,各民族自由信奉;但信奉哪一教,可不能就成为那一族。中国人信奉回教,不当称为回族,正如信奉佛教、耶稣教,不当称为佛族、耶稣族一样。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把信奉回教的人,加一个回族的名词,时间一久,积非成是,信奉回教的人自己也就承认了。如此生出种族界限,互相歧视,真是无谓得很。其实在回教没有传入我国以前,所谓“回族”的人民还不一样是中国人吗?这回我把这个道理和马鸿宾详谈了一番,他也表示了承认之意。

回教礼拜寺在这里极多。回教徒最洁净,晨起沐浴而后才做礼拜,礼拜五次,要沐浴三次。沐是沐,浴是浴,两不相混。沐,洗头;浴,洗身。查辞典中,沐浴二字的注释,亦是如此。另外还有两次,是洗鼻子和下身。我们北方普通人民,有一年难得沐浴一次的,比起回教徒的办法来,实在显得太不卫生了。我也在回教的礼拜寺中沐浴了几次,设备很是便利合用。法用一木桶,高悬,桶底钻有许多小孔,用时拧动关头,贮在桶中的水,便如雨一般地淋将下来,喷满人身。现在欧美各国有淋浴之法,和这个同一原理。我觉得这比普通澡堂里,许多人同时挤在一个热水池中洗澡,清洁卫生得多了。我对回教朋友,极力赞美其沐浴的习惯和方法,他们都很高兴。除爱清洁一点外,回教同胞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第一,人人虔诚奉教,忠孝仁爱的教训深入人心;第二,风俗勤劳淡朴,人人皆有职业,无游手好闲的人。宁夏遍地种烟,回教吸烟者万人中难有一人,这都是事实,我们不能不佩服。

护军使衙门建筑很堂皇,里面的布置设备也富丽阔绰。城内有一条街,也全是马云亭的房产。回教人民,彼全皆以“老表”相呼,但似此众贫我富的现象,不免使人觉得碍眼。后来马仲英率部到宁夏,愤而将其使署及房产全部放火烧毁了。

这时有清室端王住此,这人就是主张练义和团事者。义和团失败后他被充军至新疆,民国成立,仍不能回北平,即寄寓于此。这回我曾和他见面,已经很是衰弱了。

宁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东南方面出碱,稍远处尚产盐,都是大青盐。宝藏无穷,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资本又太小,所以业务不发达。若政府能帮助人民,大规模地从事开采,运销全国,必可抵制外国碱而有余。此地又产“枸杞”,曾见北平、保定一带所产者,不过尺把高,粗只一指,这里的树却高达一二丈,小的亦有五六尺。此物行销西南各省,视为贵重的补品。西南一山之隔,为阿拉善旗。我特划为县治,希望能够在地方上筑民渠,以兴水利。若能像高善哲先生一样地认真办理,则蒙古平原,将有数万顷肥田出现,即不能成为农区,亦可成为牧区。那时西北荒原必大大改观。

我在宁夏约住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即向平凉出发。在路上,汽油用完了,无处购买,后来设法买了一桶煤油,勉强对付,竟也支持了半天,唯烟太大。煤油能代汽油,这是第一次尝试。过宁安堡不远,汽车忽又坏了,我留下几个人看着修理汽车,自己换了一辆车赶路。后来知道那车损坏的原因,是因为夜间没把水箱里的水放出,那时雪夜寒天,水箱即被冻炸裂。用人真不是容易的事,这回一是坐车者不懂道理,二是开者没有责任心,不然哪会有这等乱子?

越过固原,这是陕、甘、蒙、回交壤的重镇,清代设提督于此。民国九年地震,猛烈震动达五分钟之久,全城成为一片瓦砾,死伤至多。这回我所看见的固原城,还是到处断壁残垣,满目荒凉。我住在城西小客店中,同本地回回父老,谈了些从前左宗棠来此平回乱一些的事,大家还是很带情感。

从宁夏到平凉,一路深沟绝壑,险势天成。马路为张兆甲等所筑,工程过于草率,高高低低很是难行,只算比没有强些。我沿途且走且修路,汽车行驶还得十分留心,否则必出危险。这一次曹浩森(日本陆大毕业,为国民军参谋及参谋长多年)他们坐的一辆车,便因车夫不慎,以致翻车,跌到二三丈深一个山沟中。曹先生受伤最重,在平凉医院住了很久,才慢慢痊愈。

那时大雪之后,途中积雪已被扫除,但远山近野,仍是一片耀目的银白世界。汽车在积雪满枝、槎枒夹道的柳树中迎风疾驰,饶有一种意趣。那些柳树,都是昔年左宗棠在此地主持着栽种的,可惜现在无人保护,被居民砍作烧柴,沿途所见的,已经零落稀疏,行列不复整齐了。过了好长一条深山狭谷的险道,平凉便豁然在目。时冯治安部驻此,安树德(孙良诚部旅长)为此间镇守使,邓鉴三为道尹,他们都出城相迎。进城之后,住张兆甲宅,高楼大厦俨如皇宫。一镇守使,竟如此阔绰。坐定,冯治安和安树德等来报告当地军事政治各方面情形,知道有一军械库在此,便对他们说:

“你们回去,把库里的枪械细细点查。凡能够用的,另外开一个清单拿来我看。”

他们走了不大会儿工夫,忽然听得城里西北角上“轰通”一声,仿佛暴雷似的,室中门窗玻璃都震碎,屋上的瓦也跳得多高,全城为之震动。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最初还以为是地震。我一面派人去查问原因,一面即和王铁老到门口探看究竟。一会儿一位外国牧师抱着头满脸流血,惊慌失色地跑了来,口里叫道:

“了不得!一定发生了战事啦!”

因为这天是圣诞节,他们正在做礼拜,忽然大响一声,一根木梁由屋顶打入礼拜堂里,把堂中打个乱七八糟,东西打坏不算,还有多人受伤。他们以为是我到了,战事又发动了。接着有许多父老,亦哭泣而来。其中有一商会会长,也是吓得口紫面乌,对我唉声叹气,问是不是发生了战事。我着实向他们安慰了一番。不久派去的人回来,据说是西北城角地洞里,原藏着大量火药,冯治安部有六个号兵,常在那一带练习吹号,看见那儿露出火药引线,有一小号兵玩火,不谨慎,竟把火药燃着,顿时爆发起来,造成这场不小的虚惊。话虽如此说,但我自己猜想,恐怕还是一个阴谋。因为张兆甲是平凉本地人,他这次被孙良诚打走,当有多少余党,残留在地方上,这事定是他们干的。不然何以恰在我来的时候爆发?何以如此之巧?假如我迟半个钟头进城,就正好碰着,这事完全是冯治安、安树德等疏于警戒所致。久战部队,往往容易如此大意。后来我和王铁老在街上往来散步数次,人民知道并无战事,方才放心。

平凉这一带,地处西北边陲,风气闭塞。人民对于革命的道理,还十分有隔膜,又加张兆甲等多年盘踞,在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其党羽多受吴佩孚委任,潜伏各地,人民难免不受其影响,因而兴风作浪,为革命阻力。我一到这里,即看重此点,用种种方法,从事于民众工作。除文字及口头宣传而外,又开了多次军民联欢会,由政治部编出许多新戏,都以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军阀势力必须铲除,民众力量最为伟大,革命主义终必胜利等等的道理为主题。内容通俗,形式简单,每次演出,都很受观众的欢迎。经此一番宣传,收得不少的功效,不但使人民对革命日渐了解,且使军民打成一片,互相帮助,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一般。自民元以来,此地即少受政治的波动,这一回总算把革命的浪潮灌注了些进来,留给人民一些难以消灭的印象。

在平凉接韩复榘从包头来的电报,报告张作霖调动军队,进扰我们后方,他留守包头,已经颇感威胁。我一面作必要布置,一面当即令其开拔。此时前前后后的部队,都在一种艰难的境遇之中,有的伤兵、病兵太多,无法处置;有的枪弹都缺,亟待补充;有的无衣无食,将濒绝境。要粮饷、要弹药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每一封展开来,都使我神经感到紧张,心里感到苦痛。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每年百三十万元收入的穷陕西;在后面,是一个更为穷荒的甘肃。这种种难关,如何打破?搁在我肩上的重责,又如何担当?身处此境,不由我不心焦如火,眠食难安。一天我把文件批阅完毕,走到屋外练了一套柔术,手里拿着棍子,在廊檐下来回地转着,满口里唱着河南坠子,西皮、二簧和秦腔之类,藉以遣散积闷。小声儿唱了一两个钟头,觉得心头轻松了些。这时王铁老正在旁边坐着,对我说道:

“事情有办法了!”

我问何以知道。他说道:

“平日只见你整天的愁眉皱眼,批阅着文件电稿,个个人都向你要东西,要饷项,把你弄在夹板缝里过日子,没法儿处理。长此下去,心身都受不了,假若病了,怎么得了!今天看见你能这样开脱排遣,事情就有办法了。你应当每日行之,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经铁老如此鼓励,我就天天在公余之暇,唱歌散步以资休息。如此精神方觉轻快,身体也少受损伤。一路来我们的生活极是简单,住宿是随遇而安,食则大锅菜:白菜、豆腐、粉条杂煮一起,名为“革命菜”。哪个吃,哪个自去盛一碗,无人照应。衣则随身一套,难得更换一次,以致弄得满身虱子,甚以为苦。

过往的部队到了平凉,我都一一点名,骡马、枪支以及弹药,亦都按单点验,应当改编补充的一一予以改编补充,使之整整齐齐。凡部队开上前方,都要经过此间。经过此间,都要如此办理。又每天举行朝会,各军军长以及各路总指挥,也都一样地排班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答“有”。每次开会,王铁老总是站在我旁边参观,看见此种精神,于是夸奖说:

“凭你的精神,张作霖、吴佩孚都打倒了。他们对于高级将领,是以赌博、妓女来联络;你却对他们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呼到,像对普通士兵一样。而他们也那样地严肃敬事,一丝不苟。拿这一点两两比较就可知道谁胜谁负了!”我答道:“我们现在八字还没见一撇儿,不要太说好了罢!我们实在还不够得很,我们还要多多地努力才行。”

此时每天朝会,都由我亲自讲一段三民主义;出操之前,又讲一段革命史,或是总理遗教。每天都是如此,从不间断。有一夜我梦见孙总理,他和我拉手,十分亲热和蔼。他告诉我说:

“唯有真正地爱护民众,方可实行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完全是为民众的。”

那时我和铁老同住一屋,同睡一个热炕,一路行军,都是如此。醒来之后,我就喊着铁老,把梦谈给他听。铁老说:“你的心一天到晚放在革命上头,到处都挂着总理遗像,到处都讲总理的遗教和主义。朝于斯,夕于斯,口而诵,心而唯,你一定会做这梦的。孔子常常梦见周公,也是这一样的道理。”

有一件事是最叫人伤心难过的,就是伤病的弟兄,长途行军来到平凉,有些人走不动,半途上搭便车。那时天气太冷,久坐不动,脚部都被冻得失了知觉,每到一个地方,找店投宿,就急得着火取暖。哪知脚部久冻,一触火气,立刻皮肉泛成乌紫,冻烂不可收拾。如此而冻断了脚,成为残废者,不下二三十人,这都是士兵缺乏卫生知识,官长又大意疏忽的缘故。我查悉这些情由,急着分派人员,拦前截后地去向各部队关照,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后,当先以冷布擦脚使暖,不可急于烤火。那些断脚的弟兄,遭此无妄之灾,真是可怜极了。

这时刘定五先生从西安到平凉来看我。刘为陕西省长,新旧学问都有根底,为人正直耿介。民国十二年国务院开会,以索饷事,他与财政部长大吵一场,前面已有记述,可见其为人之一斑。这回见面,和我详谈西安被围八月的经过情形。那时城中军事首脑为杨虎、李虎二人,杨、李都和他同住一处。八月光景,未尝稍离,每至形势危迫,处境艰困时候,刘即为他们讲讲《史记》和《纲鉴》,把些历史上的英雄义烈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以振杨、李之气,坚杨、李之心。又因被围太久,境状太难,弄到后来,军纪颇有懈怠的地方,亦赖刘先生极力向杨、李等申说民众必须爱护,父老必须敬重,军纪必须整饬的道理,使地方秩序得以维持。西安之围方解,杨、李极为颓丧,大有再也不当军人的意思。刘又再三劝勉,使之振作精神,继续为革命效力。西安被围八月,始终屹然不动,刘定五先生的功劳实在不可泯没。

平凉附近有一位县长名王子元,陕西三原县人,原籍山东,为人很有学问,做事踏踏实实,又能勤劳耐苦。那时大军源源过境,由宁夏至平凉一路,粮草最为艰难,唯独王县长办得整整齐齐,使过往的大军,得到莫大的便利。王县长并没有三头六臂,何以能够办得特别好?其故即在于他能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他的难处,人民都视如自己的难处。那时恰好大雪纷飞,粮草征集之后,运输方面更是困难,而王县长自己既能苦干实践,又得人民的切实帮助,难题终都迎刃而解。所以地方官若真能爱民亲民,什么事都好办,否则什么事也办不好。又平凉东北有名董子冈的地方,产粮最丰,相传其地一收,可供三年之用,普通地主之家,每家有屯粮达数千担者。粮都屯地窖中,因黄土极厚,非常干燥,故不湿不潮,不冷不热,可以久屯多年,不致败坏。那地方甚是宽大,地形也特殊之至,山沟往往阔达五、六、七、八里,人站两边,相呼可闻,然而下来一走,却是很远。这里粮食,每元可买三十斤,比别处便宜数倍,完全因为交通不便,故有这个现象。所以不收成灾,丰收亦成灾,有人提倡交通救国,恐怕不独此地为然。

一天,圣诞节,大雪不止。我有点感冒,正在房里坐着,忽然我的顾问乌斯马诺夫派他的翻译送来一只大鸟,说是刚才打猎回来,把这个送我,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那鸟周身白羽毛,展开翅膀,长达数尺,平常不大见过,据说名为“地鹏”,问及本地人,谓即所谓天鹅地鹏之鹏。我觉得他不该如此做,就和翻译说:“我请他来当顾问的,不曾请他来打猎。这是一种珍贵的鸟,把它打死,如何对得起我们国家?他以一个外国人,未得地方当局允许,就擅自行猎,我们的法律也不能容许。”

于是我把邓道尹和县长请来,问其何以不管外国人在地方擅自行猎?请他们查出法令,去和乌斯马诺夫交涉,让他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可随便玩忽的。乌斯马诺夫闻而十分惭愧,问怎样才是,我说:

“第一,得认错;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我们是革命军队,此等处万万不可大意。”

许多朋友觉得我处置得太过分,使外国朋友失了面子。我说:

“这个不然。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因为给人留面子,就连国法军纪也不要。我们不能独外,他犯了错,我自必有纠正他的责任,若不然,我何以对国家与人民?这是大关键,不可丝毫放松。”我如此一说,有些朋友就觉得很对。我们一路行军,缺乏一架无线电,和两湖方面的国民革命军难得通消息,极感不便。我把此事和乌斯马诺夫谈及,请他设法办一架,无论买或租或借都可。可是一直没有下文,不知道是没有办成抑是他根本没有去办,至今尚觉纳罕。我平时看见他发一次电报,总要经过四五次的翻译。我问其是何道理,他说国际无线电人人都可以收,必须经过多次手脚,才可以保守秘密。我看见他用豆字代莫斯科一词,又以狗字代豆字,又用树字代狗字,又以土字代树字,如此一译再译,别人接此电文,莫名其妙。这种机密办法,已成一专门学问,比之我们随便雇一录事或书记任之者,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来到平凉,本想多住些日子,把后方部队彻底整理一番,而后再到西安去。因为此时于右任先生已在长安,一切事情都有他负责,我可以放心。谁知事有不然者,其时陕西在大乱之后,境况艰难,恢复秩序,真不容易。最成问题的,就是驻军很多,为了粮饷的问题,几个首脑闹着意见,亟待解决。第一,就是孙良诚对方振武不满,不许方军开向渭河以南,追击敌军,这前面已经述过;第二,就是刘汝明率部到了潼关,在地方上弄了点钱,给兵士办了些鞋袜之类,而孙良诚部出力最多,吃苦最大,却没得一点实惠,因而彼此之间,颇感不快;第三,各方军队急需粮秣,而陕西太穷,于右任先生无法应付。于先生和他们说:

“当没有解围的时候,你们的部队,饿得没法,跑到孤儿院里去借粮,最后只剩一袋了,全院的孤儿,向他们跪求,他们才没有把那一袋借走。现在陕西的人民,也已经穷得和只剩一袋粮食的孤儿相同了,你们给他留下这最后的一袋粮吧!”

军队方面听了这话,非常气愤,李虎就说:

“谁是孤儿?我们的官兵才是孤儿!我们现在正是为绝粮的孤儿设法,使他们不致饿死!我们一直以来,热血拼命,从不后人,现在不能不顾我们死活!”

他们争持不下,意见越闹越深,使得我再也不能在平凉停留下去。因此只好提早些赴西安,免得问题闹大。从平凉出发,取道泾川,沿途道路极坏,一边走着,一边修筑。到了泾川,看见人民捐献粮食,非常地踊跃。原因是这里得了一个大好丰年,也是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向外运销,故粮价出奇地便宜,麦价每元六十斤,白面每元五十斤,其他杂粮更是价贱。因此之故,兵站上收买征集粮食,便很容易。四乡人民运送的粮食,堆满了几座土房子,柴草也堆积如山。我和百姓谈话,他们都说:

“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食,不算什么。”

他们把粮食纷纷运到县政府里去,肩摩接踵、络绎不绝。中国的人民,真是可敬可佩,只要官吏军队真正为大众谋福利,他们实在是不惜牺牲一切以助之的。(也许因为这些粮食来得太容易,那天我去看屯粮的屋子,见麦子撒满地上,左右前后,随处都是,人们践踏,狼藉不堪。我看了十分难过,乃召集负责人员,大加申斥一顿。)

从泾川到长武,是我民国二年时候走过的路,一路走着,如逢旧友一般,处处都觉得熟悉,处处都值得察看。到了长武,已入陕境,闻附近有古碑,有人约我去看。我因当时无比闲情,不曾去看,失掉机会,引为可惜。听说其中有褚遂良等所书者。这时此间有一班随随便便的部队,一会儿说是二军,一会儿说是三军,今日向地方要钱,明日向地方要粮,为非作歹,人民苦之。我令童玉振负责解决之。童旅长费了很大的麻烦,才把他们遣散改编,办得很是完善妥当。大乱之时,敌人为害人民者往往有限,反倒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军队,更为可忧。

由长武至邠县途中,宿在一家小小的村店中。因为我们随从简单,人民都不相识,这一晚旅途劳顿,我和王铁老睡得很早。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敲门,操着甘肃口音,连吵带骂。进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发威风,极是横蛮,使人家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叫副官不要干涉他们,看他们究竟闹些什么出来。他们带着三匹马,自己闯入店中,那马拴在门口树上,就把树皮吃个干净。店中只有三间房,人已住得很挤,他们就和我同屋而住。他们渐已知道我是什么人,慢慢老实了起来。我找他们谈话,自称是二、三军的人,是为送信,经过此地。于是我对他们好言劝说起来,我说人民以血汗供养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谁要欺侮人民,我们就和谁拼命。我们为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苦害我们的人民的缘故。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邻里也是百姓,你没有出来当兵的时候,也是百姓,我们怎么可以欺侮百姓呢?这样地和他们谈着,他们竟痛哭起来,由衷地表示了懊悔的意思。可见兵队都是好的,只因官长不负责任,使失教育,又加耳濡目染,养成恶劣习气,而不自知。只要把他们的良心加以揩拭,他们就立刻知所悔悟了。当日他们没有等到天明,就动身走了。

第二天到达邠州,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太王居邠之邠。历史写周太王在此,羌人前来侵凌,太王事之以币、帛、犬、马,百般委屈退让,都不得免。后来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他的土地,于是太王迁往歧山以避之。我觉得这是后人的附会。拿我的意思揣度,定是当时周太王势孤力弱,对羌人的侵略不能抵御,不得已被迫而走。后人为要替其所鼓吹的谦让的美德说教,乃故意将事实加以歪曲。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读书于此等处必不可失察。

在邠洲我住县政府中,就近查看班房和监狱,看见内情的黑暗,令人寒心。监狱在县府旁边,牢子不许犯人躺坐,在地上泼些水,使之结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户堵死,使气不能流通,黑暗如活的地狱,入其中者无不即病。班房即在县衙内,其中的囚犯,青年、老人都有。问他们犯的何罪,有的是因为官府征车,而自己无车;有的因为官府要草,而自己没有草,因此被扣。牢房是一种装着木栅的狭笼子,每房一丈见方,最多只容得二十个人,却囚着六十多个人互相挤着。人群中放一个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行之,桶中尿锈厚及数寸,臭气熏天,令人窒息。据一位曾坐过班房的告诉我,每至犯人无法受得了,若偷着就木隙门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牢子即以鞭对木栅狠打,骂着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们在这里吃啥?你发什么糊涂,还要呼吸新鲜空气!”

犯人明白其意,有钱的给以十元钱,说:“你辛苦,这个请你吃茶。”牢子放开笑脸说:“你的好意思,我不能不受。”于是放他到外面来,那里桌上摆着茶碗和花生盘。犯人刚刚坐下,就听见嚷着说:“巡房!查班!”于是又急急地被拉入笼中。查班的走近看见,又是对着笼子一阵鞭子抽打,大骂一顿。牢子就和这犯人说:“只有我的不行,还得有他的一份。”于是再拿出十元。这些都是配好的一套。想呼一口新鲜空气,竟如此之难。我看见这种情形,心里痛如椎刺。我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为县官不去查看,并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这位代理县长找来,问他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他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有办法改革。我就把为我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那个县长和我同去打扫牢房。我和他亲自把那几个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问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觉得惭愧否,并令趁早切实铲除积弊,不得再有怙恶不悛的事情。

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形,不只邠州一地如此。我连着经过长武、永寿等数县,都是大同小异。有更可恶的一种,便是一个平白无辜的百姓,可以被衙役瞒着县长,任意拘押起来,从而加以讹诈,这是整个的吏治问题,原非临时整顿所可了事的。但身为县长苟能正直不欺,胜任尽责,则亦必能弊绝风清,收到局部改革之功。

邠州以东有一个县份,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员从长安派去,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空有热情,不明事理,对于革命主义,只是一知半解,而无切实具体的认识。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他们一到地方,就向人民宣传,叫人民不完粮、不纳税。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品。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那些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的二、三军大打一顿,被逐出境。我到邠州后,因为我是西北党部代表,他们两方都来我处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的罪名相骂。我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亦不能辞其咎。当时党员中有年长老成者,约我前去讲话。我到那里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向民众发问道:“军阀祸国殃民,应该不应该打倒?”答道:“应该打倒!”“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民族国家不能翻身,不能抬头,应该打倒吗?”“应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打倒,究竟谁去打呢?”答:“主要还靠军队。”“军队没饭吃没衣穿,没有粮草马匹,可以打仗吗?”答道:“不能。”于是我说:“只靠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须人民与之合作协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这样的问答数次,又经详细地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过来。那天到会的人很是踊跃,我站在一个戏台上大声讲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末后我问一个老人,我说的这番道理,究竟对是不对,比你们以往听的那番道理如何?他笑着回答道:“他们说的那个痛快。粮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用革命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当时会场空气,极是融洽,事后军民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党与军之间的意见也化除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我知道像这样的纠纷别地也同样存在,所以特意编出数十个问答,说明军民合作的必要,送请政治部采用,广为印发,俾使党政军民之间,不致再有冲突。因为这问答小册,体裁通俗,说理明白浅显,故颇收功效。

和上述一事类似的,还有一件党政冲突的事。一天我接到刘郁芬呈请辞职的电报。我不明白什么原因,觉得奇怪,问他有何困难,何不说个明白。原来甘肃省党部负责人为宣侠父和延国符二位。他俩办有一个报纸,对政军各方首脑,滥加诋毁。五原誓师之后,大家多已正式入党,而他们还是皂白不分地谩骂。已经入党者,他们骂为投机分子;那些没有入党者,则骂为官僚军阀或反动分子。无论写文讲演,一律持这样的论调。刘郁芬每出席会议讲话,他俩总要起立辩驳谩骂,简直使刘无法自处。刘自己把他们的言论寄给我看,别人也纷电陈述他们的言行,指责为什么不把力量对付敌方,偏要在自己阵内捣乱?省党部负责人,岂可如此幼稚,如此荒唐!于是我即以西北党代表的资格,把延君(宣君已认过)自兰州押解了来,数日后才释放。其实两个人都是聪明有为的脚角,只是对于政治无具体认识,缺乏实际的磨炼,故不能顾大体、明大义,循走正确的道路。我想两位今日回想到当年的作为,自己亦必哑然失笑。

由邠洲过来,到永寿县,经过一个大深沟,看见水源充足,而周围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变动,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然而官吏不重民生,人民自己无水利知识,无兴办水利的能力,以致水源白白流出,大好土地亦都废弃无用了。我一路和王铁老谈论兴办水利的事,以为水利一事关系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钱,第二得有人,第三得有安定时间,少一件亦不易为力。谈着心里又是难过,又是兴奋。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邠州一样,参观班房和监狱。县中有一所模范监狱,表面上办得很是不坏,颇有一种崭新的气象。我在此停住数日,二军、三军都派有代表来,邓宝珊先生亦来,我一一接见谈话。问问他们的困苦,说说三民主义,又把如何整顿军纪,又如何爱护人民以及过去失败原因,今后使命的完成等等问题,切实加以讨论。连天聚晤,都是以这类迫切问题为谈话中心。

时杨虎和于右任先生等连电催促,我们即动身赴西安。车过咸阳,田玉洁和麻老九等二、三军朋友来接。其时他们仍受吴佩孚、刘镇华的愚弄,没有完全断绝关系,我和他们谈话,处处予以暗示,希望他们知所改变,不要入于歧途。过渭河不远,于右任先生和许多朋友前来欢迎。其中有各界民众团体的代表,排着行列,极是整齐严肃,我一一握手,在街外坐着谈了一会儿,当即开车进了阔别多年的长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