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成功之后,接着就开南京会议。蒋介石首先用种种方法,使他自己当国民政府主席,以前有功于革命的人,他一脚踢开。如同军事委员会中有五六十位委员,北伐一成功只留几个人,其余的全取消掉。这种过河拆桥的办法大家都不满意。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开会,提案的人是谭延闿,原案是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增加到每月八百元。原文读完后,我发表意见:“西北五省旱灾,许多人都没饭吃,若不设法救济,一定要饿死很多人。这话已经向大家报告过数次,今天首先应当讨论赈灾的事,那才算为革命的政府;谁想到救灾的事一字不提,先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加薪到八百元,若是我们认为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我们公务员是仆人,我们能不能看着主人饿死,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先来加薪呢?”我一说完,谭就说:“‘忠信重禄’,非多加薪金,做事的人不能忠心。”我说:“重字你说八百为重,还有人说八千为重,八万为重,只要他不以人民为重,多少薪金也不会忠于国的。”接着就是戴传贤起来说:“有人说,我们应当茅茨土阶筚路蓝缕,我们跟着孙总理革命是经过许多困苦艰难的,今天革命总算成功了,我们应当享受一点才对呢。”我说:“革命成功的话,不很妥当。”为了革命,中华民国的人民死了千千万万,哪里不是寡妇孤儿,无人闻问,怎么叫成功呢?若说成功,只可说昨天我们是流氓,今天当了什么院长;说到享受的话,范文正公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革命的人,应当是人民大众先享受了,然后我们再享受;不能说人民连活都活不下去,我们先来享受。”我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这个案子我是反对到底!”蒋介石说:“既是这样,先把这个案子搁一搁,改日再谈。”结果,西北五省的旱灾是没有人过问,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还是偷偷地按八百元发的,你看可恨不可恨?

在南京开编遣会议,大家都到齐了,有六七十位。先向总理遗像行礼,完了,蒋介石就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什么?就是要真真实实服从命令。后边有人说,既服从命令,就下令得啦,何必会议呢?蒋把这话都听见了,可是他却假装没听见。开会提出案子是蒋提的,这案子就是每个集团军不管人多少只留十二个师,其余的人都遣散。当时有位李先生站起来说:“关于军事,我是外行;不过我知道的,我要贡献些意见。若是一个集团留十二个师的话,一定有的集团军要再报募六七个师才够数,有的集团军得要裁下去十几个师才成。若是这样,怎么能说是公平呢?不公不平,没有不出事的,请大家小心,请大家注意!”接着还有好几位说话,意思与李先生的差不多。蒋要消除异己,他自己已经有了决心,无论说什么,一定要依着他的提案去办。实在的情形怎么样呢?蒋派人在北平一带新收了十几个师,另外的保存着,这是人人知道的,也就是一件真正不公不平的事。中国之乱,人民得不到平安的生活,就是蒋介石的自私自利的打算弄成的。

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画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找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结果还是推我出去。我对民众们说:“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一世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他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在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法治国家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能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我说完了,民众们就鼓起掌来。后来听见说,蒋介石对于我这次的讲话很不痛快!

在南京的汤山,蒋介石请我去洗澡。我一看那里布置的好极了,门口外边有两个宪兵,院子里边有各种的花草,有厨房预备着,什么时候来,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里面有几个洗澡的池子,这就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众进不来,就是小官也进不来,大官若与蒋没有关系的也进不来。我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蒋说这话是对我下了挑拨的作用。

我对蒋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能装下全国人,若当全世界的领袖肚子里要能装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又能实做出来,无论他们占领哪里,无论他们拿了哪里,都是你的膀臂,都是你的兄弟,也都是为你做事的,何必顾虑这些呢?”蒋介石听我说了这些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没有几天,何成浚就在北平发动了驱逐白崇禧的事,又不久蒋介石把李济深将军扣起来了,也是那几天,在上海警备司令姓熊的贩卖鸦片烟土和上海的张将军打起来了。

蒋介石和古应芬之争。这天晚上,我在蒋介石家中吃晚饭。刚吃完饭,坐在客厅里,古应芬拿着许多电报来找蒋看。蒋问:“有什么要紧的事么?”古应芬说:“没有别的要紧的,只是熊式辉在上海贩卖鸦片烟土的事闹得很厉害。”蒋说:“熊式辉决不会贩卖鸦片烟土,这是随便胡说。不会有这个事情。”古应芬说:“这里有电报是这样说的。”蒋说:“有电报我也不信。”古说:“信不信是一件事,舆论又是一件有关系的事。”蒋说:“什么舆论,舆论,舆论!我拿三百万元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我全不信。”古应芬说:“既是你全不信,公事也不用看了。”蒋介石因为我在那里,不好意思的,就叫古先生在别的房子歇一歇,等一会再看。我站起来说:“不要耽误你们的公事,我走了。”

我在路上想,舆论就是狗屁么?蒋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蒋介石解散军队之新法。我在军委会问他们第一集团军队发多少饷,给多少川资,给省县之公事如何办法。一位姓贺的是中将阶级,他说办法简便得很。我说请你说给我听,贺说:(一)预备火车一列;(二)红绿纸的标语各二百份;(三)军乐队,若无乐队用本地吹鼓手也好;(四)招集一些民众;(五)把要解散的军队集合在车站上,架起枪来;(六)先是军官讲话,不外说今天欢送爱国的革命的军人退伍还乡,不要名,又不要利,这是伟大爱国的行动;(七)接着民众代表也如此说;(八)接着即把军队徒手拥上车去;(九)大家即呼口号:退伍军人万岁;(十)汽笛一响即开车了。以上这十条即是退伍的好办法,不用什么钱,没有一个人愿当兵。这是蒋介石用过的好办法,我听了觉得出奇得很。过了没有几天果然由蚌埠解散了有三四百人,是用那位贺先生说的办法。火车到了浦口,就把车站打了又抢了,接着报告说打过下关来了,不到半点钟又报告打进南京城来了,银行都被退伍兵抢光了。又说同宪兵员警打起来了,互有伤亡。不到两个钟头全城大乱起来,最后无法只得调军校学生出去打退伍兵,因此死的兵和死的百姓也不少。我那时是军政部长,但是第一集团军蒋的军队不叫他们归军政部管,你看这件事是多么出人意料之外吧!是不是别有一副心肠呢,我不知道。

有许多伤兵到军政部来告状。他们告的是第一集团军所辖伤兵医院院长,他们告这位院长克扣伤兵的饮食费和用费数目很大。我叫军法司把那院长找来一问属实,要把那医院院长治罪。院长说,他太冤枉。我问他为什么冤枉。院长说:“任何院长都弄钱比我多,别的院长没有被告,光告了我。”因为这医院是第一集团军的,所以我就把这院长说的话对蒋说了。

蒋说:“您不必问了,我自己来查吧!”结果院长并未治罪就算完事。

有一天我正在蒋介石那里坐着谈话,有人说,有一个日本人叫布施胜治来见蒋。蒋问我:“认识这位日本人不认识?”我说:“认识他,前两天曾在我住的地方见过他。这位日本人写过一本书,说冯玉祥和苏联订的有卖国条约。前两天他又说那本书是因为有人给了他两万块钱,他认为错了,现在又要写本好的书。我对这日本人说:‘你写的好与我没关系,你写的坏我也不恼你,总要问自己的良心平安,每一件事件,每一小时都要觉得良心不受责备而已。我也决不告你,你毁坏我的名誉。’今天这位日本人来见你,你可要小心。”蒋说:“日本人这样写书的很多。”

一九二八年九月我在南京三牌楼住。那一天我不见客人,蒋介石同他的夫人带了野餐与一棵很长的人参来看我。我的副官对他说:“不见客。”蒋说:“你们不要管。”他一直到楼上,蒋说:“我们出去吃野餐。”我说南京城外我不熟识,只有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是在和平门外,这是我所知道的地方。蒋说:“好,我们就去那地方。”后来我们在晓庄师范参观并给蒋介石介绍了陶行知。到了民国十八年因为我认识陶行知,蒋反对我也把陶行知的晓庄师范给封门了,我真想不到蒋会这种做法。

南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都是蒋自己圈定。我对蒋说,这种办法不好,若是大家随便选也选不掉你。可是蒋不听。结果蒋的亲信都被圈上,其他多有学问或对革命有贡献的都没有圈上。这样一来党中的朋友们闲话就很多,蒋这种办法使得许多朋友没有法子不攻击他。这是扩大会议会成立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