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者,尤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就是竭尽智谋,用尽手段,阻碍中国的统一。把中国造成割据的局面,在中国掀起长期的内乱,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攫取利益,实现其侵略与吞并的野心。它们仇视革命政权,必设法压迫之、打击之、破坏之,使其永远不能抬头,永远不能成功。一部中华民国史,写满耻辱,涂满血迹,无论翻开哪一页,都可以看见它们的幢幢鬼影。在这里,中国的军阀,被其挑拨离间,受其指使与操纵,做了它们最忠实的鹰犬。它们最初是愿意躲在它们背后的,借给款项,供给军火,支持他们的政治生命,使中国一步步入于其彀中。但一旦军阀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军阀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卫的时候,它们就不惜把狰狞丑恶的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亲自出马,给对方以破坏与打击,而使之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演出多次,郭松龄反戈讨奉之役,功败垂成,就是一个现成的实例。这次革命军北伐,全国振奋,节节胜利,眼看着军阀们已经一个个入于溃败灭亡之境。当革命军重新团结力量,继续北进的时候,于是田中内阁下令出兵,阻革命军北上。这回索性公然挑衅,不像破坏郭松龄那次的躲躲闪闪了,结果仍有十七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的发生。

津浦沿线经过几次歼灭战,我方追奔逐北,使敌兵不能自足,都向黄河北岸败退。蒋先生到了山东,一连拍给我两三个电报,邀我到济南会见,商谈各项军政要事。我在动身前,把队伍略加调度,命石友三驻防洛阳,孙连仲、韩德元共驻潼关,其余各部仍旧。处置妥当,即乘火车赴约,到了徐州,忽然又接蒋先生一电,说:“济南有事,请暂中止前来。”我不知道什么事,很是纳闷。车子停了,我细细想,若是发生兵变,蒋先生不致还有给我电报的余暇,若另有什么危险之事,则患难生死必当相共,我更无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车子继续前行。到了泰安,打电话探问,方得到济南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又知道蒋先生和外交部长黄膺白先生此刻都在党家庄。既已明白这一确实情形,我益发觉得非去不可。我的左右都劝我听从蒋先生的电告,暂不前去。蒋先生那边接连打电话阻我前行,以为党家庄距济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测之祸。我都没有听从,令车子一直开到党家庄。在党家庄车站一所清真寺里,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见面。这礼拜寺很高大,很洁净,平常日子无人进去,这天特意开了门,让我们入内坐谈。想不到这小地方有如此规模的建筑。当时蒙蒋先生、黄先生给我详谈这次事变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已连得胜利,不觉心满意足,有点懈怠疏忽。他们一进济南城,便忙着各去找乐儿,大官儿上大馆子请客,小官儿下小馆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买东西,有的各去闲逛。这些部队本很复杂,如此一来,弄得满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乱。这时日本兵已经陆续开到济南,就在街上向我们挑衅,两下发生了冲突。贺耀祖与方振武部拼死与日兵对战,一时战况很是激烈。

结果我们有一部分部队被日兵缴械,城中建筑有多处被毁,军政人员及百姓受害者颇多。最惨的是我们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污辱,终于被凌迟而死。日本军阀的兽性,可谓发挥无余。蒋先生和黄膺白先生幸亏防范得周密,不然亦难免受险。

当下蒋先生问及我处置此事的意见。我说:

“对于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场。以我一个革命军人的身份立场说,我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干,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让他认识认识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我们革命,是为民族求自由,是为国家求独立,绝不能因为他的压迫,我们便放弃了革命。我说的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话,至于为免军事冲突,从外交方面与他交涉的办法,也许较为妥稳;但这应该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张,我不应该提出来说。”

黄膺白先生接着说:“从实际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对日本开战呢?这是要考虑的。”

商量的结果,决定这回事件从外交方面着手办理。蒋先生暂回南京去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各部队全交由我指挥,撇开济南的路线,继续北伐。

这天夜间,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同在车站旁露营。我们躺在地上,满怀悲愤的情绪,久久不得入梦。仰面观着天空,蓝如静海,上面缀满着闪闪的繁星。看见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议,觉得自身渺小,简直不如一只虫豸。我们谈了一会儿应付日寇的办法,又讨论一会儿北伐的战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转回河南了。

我从开封到了新乡,接着又由新乡转到道口,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详谈济案经过,并作《五·三国耻歌》,印发各部习唱。随即在道口住下,与朱培德、陈调元、方振武、孙良诚各部接头,当即下令各部向前挺进。他们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进,有的却迟迟不前,好像让日本兵在济南闹了这一阵,就不免有点心灰意沮,以前那种勇猛无前的精神已经丧失了似的。在平汉路上,自鹿钟麒攻破张学良以后,此刻韩复榘已经一直打到石家庄。想到阎百川先生曾关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须管的话,我怕韩复榘继续前进,会引起误会,即致电令其停止待命,但须随时准备,以便于必要时可以迅速地进援山西部队。

我到道口不久,蒋先生在南京会议毕事,来电要来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员更替的事征问我的意见,我说一切都请你主张;又商谈了一些军事问题,临走时他很诚恳地对我说:

“目前外交正在紧张的时候,我还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队伍仍都归你指挥,我已经电令各部关照了。”

这时津浦线上张宗昌部队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陈调元部正向此方前进,唯动作颇嫌迟缓。平汉线上,张学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间。又第二次进攻晋阎,当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军绝不能到石家庄,将省却许多麻烦。可惜错过机会,致石家庄为奉军所据,及至韩复榘拿下石家庄,又关照我们不许过彰德,韩乃遵从命令,停兵不进。可是奉军二次进攻,势仍猛锐,山西方面虞有不支,又派人来请我出兵。我说遵守你们的约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来人说,这次是求援,以前的话不提了。我觉得与人相处,真不容易,只得令韩复榘前进,与奉军接触。张学良部队经不住左右夹击,遂即溃退。鹿、韩两部进驻南宫,津浦线也攻下沧州,直鲁各部溃不成军。张作霖看着大势已去,于六月二日夜间乘车逃出关外。张的行踪,沿路都有天津的无线电台报告。先说张作霖离开北平了,继说到了天津了,又说已经出关,接着就接到消息,说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弹。

张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多年的鹰犬。这次为什么对他下此毒手?据说是日本要求张作霖履行二十一条,而张作霖没有践约之故。本来二十一条的提请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张攻击郭松龄的交换条件。及郭松龄既被乔装的日本兵消灭,日本即要张实践诺言。张当时含糊其辞,只说待到了北京而后实行;及至到了北京,张又借故推诱,迟延不肯践约。日本帝国主义虽不如愿,但还怀着希望。这次见奉张兵败出关,一蹶已难再振,看透他不但没有履行二十一条的诚信,事实上也没有履行的力量了。愤恨之余,便决心把他炸死。卖国媚外、甘为日本帝国主义鹰犬,到头落得如此下场,恐怕张作霖到死都没料想到吧?

我得到张作霖炸死、奉军退出关外的信息后,忽然病倒了。浑身发烧,咳嗽头痛,上吐下泻,四肢无力,眼睛看东西一片模糊,两手麻木,连执笔写字也不能够,终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药发汗。热没退清,又忽受风,于是又得发汗,后来躺在床上,沉睡不醒,就连用手推大声喊我也不知道。有时偶尔一醒,眼睛总睁不开,随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了知觉一般。我想到我这次卧病的原因,实在就在张作霖和奉军身上。这长时期以来,我是不分日夜,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与繁忙之中。生活又过于没有秩序,有时整日不吃饭,有时一顿吃八九个馒头,身体精神,早已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但因责任在身,大事来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够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觉其疲殆。现在张作霖一死,奉军溃退,关内宣告统一,我这方面的任务已大半达成,千头万绪的心愿都化为乌有,于是紧张的身心立刻松弛,长时期日积月累下来的疲劳病因一时全部发作起来了。我这一病,整整地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后来多亏一位杨大夫懋代我诊治,才慢慢痊复。

病好之后,我接到孙二哥禹行去世的讣告,使我非常震惊。我整整哭了一天,而后开了一个追悼会,以表我的悲悼之忱。孙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随军西退,以至五原誓师,都与军阀殊死拼战,不稍妥协。现在张作霖已倒,革命大业刚刚见了曙光,他便溘然长逝了,连收复华北后的情形,他也不能亲见。他为人慷慨好义,有胆有识,爱国爱民的热忱,尤其叫人敬服。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竟于此时逝世,真是令人伤痛!想着我们半生厚谊,想着多年同患难的经过,不由我越想越是难过。当开会之日,我一面讲话,一面哭泣,至三四个钟头之久,终于不支,晕倒了过去,抬入室中躺下,又复沉睡多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先生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我原准备到开封和他见面,不想正从郑州上车,车站附近忽然失火,弹药房亦被波及,爆炸声不绝,建筑被毁甚多,亦颇有死伤。军民忙着救火,刚刚把火扑灭,蒋先生即到郑州,同来的还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龄夫人。邵先生我们是旧识,蒋夫人那时还是第一次见面。

那次见面,我们谈话很多。记得蒋先生曾问及我对于军区问题的意见。我对这个问题本没有特别研究,当时只根据直感所及,说了几句,以为我国幅员广大,最好还划作几个军区,较为适合;但每个军区亦不可太大。满清沿袭明制,多以两省为一军区单位,如两广、闽浙、陕甘、两江等。民国以来每个军区亦不过五省,此事可按实际情形斟酌定夺。我当时说话,毫无成见,只不过把个人意见随口谈出来,给他做个参考罢了。

从这里蒋先生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属之间恐亦不易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这回商谈二三小时,所谈大致如此。

当时我从道口移到新乡,借住道清路段长的屋子,那房子有一个宽大的院落,养着不少的花草。我往常和外国朋友闲谈,他们总说中国只有村庄,不见花草,我告诉他们说,中国不是没有花草,中国的花草都是养在私人家里,不会种在公共的地方。他们对这种习俗,很觉奇怪。我也觉得这是自私的办法,实不合理,因此我有意要在各处添设公共花园,以为社会倡导。这回我令手枪队将院外的大坑填平,将院中花草移植过去,在中间设一小型图书馆。又置办木马杠子等运动器具,以为平民游览憩息之所。后来邓哲熙亦在开封办设几处,只是数目还嫌太少。

从新乡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卫辉北门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啸台”,为晋代孙登读书讲学之址。又有邵康节先生的“安乐窝”,本地姓邵的很多,据说都是康节后人。西边有个邵公祠,现在还保存着。从邵公祠南行,有孙夏峰先生的祠堂。孙夏峰先生原是直隶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时曾在此间讲学,故立祠以为纪念。离祠堂不远的半山腰里,有个大坟,石碑上写着“饿夫墓”三字,我不知道来头,觉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问原委。后来查阅志书,才知道,这所谓饿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隶黎县人。当满清入关之初,他与孙夏峰先生等几位志士结合,到处倡导反清复明的运动,曾发动几次义兵,都未成功。当最后一次失败后,彭先生便跑到此地来,找夏峰先生商议再度举义的大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彼此意见不能一致,斗起口来,彭先生便负气走了。夏峰先生以为一定是往他处活动去了。哪知过了几天,听说有人在半山腰里发现一具饿死的尸体,夏峰先生赶紧前去探看,原来便是那次负气出走的他的挚友彭了凡先生。当时抚尸痛哭,又不敢声张,即就尸体所在,掘土掩埋,并经立碑题字,以垂久远。我看了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里不胜感动,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记其始末,即于墓旁崖石上勘刻,使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志士的事迹不致泯灭。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周围约百步。池子东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姜祠,一是元相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是一个投降蒙古的汉奸,只因他为元相,力阻元兵虐杀,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纪念。我以为他虽然是个好汉奸,但毕竟是个汉奸,实在不配后世的奉祀,因此把他的牌位移到旁边去。这池子中心还有一个清辉阁,为乾隆时所建,阁前面有乾隆行宫,那阁子曾经徐世昌修葺,仍然完整(徐在此地有别墅)。距这里不远,有端方的坟墓。我写了一首纪念国耻的诗刻在亭内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几个特点:一是蝎子出奇的多,长达二三寸,俗名大青蝎,可作良药,每晚可捕到二三百头;二是池中产鱼甚丰,味道特别鲜美,想是水质好的缘故;三是每逢庙会,出卖药材的最多,都是在别处少见的。我在这里闲住着,每日游览读书,又办些零碎杂事。我在那乾隆行宫的废址,建筑了几所屋子,作为军政人员夏令会聚之所。后来韩复榘又用这屋子举办村治学院。袁世凯在这一带有不少的田产,我都把它充公,交给一位魏某负责改办苗圃,后来颇有成绩。地方随处都有泉源,掘地数尺,即得泉水,但百姓不知利用这种泉水来灌溉土地。我乃和梁式堂先生带着一团弟兄,查看地势,着手掘泉开渠,以为百姓讲求水利之倡导。

我在百泉正忙着督队掘渠,蒋先生来电报约我到郑州会晤。我到郑州的这天,蒋先生也到了,同来的还有吴稚晖先生等数位。下车后大家到候车室谈话,吴稚晖先生很高兴,说了许多妙趣横生的的话,他为革命两个字下一种通俗定义,说是:

“因为张作霖这些军阀的办法不好,所以我们起来打倒他们,我们来干。这可用八个字来说明,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

我笑道:“这还不够,我给你补充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请你补充!”

我说:“你不好,打到你,我来。只是‘我来’不行,必须是‘我来干’,加一个干字;加了干字还不行,必须再加一个好字:‘我来干好。’我来了,不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

我说完了,大家都哄堂大笑。

蒋先生这回是经过郑州、保定到北平去,当时他们约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须稍迟几天再去。这时韩复榘部队已到达北平,缴奉军鲍旅之械后已奉命由南苑退到望都(当时各路革命军云集北平,秩序颇乱,故令其退回待命)。同时又电阻鹿瑞伯军继续北进,鹿部也就暂驻正定、望都一带。

过了几天,我从郑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坟上扫墓。坟上的树木都被砍伐,所立碑碣,都被挖倒,坟头也被挖了个大窟窿。这都是张作霖、吴佩孚干的事。他们于溃败之余,无由泄恨,竟迁怒于我父母的坟墓,真是心劳日拙,愚妄卑鄙之至了。听说他们当时本要把坟完全掘发的,幸亏本地思罗医院几位美籍朋友,看见他们的举动过于荒谬,激于义愤,一直跑到墓地对挖坟的人力争,末后说:“你们若定要扒这个坟,你们就先把我们打死!”经几位朋友这样的极力阻止,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罢手。

从前唐朝郭子仪奉命转战边疆,立功回朝,家里祖坟亦被人掘坏。皇上和朝臣以及地方官吏都觉得对他抱疚,郭子仪道:“我带兵多年,转战各地,对部众定有约束不到、注意不周的时候,尤其挖沟筑垒,恐亦不免有损及人家坟墓之事,现在我家祖坟被掘,正是不足为奇的。”我想到这故事,以为自己连年对军阀作殊死战,此时父母之坟被人掘坏,亦正是应当的事。

我在坟上铺了点草,略加整理修葺,整整地在那儿住了三天。此时细思民国以来军阀官僚政治的主要弊病,就是秉政者尽力排除异己,不能开诚布公。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都是这个作风,结果贻误国家,祸害人民,造成数十年争权夺利的内乱之局。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们万万不能再蹈此覆辙,必须真正地天下为公,真正地精诚团结,才有希望建造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把这番意思发出一个通电,吁请大家都交出兵权,使成真正直属国家的人民的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军队存在。政府对于各军,须粮是粮,饷是饷,通盘筹划,一视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发出这个电报,因为病未复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藉稍养息;只因蒋先生以及许多朋友都先后到达北平,一再来电促行,说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谒祭孙总理灵寝,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赶赴北平。我在北平西直门下车,许多朋友和军队都来欢迎。我自从民国十四年一月间离开北平,不觉三四年的光阴已经过去,这回转了一个大大的圈子,重又来到此地,眼看着卖国军阀已经打倒了,国民革命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疮痍满目、积重难返的国家,是不是能够从此就走上轨道,循着三民主义的国策一天天向前发展迈进呢?……我一路走出车站,许多感想都涌上心来。

那天在西山碧云寺祭灵,蒋先生见总理遗容,哭得不能抬头。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气又是悲壮,又是严肃。蒋先生哭了很久,还不停止。我走上去如劝孝子一般,劝了多时,他始休泪。接着,我就到南口举行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军政各界朋友多来致祭,一时人山人海。这时我仍呕吐腹泻,浑身发烧,早前的病都没有脱体。

当追悼会进行的时候,看见被收编的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三里、五里,潮水似的向张家口宣化一直开去。我想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们有何动作,我们都会成为俘虏。那时大局方定,秩序甚乱,纪律亦弛,情形多如此类,把一种庄严肃穆的革命气氛也破坏了。

这时候我深感军人读书的重要,当北平攻下以后,我曾通令各级官长,重新努力读书,重新改造自己,乃购置新书数十大箱,其中史地书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来读书。有些人颇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为革命成功了,为何还要读书?我自己亦深感学识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个地方埋头读书。希望国内有个大学允许我做一个旁听学生,我的兴趣是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以为唯有读书是重要的事。要读书,必须入学校方才得益。可是许多朋友却说出种种理由,劝我不要作此打算。我的入校读书的计划既然不能实行,于是又想到欧美各国去看看、学学。当时立下决心,拟在美国和德国各住两年,俾可增长些见识,学些东西。可是朋友们又三番四次地劝阻,把我的计划完全打消。我想我当初若能径行其志,则今日必有一些长进,或有小助于国家。至今思之,尚觉悔恨。

接着便开汤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