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是办在重庆之南的南温泉,第二期是在重庆复兴关的山顶上。

后来在复兴关下边,盖了很大的房子,以后多少期,都在这新房子里。

第一期毕业是一个月的期限,毕业的时候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是丁维汾主席,我也在场。

先是一位安徽省党部的委员站起来问:“我们从安徽来,是从敌人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们以为应学些打游击、指挥军队的办法,回去好同日本人作战。哪晓得到这里竟学立正、稍息,只说立正要六十度,把我们弄得腰疼腿酸。你们这些常务委员管什么事?你们是怎么弄的?我们一点都不明白,国家都快完了,你们这些常务委员是不是都睡觉了?”

问得主席没有话答,丁维汾只是笑而不言。又一位山东省党部委员站起来问:“讲新生活的教官一上台就说:‘我向来都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东西?偏偏叫我来讲,我讲什么呢?’我们走几千里路到这里来,冒了多少次的危险,费了多久的时间,到这里来受一个月的训练,就受这种训练吗?这样子不是中华民国倒楣了吗?你们若不能办,不办不是好么?”

又一位江苏省党部的委员说:“主席,你们看,到谈话会的人有多少?在那住室里,至少有一半没有来参加,你们知道为什么不来吗?因为跟着党里的人来,青年团的就不愿意,若跟着团里的人来,党里的人又不愿意。人家现在公开地说:‘乾脆我们就不去,不论党和团,我们都不参加。’这是实在的情形,你们当主席,当常务委员,你们到底负责任不负责任?你们办事办得这样,什么事情不办坏了!”

又一位江西省党部委员站起来说:“在讲堂上讲功课,一位教官说:‘国民党太腐化了,并且是太无能了,我们要组织青年团,把国民党打倒,我们来代替他们。’主席,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跟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人,我们是国民党的党员,能怪我们么?我们在讲堂上把教官打了,你们知道吗?你们既然办训练团,应当不应当要个妥当计划呀?你们不是把党弄着玩,把国家弄着玩吗?”

主席旁边坐的三个人,一个是陈立夫,一个是张厉生,一个是朱家骅。丁维汾除了笑以外,什么也不说。还是朱家骅当每一个人骂完了,他站起来说:“别骂了,同志,骂的够瞧的了,下次我们一定改了。”他们三个人脸比红布还红。还有许多省党部委员顿着脚,捶着胸,骂着说,“你们都是饭桶,为什么把事情办得这样坏?”朱家骅又站起来说:“我也知道太坏了,请你们留点脸吧!”

这次的谈话会,就这样闹了两个钟头才算散会。过小河的时候,我同丁维汾坐一条小木船,我问丁维汾:“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把我找了来?”丁维汾说:“他们找错了人,他们不愿意你知道这些事,也不愿意我知道这些事。”丁又说:“糟糕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不知道糟得这么厉害,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说了,人家也不听。”丁说完了这话,一连长叹了两声,再也不说了。这就是蒋介石花了几百万万办的中央训练团,中央训练团的精神都是这样。

头几期的中央训练团是常常找我去讲话,那时是王世杰负责任。王把蒋介石讲话的本子印好了,告诉请来讲话的人,拿着印好了的本子念给大家听。我对王世杰说:“若是这样,你们念就好了,何必找我来。”王说:“别人讲话都愿意这样办,为的是省事,你如不嫌麻烦,那么你自己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就把蒋介石的本子翻开,关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我找出蒋指出的是不对的,我就演绎出来给大家听。那里有个负责任的姓段,是一位小法西斯,他玩的一些办法太缺乏常识。如同请的各院部长,讲他们各院部的事情给大家听,有的是浙江口音,有的是湖南口音,一百个中总有五六十位听不懂,甚至还有百分之九十听不懂。又每次听讲的有两千人,讲话的人的声音只有一百人可以听得见,那些人们也就在那里站两个钟头,这些受训的人怎么会满意呢?结果是前面讲,后面就骂。

后来有位姓王的负责训练团的责任,他用种种方法教给学员们一见蒋介石就把帽子抛有二丈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最好把皮带也解下来,和帽子一同抛那么高。当然免不了有些教员和学员不肯那么谄媚,就问姓王的:“这种动作出于哪本书?中国书有吗?”姓王的回答说,“你们自己不读书,还问我,义大利的领袖墨索里尼,德国的领袖希特勒都喜欢他的部下对他这样做。”第二天就把几个问话的开除了,那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还没倒台。