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离着南京近了,唐生智首先将南京城外的许多房子烧掉了,为了免得被敌人利用。结果敌人来了,队伍全都垮了,有的军队投降日本。不到三天,日本鬼子把中国投降的军人枪决了七万多人,那就不要说各界的人民了!受日本的奸杀淫掠,无所不为。

无论什么人看见,都是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这种兽行,这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的。

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一个地洞的旁边。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对蒋介石说:“对待伤兵应当优待,不应当用宪兵开枪把他们打死。武昌街上,宪兵打死了好几个伤兵,若是这样办,军心怎么维持呢?”正说着话,孔祥熙进来了,蒋介石问他:“有什么事?”孔说:“有一个电报。”蒋说:“什么电报?”孔说:“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汉奸政府。”蒋介石装听不懂,说:“王什么?”孔说:“王克敏。”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子一样,说:“万不会,万不会。”右手的食指,指着孔祥熙说:“你知道王克敏是咱们的人,最可靠了,何况王同我的关系最深,王怎么能做这个事呢?这完全是谣言,你不可相信,这是离间我们。”我听蒋介石这一段自己骗自己的话,我站起来说:“你们有事可以谈,我先走。”蒋问:“您有什么话说?”我答说:“我同你看的不同。据我所知道的,一百分中有九十九分,王克敏一定会当卖国贼,请你留心看着吧!”果然没有三天,王克敏在北平组织了汉奸政府。蒋介石的眼睛同瞎了差不多,他拿着好人当坏人,拿着坏人当好人,什么事情不糟糕呢?真是有眼无珠的人哪。

许多中央委员都退到武汉来了,每个星期有两次谈话会都是在汉口开。这一天开谈话会的时候,是午后两点,讨论的题目是民众运动。头一个说话的,是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叫李敬齐。他说:“要什么民众运动,民众运动有什么意思?我们对于民众运动最好是用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这个办法比什么办法都好。”

李刚说完,就有位姓刘的,贵州省的刘建群也是蒋介石的心腹说:“对付民众运动,最好是用打狗棒主义。什么是打狗棒主义呢?就是由宣传部里多订条款、规则,谁要发起民众运动,就叫他先立案,说他某处不合格,一推两推一年就下去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么?假如我们不用这个办法,这个也来民众运动,那个也来民众运动,那就如同把打狗棒放下了,狗来咬你,还受得了么?”一面好像津津有味的样子。他们两个刚说完,邵力子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谈话,我向来没有说过话;今天听见这两位同志说的太不像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话。像说国民党的‘包而不办主义’,在哪一本书上有这个话?这不但是乱说话,而且是污辱国民党。另一位同志说‘打狗棒主义’!你说的这狗是不是人民呀?那样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兄弟,不都是人民大众么?简直地说,这话太伤众了。”经邵力子先生这一度教训,那两位蒋介石的心腹,CC的台柱子,一句也不说了。过了没有两个星期,中央在珞珈山开会,就把邵力子的宣传部长免掉了。从此可以知道,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是什么情形了。也可以看到党是为谁家的了,党对人民怎样看法了。

李烈钧将军由江西武宁赶了来,他见了蒋介石,蒋问他:“有什么话没有?”李说:“我来就是为说话的,不过我深知道,我说的话,你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好。”站起来就走。

蒋介石一把手抓住他,请李坐下说出来。这样闹了三次,李才痛快地说:“一、抗日主张万不可改变,只要你坚决到底,失败也是成功,成功更是成功。二、既然决心抗日到底,就不要用这些投降派在你的左右,赶紧把他们赶走。三、你自己要飞到莫斯科去,亲自和斯大林商量,他一定会帮中国人的忙。四、时时刻刻要替老百姓着想,万万不可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掉人民。最后,我告你说,不是我们想把你骗走,我们来得你的地位。你的左右要知道,他们都靠着你吃饭,他们以为你一去不回来了,没有地方吃饭了,请你不要同你的左右商量。”

蒋介石满口地说:“好极了,好极了。”李将军来到黄土坡我住的地方,马上把他对蒋说的话,又亲自写出来给蒋介石送去。拿这件事情看,就知道李烈钧将军对于国家真是忠肝义胆。可惜的是,蒋听了之后,全当了耳边风,一点也不去实行。

汪精卫在汉口召集一个最高国防会议,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在汉口中央银行。出席的人:于右任、孔祥熙、居正、何应钦;列席的是: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主席是汪精卫,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由徐谟次长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廿八日接到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廿九日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敝人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同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驻兵区域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不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领袖。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华北维新政权成立,应任其存在。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四、对于排日问题须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越所表示之态度去做。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有好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中国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王二部长之后,希望能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复电,请陶大使前往一谈。陶大使又引希特勒之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说,在希特勒看,日本要之条件并不苛刻。拿这段事情看,蒋介石找汪精卫召集的会议没有找我,为什么?他们是为秘密。

为什么秘密呢?他恐怕我反对他们这种出卖抗日的辱国行为。

蒋介石在武汉办一个军官训练团,负责任的姓万,他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讲了一次话,有两个半钟头。我听见姓万的说,蒋介石在这里刚讲了三个钟头走的。午后我在汉口看到于右任先生,我对于说:“今天在军官训练班听说,蒋介石在那里讲三个钟头的话。”于先生说:“他一次讲六个钟头八个钟头也没用,他现在不是讲话的人;他要用讲话的人,比他讲得好的人有的是。他这种白费力的办法,费力愈大事情愈坏。”我觉得于先生的话很对,真是识大体,明大义,顾大局的话。

就在这几天,珞珈山开中央会议,向来的习惯一开会就先推举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我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开会可不可先推举一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蒋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每次推举了宣言起草委员会,他们一二十位先生集在一起,总是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千年万世,‘以不变应万变’的臭而且长的文章写出来,总而言之是什么好就说什么,实在考查半点都没有做。很多人都说,国民党把好话都说完了,把坏事做尽了;这一次我们来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我们就是要注重实行,实践实作,不说一句空话。”蒋笑了说:“好极了,好极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是白说了,因为蒋的脸上的细纹都表现出来:绝对不赞成我说的这些话,后来果然没有消息了,可叹不可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